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客家文化在海南的傳承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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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系是中國歷史上多次移民運動的產物，客家人經過歷代長期艱苦奮斗，使民族性格得到考驗和磨煉，成為漢民族中的一支優秀民系，客家精神，諸如開拓進取、崇文重教、崇先報本、愛國愛鄉等等，也帶有濃重的移民文化的特質，成為客家民系獨特的生存理念。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客家民系的不斷播衍、發展中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根據古小彬《海南客家人》一文介紹：“與大陸僅一瓊州海峽之隔的海南島上，居住著為數不少的客家人，據不完全統計，現有三十多萬。主要分布在儋州、定安、三亞（原稱崖縣）、澄邁、臨高、萬寧、陵水、文昌、瓊中、海口等市縣。島上客家人最早出現在宋代。那時，海南島上缺牛，客家人便從廣東省高州、雷州販牛到海南用以耕作和食用，居住地域在古儋州客家村——大同村。……從宋代迄今，客家人在島上居住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歷元、明、清、民國。自廣東、廣西、福建諸省陸續渡海居瓊者絡繹不絕，從而形成一支客家大軍。”

由上可知，海南客家人也是移民運動的產物，那么，客家精神在海南是否得以傳承和發展呢？本文試圖根據海南網站搜集到的資料，從客家精神中開拓進取、崇文重教、崇先報本、愛國愛鄉四個方面進行一番粗淺的探討。

一、勇于開拓進取、造就了海南客家人。

移民運動，前路遙遙、風云莫測，充滿著冒險。客家人發展的歷史，正是披艱歷險，頑強拼搏的歷史。風雨磨難，鑄就了他們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性格。“不靠親不靠戚，全憑自己長志氣”、“人有志，竹有節，有志有節世上立”、“山高高不過腳板，石硬硬不過手掌”，這些諺語，正是客家人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極好寫照。而強烈的開拓進取精神，正是客家移民運動得以成功的首先要條件。

據《渡瓊客家史概述》介紹：客家渡瓊曾經出現過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起于鴉片戰爭以后，終至太平天國革命前夕。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迫清政府開放廣東沿海口岸，而導致在廣東的臺山、開平、新會、報寧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勢力的擴展，逐漸形成“土客相爭”，“仇客分聲”的局勢。在此種局勢的威迫下，該地區的客家人為了謀求出路，南遷渡瓊，來到崖縣、定安和儋縣的沙帽嶺（又名沙坡嶺）山麓等地開山種田，后人就把這批客家人稱為“老客”。嗣后，到了同治三年間，因廣東西路事件（赤溪事件）及客家人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影響，為了避開“世亂”及“逐客”的悲劇，客家人又第二次大規模地渡海來瓊，分別居住于儋縣、定安、崖縣、澄邁、臨高、萬寧、陵水、瓊中等八縣的山區，前前后后一共有1萬人左右，這也是后人所稱的"新客"。這些“老客”、“新客”就是當今渡瓊客家人的開山始祖。

三十年代初期，大陸軍閥混戰不迭，各稱霸一方。一些民族資本家和華僑實業家急于尋找一個相對穩定的投資環境，來發展自己的實業。與大陸隔海相望的海南島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為這些實業家所尋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別從南洋、廣東梅興地區漂流渡瓊，在儋縣那大、瓊中縣三腳嶺等地，投資經營礦、植（橡膠）業。興辦萬發、僑興、聯昌、松濤等公司，創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興街和松濤爪哇街。這客家渡瓊的第三次高潮，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很大，來客多為殷富商賈巨子，資本雄厚，是海南橡膠種植業的創建人，后因風云變幻，這批客家人也相繼轉移到南洋去了。

第四次高潮是在1949年至1958年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接著人民解放軍馬不停蹄地南下解放了海南島。海南建設需要大批人才，當時適逢政府大張旗鼓地征召人才隨軍南下，開發建設海南，對于那"無用武之地"的梅縣客家人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從梅興地區隨軍南下瓊州參加隊和墾荒隊，進住海南各縣鎮鄉村，成為五十年代初，鞏固海南，建設海南的主力軍之一。

此外，""年代后的三年困難時期，一大批饑腸轆轆的客家人，分別從廣西、廣東各地牽男攜女、成群結隊到海南"找老鄉"。還有大批印尼難僑來到海南、進了華僑農場。成了海南建設的又一批生力軍。

試想，這些“老客”、“新客”來到海南偏僻山區開山種田，需要付出多少的汗水和辛勞？如果沒有開拓進取精神，海南人生地不熟怎么敢來？來了怎么吃得了苦？又怎么能與當地交流融合，并在海南站穩腳跟？

正是開拓進取精神，激勵他們以堅恝不拔的毅力、無艱不摧的勇氣排千險、克萬難，才能在海南島站穩腳跟，成為海南島的主人。

頑強的開拓進取精神，還體現在客家人在海南發展實業上。又據《渡瓊客家史概述》介紹：三十年代初期，大陸軍閥混戰不迭，各稱霸一方。一些民族資本家和華僑實業家急于尋找一個相對穩定的投資環境，來發展自己的實業。與大陸隔海相望的海南島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為這些實業家所尋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別從南洋、廣東梅興地區漂流渡瓊，在儋縣那大、瓊中縣三腳嶺等地，投資經營礦、植（橡膠）業。興辦萬發、僑興、聯昌、松濤等公司，創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興街和松濤爪哇街。這次客家渡瓊，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很大，來客多為殷富商賈巨子，資本雄厚，是海南橡膠種植業的創建人。至海南解放前夕，海南客家實業已發展到較大規模。海南解放后，這些橡膠園大都被國營農場接管，屬華南墾植局管轄的西聯、西培等八大橡膠農場密集于那大地區的周圍，就是以這些客家人開創的膠園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而這些驕人的成就，不也是客家人開拓進取精神的結晶嗎？

二、執著的崇文重教精神，培養了海南客家人。

客家人繼承中原華夏文明優良傳統，歷來崇文重教。

客家人在移民運動中，吃盡千般苦，更希望通過教育，讓子孫能“學而優則仕；同時為了謀求生路，為了經商、做官，也必須學習文化知識；所以，客家地區向來文教事業比較發達。此外，在客家宗族社會中，宗族的社會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紳學子數量的眾寡、學問的高低，緊密相關。高、眾者，則家族聲隆；低、寡者，則家族不顯。各家族為振家聲、族威，傾力集資開辦族塾，培養族中子弟，望其考科入選，金榜題名。舊時，凡中舉人以上者，可豎“楣桿”，以顯示功名，借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對家族子弟的教育當作一樁大事來辦。定制立規，寫入譜牒。正如學者崔燦在《客家三論》中所言：“客家人辦教育的熱情源于中原，而又極大地超過了中原。中原人辦教育，入學的多是貴族或富人子弟，窮人子弟往往拒之門外。客家人辦教育是博施于民，只要是同宗同族的子弟，不論貧富一律收授……”正因如此，客家人勉勵兒孫讀書的諺語俯拾皆是：“山瘠栽松柏，家貧子讀書”、“補漏趁天晴，讀書趁年輕”等，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

海南客家人也不例外，始終把興辦教育、培養客家人才奉為金科玉律。清末民國初年，楊夢焦（興寧人）秀才、葉夢同（儋縣南豐頭茶人）等先賢創辦了那大地區第一間客家學堂--陶江書院。1905年，鐘可權（梅縣人）、葉元勛（南豐頭茶人）、鐘鷹楊（南豐深田人）等在那大海北街（今儋州市衛生局內）創建了“客族大同會館“。民國8年（公元1919年）2月，瓊崖道尹饒芙棠先生（梅縣松口人）為“客族大同會館“題匾改名為“渡瓊會館“。1935年鄧瑞英（那大合羅人）、李英華（南豐尖嶺人）等名賢創辦了那大第一間客家小學——那大二高（以渡瓊會館作校址）。1945年至1946年，鄧瑞英、梁少海、鐘天統在那大創辦海南第一間客家中學——中原中學（借那大二高校舍建校），后改為瓊西中學（今那大中學前身）。客家人以客家學校、客家會館為基地，致力客家子弟的培養教育，為弘揚客家精神，繼承先賢優良傳統作出了可喜成績。宋后，海南建起“文昌孔廟”、“五公祠”、“蘇東坡書院”等名人紀念館，更加激勵子弟“學而優則仕”。至科舉制度廢止，計共中舉人700多名，登進士100余名，從“三代進士”至“公孫尚書”，出現了海南人入朝當官的可喜變化。

三、濃厚的崇先報本意識，凝聚了海南客家人。

歷史上客家先人是被迫南遷的，常年背井離鄉。游子在外，尚且“每逢佳節倍思親”，長年遷徙，漂泊無依的客家人對故土的懷念、對祖先的崇拜自然特別虔誠，他們的后裔承傳了這種帶有儒家觀念的傳統，色彩更為濃烈。不論遷移到何處乃至海外異國他鄉，客家人都不會忘記他們的祖輩來自何處。“摘瓜尋藤，崇先報本”。這種崇先報本意識強烈地體現在他們對祖宗的崇拜上。

廣大客家地區幾乎家家戶戶供奉祖宗牌位，各個姓氏還廣泛盛行祭祖修譜，翻開客家每個姓氏的譜牒，開宗明義必有“樹有本，水有源”這則諺語，必然少不了詳細敘述氏族的起源、衍播。諸如“離鄉不離土，離親不離祖”、“天有日月，人有良心”之類的諺語俯拾皆是。目的在于告誡子孫后代，無論貧富貴賤，誰都不能忘記自己根之所在，本之所依。大陸各地，客家各姓宗親，每年春秋祭祀祖宗，有的客家老年華僑、華裔，十幾二十次返回祖國尋根問祖，深情感人。

基于這種崇先報本意識，海南客家人還注重“走遍天下，鄉音依然”、“寧賣祖宗田，唔忘祖宗言”。據石屋人整理的《儋州客家文化小談》載：客家話是海南島八大方言之一，且以那大為著。比較集中的就在那大方圓數十里。據不完全統計，僅那大地區的客家人就有14萬人左右，今日的那大不僅是海南西路重鎮，也是渡瓊客家人聚居的中心，所以，那大地區流行客家話。儋州市南豐鎮一直被譽為“客家鎮”、那大勝利路一度譽稱“客家梅縣街”。客家話分布在那大鎮及其管轄的石屋管區、僑南管區、白南管區、紅南管區、新屋村、菜園下村、合羅管區、前進農場、雅拉農場包括現在歸屬那大的原洛基鎮的洛南、炮龍、茅園等村，及藍洋鎮、南豐鎮、和慶鎮。被客家文化同化的儋州地區有：西聯農場、僑植農場、兩院部仔、軍屯管區等地區，現在大都流通客家話。在那大基督教堂里，你會聽到牧師用流利的客家話誦經做禮拜；在那大的紅旗市場、軍屯市場不會講客家話，經商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在收聽廣播時，同樣能聽到播音員用標準的客家話播音。在客家村落里，客家氛圍更加強烈。比如說儋州市的南豐鎮，客家人占百分之九十，只要是在這個鎮居住操其他方言的人都會說客家話，如在這里長期居住，不懂說客家話有可能會遭受歧視，造成諸多不便。在這里的客家人要是拿普通話與大伙交流，會被大伙嘲笑，排斥，小看，性質嚴重的話還會背上一個忘祖的罪名。

海南萬寧市以海南話為強勢語言，但萬寧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卻以客家話為主，那就是萬寧興隆農場，萬寧的三分之一財政稅收都來自興隆。興隆客家人對外從來都不說自己是萬寧人，來自萬寧，沒什么事也很少去萬寧城區，只有城區的來興隆玩。正是這濃厚的崇先報本意識，使海南客家人無論走到哪骨子里深深都知道自己是個客家人。

四、強烈的愛國愛鄉精神，成就了客家人的重要貢獻。

客家人因為逃難而離鄉背井，在處處無家處處家的顛沛流離中，親人、故土分隔天涯的切膚之痛，使他們與漢民族其他民系相比，愛國愛鄉之情更加強烈。對家園的安定，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崛起有著強烈的渴望。這種情懷在客家諺語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土才有花，有國才有家”、“國富民強、國破家亡”……表達的是強烈的愛國愛鄉之心。又如：“背井離鄉，故土難忘”、“別人的龍床，不如自家的狗窩”等，抒發的是深沉的愛鄉之情。

客家人的愛國愛鄉觀念，同樣體現在海南客家人身上。他們把愛國愛鄉之情融入海南島的開發和建設之中，為海南島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遠在道光元年，陽江渡瓊客家人麥萬楊三公（名開獻）就在和慶海岸河上游的船肚村附近，獨資建造一座長50米，寬2米，高5米的船肚石拱橋，該橋經歷了150年的山洪暴雨的沖刷，至今仍完好無損。

清代光緒年間，儋州、臨高發生土客爭端，紛擾著百余村。時任瓊州鎮標的儋州市南豐鎮客家人鐘鷹揚，在陽江縣征匪治邦卓有政績，聞訊便回海南舉辦保衛團局，會同鄉人除暴安良。與此同時，又與梅縣籍鐘可權、興寧籍楊問蕉等，創辦海南島上第一間客家會館——客族大同會館，安置了大批從大陸來瓊的客家人。

在革命戰爭年代，海南客家人踴躍參加革命，陶江反擊戰、那大戰役、石屋的五嶺廟戰役等無不留下客家前輩前仆后繼、奮勇戰斗的足跡，僑南村、陶江村還是儋州市出名的革命老區。

在教育方面，如前所述，許多客家人熱心建校辦學、或慷慨捐資助學，為海南客家子弟的培養、海南教育事業的繁榮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經濟開發方面，渡瓊客家人的建樹尤為卓著。1904年，秘魯客家華僑曾金城先生（番禺人）就在那大創辦僑興有限公司，經營礦、植業，開采大寶山錫礦，開辟白南、五嶺一帶的膠園，他是海南橡膠種植業的創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6年，北美客家華僑吳業添先生（新會人）集資興辦聯昌公司（今國營西聯農場前身），第一次大規模從南洋引進橡膠苗定植。馬來西亞客家華僑鄭任良先生（梅縣人）在瓊中三腳嶺創辦松濤華僑實業公司。蔡惠植、趙彩興（梅縣人）在那大辦起兢業膠園；范其祿在那大石屋開辟“其祿“膠園；鄧瑞英、鄧瑞文、鄧德輝等人在那大合羅分別開辟“刻刻“、“生生“、“兄弟“膠園；楊秀春、梁少海在蘭洋南羅分別開辟“清白“、“茂山“膠園；鐘南歧、鐘翔歧、鐘宏歧、鐘明岐等兄弟在蘭洋加老分別開辟“南歧“、“翔岐“、“宏宏“、“岐山“等膠園；邱文蔚、陳道允、鐘波平、彭志賢等人在南豐那旦等地開辟“文蔚“、“道允“、“波平“、“志賢“等膠園。這些橡膠園大都于1935年創建的，儋州客家人的經濟收入大都是橡膠，所以儋州的原始橡膠產業一半是客家人生產的。

值得一提的是客家人為主的興隆華僑農場，在全國同類農場中建場最早，先后得到中央三代領導集體的特別關懷；經過53年的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具有固定資產2。3億元，累積上繳利稅2億元，年創繳利稅2000萬元，年國內生產總值約780萬元，聚農、工、商、旅游綜合發展的大型華僑企業，成為全國華僑農場的一面旗幟。

傳教士肯貝說：“客人確是中華民族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他們的南遷是不屈辱于異族的統治，由于他們顛沛流離，歷盡艱辛，所以養成他們愛國愛種族的愛國心理，同仇敵愾的精神，對中華民族前途的貢獻，將一天大似一天，是可以斷言的。”在客家五次大遷徙中，海南客家應屬第四、第五次大遷徙的產物。而從海南客家薪火相傳的發展歷史，我們看到客家精神的代代傳承與發展，有如生機勃發的種子，生根、開花，結出芳香四溢的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