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視角下的可持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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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代中國文明論的研究，最缺乏的不是“文明學”、“文明史”、“文明哲學”、“文明社會學”的研究，而是缺乏對當今中國千百萬市民在追求與實踐的“文明城市”本質的論證，缺乏對“文明城市”在構建中國特色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方面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研究。我基于10多年參與文明城市創建實踐的研究，從理論上對上述問題作些探討。

1文明發展與中國的可持續城市化

城市是一種文明，一部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的文明史。但是，隨著工業化、后工業化深入而不斷發展的中國的城市化，正因其在走向可持續城市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給當代中國的城市文明①、當代中國的文明發展提出了種種問題：要不要確立城市文明發展的價值取向？如何以城市的文明發展來引導可持續城市化？如何針對可持續城市化面臨的種種挑戰來破解城市文明發展的難題？

今后10到20年，中國的可持續城市化面臨八大挑戰。這八大挑戰也可以說是中國要確立城市文明發展的價值觀、價值取向，走向文明發展所面臨的八個難題。

1.1資源約束給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土地資源約束。我國是土地資源相對貧乏國家，人均國土面積不到1公頃，且地貌復雜，山地、高原多，平原少。在土地資源總量中，農用地指數不及55%，墾殖指數只有10%，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沙漠、石山等面積較大，道路、居民點等就占據了國土面積的20%；草地數量雖然較多，但可利用面積不到75%。

水資源的約束。我國淡水資源總量占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水量為世界的1/4，是聯合國列出的13個嚴重貧水國家之一。目前，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我國的水資源約束，又突出表現為缺水、污水、洪水的問題。50多年在全國七大流域的江河上筑起10萬多個壩，但黃河斷流、海河斷流、黑河斷流。統計顯示，197條河流407個河流斷面中，一到三類水質占49.9%，四、五類占26.5%，劣五類占23.6%。全國七大水系的水質，除珠江、長江總體水質良好外，松花江為輕度污染，黃河、淮河為中度污染，遼河、海河為重度污染。9大湖泊中的7個，水質均已為五類和劣五類。②

1.2城市空氣污染對可持續城市化挑戰

加拿大科學家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衛星數據繪制了一幅中國的空氣質量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全球空氣顆粒物污染情況的新地圖，結論：中國東部工業區處于地圖上紅色程度最深的區域，表明這里的顆粒物濃度是最高的。在這張2001~2006年間平均全球空氣污染形勢圖上，全球PM2.5最高的地區在北非和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全部。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PM2.5小于10是安全值，中國的這些地區全部高于50接近80，比撒哈拉沙漠還要高很多。③

1.3發展規劃缺失給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2006年，全球規劃師聯盟旗下的13個國家級規劃組織簽署《溫哥華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規劃界專業人士攜手應對快速城市化、城市貧困化、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帶來的挑戰。《溫哥華宣言》作出預測，2002年，全世界有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變為45%～50%。

從歐洲城市發展規劃理論和實踐來看，歐洲之所以擁有獨特的城市風格、輝煌的建筑藝術，就源自它們對城市發展整體規劃的重視。歐洲的經驗是：規劃質量第一（即千年大計，規劃第一），設計質量第二，建筑質量第三。規劃首先是理念的規劃，科學的理念（對城市本質、特色、演變規律和未來的洞察、理想追求）是規劃城市過去、現在與未來，感受城市活力，展示城市魅力的基礎。

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國城市發展中，規劃缺失表現有三：一是重都市物質形態規劃（即重都市基礎設施的布局和建設），輕都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規劃研究，以至我國都市建設中的“標志性”建筑、“百城一面”、歐陸風情、“政績工程”等短期行為一直難以避免。二是重項目建設規劃，輕發展戰略規劃。因此，即使有的城市在做發展規劃（如文化發展規劃），最后形成的還是在哪里造劇場、藝術中心？哪里建城市標志性建筑等，而缺少對該城市30年、50年以至100年以后發展戰略規劃研究。結果，造完后，過些年就拆、就炸，造成極大浪費；如67米高的“西湖第一樓”，設計年限100年，結果只用了13年。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98米高，設計年限100年，只用了7年。三是重城市地面上的建筑設施規劃布局，輕城市地下基礎設施規劃；以至一到下大暴雨，幾乎所有城市都會發生道路、街巷被水淹現象，這與巴黎等大城市的地下設施建設不可比。

1.4社會“公共空間”的缺失給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社會正義的視角分析城市空間問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20世紀60年代初寫的《公眾領域的結構轉換》一書中，提出了“公共領域”即“公共空間”的概念。城市公共空間是都市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和活動的共享空間，是界定在與市民公共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所。

近年來，在我國城市快速發展中，“公共空間”的缺失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城市化進城中農民的失地、失業、失居現象；二是城市擴展過程中，伴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而出現的區域化、間隔化且呈相對固化的走勢；三是貧富分化矛盾突出。為什么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總量在不斷提高，在世界上排在第2位，但近5年來老百姓的收入卻下降了？2010年全國兩會上，朱玉辰代表用三張圖解讀收入分配“三個失衡”：（1）30年間中國GDP和財政收入分別增長74倍和59倍，而農村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僅增長27倍和36倍；（2）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55.36%降低到2008年的41.42%；（3）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由1990年的2.2倍擴大到2009年的3.3倍。④

1.5城市交通擁堵給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越來越嚴重的擁堵，是中國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臨的空間沖突、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的縮影。其實，在擁有近500萬輛汽車的北京，交通擁堵已司空見慣，成為全國的“首堵”。不只是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長沙等城市也深陷“堵城”困局……

客觀原因：北京市中心區軌道交通線網總長度和密度遠遠低于倫敦、巴黎、紐約、東京。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均道路面積相當低——2008年北京市人均道路面積只有6.2平方米，而幾個大的世界城市都達到了10.7平方米甚至28平方米。⑤

主觀原因：城市規劃的預見性不足，城市產業布局的失衡，實際上已經埋下了交通擁堵的“隱患”，而當實際的擁堵問題出現后，再去對已有規劃進行改良，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交通問題不僅是交通規劃的問題，更是城市總體規劃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資源到底為誰服務的問題。城市規劃被喻為城市第一資源，規劃的失誤將帶來建設的失誤，而建設的失誤往往難以彌補。在交通狀況日益惡化的今天看來，抓住這個“第一資源”無疑就是抓住了“牛鼻子”。這也給我們提出新的考題，在城市重要資源布局之初，必須經過嚴格的交通環境評價，以確保其設置的科學性。

1.6城市人口增長對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在1900年前世界人口增長率一直很低。世界人口在1850～1950年的一個世紀里翻了一番，而在1950～1990年短短的四十年里又翻了一番多。在世界人口總增量中，發展中地區占88.8％，發達地區僅占11.2％。從人口增長率看，發展中地區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由1950年的67.9％上升到1995年的79.6％，而發達地區的比例相應地由32.1％下降到20.4％。⑥

中國的城市人口隨著城市化的深入，快速增長。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原估計要到2015年左右才達到1800萬，但2009年就已達到1850萬左右；上海市的常住人口2008年就已達到1858萬人，2010年估計在2000萬左右；廣州的城鎮人口從2005年的601萬人增加到1040萬人，2010年全市總人口達到1290萬；深圳市2005年提出，到2010年，人口750萬，上限1000萬；但是，到2009年，深圳常住人口已達到1300萬左右。⑦

人口增長過快，除了帶來城市交通堵塞，居住條件差，就業困難、貧富分化之外，耕地面積也在不斷縮小，人地矛盾將日益尖銳，糧食短缺將在2030年成為突出矛盾；同時，人口增長，會因呼吸、燃燒、工業發展等使排入大氣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學煙霧、溫室效應等發生，中國的可持續城市化面臨越來越嚴峻的人口壓力和挑戰。

1.7城市的“資本化”驅動對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中國的城市化，離不開土地的資本化。在我國，最早的土地資本化就是城市土地批租制；1998年城市房地產改革則開啟了“土地資本化”驅動中國“城市化”的新階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級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讓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銀行貸款，這成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最重要的一類資金來源，也不斷推進城市版圖的延伸。顯然，當初要是不實行土地批租制，如今全國各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會有如此大的成就。

2000年以后，以“土地資本化”為主要驅動力的中國的城市化，日益演變成為全國各級政府的“土地財政”。一些地方政府不僅越來越依賴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而且還能獲取包括建筑業、房地產業等營業稅為主的財政預算收入，這些收入全部歸地方支配。“土地資本化”（土地財政）驅動城市化的運作機制，使全國各級政府日益駕輕就熟地按照“征地—賣地—收稅收費—抵押—再征地”的滾動模式，拓展城市空間，推動城市化。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開發商、銀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不但是征地的大買家、土地出讓的大賣家，還是收支的大賬房。

但是，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城市的“資本化”驅動，凸顯了以下四大悖論。

1.7.1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資本化”驅動，導致可持續城市化的“目的悖論”

城市化、可持續城市化的目的是為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為了讓全體市民享受城市發展、城市繁榮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試圖通過“土地財政”來解決城市化、城鎮化資金不足，進而實現城市繁榮、城市發展目的的城市化，實際效果是：在持續溫升溫的“賣地”“為民”、“賣地”為城市發展、“以地生財”的目標追求中，手段成為目的。近10年來，各地土地出讓金收入迅速增長，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比重不斷提升。資料顯示，2001年～200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9100多億元，約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億元。2009年達到1.5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縣市，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⑧但是，這種透支后代人土地資源的“寅吃卯糧”的促進城市化的方式，民眾不僅沒有享受到城市繁榮、城市發展帶來的實惠，反而因80%以上的老百姓買不起房而感到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幸福感也日益下降。顯然，手段（賣地——獲取城市化資金）與目的（獲取城市化資金為了公共服務最大化，為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關系被顛倒、被扭曲了。

1.7.2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城市“資本化”驅動，導致可持續城市化的“經濟悖論”

第一，土地資本擴張加劇土地稀缺，設置了自身擴張的空間障礙。馬克思說過，勞動力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但城市的空間分離使勞動力居住地趨向分散化，空間功能的分離和失衡使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術結構趨于片面化，交通問題增加了勞動力的流動性障礙，勞動力成本面臨勞動者的居住和通勤成本增加。這樣，資本擴張的要素需求，不僅可能面臨數量上的減少，也將遭受質量上的下降。

第二，“土地財政”（土地資本）增加了資本的成本。不僅由于城市土地租金價格日益昂貴，自然資源稀缺問題以及由交通運輸問題帶來額外成本，而且，土地稀缺性和現有分布，使得“尋租”行為廣泛存在，成為腐敗高發的重要誘因，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資本的成本。

第三，土地財政（土地資本）影響了產業結構調整，加劇了產能過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資金投向哪里，對產業結構的變化有重要的引導作用。多年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設，刺激了建筑業、房地產業的大繁榮，帶動了建材、民用電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產業的發展，生產能力嚴重過剩。這條產業鏈基本處于低端，過度的發展占用了大量社會資源，與中央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方針背道而馳。

1.7.3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資本化”驅動，導致可持續城市化的“社會悖論”

“社會悖論”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土地財政”模式下，難免產生高價地進而產生高價房，有悖于國有土地為全民所有這一基本屬性；二是在高價地、高價房的推動下，就會導致住房不斷向富人、富裕家庭集中，大多數市民百姓獲得住房的能力減弱、機會減少，有損社會公平；三是城市擴展過程中，伴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而出現的區域化、間隔化，弱勢群體難以享受教育、就醫等公共資源好的空間。臨近這些城市公共資源的，往往是強勢群體的高檔住區。也就是說，高收入階層正逐步占據沿江沿河地帶、近遠郊森林附近、城市中心大型綠地周圍等環境景觀資源優越的區域，與城市社會階層的分化相對應，城市的空間資源也被等級化。

1.7.4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資本化”驅動，導致可持續城市化的“生態悖論”

過度的“土地財政”，資本無限制的擴張需求，貪婪地掠奪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城市空間，人口規模隨著資本擴張激增，自然資源供應日趨緊張———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其蘊藏量是有限的。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通過土地財政、土地資本“機器”，變成廢氣、廢水和垃圾排放出來，毒害生態環境。溫室效應、水資源危機和城市垃圾危機越來越嚴重，生態鏈越來越脆弱，將人類的生存環境推向極限。

破解“土地資本”（土地財政）驅動城市化的重要路徑選擇是：組建“土地資本國資委”，改革集土地管理與土地經營于一身的行政體制，分離政府經營土地的職能，有效評估與監控“土地資本化”的規范運作；同時允許農民的“集體土地”、“私有土地”進入城市土地市場，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相關的收入可用于保障已變為市民的農民的長遠生計，保障農民能真正得益；同時也有助于從源頭上抑制土地財政的片面增長，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可持續城市化。

1.8難以破解的城鄉二元結構對可持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中國現有農民大約是9億，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美國是100萬農民養活2億1千萬左右人口；澳大利亞是9.8萬農民養活2億8千萬人口?？鄢?.5億農民工，中國差不多是7.5億農民養13億人口。不僅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突出，新的“雙重二元結構”又在生成。在城市化、現代化成為世界各城市普遍追求的情況下，已納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的城市化，要不要降低城市化的速度？如何通過“可持續城市化”、“城市可持續現代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全面小康？

“十二五”時期，中國要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必須以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化為突破，統籌大中小城市發展。

第一，從“十二五”時期開始起步，用20年時間解決中國“半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明顯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問題。也就是說，今后20年，中國需要重點解決3～4億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笆濉睍r期面臨重要機遇，已經具備“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的基本條件，農民工市民化應該在短期內有實質性進展。但是“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有幾個關鍵性問題：一是農民工市民化需要身份和待遇的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需要身份的市民化，更重要的是生活和待遇的市民化。與戶籍身份改變相比，獲得市民待遇更為重要、更有實質意義?，F在全國已經有14個省市宣布沒有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之分了，但是進城的農民待遇沒有變。結果，在城市里又構筑起一個新的城鄉“二元結構”。因此改變教育、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待遇更為重要，戶籍制度本身可以像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一樣自然消亡。二是不能以土地換社保，不能以土地換農民工的市民化。當前在不少城市采用的“農地換社?！彪m是一條路徑，但存在一定的法律問題。因為農民的土地權利是一種財產權利，受法律保護，是可以繼承的；而社保本身不是財產權利，它是政府對公民提供的福利，同時也不能繼承；社保和土地兩者之間不是一個同等、同質的東西，不能互換。三是農民工市民化實質是城鄉制度取得統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質是在城鄉制度的統一上取得重大突破，“十二五”要實現就業制度、基本養老制度、公共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統一，使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和待遇。

第二，如何低成本發展小城鎮。我國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和發展的目標決定了我們要走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什么是中國特色？如何避免“空城”的出現？參照國際經驗，城鎮發展的目的是解決人口轉移，在此過程中必須經歷一個低成本的發展期，紐約、舊金山等大城市，在過去的發展中都經歷了外來人口以較低成本進城的階段。

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應是我國城鎮化的主要方向，我們可以重點在大城市郊區選擇一部分農民工集中居住的小城鎮，改善基礎設施，把市政工程設施和公共服務網點向農民工居住密度較高的小城鎮和村莊延伸，從而降低農民工的生活居住成本。上海寶山區羅店鎮的開發或許為中小城鎮開發建立了模板。在2002年至今的近8年時間里，羅店鎮從遍布豬棚、牛圈和農田的6.8平方公里的郊區小鎮蛻變為滬上獨具北歐風情的宜居新鎮。在新鎮規劃建設上，羅店突出“營造城市”的理念，不只是房地產開發、建鎮賣房，而是將民居、現代服務業和生態景觀“三位一體”有機結合，圍繞占地280畝的美蘭湖，重新布局公共服務體系和產業格局，打造休閑旅游、會務會展、商業等現代服務產業。羅店鎮集約式的整體開發模式走出了一條低成本發展小城鎮、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新路。

2文明城市：可持續城市化模式的歷史選擇

10多年對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實踐的跟蹤研究使我認識到，文明城市作為回應當今中國可持續城市化面臨的八大挑戰、實現可持續城市化的一種新模式，也是人類城市范式演變的歷史選擇。

2.1城市范式與可持續城市化模式的選擇

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曾用“范式”來表明某一時期、某一科學“共同體”所公認的研究對象的概念框架、理論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學范例、模式，并表征著某一科學發展的方向和研究路徑。我們把“范式”移植到城市的概念上，以“城市范式”、“城市模式”指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不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響，在人類城市發展史上所出現的具有不同的城市價值取向、城市形態與功能特征的城市樣式、城市模式。

人類城市的變遷從“城市模式”的視角來分析，當原有的“城市模式”不能指導并解決現有的城市問題時，就會出現“城市革命”，發生城市模式的變遷。人類城市模式的變遷，既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又離不開人的客觀歷史的選擇。當今中國的可持續城市化正面臨這樣一種歷史選擇的關鍵時期。

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提出：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必須以“C模式”，超越以美國的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A模式”，防止陷入南美以及拉丁美洲的“B模式”泥淖。⑨

“A模式”，即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轎車為主導的機動化、化石燃料為基礎、一次性產品泛濫等。其結果是：美國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無疑是造成現在地球的“三高”，也就是高油價、高排放以及糧食價格不斷攀高的主因。

針對A模式給拉美帶來的發展的陷阱，以至西方一些學者提出了“反增長”的B模式。塞奇·拉脫謝爾（SergeLatouche）等人提出“反增長計劃”。該理論認為：為了增長而增長對生物圈承受極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因而是不可持續的，生態危機尤其是溫室效應的持續惡化，使得反增長對縮減我們的經濟規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應該用一種非增長的社會來代替目前增長的社會。

厄爾·庫克在《人類、資源與社會》（Man，Energy，andSociety）（1976）一書中，回顧了能源的狀態與歷史，并提出了“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議的”。庫克預言在20年到30年之內，人類社會將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狀態?！边@種“反增長”的B模式對于發展中國家是不公平、不現實、也不可行的。

由對城市化A、B模式的分析，仇保興同志提出了C模式?！癈模式”是堅持“發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補償其負面影響的新型城市化模式。這種對A、B模式揚棄和超越的新模式，注定是一場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諸領域的深刻革命。

仇保興同志提出城市化的C模式很有價值，也很受啟發。但是，作為21世紀中國的城市化、城市化模式，它有以下缺憾：一是對“模式”本身缺乏界定，即“模式”是什么？二是對中國城市化、城市化的“C模式”缺乏歷史與現實、現實與未來相結合的邏輯分析，即缺乏對中國城市化、城市化模式在不同發展階段特征的揭示，缺乏對中國城市化、城市化現實與未來定位與走勢的分析；三是對中國城市化、城市化模式的價值分析也不足。城市化、城市化一旦上升到“模式”的層面，它必然帶有普遍的意義。

2.2文明城市作為中國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的歷史邏輯

為了說明“文明城市”作為中國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的歷史邏輯、歷史選擇，這里有必要先對“模式”的基本要素先作些分析研究。作為“模式”（model），在英文中還有“模型”、“原型”、“樣式”和“典型”的含義。在《辭海》中，把“模式”亦稱為“范型”，“一般指可以作為范本、模本、變本的式樣”。作為術語時，在不同學科有不同的涵義。“在普通心理學中，指外界事物貯存在記憶中的有組織的心理圖像。在認知心理學中，指信息加工的過程，或事物的有組織的結構。在社會學中，是研究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的理論圖式和解釋方案，也是一種思想體系和思維方式”。在城市化、城市化層面研究“模式”，一般應有以下三個基本要素：（1）獨創的“模式”“原型”；（2）具有普遍意義的“范式”（中文里的“樣式”和“范本”與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的“范式”概念類似），當然，“范式”的普遍程度也具有相對性；（3）又是一種理論圖式，或者說是一種內蘊著理念、方法、概念和基本觀點的理論體系。

文明城市作為中國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的歷史邏輯，這是中國或者說是人類城市范式演進的歷史選擇。從人類城市變遷的四種范式（模式），可發現文明城市作為當今中國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的歷史邏輯、歷史必然。

一是“商業模式”的城市。中國是城市最早產生的國家，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城”和“市”是兩個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圍墻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沖，防守軍事據點和軍事要塞?！笆小笔巧唐方粨Q之所。中國古代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維護“城市”的自然狀態、城民的商業活動、日常生活，故而要在城內興“市”，以便商品交換，筑“城市”以做好軍事防御，保護城市市民的商品交換。古希臘的“城邦”，其最初功能也是如此。中國古代近代的城市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海外貿易城市。中國的手工業中心城市是明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在西方，城市的興起與發展也與商業、手工業和貿易相關。從11世紀以來，意大利的威尼斯就借海上貿易的便利，并經過幾次十字軍東征，成了溝通東方與西方的貿易中心，構筑了一個強大的海上商業王國。

古代與近代城市的“商業模式”，在本質上是與樸素的物質世界觀相適應的；對物質世界的尊重，對城市人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物質生活以及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世界觀、人生觀，客觀上促進了“商業范式”的城市發展。

二是“工業模式”的城市。18世紀至19世紀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給西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以最大的推動，既帶來了城市的文明，又帶來了污染、貧困、犯罪、擁擠、生態惡化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這些城市問題也可以說是最原始的城市問題的出現，是人對自然資源肆意掠奪的結果，也是盛行于17、18世紀的笛卡爾主義及牛頓力學（機械）世界觀的產物。但是，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工業社會時期的城市范式是以“工業”（發展各種機械制造業）為主導的；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在批判機械世界觀指導下的“增長”模式的缺陷，在反思工業化給城市帶來恩惠的同時卻又破壞了城市人居環境的過程中，1904年，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開始廣泛實踐1902年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理論，以實現城市的人本化、生態化回歸。

三是“生態模式”的城市?，F代物理學所展現的世界觀的特色可以說是有機的、整體的、生態的，它也可以被稱為廣義系統論意義上的系統論世界觀。生態危機喚起人類的覺醒，使人類開始反思工業社會所走過的路程，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開始鐘情“生態城市”。如美國舊金山灣東部海岸的伯克利、巴西的庫里蒂巴、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等，是目前世界上具標志性的“生態城”。

近年來，中國先后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生態城的目標，但是大都只考慮了生物生態、人工自然生態，卻不重視社會生態。2009年中國和新加坡政府聯合在天津濱海新區建設的“中新天津生態城”，則是要共同努力建設一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蓬勃、社會和諧”的中新天津生態城，努力實現人與人和諧共存、人與經濟活動和諧共存、人與環境和諧共存，能實行、能復制、能推廣。

四是“文明模式”的城市。20世紀末21世紀初，各國學者在反思“生態城市”的過程中，提出以新的思維方式認識“生態城市”，同時預言新的“城市模式”誕生。當代中國千百萬民眾在追求與實踐的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發展階段，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全面發展，精神文明建設成績顯著，市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的城市（城區）。文明城市內含著四大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思想，內含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理念與價值取向。

文明城市作為社會文明、社會和諧的聚焦，它在根本上標示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所達到的一種和諧、文明狀態。文明城市是這樣一種與21世紀人類城市發展趨勢相吻合、體現科學發展理念的新范式、新模式，即“城市文明范式”、“城市文明模式”。

3文明城市：走向可持續城市化實踐的新模式

文明城市的創建，不僅是當今中國千百萬民眾在參與、在追求的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引導中國走向可持續城市化實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模式。

3.1“文明城市”新模式的命名

對該模式的特征我們暫且以“文明”一詞漢語拼音的開頭“W”為標志，命名可持續城市化的新模式。以“W”命名中國特色的可持續城市化新模式，其優點在于：（1）它是對美國等國家A模式的“揚棄”，“W”也可看做兩個倒過來的“A”；（2）“W”模式第一次找到了一種“城市化”、“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的互動模式；（3）“W”模式是在坎坷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的。“W”模式既表證“城市”（城鎮）本身是一個系統，或者說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又要求我們以系統的方法研究與揭示“城市”系統的演變。

3.2文明城市（“W模式”）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

3.2.1文明城市的特質

文明城市的基本特點有三：即城市的形態文明、功能文明、素質文明。城市的形態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和素質文明則是文明城市的內在本質特征，它們既相區別又相聯系，從不同的側面展示文明城市的風采。

——形態文明。文明城市不能沒有文明的形象，文明的形象是文明城市的首要形象。有人認為，文明城市的形象是城市文明的“形”和“象”在公眾心目中的感受與反映；有的認為，城市的文明形象是“公眾對一個城市的整體印象、整體感知和綜合評價”；有的認為，城市的文明形象僅是個人對城市的感受，任何人不能全部感受城市的形象，因為城市形象具有綜合性、復雜性、整體性和流動性；有的認為，城市的文明形象是一個多棱鏡，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形象，并非每一形象都是文明的等。我們認為，文明城市的形象是公眾在感受、體驗城市功能與素質的過程中，對城市形態文明的一種認知、判斷，其認知與判斷雖是主觀的，但它是對城市形態文明的一種客觀反映。

——功能文明。任何城市都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的功能。城市的功能文明，主要體現在城市的服務、管理和創新三個方面。城市應成為最適合人居的場所，不僅要有合理的空間布局，美好的生態環境，而且要給“人居”提供能滿足“人居”需要的種種服務。當然，城市“人居”的需要也具有層次性和歷史性。城市必須不斷地從不同方面、根據不同對象、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規劃與發展城市服務業，不斷提高服務質量，體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人居”功能的需要。

——素質文明。城市素質文明可從城市的自然環境素質（質量）、城市基礎設施素質（質量）、城市市民素質、城市發展素質等方面去分析。比如，城市基礎設施的素質如何，對于聚集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有著直接的影響；在城市基礎設施體系中，大型橋梁、機場和地鐵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當然，市民素質文明更重要、更關鍵，它是一個城市的名片，是區分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文明水準高低的指示器，是一個城市不斷提升其功能文明、形態文明的根本保障。

文明城市特質回答的是文明城市自身的特點與功能問題，文明城市同時又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的城市。

3.2.2文明城市測評體系的性質

《測評體系》是對城市文明以及文明城市創建活動、創建績效的全面系統的測評。因此，《測評體系》的性質是一種過程性、工作性、結果性的指標體系。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評價性指標體系，也不同于工作性的考核的指標，它是上述三種特性有機統一評價與考核城市文明、市民素質文明的綜合指標體系模型。

該系統模型作為文明城市創建實踐與績效的系統狀態、結構——功能的簡化模型，它是開放式的，它是可以由計算機進行實驗的模型，它可以隨著文明城市創建實踐的需要與水平的提高而修正、完善，它引導全國文明城市的創建活動不斷躍上新的臺階。

3.2.3文明城市測評體系的功能

為什么說文明城市測評體系是一個具有系統結構功能的綜合系統模型？因為該系統模型（或者說“W指標體系模型”），具有以下三大功能：

第一，第一次找到了一整套系統的、并被2005年、2008年全國第一、二屆文明城市評選表彰實踐證明是可行的、描述與考量文明城市創建績效的量化方法。馬克思說過，任何科學只有發展到能成功地利用數學時，才算獲得了真正的發展。同樣，對文明城市、文明城區創建績效的評估，只有形成了系統的“量化”指標，并通過這種“量化”指標對文明城市、文明城區創建活動及其績效能夠用數據計算與分析，用規范的語言從創建實踐經驗中提煉出可重復、可檢驗的科學陳述，才達到了“量化”的要求，才能成為全國各大城市最寄希望并感到最有應用價值的《測評體系》?！傲炕狈绞皆凇稖y評體系》中的成功運用，不僅在全國文明城市、文明城區創建實踐中是開創性的，而且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也可以說是第一次找到了一條以“指標體系”模型為“量化”方式運用于復雜的巨系統對象研究的途徑，這在促進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第二，“W指標體系模型”作為把握文明城市（城區）的一種模型，它旨在通過不同的指標來反映文明城市（城區）中提煉出來的概念，進而客觀、全面地把握和反映文明城市、文明城區的創建績效?！癢指標體系模型”舍棄了文明城市創建活動中的許多具體環節和細節，著重于從本質上，從系統全面的意義上，反映和表達文明城市創建活動中的各種關系、環節；并隨著文明城市創建實踐的需要與水平的提高而修正、完善，所以先后形成了2005版、2008版、2010版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

第三，“W指標體系模型”是對政府主導、政府組織動員市民百姓和各種社會力量參與文明城市創建的制度設計、制度規范。城市的文明和諧發展需要制度的保障。但是制度如何設計？如何規范？如何真正發揮制度對城市文明和諧發展的保障作用？從2002年開始研制《測評體系》到2005、2008年運用該體系模型測評文明城市的實踐中我體會到，該模型又是對城市文明和諧發展的較成功的制度設計、制度構建。

為什么這樣說？其一，該模型不僅對一個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設置了測評項目、測評內容，而且將一個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水平、質量等量化為測評標準；不僅明確城市形態文明、功能文明、素質文明的評價對象，而且都有負責分管城市形態文明、功能文明、素質文明的政府責任主體（目前，該體系已將中央文明辦、中央綜治委、中央紀委、公安部、住建部、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等42個部委辦的指標納入《測評體系》），這就保證了國家各部委辦的指標要求，通過各城市相關的委辦局主體，使城市文明和諧發展的要求得以落實。這是一種以“測評指標”為橋梁，整合國家與地方資源同創共建文明城市、促進可持續城市化的一種制度設計。其二，該模型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是與中國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運作一致的。如上所述，因為該指標體系模型在研制和修訂的過程中，整合了國家42個部委辦的指標，修改指標都要得到相關部委辦的認可；政府能否扎實有效地推進文明城市創建，既是測評指標的要求，又是對政府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實效的檢測，也是對政府在城市建設與管理中的績效的最好的檢驗，更是對政府推進全面小康、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面檢測。

3.3文明城市——W指標體系模型，是全面系統引導城市走向可持續城市化實踐的新模式

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為了更好地回應可持續城市化面臨的八大挑戰，突出對各城市轉變發展方式的引導，突出對“五大關懷”的引導。

3.3.1突出對城市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踐引導

今后10～20年，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載體和路徑：將聚焦可持續城市化的實踐。

《測評體系》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引導中國的城市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踐，走出一條可持續城市化道路：一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測評體系》中設置的“人口與生活質量”、“社會保障”（城鎮登記失業率、住房保障制度、社會救助體系等）測評指標，目的在可持續城鎮發展過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社會進步；二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取向：《測評體系》中設置的“第三產業貢獻率”、“單位GDP能耗”等指數標，引導全國各城市在可持續城鎮化、可持續城市化的過程中，使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外向型向內生型轉變；三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測評體系》中的“研發（P&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國際互聯網用戶普及率”等指標，引導各城市通過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四是減少發展代價：《測評體系》中設置的“公眾對城市環保的滿意率”、“節能減排”等降低碳排放的指標，引導各城市減少發展的代價，實現可持續城鎮化、可持續城市化。

3.3.2突出對“公共空間”、“公共需求”、“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的關懷，提升可持續城市化品質，促進社會文明、社會和諧

文明城市的創建，通過突出對“公共空間”、“公共需求”、“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的關懷，提升城市宜居、可持續城市化的品質，促進公平公正的社會體制與機制建設。

第一，對“公共空間”的關懷。城市公共空間一旦我們賦予較多的人文情感、人文關懷，那么，城市將會使每個人感到更美好。那么，如何解決可持續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空間缺失”現象，凸現“公共空間”的人文關懷呢？

《測評體系》在借鑒西班牙巴塞羅那、新加坡等公共空間政策的經驗的基礎上，設置了“人均公共綠地”、“城市棚戶區改造”、“公共場所道德”等指標，引導各城市將易于識別的公共空間作為城市更新和擴展的目標。引導可持續城鎮化、城市化要兼顧城市空間資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多元文化能在合理的空間配置環境中和諧共存共生，共享城市公共綠地，公共文明。

第二，對“公共需求”的關懷。可持續的城市化、城市現代化必須以“公共需求”的滿足為基礎。從城市需求關涉的人群來看，一般可分四個層次：城市居民的個體需求，城市群體需求，城市公眾需求，城市公共需求。要說明的是：（1）在城市公眾需求中，蘊涵著城市群體的需求，但小團體的需求就不是城市公眾的需求；只有城市大部分群體的需求才是城市公眾需求；（2）城市公共需求包含著城市公眾需求，但只有當城市公眾需求體現了城市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形成了大多數人的共同追求，展示了城市發展的一般趨勢，才是城市的公共需求。對“公共需求”的關懷，要以弄清公眾需求，強化公眾需求的服務為基礎，編織城市“公共需求”的大網絡，并使城市個體、群體在追求和滿足需求的過程中，兼顧集體和國家的需求和利益，兼顧長遠發展的需求和利益?！稖y評體系》中有關“公共設施”、“公共圖書館”、“公交站點布局”、“市民對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利的滿意度”等指標，就是引導城市在滿足公共需求的過程中，提高城市的文明素質。

第三，對“公共服務”的關懷。黨的十七大之后，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成了改革的中心環節。傳統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其他改革為配套的改革思路，正在轉向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與民主政治建設的改革思路。

《測評體系》中關于“政務公開”、“依法行政”、“窗口行業規范化服務”、“法律援助與服務”、“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以城帶鄉，聯動發展”等指標，引導文明城市創建在可持續城鎮化進程中，使“公共服務”凸顯以下四大價值需求：①體現政府行政的“公共性”。在倫理價值層面，體現為公共部門的公正和正義；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體現人民主權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在公共部門的運作過程中，體現為公開和參與；②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服務供給多中心治理模式，突出財政的公共屬性，明確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責任均等化；政府在兩個方面需重新定位：一是政府與市場關系，必須重視維護企業合法權益；二是政府與公眾關系，樹立起“公眾是委托人、政府是受托人”新觀念，分步實施均等化；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行動體系的責任結構：一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規范性判斷）、以及“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事實性描述）；二是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社會組織的角色關系（地位差異、關系互動、互補）；三是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都必須為其行動及后果付出代價或獲得收益；④農村與城市的最大差異，在于農村很難享受到與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務”。所以，測評體系通過“以城帶鄉、聯動發展”的指標要求，引導城市逐步解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第四，對“公共管理”的關懷。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傳統的社會管理正由新型的城市公共管理、社會治理所代替?！稖y評體系》關于“社區民主建設與管理”、“行業風氣滿意度”、“志愿者隊伍建設”、“志愿服務領導體制”、“突發公共事件處理”等指標，引導全國各城市在可持續城市化進程中形成城市的社會發展和管理新模式，一方面要強調社會的公共事務，通過公眾參與、倡導“公共”精神，尋求“公共領導”，以更好地實現對城市公共事業的公共管理。在這個意義上說，對公共管理的關懷，體現了城市多元主體（政府與市場、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等）互動的對社會的“善治”，體現了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領導”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城市“公共領域”的管治、控制。對“公共領域”的變動、走勢以及突發事件，要有預判、預警、預治，以保證“公共領域”的安全。

第五，對“公共安全”的關懷。公共安全是政府和百姓都特別關注的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公共安全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要條件。文明城市的創建還必須突出對公共安全的關懷，它是關系城市民生、社會安定和發展的大事，建設文明城市的一項系統工程。

《測評體系》中關于社會面、重點單位及社區的“安全保障”、“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安全生產”、“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群眾安全感”等指標，引導文明城市關懷公共安全，集中突出以下六個方面要求：（1）要增強危機意識，建立公共危機預警機制；（2）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體系；（3）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行政管理體系；（4）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物質和財政保障體系；（5）建立健全社區治安和公共安全體系；（6）建立健全安全的教育、宣傳、培訓體系，以不斷提高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識，提高市民的自防、自治能力。

文明城市測評體系作為一種全面、系統、開放的體系，它將引導中國城市在創建文明城市的實踐中，在實現可持續城市化的追求中，實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因此，它還將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實踐不斷發展、不斷完善，不斷走向新的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