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理論使命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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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馬克思完成了對政治解放的歷史批判，建立起“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著名命題。鄧小平把這一命題的展開提到了新的歷史層面和新的理論境界。鄧小平的政治努力以超越政治解放為使命，實際回應了“歷史終結論”，回應了“第三波”。鄧小平的政治努力實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的轉換，成功地在中國開始了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徑探索。

【關鍵詞】馬克思的命題/鄧小平政治理論/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鄧小平如何提出問題？

1.1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超越是馬克思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發現的重要關鍵點。在這一超越的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重要命題。這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早期理論史上的一個支柱性的命題。“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頁。），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會，使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類存在物的時候，才能實現人類解放。這一命題規定了1844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中心，構成馬克思其后為中心工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同時，這一命題也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實踐的歷史內涵作了說明。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以實現對政治解放的揚棄和爭取人類解放的目標為自身的歷史規定性和主要哲學基礎。

1.2但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爭取人類解放為旗幟的政治實踐卻顯現出難以盡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上，屢屢出現悲劇式的扭曲。到20世紀晚期，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展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踐努力和理論努力時，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嚴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傳統的嚴重缺乏。在論及推進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時（注：關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鄧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8頁。）在1977年到1982年間，鄧小平穩定使用的范疇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確要改革的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范疇。1982年在所作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中，正式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件，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語，對于處于復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工業化初、中期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這一提法改變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將在更接近鄧小平原意的意義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這一范疇。），鄧小平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2頁。）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

在這里，鄧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政治責任心以及一種歷史哲學家的憂思陳述著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史上一個不容回避的悲劇性事實：當資本主義以“政治解放”的名義為人類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別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揚棄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為己任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卻顯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資本主義政治杠架中都已解決好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還未能解決好。面對這一事實，鄧小平給自己規定的政治實踐努力和政治理論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國建立舊中國沒有留下的、新中國建國后又沒有自覺及系統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他堅定地認為，“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他以在戰爭年代就十分贊許他的那種“能吃夾生飯”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這顆遠未成熟、因而滿帶酸澀的果子，他堅信在社會主義中國能夠建設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在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的新的話語系統，一套新的觀察和說明框架，因為此前話語體系的中心詞是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專政。當然，這段時間里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式的“公開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論說。在馬克思政治理論史上，鄧小平的努力是獨創性，劃階段的。鄧小平矢志于中國這樣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歷史進步的真正具有建設性價值的具體途徑，因而，也在理論上探索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長期未能獲得應有關切的民主政治的學理領域。

科萊蒂有一個看法，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缺少一個真正的政治理論”。（注：L.科萊蒂：《政治和哲學的對話》。載《新左派評論》第86期，1974年7～8月。）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事實，因為由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命題，已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完成了對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馬克思政治學、政治哲學的完整的論證邏輯。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長期處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理論視野之外，或以一種抽象、籠統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種盲目自大的理論奢侈而棄之不顧。如果我們借用列寧的一種表述方法，把馬克思所建立的“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完整的話語體系作為大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權利體系中的諸范疇觀察則是小寫字母的政治學理論。經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大寫字母的政治學體系，但長期缺少一個小寫字母的政治學傳統。

在蘇聯東歐政治劇變的時候，哈貝馬斯寫了一篇反思性的長文，其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法學傳統，是左派要記取的最重要教訓之一。而海爾布隆納早就有這樣的看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諸如“自由”這樣的主要戰場上“打了敗仗”（注：R.L.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頁。）。不得不承認20世紀后期社會主義遇到嚴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說與哈貝馬斯所說的“法學傳統”的缺乏有關。歷史實踐給我們提供了反思的豐富材料。問題應該這樣看，如果在大寫字母的含義上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傳統，那么哈貝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寫字母的含義上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法的理論傳統，那么不能不承認哈貝馬斯的看法實屬無可厚非。而且還應該補充說，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中展開馬克思“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這一命題的努力，與馬克思這一命題的本質內涵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大的偏離。在不少時候，理論被幼稚甚至野蠻地扭曲，陷于悲劇式的境地。

正是在這種歷史和理論的背景中，鄧小平矢志于在社會主義中國建設起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矢志于展開馬克思主義關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學理領域，在中國實現“國家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馬克思關于“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命題的展開提到了新的歷史層面和新的理論境界，并在歷史哲學的視野中對這一命題的展開與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政治價值追求的統一作了根本性的說明。

2.政治解放、歷史終結和人類解放

2.1當鄧小平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進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建設時，他面對著各種長期未能獲得解決思路的問題任務：必須從頭開始建設未曾由“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民主法制傳統；必須另起“爐灶”，重建解放后“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或者雖有初建卻又迅速被摧毀殆盡的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必須解決“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的問題；必須在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建設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在社會主義國土上再度發生。

當鄧小平把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到議事日程的時候，西方輿論界稱鄧小平是“中國的托馬斯·潘恩”。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羅斯·門羅當時稱，“鄧正在將中國納入一種非共產主義的軌道。”（注：見美國《時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轉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則認為，“鄧小平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從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進的努力是真誠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見《中國的領袖、合法性與沖突：從超凡魅力的到繼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轉引同上，第688頁。）泰韋斯這里是用韋伯的三種權威類型理論中的“法理權威”來說明鄧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韋伯的“法理權威”其實并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當然也有視鄧小平為一種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為現實功利而放棄意識形態原則。（注：此論并不少見，但在比較嚴肅的學者中要數霍布斯鮑姆。參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頁。）

對鄧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論努力的這些理解與看法，與20世紀晚期西方出現的一種思潮有關。這種思潮利用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挫折，論證資產階級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決中獲得充分論證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的普遍價值；通過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來證明“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的“無可匹敵”，以及“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烏托邦特性；并進而歸結為政治解放的各項原則的永恒合理性，從這種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個新的“歷史終結論”，即如弗蘭西斯·福山論文《歷史的終結》扉頁題辭所述：“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

如果歷史的演進過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資產階級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終極理論，那么，對鄧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論努力就只能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形式民主的框架來理解。這就等于抽去了鄧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靈魂，抽去了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生命線。但是，歷史進程并未就此“熱寂”，政治解放遠非人類解放，歷史不會終結于形式平等的人類生活狀態。

2.2把以形式平等為核心的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宣布為永恒的真理，宣布為人類政治生活的終極性表述，并非弗蘭西斯·福山的發明。在歐洲的早期新教改革者那里、在近代自然法理論當中，以及整個啟蒙時代，也包括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當中，形式平等原則從不同視角、在不同層次上獲得論證，所有這些論證無不視這一原則為核心的自由、民主理論為人類政治生活中具有永恒價值的終極性表述。只是在20世紀晚期特殊世界背景下，福山宣布了一個“現實的”歷史終結，因而顯得特別惹眼。由于以揚棄政治解放為歷史責任的政治實踐的不成熟和各種挫折，使形式民主理念的意識形態反彈和向更廣闊地帶擴展，獲得了反向的動力，其普遍價值和永恒價值似乎真的被證明了。哈貝馬斯描述這種意識形態傾向時指出：“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對社會主義具有價值的每一種東西都已經在社會民主時代得到實踐。”“官僚社會主義的革命性潰崩似乎表明現代性正在開拓邊界——西方精神不僅作為一種技術文明，而且作為一種民主傳統正在奪取東方。”（注：哈貝馬斯：《東歐劇變與〈共產黨宣言〉》。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0頁。）塞繆爾·亨廷頓面對前蘇聯東歐政治劇變，并由此向前推移到1974年蘇亞雷斯在葡萄牙阻滯共產黨執政趨勢而獲得執政地位，以及這段時間里由于經濟保守主義而引發的政治動向，用“第三次民主長波”作了概括。他的概括是：“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獲得了普遍性，并促進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傳播。如果第三波有一個未來，這個未來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會的擴展。”（注：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撒切爾夫人作為保守黨國際頭面人物，早就對這種“擴展”雄心勃勃，在1983年保守黨國際大會上講話時就說，“未來屬于自由民主政體，這是歷史的發展。”“我們必須爭取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在每一個可能的會議上把這些偉大的真理傳播到全世界。”（注：參見《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辛燦主編，新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6頁。）后來發生的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使這位保守黨國際的頭面人物得遂了“歷史發展”和“真理傳播”的心愿。而福山只是在歷史哲學中宣布了一個“歷史終結論”，即終結于西方式的民主傳統，終結于形式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理念”。

福山認為，“如此理解的歷史與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關系最密切。”他甚至搬出馬克思，認為“馬克思從黑格爾借來這種‘歷史’概念，把它轉化為我們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識。”“黑格爾和馬克思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而是在人類完成一個社會形態，一旦這個社會形態滿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時，就會終結。換言之，他們都設定了一個‘歷史的終結’；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則是共產主義社會。”（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無疑，福山在建立自己的哲學立場時求助于黑格爾的人類“普遍史”和“歷史終結論”，即如雅克·德里達所指出：“福山必須要去求助于他所謂的以‘為認識而奮斗’為基礎的黑格爾對歷史的非唯物主義的闡釋”。（注：參見雅克·德里達：《評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第141頁。）

2.3首先必須指出，在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的語言體系中，沒有一個歷史的終結論。馬克思正是在否定黑格爾神秘主義的歷史終結論中，形成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命題。黑格爾的政治哲學是他之前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正因為是集大成者，所以是資本主義政治歷史中的一個分水嶺，至少是思想上的分水嶺。對于形成資本主義政治設施的基本架構的原則來說，黑格爾之后的人所能增添的很難說有根本性的東西，而大多是“土撥鼠式”的枝節工作。因而可以說在黑格爾這里，資產階級的政治歷史在其思想形式上達到了“完成”。這種“完成”，使黑格爾宣布了一種“永恒價值”的出現，一種“唯一的真理”，一種“歷史的終結”，盡管這種宣布與他的辯證法主旨相悖。

福山抓住了黑格爾的這一“終結”的觀念，來描述他所處的時代，并給出一個終結性的歷史定位。福山注意到了黑格爾對盎格魯一撒克遜式的自由主義的批評，但他正是利用這種批評割裂了黑格爾作為集大成者與英美自由主義的聯系（注：關于這種“聯系”，學界公認黑格爾作為分水嶺式人物對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涵蓋力。薩拜因甚至展開分析了黑格爾對英國典型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柏克的各種原則的涵蓋。柏克猛烈批評法國大革命，但是他不得不這樣表述他對革命的這個根本看法：“那些堅持反對這一人間強大潮流的人，將顯得與其說是單單反對人的意圖，不如說是反對天命本身。”這幾乎直接就是黑格爾式的表述。所以薩拜因認為，“黑格爾的哲學系統地含有柏克零星發表的所有原則。”更不用說黑格爾在他關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理論中對自由主義的表述已非當時的所有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表述所能及。引文參見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劉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0-691頁。），而通過“自己的地位和尊嚴獲得承認”這一柏拉圖的古老命題把黑格爾納入了“福山式”的表述：“黑格爾主張，歷史因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而走向終結，因為驅動歷史過程承認斗爭的愿望，在以普遍而交互的承認為特征的社會中，才獲得了滿足。沒有其他的人類制度更能滿足這種愿望，所以今后根本不可能發生歷史的變化。”（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

對福山笨拙地因循黑格爾框架構思著一個“歷史終結”的地方，馬克思早已超越了黑格爾。

馬克思對黑格爾超越的最初發源，與黑格爾的邏輯語源密切相關。黑格爾在批判法國大革命兼及康德、費希特時，發現了理想主義自由觀念的“純粹形式性”，而這種“純粹形式性”包含著“應有”與“實有”的無法調和的對立。黑格爾用他龐大的辯證法體系來整合“應有”與“實有”，這一體系的開端就是“實存”、“實有”、“現有”。他從“現有”中發現“應有”，通過“應有”來揚棄“實有”，繼而發現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這一重要命題。這正是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共同語匯”，也是馬克思超越黑格爾的起始跳板。但是，當黑格爾從“遭到歧視的存在”出發，經過他的邏輯推演，完成的卻是一個終結式的神秘主義國家哲學。馬克思正是在這里突破黑格爾的邊界，展開對“集法哲學和黑格爾全部哲學的神秘主義之大成”（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頁。）的國家學說的批判，形成對黑格爾的超越。

馬克思從歷史上實存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分離的發生分析起：“舊的市民社會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質，就是說，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財產、家庭、勞動方式，已經以領主權、等級和同業公會的形式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打倒了這種專制權力，把國家事務提升為人民事務，把政治國家確定為普遍事務，即真實的國家；這種革命必須要摧毀一切等級、公會、行幫和特權，因為這些都是使人民脫離自己政治共同體的各種各樣的表現。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頁。）在這里，市民社會在資產階級政治革命中獲得政治上的解放，國家獲得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會保留具體的、實質上的特殊性。隨著這一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會的人也被政治國家奪去了自己的類本質、共同性和普遍性，成為“原子化”的孤立的個人，把別人看作工具，自己也降為工具。這是形式的普遍性與實存的特殊性的分離和對立，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造就了這種分離和對立，而且在政治解放的框架中不可能消除這種分離和對立。

面對這種分離和對立，黑格爾用國家的普遍性來綜合市民社會的特殊性。馬克思則對這種神秘主義邏輯作了一種伽利略式的“辯證的實驗方法”的反思。馬克思所經歷的經驗事實表明，市民社會的“欲求對于國家來說是一個嚴重和切實的考驗”，“私人利益力圖并且正在把國家貶為私人利益的工具”（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頁。），“因為私有制不能上升到國家的立場上來，所以國家就應該使自己降到私有制的與理性和法相抵觸的行為方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4頁。）正像大球和小球一起從比薩斜塔上落下時對千年理念所構成的挑戰一樣，市民社會的經驗事實對黑格爾的國家普遍性構成挑戰。到1859年，馬克思回顧自己的這一段思想經歷時曾說：“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到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頁。）。經歷了這一番“苦惱的疑問”和“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馬克思獲得了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的重要結論。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上第一個重要結論。（注：不少論者認為，馬克思獲得這一結論，得力于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的方法。此論有一定道理，在歷史唯物主義觀念仍然處于朦朧狀態，對市民社會的批判遠未成熟，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方法對馬克思確起過助推作用。但是，馬克思從來就沒有真正站在費爾巴哈的直觀的自然唯物主義立場上批判過黑格爾。——作者順按。）

基于這一結論，馬克思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中對以人權、自由、平等、安全等為旗幟的政治解放，作出了遠遠超越于黑格爾之上的說明：通過政治解放而確立的“所謂人權無非是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利，即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體的利己主義的人的權利”。具體地說：自由“是作為獨立的、封閉的自身的單子里的那種人的自由”，“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一人權”；“平等無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個人都同樣被看做孤獨的單子”，安全是“利己主義的保障”。可見，“任何一種所謂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主義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的人，即作為封閉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時脫離社會整體的個人的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7-439頁。）這是馬克思考察法國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以及美國《賓夕法尼亞憲法》和《新罕普什爾憲法》所作出的論說，而這些憲法成果卻是資產階級所提供的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黑格爾正是綜合法國革命、美國革命的精神原則宣布了一個“歷史的終結”。馬克思的結論是，以人權、自由、平等為旗幟的政治解放，乃是市民社會從政治中的解放；政治解放當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一次歷史進步，但決非歷史的終結。他說，“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頁。）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頁。）黑格爾被馬克思遠遠拋在了后面，而弗蘭西斯·福山至今還在黑格爾的邊界內打圈子。

3.馬克思批判的歷史視角

3.1在對上述命題作出歷史哲學中的說明的同時，必須強調指出，歷史是具體的。正因為歷史是具體的，所以它常常走著曲折回環的道路，生成各種時空條件下異彩紛呈、鮮活豐美的特殊個性。對于固守灰色的邏輯定則的人來說，或者對于盲目滿足于批判的成果而又肆意揮霍乃至踐踏批判的理論財富的人來說，鄧小平頑強的改革探索是一種充滿悖論而不可理解的努力。當鄧小平實事求是地提出建設未曾由“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民主法制傳統的任務，強調防止“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在社會主義國土上再度發生，因而西方輿論有稱鄧小平為“中國的托馬斯·潘恩”時，有人在鄧小平政治探索的使命與馬克思命題之間關系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難。

這種理解上的困難的發生，當然可以訴諸于未能對中國現實發展狀況的真實把握。這是一種正確的分析思路。但是，如果僅僅依賴于這種現實狀況的把握，陷于對問題的實用式的說明，就可能陷于對鄧小平政治理論和政治戰略的一種機會主義式的理解。所以，在強調對中國現實發展狀況的把握的同時，要弄清鄧小平何以能夠在這種發展狀況下不僅解決“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所有問題，而且有足夠的信心超越各國政治文明的發展現狀，在社會主義中國建設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從而使馬克思命題的歷史使命實現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具體的政治實踐之中。

這需要一種超越性的歷史態度，一種和馬克思建立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命題相通的哲學立場。馬克思對整個政治解放及其各項原則的超越，是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更高歷史層面上用人類解放對政治解放所實現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主觀價值上的否定，不是康德式的“應有”中的否定，而是更高的歷史批判意義上的超越。只有在歷史的辯證運動中實現批判的視角下，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這種否定，因而也才能對政治解放在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中的價值作出合理肯定，才能在歷史文明延伸中對政治解放及其原則在揚棄意義上的傳承與利用作出合理說明。

3.2卡爾·波普爾是一位聰明的哲學家。他在批評馬克思對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現象的否定時，看上去頗具幾分合理地發現了馬克思的一個疏忽：“他疏忽了一個最有希望改善多數經濟弱者處境的重要理論，同時也疏忽了一種潛在的對人類自由最具危險的東西。”（注：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臺北，第795-796頁。）他認為這種疏忽集中表現在馬克思對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的否定上，即馬克思由于過分強調經濟方面“事實不平等”，因而對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尤其是他們選擇政治的權力一律輕蔑地視為“形式上的民主”。波普爾認為馬克思的證據是，“誰有金錢，誰就有力量，因為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用金錢購買槍桿子甚至盜匪”。然后他接著證明，其實“金錢并不是特別有危險的。只有當金錢能購買力量（直接購買或奴役為了生活而必須出賣自己的經濟弱者）時，才具有危險”。因而必須控制金錢（經濟）對力量的購買，這就需要依靠政治權力，即“人民有權來選擇他們的政府的民主政治”（注：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臺北，第795-796頁。）。如果馬克思僅僅是一位同情、關心多數經濟弱者利益的倫理主義者，因而討論問題的視界就如福山所認為的那樣，“不是構成自由社會的原理，而是自由與平等的適當平衡點究竟想在哪個地方的問題”（注：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第2、9、332頁。），那么波普爾的批評倒是頗為聰明和精巧的。但是，馬克思從根本上說并不是一位倫理主義者，馬克思對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觀念的批判決不是從同情和關心經濟弱者的利益而展開的否定。

馬克思對形式平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否定，是在歷史批判的高度上的否定，是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運動本身所產生的一種必須性否定。在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各項原則中暴露出無法彌合的形式理性與現實實存的二律背反時，黑格爾力圖用歷史來整合“應有”與“實有”，最終神秘主義地實現于“自由國家”之中。而在馬克思這里，歷史是現實生活的歷史，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在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中，作為民主、自由理念核心的形式平等和市民社會的事實不平等是一個特定階段上的相互依存物，因而對形式平等的超越和克服市民社會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人類解放對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所以，當波普爾一輩以及福山同輩努力尋找自由與平等、形式平等與事實平等的“適當平衡點”的時候，馬克思不是如一個倫理主義者那樣站在其中的一邊，疏漏或否定其中的另一邊，而是在人類歷史運動的辯證特性的說明中否定了“平衡點”尋找本身，否定了這種對立狀態存在的全部歷史理由。

在歷史批判的高度上理清馬克思否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則的立場，也就可以在同樣的高度上理清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及其原則的歷史進步性的立場。他的結論是，對于中世紀“動物時代”的政治蒙昧來說，“政治解放是一大進步”，盡管“它不是一般人類解放的最后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頁。）。政治解放使“市民社會從政治中獲得解放”，使國家事務變成普遍的公民事務，使政治生活領域成為具有普遍性質的公共生活領域；政治解放摧毀一切等級、行幫和特權，解除了市民社會的羈絆，使人們脫離了舊的直接的政治共同體，成為獨立的個人，獲得了作為利己主義的人的自由并承認了這種自由。于是，“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頁。）。人盡管被迫在這種分裂的人格中生存，但畢竟已不是蜷曲在中世紀馬廄里的“動物化”的人，而至少已是具有普遍性質的“政治天國”中的普通公民。由于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則以及相適應的政治設施，是資本主義給人類政治文明所提交的一份歷史禮品。

3.3如此在歷史合理性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成果，并不是為了論理過程上的一種滿足，而是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義上合理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政治解放不是人類解放，但是如果沒有政治解放，就難以設想有人類解放。如果沒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難以設想有人類解放的現實進程。當政治解放使人被迫在雙重人格中生活的時候，雖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只是一種“政治天國”中的平等，但畢竟在形式上實現了平等。于是，歷史形成的任務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實不平等的對立，而不是消滅平等及其各項原則本身。實現人類解放和克服市民社會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克服市民社會是消除了形式平等的形式性，而不是消滅平等本身；是要從形式和實質的對立走向統一，而不是用實質去消滅形式。如果把對政治解放的超越，理解為對民主、自由理論的清除，那就等于重回政治蒙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辯證法的哲學立場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

4.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徑探索

4.1“爭得民主”，這是實現人類解放對政治解放的揚棄中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一筆特殊財富在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歷史進程中的傳承，是馬克思大寫字母的政治學的核心命題——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當代人類政治生活中，完全有資格說，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和自由觀是一種具有更高綜合性的、更能解決人類政治困境的民主觀，比經典自由主義更能說明現代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民主和自由問題。但是當人們反思20世紀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時，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遠未展開的主題。特別是20世紀晚期，民主價值的選擇問題和全球化問題被捆綁在一起，成為熱門話題。從世界文明的客觀進程看，當今的全球化是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先兆現象。作為一個客觀現象，至今其基礎性的進程仍主要是技術和經濟的全球化。但是，西方學界的一些理論家總是把這一進程染上他們自己的價值色彩，把全球化描述為由柏林墻的倒塌、冷戰的結束、“鐵幕”的消失推進的過程，描述為政治的全球化過程，描述為西方民主價值的全球化過程。到了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必須就自身的使命再度向世界作出說明，必須對于政治解放的超越在實踐中顯示出力量。

4.2因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自然被特別關注。在東歐發生政治劇變的1989年，鄧小平說，“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46頁。）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理論開拓及改革實踐，正是如何保證“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的一種探索，是歷史將超越政治解放而走向人類解放的具體路徑的尋找，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政治文明中自由、民主價值作出超越性說明的理論力量的展現。20世紀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極端年代”，社會主義曾以革命為中心概念樹起自己的歷史形象，而在鄧小平這里，這個形象的中心概念轉向了建設。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史上，鄧小平的政治理論在建設的意義上獲得了一個開創性的定位：如果說以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為典型，證明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成為可能；那么，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則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尋找超越政治解放的政治文明建設的具體路徑。和革命時期“武器批判”的全套思路不同，這里有一個整體的“話語”體系的轉換，這是社會主義政治理論史上的一次“范式”創新。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在評述鄧小平理論時認為，“鄧小平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注：：《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構成了鄧小平對如政治解放、形式民主、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和理論等各種問題進行反思的認識論基礎和歷史觀基礎，使鄧小平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全新理論境界。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以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為使命，那么這種對政治解放的超越曾經實現在歷史批判的理論之中，繼而實現在暴力革命的實踐否定之中，那么在鄧小平這里，則實現在更高歷史類型的政治建設之中。鄧小平把對政治理論的觀察從批判的視角轉向建設的視角，從權力型計劃經濟背景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從抽象的政治倫理主義轉向現實的政治法治主義，這是認識中國政治的一個新的理論境界，也是認識社會主義政治的一個新的理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