列寧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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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列寧/蘇俄/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經驗

【正文】

［中圖分類號］A2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1)01-0001-05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就領導俄共（布）和蘇俄工農群眾展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到1924年列寧逝世，有7年的時間。總結這一時期列寧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對于我國當前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第一，從蘇俄的實際出發，謹慎地、漸進地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十月革命勝利時，蘇俄是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小農占全體勞動者的大多數，生產力水平低下。在這樣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充分注意這些情況，采取特殊的辦法和措施。1918年1月，列寧在全俄工兵農蘇維埃“三大”上的講話中提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不承認這樣一個明顯的真理，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漫長的、比較困難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將取決于占優勢的是小私有制還是大私有制，是小農業還是大農業。”[1]他還說，愛爾蘭這樣一個人人識字和全國都是大農業的小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和俄國這樣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大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情況將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比較容易、比較快地完成過渡任務，后者則需要經過一個比較困難、比較長的過程才能完成這個任務。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在俄共（布）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工作報告中，在講到過渡問題時說，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有具備了實力雄厚的大工業基礎，才能保證實現過渡的任務，“而在我國，第一個特點……就是我國的無產階級不但只占少數，而且是極少數，占大多數的是農民。”[2]他認為，由于這種情況，俄國無產階級需要同小生產者打好多年的交道，這樣就有必要在經濟生活中實行自由貿易。在這次大會上，在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中，列寧在講到無產階級同小農的關系時說道：“毫無疑問，在一個小農生產者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這些辦法在工農業雇傭工人占大多數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3]以上的材料說明，列寧對于俄國必須采取特殊的辦法和措施建設社會主義，認識是深刻的。

列寧領導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與上述思想認識是一致的。在十月革命過程中和革命勝利初期，列寧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可以采取的措施是“計算和監督”。所謂“計算和監督”，指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團體或蘇維埃國家的某些國家機關，對企業的生產和分配過程進行監督，對有關帳目進行計算，從而達到制約資本家的活動和有利于無產階級利益的目的。1918年4月，列寧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的主張，認為在俄國實現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重大的進步。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也是指不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由蘇維埃國家政權對企業的生產過程進行干預、指導和引導。上述這些措施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不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不是急風暴雨式地消滅資本主義）。由此可以認定，它是謹慎地、緩慢地、漸進地推動社會主義進程的措施。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更是主張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作用，利用市場和商業的作用，漸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更能說明他主張謹慎地、緩慢地、漸進地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

第二，適時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無產階級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使自己和全人類都獲得解放，主要依賴于奪取政權的斗爭取得勝利并在新政權得以鞏固時及時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進行了這方面的實踐，留下了寶貴的經驗。1918年4月，列寧曾提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須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4]。還說：“我們用鎮壓的方法獲得了勝利，我們也能夠用管理的方法獲得勝利。形勢改變了，對敵斗爭的方法也要善于改變。”[5]這里所說的，就是轉變工作重心，即把工作重心由對敵人進行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轉到管理經濟、發展生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在這一時期，他不僅提出了轉變工作重心的要求，而且提出了管理經濟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如向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學習，加強國家干預經濟和引導經濟的力量；借鑒美國的泰羅制，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啟用舊社會過來的技術專家和生產管理人員，利用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為蘇俄的經濟建設服務。1921年春列寧領導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意味著深層次地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變，這一轉變使蘇俄走上了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途徑，為蘇俄發展國民經濟注入了新的動力。

第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持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恢復國民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局面。可是，1921年春蘇俄出現了社會不穩定和政局不穩定的問題。一是農村的許多地方，如烏克蘭、頓河流域、西伯利亞的農村，一部分農民進行騷動和暴動，毀壞農業生產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燒毀國家的糧食倉庫；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階級隊伍不穩定，一部分工人離開城市和脫離工人階級隊伍，到農村去尋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數量銳減，另一部分工人則在工廠里舉行罷工和示威活動，以表示他們對國家政策的不滿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發生了喀瑯施塔得叛亂，即蘇維埃俄國的海軍基地喀瑯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發起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要求建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這場叛亂的發生，意味著蘇俄的政局不穩定已經深刻化和明朗化，或者說蘇俄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上述不穩定問題的發生，原因之一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特別是余糧收集制，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二是多年戰爭造成的經濟生活的嚴重困難；三是敵對勢力從事破壞活動。

列寧領導黨和國家政權采取了穩定政局的措施。其根本的措施是改變經濟政策以促進政局穩定。改變經濟政策，主要是改變了國家的糧食政策，即由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制；改變了禁止買賣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政策，允許自由貿易；改變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發展，并且實行租讓制，把一部分國有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讓他們到俄國來經營等等。從列寧當時的思想和實踐看，改變經濟政策是為了促進政局穩定。

為了促進政局穩定，列寧還提出了必須采取的其他各種措施。如他要求黨組織保持思想上組織上的高度統一，同政治動搖現象作斗爭。列寧在黨的十大報告中指出，蘇俄政局的不穩定，實質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動搖，即作為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和作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上發生了傾向于資產階級的動搖。為了反對這種動搖，實現國家政局的穩定，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講團結，守紀律，思想上組織上高度統一，齊心協力地投入工作和斗爭。他說：政治動搖的危險性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危險性無疑要求我們更加團結，更守紀律，更能和衷共濟地工作。否則我們便不能戰勝命運給我們帶來的危險。”[6]列寧提出，為了達到穩定的目的，黨必須接近群眾，相信和依靠群眾，反對政治動搖現象。當時他在《論糧食稅》一書中提出：“我們將采取一切辦法和尚未接觸過政治的勞動群眾建立更緊密的聯系”[7]。在他看來，同群眾建立聯系的目的，是為了掌握群眾的情緒，對群眾作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如向群眾解釋蘇俄在國內戰爭時期為什么必須采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為什么只有工人階級的政權才能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向新經濟政策轉變意味著什么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在接近群眾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選拔他們作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列寧認為，為了達到政局穩定的目的，還必須同敵對分子作無情的斗爭；必須整頓黨的組織，端正黨的形象，促進政局穩定。

第四，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大力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全體黨員和廣大工農群眾推進自己的事業，無論是推進奪取政權的斗爭，還是推進建設社會主義，靠的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激發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使全體黨員和工農群眾自覺地獻身于求解放的斗爭。在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無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同國內外敵人作軍事上的政治斗爭，以英勇無畏的精神保衛蘇維埃政權。這時列寧主張對紅軍戰士和工農群眾進行革命英雄主義的思想教育。1919年春，高爾察克白匪軍在西北利亞地區叛亂，東線局勢趨于緊張。列寧起草了《關于東線局勢的提綱》，提出了一系列克敵制勝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加強紅軍中的宣傳鼓動工作。他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工會都參與這次軍事行動，參與做宣傳鼓動工作，東線局勢穩定后不久，南線的局勢又緊張起來，黨把軍事工作的重心轉向了南線。列寧再次提出，要加強紅軍中的宣傳鼓動工作，說：“凡是已應征者集結的地方或駐有衛戌部隊尤其是后備營等等的地方，共產黨員……都應當行動起來。他們應該毫無例外地組織起來，幫助動員，并在已應征者和當地駐軍的士兵中進行工作”。[8]列寧還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和全體政治工作干部認真地做好對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列寧看來，在紅軍中進行思想教育和宣傳鼓動工作，目的在于使士兵懂得為誰打仗，應怎樣去戰斗，從而提高紅軍的戰斗力。

蘇俄歷史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后，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決定采取有利于小農經濟發展的政策，采取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這一時期，列寧進一步強調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1年10月，他在《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一文中說：采取新經濟政策是一場“政治變革”，“必須使群眾都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不僅是認識，還要使他們把這種認識付諸實踐。我認為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的任務就是由此產生的。”[9]意思是說，必須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群眾理解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方法和步驟，獻身于這項事業之中。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提出了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三大任務：一是教育一部分黨員克服自滿和自大情緒，踏踏實實地學習做經濟工作；二是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三是反對貪污受賄。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由于黨的方針政策迅速地轉變，無產階級隊伍中一部分人缺少思想準備，感到灰心喪氣，甚至于在行動中有抵觸情緒。針對這種情況，列寧指出：“在這里，政治教育委員會要同這種現象作斗爭的任務就提到了第一位。”[10]意思是說，黨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端正這些人的思想認識，保證新經濟政策的順利實施。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五，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時期，面臨不斷發展的革命形勢，第二國際及其各國黨的領導人竭力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否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特別是否認無產階級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必要性。不批判他們的錯誤觀點，不恢復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本來面目，俄國以至全歐洲的革命則不能順利向前發展。1918年5月，列寧曾提出：“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和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斗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就無法進行。”[11]即認為如果不同錯誤觀點作斗爭，不維護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則不能使廣大群眾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影響，這樣也就不可能有各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在如何認識“戰略退卻”的問題上，列寧主張批判“社會主義失敗論”，維護和捍衛蘇俄人民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戰略退卻”。是對馬克思主義戰略與策略理論的正確的、靈活的運用。可是當時，資產階級分子對蘇俄的“戰略退卻”極力作出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解釋。由俄國前立憲人組成的流亡在西方的人認為，蘇俄“定會走向通常的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失敗了”。針對這種論調，列寧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指出：“戰略退卻”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我們有國家政權，我們有許多經濟手段；如果……建立了同農民的結合，那我們就會成為絕對不可戰勝的力量。那時，社會主義建設就不僅僅是作為滄海一粟的共產黨的事業，而是全體勞動群眾的事業了。”[12]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領導蘇俄無產階級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主張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前所述，1918年春，蘇俄鞏固政權和鎮壓敵人反抗的斗爭已經告一段落，列寧提出必須把黨和國家政權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管理俄國和發展生產上來，并且提出實現這一目的的根本途徑是實現國家資本主義，即認為管理俄國和發展生產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來實現。他在有關文章中說：“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國，在蘇維埃俄國，確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將意味著什么，那么任何一個沒有喪失理智、沒有被書本上的只言片語塞滿頭腦的人一定會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的救星。”[13]當時黨內有的人反對在蘇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散布了許多錯誤的言論。列寧說：“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夠抓住書本上的只言片語而忘掉現實呢？現實告訴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進步。”[14]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在這里說，任何一個“沒有被書本上的只言片語塞滿頭腦的人”一定會肯定國家資本主義，不能“抓住書本上的只言片語而忘掉現實”，這些論斷具有極深刻的含義。因為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提到過，在他們的著作里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現成答案。如果僅僅從書本知識即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出發，則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即不可能為蘇俄恢復和發展生產找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看來，上述列寧論斷的含義包括：反對以書本知識塞滿頭腦，提倡從書本中擺脫出來，大膽地進行探索，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領導黨把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再一次提上日程。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他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國家資本主義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沒有遇到過的新事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只言片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們必須自己去找出路。”[15]在他看來，所謂“自己來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縛，到現實生活中去開創前進的道路，并且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十月革命后，列寧還就怎樣認識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革命的必然性，怎樣認識蘇俄革命的前途，怎樣發展生產力和怎樣進行文化建設等一系列問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第六，既堅持黨的領導又加強黨的建設。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以后，領導工農群眾進行了奪取政權的斗爭和鞏固政權的斗爭，進行了恢復國民經濟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實踐。1920年，列寧在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指出：“沒有鐵一般的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16]可是，黨內有些受錯誤思想影響的人否定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并且把政黨與領袖、群眾與領袖對立起來。針對此列寧說，在現代文明國家內，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集團來主持的，因而把政黨與領袖、群眾與領袖對立起來是十分錯誤的。他還說：“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否定政黨就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崩潰的前夜……跳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而不是進到它的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后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都還要存在好多年。”[17]意思是說，只有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消滅了階級，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政黨才會消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由于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作為領導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存在，必須發揮它的作用。

列寧在強調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提出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實踐中，他領導黨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以及黨的政治路線上不斷地加強了黨的建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強調黨組織的統一，反對組織的活動。新經濟政策初期，黨內出現了幾個各自有其綱領、反對黨中央正確決策的派別集團。據此，列寧在黨的十大有關文件中指出：“目前許多情況正在加劇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的動搖，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保持黨的隊伍的統一和團結，保證黨員相互之間的完全信任，保證在工作中真正齊心協力，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志的統一。”[18]他指出了派別活動的危害性，要求消除派別活動。如他在大會有關文件中提出，代表大會毫無例外地宣布解散一切按這個或那個綱領組成的派別，如“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責令立即執行，凡不執行代表大會的這項決定者，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列寧逝世前夕，要求加強黨中央的團結，防止分裂。他認為，當時黨中央主要的幾個領導人的工作作風和性格特點，使黨中央面臨分裂的危險，防止這種危險的辦法就是增加黨中央委員的人數，并且選拔普通的工人黨員和農民黨員擔任黨中央委員，這樣一是使黨中央本身的力量比較強，可以用集體的力量防止少數人的分裂活動；二是有利于黨的中央機關接近工農群眾，了解群眾的情緒和要求，按照群眾的意志正確地制定黨的路線和方針。

綜上所述，列寧領導蘇俄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是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的、重要的、寶貴的歷史經驗。當時列寧面臨的問題和進行的實踐，當前和今后會不斷地以新的形式出現在改革開放中的共產黨人面前。所以，我們應該善于借鑒列寧的歷史經驗，解決我們前進中的問題，達到順利地推進我們事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