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諧思想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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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學思維方式：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斗爭性思維方式的反思

從哲學思維方式上探討鄧小平和諧思想產生的根源，我們需要對鄧小平和的哲學思維方式進行比較研究。

把革命戰爭年代養成的戰爭思維和斗爭思維模式無意識地應用到了中國建設問題上，從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中國的矛盾性質，發動了災難性的運動，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今天我們最需要反思的就是錯誤發動的深層原因，引以為戒。

從心理學上來講，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往往具有慣性，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極輕易帶到另外一個歷史條件下，并且往往是無意識的，從而影響了這個人對某一問題的分析和判斷，這突出表現在在實踐與理論關系的脫節這一奇特的悖論上，如雖然在理論上正確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可能分兩個階段，但在實踐上卻發動了“”運動，雖然在理論上提出了要正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在實踐上卻發動了“”，這在我國歷史上有著深刻的教訓，這些都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

的哲學思維方式，突出表現在他占主導地位的戰爭思維和斗爭思維上，這在他寫的《矛盾論》中得到了鮮明的表現，雖然在開篇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但全文主要強調的是矛盾的“斗爭性”的一面，而較少提及矛盾的“統一性”的一面，這在他解讀列寧的一段話中鮮明地表現出來：“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么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列寧這段話是什么意思？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斗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里和人們的思想里，都包含著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復雜的過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對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并推使它們發生運動。”[1]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不是從事物的既對立又統一中去理解矛盾，而主要是從“斗爭性”去理解“矛盾”這一范疇，這就規定了他哲學思維方式的路徑即斗爭性思維方式。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的前半生生活于激烈的階級斗爭年代，他的思維深深地打上了這一時代的烙印，‘斗爭性’深入地植根于他的哲學思想和性格之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斗爭的哲學：斗則進，不斗則退，不斗則垮，不斗則修；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更是其樂無窮。他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2]

與不同，鄧小平雖然也經歷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但在新的歷史形勢下能夠從戰爭時期的斗爭性思維模式中走出來，并在建國后形成了占主導地位的和諧思維模式，這集中表現他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和對外政策上，例如，在1975年3月5日的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中指出：“講，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么‘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目前生產的形勢怎么樣？農業還比較好一點，但是，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儲備糧也不多，農民的收入就那么一點。工業方面，那就確實值得引起嚴重注意。現有的生產能力沒有發揮出來。去年一年，工業生產情況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生產再搞不好，勢必影響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實行。我們必須預見到這種形勢，認真抓這個問題。”[3]這表明即使在期間，鄧小平已經顯示出不同于的致思取向，這在之后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恢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更加凸現出來，這在深層次上其實是兩種哲學思維方式在政治實踐中的外在表現。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安定團結，要和諧有序，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建設社會主義。他指出：“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4]

正是這種和諧思維方式使得鄧小平能夠把看似具有對抗性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公有制與私有制等方面的關系辯證地統一起來，并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堪稱是一個偉大創新和奇跡，如果沒有和諧的哲學思維方式是很難想象的。

在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特別是“”的動亂之后，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鄧小平順應了歷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果斷地結束了長期以來的混亂局面，營造出一個統一、和平、有序的社會環境，帶領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建設小康社會。鄧小平多次強調，只要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我們就要抓緊利用和平時機搞建設，即使發生了戰爭，打完之后也要及時建設。所有這些都表明了鄧小平占主導地位的是和諧的哲學思維方式。

二、對國際國內形勢所作的新的判斷

不同的哲學思維方式規定了一個人的致思取向，這突出表現在和鄧小平對國際形勢的不同的分析上。“三個世界”的劃分的理論還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跡，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的思想，對國際形勢做出了新的判斷。

1974年2月，主席從戰略意義上提出了“三個世界”這一概念。他在會見來華訪問的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又說:“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這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國際形勢所做的判斷，但也會形成冷戰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和前面所講的“斗爭性”哲學思維方式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基于這種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路線，最終發動了“”，由此可見，一個領袖人物的思維方式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對一個國家的走向的重要影響，特別在那個對權威高度信任的時期，更是如此，其中的教訓是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去深思的。

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指出，“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在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就說：“對于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一點，我們兩國的觀點一致。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我們在制定國內搞建設這個方針的同時，調整了對外政策。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有利于和平。我們不打別人的牌，就是說不打蘇聯的牌，也不打美國的牌。我們也不讓別人打我們的牌。”[4]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鄧小平的社會和諧思想漸漸明朗起來：一是改變了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看法，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調整了過去建立的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一條線戰略；三是主張“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20世紀后期，世界形勢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有利于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總趨勢。面對國際形勢的這種新變化，鄧小平以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4]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要問題的思想，揭示了當今國際局勢的主要特征、世界各國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這個思想為我們黨一心一意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行對外開放以借鑒和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學的基礎，也為我們黨在復雜變幻的國際局勢中冷靜沉著，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提供了明確的指針。

對國內形勢的判斷，集中表現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上，1981年6月，鄧小平主持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使用了“初級階段”這個用語，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并基于這種認識，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并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們國家的主要任務。

當今世界，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相互交織、密不可分。發展離不開和平，和平也離不開發展。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另一方面，各國的共同發展是保持世界長久和平的重要基礎。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的論斷，十三大以后被我們黨概括為“時代主題”。這一概括對于我們黨正確認識國際形勢，制定正確的內外政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同志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指出：“追求和平與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

三、鄧小平特殊的傳奇式的人生經歷

馬克思說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5]這說明環境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同樣，鄧小平和諧社會思想的形成與他特殊的人生經歷具有內在的關聯。

為大家所熟悉的是鄧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經歷。1931年夏，鄧小平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鄧小平是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堅定實踐者，為此受到了當時“左”傾路線的迫害。他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擁護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堅決主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反對“城市中心論”，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結果被當時黨內的“左”傾領導者撤職，被打成所謂的“鄧、毛、謝、古集團”。這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嚴重挫折。1966年，“”一開始，鄧小平就受到錯誤批判和斗爭，被剝奪一切職務。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嚴重挫折。1969年10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在當地拖拉機修造廠勞動。在江西的三年，他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書籍，并結合中國實際，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反革命政變陰謀被粉碎。1973年，重新起用鄧小平，并恢復其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稱贊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柔中有剛，綿里藏針”。鄧小平受命于危難之時，再次從嚴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召集軍隊干部會、省市委書記會、農業會議、科學院會議，系統地提出了全面整頓的思想。這些會議的中心議題都是“整頓”。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糾正“”的錯誤，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整頓實際上是后來改革的實驗。整頓的實質是系統糾正“”的錯誤，矛頭直指“”。由此，鄧小平再次受到錯誤路線的打擊，被指責為搞“右傾翻案風”，再次被錯誤地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嚴重挫折。但是，整頓的業績和他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風骨，已經贏得了黨心、民心、軍心，為粉碎“”準備了廣大泛的群眾基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舉國哀悼。同年10月6日，“”被粉碎，長達十年的“”結束，舉國歡騰。悲喜之際，全國人民都關注著之后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王震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在1976年被錯誤撤消的一切領導職務。鄧小平第三次從嚴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正是鄧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經歷，使他認識到和平環境的重要性，認識到像“”、“”這樣的政治運動對一個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危害，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要把解構的社會秩序重新建構起來，為此鄧小平指出：“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3]，并尖銳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有學者曾這樣評論道：“在對主觀與客觀、人與環境的關系的理解上，鄧小平當然不像那樣自覺和善于從理論上予以說明，但是他對于客觀規律、因果聯系、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本質、趨勢這樣的東西卻有著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學、相信事實的理性主義者。如果說詩人氣質對領導經濟建設有害無益的話，那么，鄧小平的腳踏實地和現實主義態度則應當歸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沒有浪漫氣質。”[6]

同時，鄧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經歷也使得他第三次復出后在沒有這樣的權威在上面影響自己的決策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低調地有序地開展工作，并通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刻反思，使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堅定地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開拓新道路的進程中，他尊重實踐，敏銳把握時展的脈搏和契機，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既借鑒別國經驗又不照搬別國模式，從中國的現實和當代世界發展的特點出發，去總結新經驗，創新新辦法，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另外，我們在考察鄧小平的人生經歷時，也不能忽視他在國外的生活的經歷對他和諧思想形成的影響。鄧小平1920年9月到法國勤工儉學，1926年到莫斯科學習，這些國外的經歷使他對西方和蘇聯的工業化深有感觸，這對他形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的基本路線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學者曾這樣評論道：“鄧小平卻相反（指和相比，引者注），他是一位對客觀規律和科學精神抱有特殊尊重態度的人，在這一點上，他與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接近，甚至與整個西方的文化傳統比較接近（這跟他早年留學西歐，并一生關注西方世界有直接關系）。”[6]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鄧小平在哲學思維方式、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人生經歷等方面與不同，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雖然他本人沒有明確提出“和諧社會”這一概念，但在他的內心身處無不滲透著這一思想，從而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了康莊大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

【參考文獻】

[1]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陳和平．鄧小平哲學思想比較[N]．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3]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徐圻．巨人之間的哲學差異——從馬克思、恩格斯到、鄧小平[N]．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

[7]張麗璇．論鄧小平的和諧社會思想[J]．江漢論壇，2005，(8)．

【論文關鍵詞】和諧思想；哲學思維方式；國際國內形勢；人生經歷

【論文摘要】文章從哲學思維方式、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新的判斷、鄧小平特殊的人生經歷三個層面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以引起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