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價值觀思維向度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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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性向度是鄧小平價值思維的基點

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是鄧小平分析和解決價值問題的根本原則和基本方法。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內在地包含著從社會實踐需要出發的內容。“實事”或“實際”，一般包括兩種含義：一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及其真實情況；二是社會實踐活動。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就必須堅持實踐性思維向度。所謂實踐性思維向度就是根據社會實踐需要和客觀實際情況去認識、思考和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價值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鄧小平作為一個“實事求是派”，始終把社會實踐和客觀實際情況作為自己理論思考和價值思維的基點，主張價值理論要和社會實踐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社會現實中的價值問題。正是基于這種實踐性思維向度，鄧小平在回答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的各種價值問題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的實踐價值觀。早在1962年，鄧小平針對當時社會實踐中提出的關于“包產到戶”、“責任到田”好不好的爭論時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就看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發展農業生產，就看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他還引用了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現在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要看哪種形式的生產關系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取哪種形式。[1]在鄧小平看來，有利于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有利于人民利益的生產關系就是好的、有價值的，就是說價值是根據其對社會實踐的實際效果來確定的。因此，衡量一種生產關系是否是好的，即是否是有價值的標準，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于調動群眾積極性，歸根到底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會實踐的發展。在這里鄧小平不僅回答了什么是價值的問題，而且指出了價值主體和價值評價的標準問題，這標志著鄧小平的實踐價值觀已經初步形成。在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鄧小平在回答社會實踐提出的一系列價值問題的過程中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價值觀。例如，針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的時代課題，鄧小平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只能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生搬硬套別國模式，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國情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需要。關于社會主義本質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因此，在他看來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做法都是有價值的，都可以利用，可以大膽地試。在回答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時，鄧小平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的偉大論斷。因為“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它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直接動力，它使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了日益充分的發揮和體現。而對外開放，學習“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3]，是我們搞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4]。只有把中國經濟加入到世界經濟中去，做“世界公民”，中國的現代化才能實現。所以，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又如，針對如何評價國家的政治體制的問題時，他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5]由此可見，尊重實踐，關注實際是鄧小平價值思維的基本向度，他的價值觀就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鮮活實踐的價值升華和理論概括。由于他始終從社會實踐需要的思維向度去思考和解決價值問題，從而賦予價值學說科學性和實踐性特點。正如同志所指出：“他最尊重實踐，善于把握時展的脈搏，善于從新的實踐和新的條件中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觀點、拓展新視野、開辟新道路。”[6]

鄧小平從實踐需要來認識和解決價值問題的思維向度啟示我們，價值理論的生長點不是在哲學家的頭腦里，而是在鮮活的社會實踐中，價值問題的研究必須面對社會實踐，面對人民的生活實際。我國學術界對價值問題的研究雖然在理論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在實踐中卻未被社會廣泛關注，形成了理論上的繁榮與實踐中貧困的鮮明反差。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學術界在價值問題的研究中，過于強調價值的理論研究和體系建設，而忽視了對社會實踐和人們生活實際中的價值問題的研究和回答。因此，價值問題的研究必須走出學者們的書齋，深入到社會實踐和大眾生活中去，這樣才能使我國價值哲學真正走向繁榮。

二、實效性向度是鄧小平價值思維的鮮明特征

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客觀上要求堅持實效性思維向度。所謂實效性思維向度是指根據價值客體對價值主體的實際效益、效果去確定價值和評價價值的思路和方法。實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求真”，而事物的真實情況有兩種：一是事物的本質規律性；二是事物對人的真實效用。前者是認識問題，后者是價值問題。鄧小平在價值研究中豐富和發展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把實事求是從認識領域推廣到價值領域。他不但堅持認識真理性事實，尊重客觀規律性，而且更重視認識價值性事實，強調事物對人的實際效用。正是從這一前提出發，鄧小平提出了根據事物的客觀效益、效果去確定事物價值的觀點。在鄧小平看來，要確定客體對主體是否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要看客體對主體的實際效應、效益、效果。用哲學的術語表述，價值是客體對主體的客觀效益、效果。按照這種思維向度，鄧小平多次強調要“拿事實來說話”，各項工作都要“保證實效”。經濟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經濟效果，要講究經濟效益和總的社會效益；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文藝工作要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領導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實績、政績；學習馬克思主義“要精，要管用的”[7]。總之，在鄧小平看來，要確定事物是否有價值以及價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對價值主體的實際效益、效果，對價值主體有實際效用、效益、效果的事件和做法都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或負價值。

由于事實有真理性事實和價值性事實之分，所以鄧小平認為，人們要達到對事物全面深刻的認識，不僅要認識真理性事實，而且要認識價值性事實，即要了解和分析事物對人的效用和意義。例如，針對那種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傳統認識，鄧小平指出：“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8]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9]。這就從價值性事實層面分析了計劃和市場的作用，使我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鄧小平看來，如果只看到真理性事實，而看不到價值性事實，就會被姓“社”姓“資”的問題束縛手腳，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子，所以他特別強調對價值事實的認識。針對那種認為“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他指出：“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因為“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所以“三資”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有益的補充，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這就科學地說明了“三資”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價值意義。正是基于既要重視對真理性事實認識，又要重視對價值性事實認識的實效性思維向度，鄧小平提出了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0]。這樣有利于加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出來。

把事實區分為真理性事實和價值性事實，并根據事物對主體的實際效益、效果來確定價值的思維向度，是鄧小平價值思維活動中最鮮明的特色。正是基于這種思維向度，他對價值本質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從而回答了什么是價值這個價值學說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這是鄧小平對價值學說的最重要貢獻。我國學界用客體滿足主體需要來界定價值的觀點，不僅有夸大主體性需要的嫌疑，而且難以保證主體需要都是正當的、合理的。鄧小平根據事物對人的實際效果、效應、效用來界定價值，也就是以實踐和實踐的結果來確定價值的觀點，這就把價值問題置于實踐基礎上，從而保證了價值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鄧小平把事實分為真理性事實和價值性事實的思維方法啟示我們，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必須要正確對待真理性事實與價值性事實的關系，只有把思維向度從認識領域擴展到價值領域，才能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提出新見解、拓展新視野、開辟新道路，才能把真理觀與價值觀、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有機統一起來。三、人民主體性向度是鄧小平價值思維的根本取向

在鄧小平的價值活動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以人民為主體、以人民利益為中心、通過人民實踐活動實現人民利益的思維向度，這就是人民主體性的思維向度。人民主體性思維向度就是指以人民為價值主體、以人民的利益為價值選擇和價值評價標準的思路和方法。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正是從這一深厚的情感出發，他堅持把人民作為價值活動的主體，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取向，始終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為自己價值思考的根本依據，所以鄧小平的價值觀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觀。

鄧小平從人民主體性價值思維向度出發，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原理，首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決定力量，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絕不是一個人的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11]所以，對于黨和國家政權來說，“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12]。他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極其艱巨復雜的任務，我們“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13]。

其次，根據人民主體性思維向度，鄧小平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作為一切價值選擇的出發點。他指出，我們黨是代表人民執掌政權的，黨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和政府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保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領導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而不選擇資本主義，這不僅因為社會主義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是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徹底擺脫貧窮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14]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個事業的起點和立腳點不是別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5]他號召黨和國家的干部要對人民負責，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經常想一想，我們給人民做了多少好事。鄧小平始終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權衡利弊、確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即作為一切價值選擇的依據。

再次，鄧小平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價值評價的根本標準。他指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16]針對經濟政策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17]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價值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最突出地體現了鄧小平以人民利益為價值評價標準的觀點。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集中體現和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這三條標準的核心和落腳點是人民利益標準。

鄧小平人民主體性的價值思維向度啟示我們，價值問題研究必須同歷史主體的活動和人民群眾的實際效益聯系在一起，同社會整體利益要求和社會發展規律聯系在一起，這樣才能把價值選擇、價值評價等價值問題建立在科學基礎上。鄧小平以人民作為價值主體，以人民利益為價值選擇根據和價值評價標準，與唯物史觀中關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決定力量，以生產力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是完全一致的。它說明了人民群眾之所以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因為他們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就是通過創造價值活動，實現他們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作用。所以，鄧小平的人民主體價值觀把價值觀與唯物史觀、價值創造活動與歷史發展過程有機地統一起來。

四、社會和人協調發展的向度是鄧小平價值思維的主題

如何加快發展自己，盡早實現現代化，是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實質和第一要義。鄧小平思考發展問題、制定發展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就是說實現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思維向度是鄧小平發展觀的主題。鄧小平從“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出發，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科學論斷，并始終把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作為自己科學發展觀追求的價值目標。

首先，鄧小平把生產力的發展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在他看來生產力的發展是人的發展的物質前提，而人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最終目的，所以他在論述發展問題時，始終把二者聯系在一起。鄧小平指出：“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18]而發展首先是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點、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19]。“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20]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否則，離開了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不斷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鄧小平把發展生產力與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本質特征，從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說明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真正實現生產力發展與人的發展的統一。

其次，鄧小平把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統一起來。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很多，各種任務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不能顧此失彼。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統籌兼顧，不能單打一。因此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22]。他認為沒有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則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要堅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方針。如果只重視物質文明建設，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就勢必會影響物質文明的順利、健康的發展，勢必會給社會風氣帶來消極的后果，勢必會導致社會和人的畸形發展。

再次，鄧小平把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鄧小平從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價值思維向度出發，認為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人的發展，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現代化的實現，最終取決于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才的培養。所以他指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于人。認為培養和造就什么人的問題，“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23]。因此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是要培養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其中理想、信念教育尤為重要，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24]。“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25]所以他指出要發揮講政治和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以激發和調動人民群眾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政治熱情和積極性、能動性，形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實現從物的現代化到人的現代化。

鄧小平關于社會和人全面協調發展的價值思維向度啟示我們，科學發展觀不是以物的發展為唯一價值目標的，而是以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為價值目標的。經濟發展是社會和人的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科學發展觀的價值導向是要把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統一起來，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結合起來，把物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聯系起來，這樣才能使人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鄧小平關于社會和人全面協調發展的價值思維向度，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摘要：價值理論的變革歸根到底在于價值思維向度的轉換。本文通過對鄧小平價值觀思維向度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就在于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從社會實踐的需要、社會的實際效益、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社會與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思維向度去認識、思考和解決價值問題，從而賦予了價值的實踐性、實效性、人民主體性和時代性的鮮明特點。

關鍵詞：鄧小平/價值觀/思維向度/實事求是/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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