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經濟的社會學透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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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美女經濟”是當前頗受關注的一個社會現象。通過對“美女經濟”興盛原因的分析和美的標準為女性所接受的社會原因的探討，揭示了“美女經濟”所折射出的女性社會地位。

[論文關鍵詞]：美女經濟；女性地位；符號

近年來，“美女經濟”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受到越來越多的來自不同視角的關注，“美女經濟”一詞也因而被越來越多地使用。那么，何謂“美女經濟”?它因何而起?它與女性的當下生存狀況又是何種關系?

一、何謂“美女經濟”

“美女經濟”是指與制造美女、維持女性美貌有關的經濟活動，它包括女性保健品和化妝品的生產、銷售及消費，女性美體、塑身、整形美容等營業場館的開辦和消費以及有關如何成為美女之類的專業指導書籍的出版與銷售。近年來，這類經濟活動的繁榮已是有目共睹。根據有關報道，整形美容已經成為中國居民繼買房、買車、旅游之后的第四個消費熱點，全國美容消費近年年均突破200億元。

從表面看來，美女經濟的興起是女性追求美的必然產物，它有助于女性保持容顏，給女性帶來自信，其受益者似乎毋庸置疑是女性自身。但如果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女性對自身形象的關注從來就不單純只是女性自身意愿的表達，其背后總是有著更為深刻、更為隱蔽的社會原因。

二、美女的標準及“美女經濟”的動因

不同歷史階段，美女的標準不一。《詩經·衛風·碩人》中對美女的描述是“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國風·周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漢書·馬廖傳》中有“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的記載；唐朝則有對婦女身段豐腴的要求……纏足可以說是一場全社會的對女性身體進行人工改造的運動，它究竟始于何時，史學界說法不一，但在女人纏足的原因上，人們基本達成共識，即認為纏足之后的女性更符合中國男子眼中的美女標準，可使她們成為更令男性滿意的、理想的泄欲工具。

由此看來，在不同歷史時期，女性美的標準是不斷發生變化的，歷史上有以胖為美的階段，也有以瘦為美的時期。但縱覽整個中國時尚變遷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時尚主題強調的是女性的不同部位，崇尚的是女性的不同韻味，但由男性來設定女性美的標準這一點卻是始終如一的，它是貫穿整個時尚歷程的中軸。

今天的女性，換膚、抽脂、美容整形，她們對自身外形的改造可謂是全方位的。因為得益于各類高科技，其過程可能不及古時的纏小腳慘痛，但當事人仍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忍受一定的痛苦，媒體有關因美容而給當事人帶來傷害的報道也屢見不鮮。盡管如此，女人們仍趨之若鶩，究其原因，是因為“做女人挺好”“讓男人一手無法把握”“好身材要保持”“做女人要懂得珍惜自己”等等。而所有這一切無一不是作為欣賞主體的男性群體在通過媒體向女性反復灌輸、強調著他們對女性美的訴求：挺拔、豐滿、苗條、漂亮，其潛臺詞是：不具備這些的女人，就是不達標的女人，那自然不是男人的所愛。由此可見，雖然美的標準因時而異，但女性為取男性之悅而美、按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這一點，卻是始終如一。只不過這種要求已借助人的社會化的過程為女性所接受、吸收和融入，再也看不出任何的蛛絲馬跡，女性自身也將之視為她們自我意愿與天性的自然表達。

美貌就這樣在男性有意識的引導和女性集體無意識的參與之下成為一種資源，一種換取男性肯定、欣賞的資源。因女性美貌的形態的不穩定性，那么選擇最佳時機、及時充分地完成交換成為其價值實現的關鍵。于是，擁有這種資源的女人“天生麗質難自棄”，想盡一切辦法保持其外在形態，而不具備這種資源的女人或資源相對貧乏的女人，則想方設法在原有基礎上做些修整工作或干脆以人工替代天然。于是乎，制造美女的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美女經濟”因此紅紅火火以至炙手可熱。具體而言，“美女經濟”繁榮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傳統文化中夫權觀念的影響是“美女經濟”產生的動因。“用年輕美貌來衡量女性的價值是夫權社會的一個根本標志。”傳統社會的女性因其社會地位的低下，處于男性的附庸地位，她們只能通過滿足男性的審美需求為自己謀求一小片生存空間。而男權社會賦予男性的至高地位使男性在重視女性生育功能的同時，更傾向于突出女性的美麗纖弱以滿足性欲并顯示自己的強悍與威嚴。對女人美貌的關注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對美女的不同方式的消費也并非當今時代的創新(如昔日對歌妓舞女的消費)。今日對女性容貌的過度關注與消費，不過是傳統文化中男權觀念的延續。這種文化的延續性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度為意識形態的力量所抑制，“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鐵姑娘”曾被認為是美麗的女人。而這種看似對傳統文化進行顛覆、將女人放在與男人平等地位的運動事實上與傳統文化中借助裹小腳以摧殘女人的男權思想遵循的是同一種邏輯，即以男性的設計為準、在漠視女人自身存在與意愿的基礎上形塑女人。從實質上來看，傳統文化中的男權觀念從未中斷過，因此，當外部環境一旦適宜，對女性美貌的需求與消費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次，商品經濟時代的到來是“美女經濟”繁榮的契機。從人的觀念上看，伴隨商品經濟而來的是人們思想觀念的開放與價值觀念的多元化，與昔日計劃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及價值的一元同構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計劃經濟時期被刻意淡化的自我重又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人的各種需要有了得以滿足的寬松的社會環境，甚至還被當作商品經濟得以繁榮的要素。從手段及技術來看，科技與信息的發展為女性按既定標準形塑自身提供了可能。如同其它產品的大工業生產一樣，在某種程度上，美女的制造也備了批量生產的能力。

此外，媒體的宣傳及炒作與商家在利潤趨動下的適時而動使“美女經濟”的潛在商機成為現實的榮經濟。傳統文化的延續與商品經濟時代的到來為美女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可能，而媒體在將這種可能為現實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借助廣告、電視劇等人們易于且樂于接受的形式，將美女的最新準及各種有關如何成為美女的信息傳輸給人們，其速度之快、覆蓋面之廣及效度之高都是以往時代所法比擬的。另外，媒體的富有煽動性的語言也契合女性在對美的追求方面的求同心理與求異心理，它女性帶來

三、美的標準內化為女性自身美的標準

美的標準只有為女性接受并內化為她們自身對美的訴求才能使她們成為當今“美女經濟”的積極愿的參與者。那么，那些并非輕易達到的標準是如何為女性接受并成為她們追求的目標的呢?

美女的標準為女性所接受是借助多種途徑實現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其一是我們前已述及社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社會化主體的家庭、學校和社會借助種種手段，通過種種渠道，出于不同意圖，隨時隨地向社會化的客體灌輸著有關做女人的標準。作為社會化客體的女性就是在這個幾乎無孔不入、從不停歇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社會的標準(男人的標準)作為自我的標準加以吸收。于是，在社會不同主體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合謀”之中，“我要做美女”成為了全體女性的共同心愿。

社會化過程之外的另一有效途徑，就是容顏與女人收益的掛鉤。這些收益包括金錢、地位以及自我感覺、婚姻幸福等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收益，這一點古已有之，于今為烈。傳統社會的女性生命存在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上，而這一價值能否實現的一個關鍵就是做一個符合男性欣賞標準的女性，以順利地進入一個理想的婚姻。如若能達到這一點，那就等于一個女人的終生“有了依靠”。正因為如此，女性嫁于他人又被形象地稱為“托付終生”。所以古代女子所受家庭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在容貌裝束、行為舉止方面符合男性的要求。如果她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往往會為她帶來很大收益。而如能艷冠群芳，她還有機會被“一朝選作君王側”，不僅自己享盡榮華富貴而且蔭及兄妹親族，其收益的豐厚具有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今天，容貌在女性收益預期上也表現出極大威力，婚前如此，婚后亦如此。就婚前而言，“男性在擇偶時年輕美貌成為第一選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主旨并未因時光流轉而發生實質性改變，改變的只是“何謂窈窕淑女”的具體標準而已。就婚后而言，當今，來自婚姻之外的種種誘惑使婚姻變得異常脆弱。“婚外情是當今婚姻破裂、夫妻離異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已成為眾多青春不再的已婚女性的最大擔心。有了錢的男人包二奶、養情婦、找三陪，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而針對有權男人的性賄賂也已成為社會腐敗丑惡現象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

雖然當今社會輿論在某種程度上對男性的這類行為仍持批評態度，并對他們的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力，但不可否認，隨著社會的轉型，人們的價值取向趨于多元化，這種輿論約束力較之改革開放前的會已大大減弱。這種變化對婚姻中的女性影響很大，“……對丈夫擁有資源的婦女來講，構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面對自己不可抗拒的不斷增長的年齡，無法改變的外貌，她們很容易產生自卑感和較低的自我評價。”而那些被稱作“第三者”的女人之所以能夠輕易達到目的，大多憑的就是青春貌美這種稀缺資源，不具備這種資源的女人或曾經擁有這種資源但現在已隨時光流逝的女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或威脅。

而社會在分配婚姻之外的其它社會稀缺資源時，針對女性也往往附加上與容貌相關的條件。就業形勢的嚴峻是當今男女就業者面臨的共同難題，但女性的困境又遠遠大于男性。很多用人單位在招聘時將形象好、氣質佳等作為女性聘用的必備資質。而這也是女性參與美容塑體的重目的之一。

四、“美女經濟"與作為符號的女人

對美的欣賞抑或偏愛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當女性迫于有形無形的壓力，只能按一定的模式來美化自己的時候，當男性的成功就能夠代表一切，而女性不美只能被視為缺憾的時候，“美女經濟”的存在事實上昭示了女人的一種生存狀態——一種被支配與被控制的被動狀態。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在探討支配問題時使用了“符號暴力”這個概念，它揭示了支配關系發揮作用的機制，即：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對那些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有時并不領會那是一種暴力，而是認可這種暴力，“符號暴力”就是借助這種誤識順利完成的。公務員之家

女性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及對社會分配機制的體認，視美化自我為女性義務，將漂亮視為女性的必備特征，積極參與“美女經濟”。在這一過程中“符號暴力”又一次成功地、不露痕跡地在女性的“誤識”中實施著男性權力對女性的支配效能。

如果說傳統的夫權社會對女性容貌的關注、對美貌的消費是男性權力的一種表達的話，那么，在社會處于轉型期的今天，這類消費在原有特征的基礎上又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那就是：在“符號暴力”的支配下，作為消費品的女人事實上也已演化蛻變成為了一種符號。

波德里亞稱今天的社會為消費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消費不再僅僅是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一種手段，消費的過程也不再僅僅是體現商品使用價值的過程，它已成為一個符號交換與交流體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分層結構被生產和體現，消費成了社會成員顯現自我社會階層及識別他人社會階層的符號，消費的象征意義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明顯。與此同時，消費的范圍大大擴展了，當對普通消費品的消費不足以拉開人們在社會分層的差距時，對稀有物品的消費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少數有超強消費能力的群體的選擇。美女就在此背景下作為稀缺物品蛻變為識別男性社會階層的符號之一。

民謠是社會現實的真實生動的反映，從當下一些流行的民謠中，我們也能夠很容易地捕捉到社會意識中的相關信息。“一等男人外面有個家，二等男人外面有朵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擁有女人的數量和質量無疑成了衡量男人社會等級的標識物，女性只不過是折射男性身份地位的一個符碼，其作用與名牌商品并無二致。關于這一點，波德里亞是這樣描述的：“您有一位出自名門的妻子和一輛阿爾法一羅密歐2600斯普林特?但是假如您使用綠水牌香水的話，那就擁有了名士所必需的完美的三要素，您就擁有了后工業時代貴族氣質所有必需的部分。”這里，女性己成為與香水、名車無本質別的物。

當女性看似自主實則無奈地選擇了美化自己作為獲取資源的手段時，她們也同時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泥淖。因此，只要社會資源的這種分配機制還有著發揮作用的空間，只要女性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男性存在的一種符號或標識物，女性就不能夠說是自由的，女性的被動地位就不能夠說已有了質的改變。巨大的心理壓力，迫使她們在懼怕落伍與追求個性的雙重心理的作用下成為“美女經濟”的與者，而“美女經濟”的豐厚回報又使商家自愿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此類宣傳之中，在兩者推波助瀾的動中，“美女經濟”也越來越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