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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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研究綜述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回顧與評述

【正文】

我國理論界對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研究，始于1992年“南方談話”，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92-1993年為第一階段，主要是對這一理論進行宣傳、闡釋、論證和相關概念的爭論。1994-1995年為第二階段，表現為對這一理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第三階段從1996年起到現在，則在緩進中醞釀著突破。經過和正在進行的這些宣傳、研究，使理論界對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認識，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存在有些內容尚未涉及和已有成果有待細化、深化、準確化、系統化等問題。為此，本文擬作一概略的回顧與評述。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的“源”和“流”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的“源”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和創新，因此，十分自然地引起學者們對該理論“淵源”的研究和探討。龔育之在1992年提出了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新思想從何而來的問題，初步指出它既源自實踐，又是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結果。[1](p.35)

將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源”較明確概括為“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是李鐵映。他在1996年提出：“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說是在總結包括我國在內的現實經濟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鄧小平同志的經濟思想來源于實踐”。他還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科學運用和發展。”[2]這些研究成果，已被學術界接受，成為大家的共識。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的“流”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除了來自實踐和馬克思主義原理這一“源頭”外，還廣泛借鑒了直接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袖們的精辟思想，以及人類優秀思想成果，它們是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中的“流”。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聶運麟，1998）、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思想（冷溶，2000）、劉少奇的商品經濟思想（黃祖琳，1995）和陳云的市場思想（符衛年，1995）等。除此之外，龔育之(1992)提出：“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開了多次務虛會……會上已經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們黨的領導層中進一步探討了計劃經濟中出現的缺點……有的領導人講話，也用過‘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他認為，這些思想，與鄧小平1979年11月講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不無關系。[1](pp.30-31)

胡義成(1998)認為：“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哲學，必然地滲透著或契合著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他在分析了197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荷蘭籍經濟學家庫普曼的市場經濟“超制度配置理論”的主要觀點后指出：“這類觀點如果不被鄧小平理論加以批判借鑒，那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還認為，鄧小平汲取日本社會黨理論家佐藤的市場經濟思想，“結合中國情況，構筑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3](pp.209、215、214)

上述觀點中，有一點尚需進一步研究，即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不錯，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確有一些與西方經濟學相通的思想，但就此而得出兩者之間的借鑒關系，還缺少足夠的依據，需待有關資料的發掘和研究的深化。但有一點結論倒是可以通過反復研讀原著得出：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存在某些與西方經濟學相契合的思想，是鄧小平為了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國家搞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對這些國家經濟運行中既符合人類共同特性，又符合社會化大生產一般規律的做法，進行科學總結，并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實際，加以概括和提煉的結果。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

（一）鄧小平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思考過程

再現鄧小平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的思考過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盡管如此，學術界還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綜合起來，有以下幾點：(1)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多國的失敗，足以說明必須對該體制進行革命性變革；(2)社會主義各國對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商品（市場）經濟，引起了鄧小平對人類已形成的關于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的反思，結果，他認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一家獨有，而是有很強的兼容性，能為社會主義所用；(3)基于對我國改革在經濟、政治和思想觀念上的多重任務之間相互關系的戰略性思考，鄧小平認為用市場經濟來統領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因而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進（許新三，2002）；(4)鄧小平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選用了市場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5)鄧小平之所以選擇市場經濟，還考慮到了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需要（陳志良等，1992）。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過程

任何偉大理論的產生，都是創造者對世界某一事物長期觀察并思考的結果。據此，有的學者考察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過程時，將視角伸向鄧小平一生中與該理論創立有關的種種經歷，如留法勤工儉學、莫斯科的大學系統學習、太行區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探索等（聶運麟，1995），從而大大拓寬了對該理論的研究空間。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萌芽時間則是吳敬璉(1999)提出的：“鄧小平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講話所準備的手寫提綱中，就有‘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這一條。顯然，這里已經孕育了市場經濟思想的萌芽”。[4](p.103)

關于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的階段，龔金國等(1994)認為，這一理論“從提出、充實到完善大體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1、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2、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5](p.6)聶運麟(1995)則提出二階段論。“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鄧小平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在結合中應以計劃經濟為主……第二階段是從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鄧小平強調以計劃經濟為主逐步轉變為強調以市場經濟為主。”[6]

不論是二階段論還是三階段論，第一階段都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是因為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首次談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就是這樣說的。可見，這種劃分是有充分依據的。但也有個別不同意見，認為如果仔細分析鄧小平1978年12月至1979年11月間的改革思想及其實踐活動，便可知道，鄧小平之所以提以計劃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是基于策略方面的考慮。因為這種提法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從而減少改革起步時上下的阻力，最大限度地爭取更多的人贊成和支持改革，使市場取向的改革得以起步，以便打開計劃經濟的缺口，最終取而代之（許新三，2003）。

三、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內涵和基本內容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內涵

(1)市場經濟性質論

鄧小平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者都是手段”，把市場經濟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剝離出來，進而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是手段的認識，引起了學者們對市場經濟是否是中性機制的進一步探討。一種意見認為，作為運行機制的市場經濟，本身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資本主義可以利用，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周新城，1994；毛立言，2002）。另一種意見則相反，認為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與所有制、經濟制度和產權完全無關的中性機制，不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有缺陷的（張宇，1994）；認為無論從理論上說，還是從實際生活看，市場經濟從來沒有過獨立存在的形式，它總是同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相聯系的（韓鳳來，1997）。

關于市場經濟是否中性的爭論同市場經濟理論的共性和個性是相關的，理論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理解。

李克清(1992)提出：“市場經濟是一個中性詞，是用來表示經濟一般的一個概念，本身并不姓‘資’，也不姓‘社’。作為經濟一般，市場經濟可以存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社會主義制度之中”。[7]

楊圣明(1996)認為：“鄧小平同志的新市場論的內容包括市場經濟共性與個性兩部分……不懂得鄧小平同志關于市場經濟共性與個性的道理，也就根本不懂得鄧小平同志的新市場論，或者說，也就等于拋棄了新市場論”。[8]

(2)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關系論

綜觀鄧小平的全部改革理論及其實踐活動，我們看到，鄧小平有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替傳統計劃經濟的戰略意圖。但他也曾幾次談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觀點，由此引起了學者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互關系的爭論。大致可分為三種觀點。第一，取代論。吳敬璉(1992)認為，鄧小平所說的“改革是一場革命”，“當然，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即指“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1](p.58)兩年后，他更明確提出：“鄧小平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場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革命。”[9]第二，并存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從根本上排斥計劃經濟的觀點是不能接受的（張朝尊，1992；蔣學模，1994）。第三，雙義論，于光遠(1992)認為：“計劃經濟一詞事實上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涵義。前者指的是有計劃發展的經濟，后者指的是社會資源主要由計劃來調節，而不是由市場來凋節的一種經濟制度。作為廣義的計劃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建立起來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作為狹義的計劃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建立起來之后是不再存在的。”[10]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作為在一定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由于在資源配置上截然相反的做法，兩者無法共存于同一個社會之中。對此，鄧小平早就有清楚的認識。但他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不排斥而且應當運用計劃手段來完善其體制，以利于造成對資本主義的體制優勢。鄧小平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使用“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這一說法的。

(3)市場經濟階段論

自從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就有了萌芽”的見解公諸于眾后，市場經濟的階段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認識上分歧很大。一種意見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有市場經濟。伍柏麟(1992)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以前，雖也有商品生產，有市場，但它們還沒有成為社會經濟的普遍形式，整個社會還是自然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才形成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11]另一種意見認為，早在奴隸社會就有了市場經濟。王玨(1993)提出，市場經濟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古代的市場經濟，它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條件下出現的，它有兩個特點：第一，就其本身的發展水平而言，它是一種單一的市場經濟，即一般商品市場，沒有或極少勞動力、資金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市場。第二，這個時期的市場經濟從全社會范圍來看只是一種補充成分，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是自然經濟。第二階段，近代市場經濟……第三階段，現代市場經濟”。[12](p.83)第三種意見則將市場經濟分為帶有資本主義個性的市場經濟和具有封建主義個性的市場經濟，并認為前者出現于我國明清時代，后者形成于宋代（尹進，1994）。

仔細分析各方的論述，可以看出，人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認為，市場配置資源必須成為該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并且在全要素市場形成后，才能將其稱之為市場經濟。有人則認為，只要有商品市場，只要市場對資源配置已起作用，（盡管整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是自然經濟）便可稱之為市場經濟。由于這一認識上的分歧，就有了市場經濟階段的不同劃分。鄧小平將封建社會的市場經濟定位為“萌芽”狀態，顯然是經過仔細斟酌的，是將市場經濟理解為全要素市場和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并以此來劃分市場經濟階段的。這一點又與鄧小平要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思想存在著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

(4)生產力標準

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為標準來評判市場經濟的優劣與是非，是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談話中多次論及的問題，構成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內涵，很早便引起學者的關注和闡釋，并成為學者共識。龔育之(1992)在引用了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關于市場經濟的談話后提出：“小平同志在這里顯然是強調要用生產力標準來觀察、評價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1](p.37)陳志良等(1992)在引用鄧小平上述同樣談話后提出：“鄧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鄧小平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出發來設計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發展生產力構成了鄧小平探索和設計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邏輯起點和邏輯終點”[13](p.287)

(5)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

鄧小平多次指出，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暗含著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能夠相容這一前提。對此，學者們認識各異。一種觀點認為，兩者能夠兼容。如龔育之(1992)認為：“就未經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說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能兼容，還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實現形式經過改革，還說它同市場經濟不能兼容，那就沒有道理，全屬偏見了”。[1](p.47)另一種觀點認為，兩者有兼容的可能性。吳敬璉(1993)認為：“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的公社’”和“斯大林時代所采取的國有國營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是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已經存在產權社會化的現成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況下，顯然出現了新的可能性。”[14](p.217)第三種觀點認為，是否兼容尚須證明。臧旭恒(1993)認為，馬克思本來意義上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至于現實中存在的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他認為“截止目前仍不存在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完全相容的成功的實例，但也不存在失敗的實例。”[15]第四種觀點認為，是否兼容已被證明。張宇(1994)認為：“經過近百年的歷史，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事實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可以結合的。”[16]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能否兼容，是一個迄今為止仍存在爭議的話題。從現有的理論與實踐看，目前我們還很難得出公有制已經融入市場經濟的結論。因為一方面，我國的國有企業總體上還沒有很好解決所有者缺位、委托以及與此相關的激勵和監督問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是否已融入市場經濟的測定標準尚待制訂并完善。但是，經過從放權讓利、承包制到現代企業制度等二十多年改革歷程的國有企業，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并有望在不太長的時間里，隨著我國各方面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而最終融入市場經濟。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包含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鄧小平在1979年11月至1992年2月間10余次關于市場經濟的談話，其主要內容有人概括為5點（李炳炎，1994），有人概括為6點（龍太江，1995），但其中3點為其核心內容：(1)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2)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二部分是鄧小平為在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而采取的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中所引出的理論創新，其包含的內容，也因為認識不同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的學者將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根本任務、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概括為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前提和基礎，并把實現共同富裕、探索現代企業制度、培育現代市場體系、改革宏觀管理體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納入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之內加以研究和闡述（龔金國；1994）。也有的學者則將鄧小平經濟理論直接等同于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即在龔金國等人概括的基礎上，再加上所有制結構、科教興國、財政、金融、國企、外貿、農村改革等內容（唐任伍等，2001），構成一個龐大的體系。

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內容，應該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作出嚴格界定。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是1980年4月提出的，如把它看作是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前提，既缺乏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又容易產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后市場經濟將不需存在的誤解，也不符合鄧小平在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的所思所想，因此，將其納入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前提或基本內容是不合適的；鄧小平在1975年至1985年抓教育科技工作時形成的思想，如用科教興國的名義歸入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內容，也十分牽強。

四、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偉大意義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談話內容，雖然直到1992年2月南方談話后才陸續公開，但這一理論卻從提出之日起就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性指導思想，對其實施指導的途徑，學者們從兩方面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其一是鄧小平通過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談話，使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并通過黨的決策來實施對改革的指導。對此，高路(1992)在詳細考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出臺始末后，總結道：“在1979年以來的14年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或重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這期間，中央先后確立了一系列新提法，標志著全黨的認識在不斷發展、前進”。”[17]蘇星(1994)在《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引用了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關于市場經濟的談話等內容后，接著寫到：“黨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就是以此為基礎的”。[18](p.61-62)邢賁思(1994)則認為，鄧小平這一談話“對全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領導全國人民著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9](p.450)龔育之(1992)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1984年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中表述的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概括……作出這個新概括，源于鄧小平講過的意見，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和支持”。[20]吳敬璉(1999)則提出了鄧小平1987年2月關于市場經濟的談話對十三大報告沒有再提計劃經濟，以及鄧小平南方談話對黨的十四大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所起的決定性作用。[4](p.121)其二是鄧小平通過具體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如漸進的改革方式、創辦經濟特區、價格雙軌制等來實施對改革的指導。對此，張卓元(1997)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能夠一直堅持以市場為取向，沒有出現大的曲折……同鄧小平同志帶頭沖破傳統理論的束縛，積極倡導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與市場經濟論，有著緊密的聯系”。[21]陳甬軍(1998)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進展是在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理論的指導下取得的”。“實踐證明，價格雙軌這一中國經濟改革漸進方式最主要方法的產生和實施，是中國改革目標制約和影響下的一種必然選擇，也是小平同志關于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思想的產物”。[22]

（二）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中國確立的偉大意義

在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其意義是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學者們著重從現代文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周為民(1997)提出：“市場經濟的自主性質不僅是經濟活動與效率的保證，而且是整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正是市場經濟，正是在自主基礎上以契約為媒介的自愿的市場交換，構成這些崇高社會理想和現代文明基本精神的真正具體、現實的基礎。一個缺乏市場經濟制度的傳統社會，必定是一個缺乏個人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社會，以至于自由平等觀念本身無論在‘抽象’的還是在‘具體’的意義上都是被排斥的”。[23]趙甲明(1999)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中國公民帶進了世界性的生產和消費并參與世界性文化的形成，即使中國公民從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歷史性存在，開始在全世界范圍獲得全面發揮其才能的手段，在廣闊的時空發展其本質和能力，從而有了達到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可能。”[24]邊立新(2000)認為：“市場經濟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與此相聯系，市場經濟對于人性的不斷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同樣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25]

對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偉大意義的研究，雖然已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還有一些問題有待于繼續研究探討。第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現有的研究還停留在一般性肯定中，缺少具體的分析和規律性的認識。而這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們對于中國經濟轉軌的理論總結便是不全面甚至不深刻的，我們便無法真正解開中國改革成功之謎，也無法真正將以中國為分析范本的過渡經濟學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第二，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涉及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相互關系，其中不乏有規律性的認識，值得我們去深入鉆研和總結，并用于指導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其中也有一些謎有待我們去破譯。但我們對此問題的研究還遠沒有到位。第三，鄧小平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成功運用，有著方法論上的諸多啟示，這是新世紀社會科學創新應遵循的重要軌跡，但這些方面的研究同樣是十分欠缺的。

五、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歷史地位

（一）在鄧小平理論中的地位

1994年1月在深圳召開的“鄧小平市場經濟思想學術研討會”提出，“鄧小平市場經濟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26]

彭聚先(1994)認為：“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27]

龍太江(1995)指出，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僅為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增添了新的重要內容，而且也為這一理論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28]

（二）在社會主義史中的地位

高放(1993)認為：“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上了一個臺階……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新發展，是社會主義史上具有時代意義的新貢獻。”[29]

邢賁思(1994)提出：“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上，他首次科學地闡明了公有制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對利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貢獻。”[19]

（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的地位

李連仲等(1992)認為：“鄧小平同志關于‘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論述，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實踐中的重大突破，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30]

呂振宇(1999)提出，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31]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但受各種條件（特別是歷史條件）的限制，需要后人不斷豐富發展，實現理論和實踐的創新，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需要。鄧小平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基礎上，明智而又實際地選擇了迄今為止最有效的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形式，即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在中國取得了既堅持和鞏固了社會主義陣地，又實現了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等驕人業績，使中國經濟在持續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后，還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事實充分證明，鄧小平為社會主義選擇了市場經濟，既是大膽的，又是正確的，其意義更是極其深遠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將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定位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十分準確和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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