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治國方略比較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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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治國方略，就是治國的方法、計謀和策略。它包括理論，但主要是指實踐，是指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計謀策略，也可以說是領導方法、領導藝術中最高層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鄧小平都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治理國家的主要代表。他們的治國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處。將他們的治國方略加以比較研究，總結出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提高領導干部的政策與實踐水平，治理好我們的國家，是很有益處的。現試對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較。

、鄧小平治國方略之相同點

、鄧小平的治國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導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即使在蘇聯東歐巨變、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指出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仍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他們提出的治國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制定的。

第二，治國道路是相同的，都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以他為主創立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他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堅定地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他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完全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獨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以他為主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具有創新精神，從不墨守成規、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獨創性的貢獻。

第三，治國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黨的七大上，就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光明的中國”（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頁。）。1954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他提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頁。）的目標，要求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到60年代，他進一步提出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頁。）。鄧小平不僅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是相同的，國體都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次，都重視民族工作，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視統一戰線，認為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擴大為更加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四，都重視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提出各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鄧小平進一步把這個方針作為制度確定了下來；其五，都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首創了這一理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鄧小平不僅重視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且重視從經濟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彌補了著重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經濟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作為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盡快改變國家的貧窮落后狀況。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明確提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頁。），“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后來他又提出要實行三個轉變：一是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二是由革命到建設；三是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鄧小平對經濟建設更加重視，在1975年的全面整頓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并反復強調這是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盡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其次，都強調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經濟的道路。1957年，明確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這樣一條道路，主要是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確定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與此同時，還要處理好各種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他曾作《論十大關系》的著名報告，提出要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等十個方面的關系。鄧小平同樣重視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張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調整各種經濟關系，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的發展；其三，都重視經濟體制的改革。提出要發揮兩個積極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允許企業成為“獨立王國”、“半獨立王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允許私人開設工廠和雇工；要重視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生產；改革工廠企業管理制度和農業生產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鋼創造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的企業管理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實現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鄧小平更加強調經濟體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我國的強國之路。他所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短的時間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其四，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都主張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認為，自力更生是我們革命和建設的立足點，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鄧小平雖然認為應該大膽地對外開放，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地吸引外資，但他也認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頁。），“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艱苦奮斗”（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頁。）。在發展速度上，他們都主張要有比較高的發展速度。提出了“趕超”戰略；鄧小平也主張隔幾年上一個臺階，認為不抓住機會加快發展，就會落在后面。

第六，在軍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武裝斗爭。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名言，認為武裝斗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也非常重視武裝斗爭，領導了左右江武裝起義，長期從事武裝斗爭。其次，都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曾提出，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建國后又提出要建設一支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人民軍隊；鄧小平同樣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也一再強調必須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其三，都主張實行人民戰爭。領導了廣泛的人民戰爭，鄧小平也在他領導的地區領導開展了人民戰爭。其四，都主張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早在1949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后來又強調發展現代化的國防科學技術；鄧小平也強調要建設強大的國防。在軍事戰略和指揮藝術上，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鄧小平也表現出了高明的戰略眼光和指揮藝術。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思想政治工作。認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鄧小平也一再強調在加強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培養“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視科學。在延安時，就領導設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建國以后對科學家也是尊重的；鄧小平更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興國。其三，都重視文化建設。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和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發展文化的方針；鄧小平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其四，都重視教育。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鄧小平則提出了“三個面向”的方針。其五，都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號召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并把知識分子作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到社會主義時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鄧小平對于知識分子更是高度重視，推倒了長期以來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種種偏見，把知識分子明確地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他的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建國前夕，就闡明了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54年6月，中印兩國倡議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以此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對此作出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方針。與此同時，他始終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的理論。鄧小平也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這方面，他們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心，以及與世界各國平等相處、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視黨的建設，認為治國的關鍵在于治黨。在治黨的方法上，都重視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執政黨的建設，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腐敗現象，反對和平演變。把黨的建設看作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三個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創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在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中，把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建設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對于執政黨的建設和反腐敗問題，他很早就給予重視。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為整風學習的材料，號召全黨吸取李自成進入北京后腐化、失敗的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建國前夕，他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告誡全黨不要做李自成。建國以后，他一再強調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堅決反對貪污腐化及其他腐敗現象。為此，他領導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等運動。后來，他針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策略，提出要反對和平演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對于黨的建設，鄧小平也是非常重視的，把堅持黨的領導看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并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使黨經受住了新的歷史條件的考驗。

第十，都主張采用和平的方式統一祖國。1956年，、就提出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設想，明確提出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1957年4月，在歡迎來訪的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明確提出“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的設想。1979年元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中正式宣布我國政府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后，鄧小平于訪問美國期間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發表演說，公開宣布：“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報》。）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國客人的談話中，完整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實踐已經證明，用這個構想和平統一祖國是完全正確的。

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例如兩人治國方略的正確方面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都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結果；在治國的具體謀略與方法上，都重視調查研究，集中群眾的智慧，堅持群眾路線；主張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都表現出了高明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等等。

可以說，、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的治國方略有很多是對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在1980年就說過：“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因此，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鄧小平治國方略之不同點

、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雖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確實存在很多不同之處，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是鄧小平對正確方略的繼承并加以發展，對晚年錯誤方略的糾正而呈現出的特點，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在怎樣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認識不同。

不同時期治國的指導思想都有其不同的著重點。對于這個著重點確定得是否正確，會涉及整個的治國方略。在時代，面臨著兩個工作重點的轉移。第一個工作重點的轉移是從農村轉向城市，對于這個轉移，是清醒的，所以這次轉移是及時的、成功的。但是，對于第二次轉移，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必須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他的認識則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經說過，總的來講，對經濟建設也是重視的，也想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盡快地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對于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在此后不久有了改變，隨著國外波匈事件的發生和國內反右派斗爭的開展，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就開始否定八大的正確論斷。到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他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并以此為指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隨后，又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到“”期間，更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致使黨和國家在長達20年的時間中，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嚴重地干擾了經濟建設的進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面臨的只是一次工作重點的轉移，即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頓中，就將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綱”來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總結晚年犯錯誤的歷史教訓，倡議全黨果斷地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在這之后，他一再強調要鐵下心來，一心一意搞建設，不受任何干擾。為了保證這個工作中心不改變，他采取了幾條重要措施：一是指導十三大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強調這條基本路線要一百年不動搖；二是提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三是重申生產力標準，并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是非的標準。當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都發生政治風波，一些人一再主張應當重新“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動搖。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治國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點，也是對正確治國方略的重大發展。

第二，在治國方式上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

前面已經說過，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在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堅持的城市中心論，創造性地開辟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他對于蘇聯模式也是不滿意的，曾試圖汲取蘇聯的教訓，對經濟體制加以改進，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也一貫主張加強對外交往，學習外國的一切長處。但是，他始終沒有完全打破蘇聯模式，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雖然主張加強對外交往，但當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在對國際形勢的分析發生偏頗的時候，在相當一段時間自己封閉了自己。正如鄧小平所說：“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第2卷，第232頁。）這種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視野，妨礙了經濟的發展，使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這個教訓，從1978年開始，鄧小平就主張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他尖銳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0頁。）。他所說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他不僅要發展商品經濟，而且要實行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并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他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關于對外開放，他也不僅僅是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是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實行了空前規模的改革開放，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因此，改革開放成為鄧小平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之一。公務員之家

第三，在治國途徑上對民主和法治的重視程度不同。

在理論上，對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視的。他一方面反對分散主義，主張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強調實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革命的首要任務之一。1944年，他在同黃炎培的談話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證黨和國家政權不變質，解決“歷史周期率”問題的根本途徑。1957年7月，他明確地提出了“造成一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的目標。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還提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黨的文獻》1992年第5期。），要求保證人民的權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重點講了民主集中制問題，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對民主的看法有兩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將民主看做一種手段和作風，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種制度，這就難免出現堅持不夠一貫甚至個人專斷的現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發動了“”，但結果反而破壞了民主。可以說，雖然重視民主，但沒有找到一條實現民主的正確途徑。對于法制建設，也是比較重視的。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陸續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總的工作中，在操作機制上，他更重視政策的領導，這就很難避免隨意性和經常的變動性。與此相聯系，經常采用搞政治運動的方法。建國以后，大大小小的運動幾乎沒有間斷過。這種方法既是沿襲戰爭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沒有真正重視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結果。因為沒有正常的渠道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到需要時就只有靠搞運動。這種大轟大嗡的“群眾運動”，雖然看起來轟轟烈烈，在短期內能取得比較明顯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長久，而且往往帶來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帶來很大的破壞性。像“”、“”運動，對國民經濟以至整個國家造成的破壞，都是無法估量的。

總結這個教訓，鄧小平特別重視民主和法治建設。首先，他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

），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改革的總方向，都是為了發揚和保證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證人民民主”（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2～373頁。）。其次，在強調民主的同時特別強調法制，強調制度建設。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他就批評過去那種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的現象，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他再一次強調了加強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并規劃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其三，帶頭廢止領導職務終身制，努力避免那種把黨和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個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現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擔任黨中央主席本來是眾望所歸，但他堅決不擔任此職，只擔任副主席，后來只擔任軍委主席，到十三屆五中全會他從軍委主席的職務上退下來，從而打破了主要領導人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慣例，為我國領導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樣。在他的領導下，黨和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比較明顯的成效，各項法律、法規迅速制定出來，全國人民的民主觀念和法制觀念大大加強。到十五大，“依法治國”的口號明確地提了出來，成為我國當前基本的治國方略。

第四，在治國目標上理想和現實的成分不同。

治國方略必須從現實出發。毫無疑問，是講究實際的，是注意從實際出發的。他向來重視調查研究，1930年就響亮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名言，認為一切決策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首先要認清中國的國情。后來，他又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并把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根本的思想路線和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具有浪漫氣質，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論和實踐上脫離中國實際。比如，在社會主義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目標。所謂“大”，就是基層組織如的規模越大越好；所謂“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謂“純”，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越純越好。1958年的化運動，就是他的一個試驗。1966年他寫的《五七指示》，更是這種理想模式的集中體現。為了實現他的這種理想，他不惜發動“”，打亂他一手創建的黨組織和國家機關，甚至把一大批與他共同長期浴血奮斗的戰友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這個理想模式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原則，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結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沒有實現，反而給國家造成極大的破壞。后來他也逐步地認識到這一點，說他的一生能夠三七開就滿足了。

鄧小平既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也是一個偉大的實干家，處處體現出一種冷靜的、理性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三年困難時期，當一些地區的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的時候，他就借用經常講的“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大膽地給予支持，明確提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這就是所謂的“貓論”。這個“貓論”，充分體現了他求真務實的現實主義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的這種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發揚。為了盡快地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他果斷地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重大決策，決定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打破了原來那種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為特點的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建立起了一種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模式。為了保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明確地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即判斷事物的性質和是非，“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個判斷標準，拋棄了那些空洞的爭論，實實在在，也完全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精神。正因為鄧小平處處從實際出發，這20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才迅速取得明顯的成效。

除以上幾點外，、鄧小平的治國方略還有一些不同點，這里就不一一論及了。

、鄧小平治國方略具有不同點的原因

、鄧小平的治國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處的時代不同。所處的時代，還是“革命加戰爭”的時代。“冷戰”時代，美國接連在中國的鄰國朝鮮、越南發動侵略戰爭，戰爭的威脅就發生在身邊，因此不能不考慮戰爭的問題，并由此影響到他對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判斷。鄧小平所處的時代，已經變成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世界的局部戰爭雖然不斷，但都離中國較遠，因此可以安下心來進行經濟建設。

第二，回答的主要問題和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同。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建國和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因而考慮階級斗爭自然就多一些。鄧小平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盡快地糾正長期以來的“左”的錯誤，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趕上世界上先進的發達國家，因而考慮經濟建設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對國情的認識不同。要提出正確的治國方略，首先要正確地認識國情。雖然也認為中國的特點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注：《著作選讀》下冊，第743頁。）。但他認為這既是壞事，也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注：轉引自《紅旗》1958年第1期。）。他這種雄心壯志是應該贊賞的，但他對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東方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估計顯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認識也不能一以貫之。在社會主要矛盾上，他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階段上，他原來認為中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是在1955年9月發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又改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認為中國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此后，他又認為中國可以很快向共產主義過渡，超越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過渡。直到經過“”的挫折，他才認識到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是不行的。但到“”期間，又主張建立一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對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錯誤認識，是長期犯“左”的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認真總結了過去犯“左”的錯誤的教訓，以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認識有了很大變化。對于國情，他認為中國有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決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就是盡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這個矛盾。由于對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有了正確的認識，所提出的治國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第四，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同。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正確認識國情以外，還應該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前面已經講過，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基本上是根據馬、恩、列、斯的論述和蘇聯的模式。他雖然對蘇聯的模式不滿，批評過斯大林的一些觀點，但他從根本上沒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僅認為社會主義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而且主張“一大二公三純”，建立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貨幣、在分配上大體平均，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社會。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不正確認識，也是他在長期內犯“左”的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針對過去對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解尖銳地指出，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過去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認為，過去所講的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