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水權的收回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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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揭示了民國時期收回主權運動史上極少為人所知的一幕。引水權為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但在晚清時期喪失于外國勢力之手。民國時期，隨著民族運動的發展，國人的引水權觀念覺醒，政府謀劃、行動于上，民眾呼吁、支持于下，雖然歷經挫折，但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努力，引水權最終基本收回，引水業基本實現民族化。

關鍵詞：引水；引水權；近代中國

收回主權、重振國家，是20世紀上半期中國歷史的重要內容。對于其中主權意識的成長、收回關稅自主權、廢除治外法權等問題，研究者已多有論述。然而，本文論及的卻是一個向來為學者們忽略的問題，即引水權的收回。因為引水這一職業的特殊性，這個問題在當時即不像關稅自主權、領事裁判權那樣成為政府和公眾矚目的焦點，此后也一直未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以至于這段歷史極少為人所知。

引水（引水人），舊稱領港或領江，1976年以后中國大陸稱為引航（引航員），是近代時期新興的一種職業。按照當時人的說法，“凡在指定之區域內，于某一時期中專門協助船長引領船舶出入和航行于該區域之水道，而不擔任所引船舶之任何行政或它項事務者，為引水人。”[1]引水人的首要任務，在于為船舶提供安全、及時的引領服務。另一方面，由于港口水道的通航條件，實為一個國家的自然屏障，與國防有著密切的關系，因而近代歐洲一些國家，還有日本，都要求本國公民擔任領水內的引水人，并要求進出口的外籍船舶，接受強制引水服務。這是一個主權國家引水權的體現，屬于近代以來國家主權觀念的一個要素。近代以來中國被迫加入世界性競爭，國家主權嚴重受損，引水權亦喪失于外國勢力之手。及至20世紀上半期，國人方始覺醒，政府協謀于上，民眾支持于下，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努力，引水權最終基本收回。對于這一過程，迄今史家鮮有論述。本文采擇相關史料，對此作一全面介紹，以就教于方家。

一、引水權喪失的概要

引水權的喪失，最早可上溯至1843年。這一年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其中“進出口雇用引水”一款規定如下[2]

“凡議準通商至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每遇英商貨船到日，準令引水即行帶進；迨英商貿易輸稅全完，欲行回國，亦準引水隨時帶出，俾免滯延。至雇募引水工價若干，應按各口水程遠近、平險，分別多寡，即由英國派出管事官秉公議定酌給。”

次年7月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也有類似的規定。及至同年10月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除了保留上述內容，又添加了一點規定：“凡人欲當法蘭西船引水者，若有三張船長的推薦信，領事官便可準其引水，與別國一律辦事。”[3]1847年中國與瑞典、挪威分別簽訂的通商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簽訂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條約》，以及1861年中國與德國簽訂的通商條約，都一一重申了上述三份條約中關于引水的規定。[4]

上述規定暗含三點，一是外籍船只進出中國口岸時有權自由雇用引水人，二是任何人（包括外籍人）都可以申請在中國擔任引水人，三是引水事權操縱于外國領事手中。這些規定，中國引水業納入了依附型發展道路，埋下了引水權喪失的根由。

當時，中國引水業方處于起步階段，專門的中國引水人非常少，多由漁民、船戶兼營引水。在外國領事、商人以及航運勢力的支持下，外籍引水人紛紛躋身各通商口岸引水業。及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通商口岸增多，引水業也在更多港口興起。制定全國性的引水法規，建立統一的引水管理制度，遂成為引水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當時中國政府缺乏這方面的自覺，對此漠然處之。這又給外籍勢力以可乘之機，他們積極策劃制定引水規章，試圖將中國引水業的管理權，集中到自己手中來。

1867年，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團，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制定一份全國性的引水法規。這一提議為中國政府所接受。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接受了這個任務。在公使團的操縱下，一份《中國引水總章》（以下簡稱《總章》）草案很快出臺，并得到了清政府總理衙門及公使團的認可。試行一年后，赫德又對這份章程稍作修改，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再次頒行各港“試行”。[5]說是“試行”，卻一直施行了66年。

《總章》規定，凡是與中國簽訂了通商條約的國家，其公民與中國人一樣，都有資格申請擔任通商港口的引水人。全國的引水管理權，集中于海關總稅務司手中。在總稅務司的領導下，根據《總章》的精神，各港分頭制定地方性引水章程，并負責本港引水事務的具體管理，各港負責引水事務的結構，是各海關稅務司下屬的理船廳，其長官為港務長。由此，一個以海關總稅務司核心、以各港理船廳為樞紐的全國性引水管理體制，遂得以建立。《總章》頒行后，中國沿海各港口的引水業，即在這種體制內運行，六十多年里，一直未有大的改變。

表面上，這種體制有利于維護中國的引水權，因為從名義上說，海關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但問題在于，其一，海關系統完全被外籍人（尤其是英國人）所控制，并服務于外國對華經濟、政治攻略，因而主觀上并無維護中國引水權的動機。其二，海關并沒有掌握引水事務的全部權力，因而客觀上無法抵制外籍勢力對中國引水權的侵奪。《總章》規定，除了港務長之外，外國領事和外國商會，在港口引水管理上，也有很大的發言權。譬如，在引水人考選時，外國領事和外國商會代表，即占了四票中的兩票，還有兩票，為引水人代表（往往也是外籍人）和港務長自己。在外籍勢力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能夠通過考試、取得證書，并正常執業的引水人，幾乎都是外籍人。外籍港務長即使有意維護中國的引水權，也力不從心。更何況，他們還沒有這種想法。

引水事權既為外國勢力把持，外籍引水人遂逐漸將中國引水人排擠出去。在上海港，從1871年開始，就從未增補過中國引水人。[6]到1903年，該港最后一名中國引水人，因為外籍引水人的壓力，也被迫退休。此后的25年里，該港竟然沒有中國引水人執業。[7]不僅在上海港，其它沿海通商港口莫不如此。由是，新興的引水業，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行業，而本國人反被排斥于其外。

引水權的喪失，不僅侵害了中國引水人及航運業的利益，也嚴重威脅中國的國防安全。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中法戰爭。1884年8月，上海港的英籍引水人托馬斯（J.Thomas）引領法國軍艦長驅直入閩江，參加中法馬尾海戰。此役清朝福建水師全軍覆沒。[8]對于外籍引水人這種助敵行為，中國政府竟然毫無辦法。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一方面，引水權在半個多世紀里逐步喪失，但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和中國政府官員卻一直不了解引水權的意義，許多人甚至連引水為何物都一無所知。這種狀況到19世紀末仍未改變。因此，收回引水權這一問題，便留給了20世紀的中國人去解決。

二、國人引水權觀念的成長

“五四”運動期間主權意識和民族精神的高漲，為引水權觀念的成長提供了契機。根據彭重威的回憶，“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和其它各港的反帝愛國運動中，都有中國海員和領江公會的成員參加。[9]當時，長江上還有一百多名中國引水人，但主要引水業務，都為外籍引水人壟斷。中國引水人倍受外籍引水排擠，而且受到海關外籍官員的歧視。他們在運動中站出身來，控訴外國勢力對中國引水權的侵奪，并特別指出一個嚴重問題，即在最大的港口——上海港，竟然無一中國引水人。由是，引水權操縱于外籍勢力之手的問題，第一次顯露于公眾面前，并開始引起各方面的關注。

這次運動之后，中國政府開始重視引水問題，將之與國家主權、國防安全聯系起來考慮。1921年，北京政府海軍部成立了海界委員會和海道測量局，開始研究收回引水權的途徑和方法。海界委員會經過多次研究，向海軍部提出建議，要求修改1868年頒行的《中國引水總章》。1922年4月，北京政府交通部派出兩名代表，會同海軍部的兩位代表，一起商討修訂《總章》的辦法。這次會議雖然未提出實際的方案，但由此可看出引水權觀念在政府部門的萌生。

與此同時，民間也發出了類似的呼聲。1922年5月4日，中華揚子領江公會致函上海總商會，闡明引水對于國防的重要性，揭示了中國引水業為外籍勢力侵奪的嚴峻事實，呼吁政府立即修訂引水法規，以收回引水權。上海總商會接到來函后，迅速呈請北京政府農商部，要求部咨會交通、海軍二部，選派專人前往上海，一同修訂引水章程。[10]

1926年5月，外籍人在上海組織長江引水考考試委員會。消息見諸報端后，中華揚子領江公會又向上海總商會呈報此事，并要求上海總商會聯絡有關政府部門，設法阻止這種非法行為。上海總商會于是致電北京政府稅務處（該部門為海關的頂頭上司），援用各國通例，反復申明引水與國防的重大關系，并指出，外籍人一旦把持引水人考試，將使中國引水人被排斥殆盡。電文說，長江引水原本不許外人染指，今若放縱其非法行為，勢必重蹈沿海各港引水業的覆轍，即“非但妨及中國引水人權利，亦于長江國防有關”，因此，應令行總稅務司轉令江海關理船廳嚴行阻止。[11]

1927年前后，長江、珠江的中國引水人，成立了全國江海領港業總聯合會。1928年初，該會在上海集會，會后向上海特別市政府遞交呈文，要求該市政府轉呈南京政府有關各部，吁請其積極行動起來，以收回、維護引水權。與此同時，他們還公布了《修改引水章程討論會宣言》。這份宣言，堪稱收回引水權運動史上的經典文獻。茲將其全文引錄如下：[12]

“逕啟者：竊維引港一道，關系至巨，又名領港，或稱引水，凡輪艦出入港口，航行領海間，胥賴于是。列強各國規定，非本國人，不得充當，蓋有深故焉。國內領海，自應以本國人充引港，俾得為專利之營業，以其各地主權利之關系，一也；商業為財源之命脈，水險公司為運輸之保障，本國人為引港，則運輸穩而財源足，二也；外國船舶往來，領海要道，可籍本國引港，以防其測繪，及他種之窺探，若外人得充引港，則一旦有事，向導得入，是無異于開門揖盜，三也。綜觀各端，則引水于權利上、商業上、軍事上之關系，誠非淺鮮，此所以引港權之絕對不能讓于外人也。

“我國除揚子江、珠江間有華人充當引港外，其余各處悉系外人。長此以往，商業為之操縱，利權為之剝奪，貽國際之羞，受無形之痛。

“日本在明治以前，亦泰半以歐美人為引港，與我國現在情形正復相同，嗣思力矯其弊，及設水險公司，凡日人引港，概由該公司承受保險，不數年間，全國引港，盡為日本人。其熱心愛國，遠慮深謀，堪以作則。

“因思我國航權之不振，其最大原因，為同治七年引水暫行章程不善所致。若外國水險公司、航商公司、外國商會及外人引港等，皆是以阻止華人從事斯業，且華人所引船只，該水險公司，概不保險，尤足使華人無經營之余地。

“夫各國引港事權，均操諸本國，載在約章，即我國所訂條約，亦有中國應允許外國船只雇用中國引港等語。蓋恐中國引港盡系華人，不受他國雇用，特為是語，以備日后地步。詎知我國于求外人之不遑，備論外人之求我耶。喧賓奪主，疾首痛心。然亦不能責外人之野心、蠶食我國，無完善章程以限制之耳。

“敝會有鑒于斯，去歲曾呈交、海、外、農四部，請派專員來滬組織引水委員會，修改引水舊章，當蒙準予備案。事關國家主權、人民權益，政府協謀于上，國人討論于下，一木難支，眾擎易舉。望愛國同胞，起而共圖之。倘承賜教，無任歡迎。”

接到上述呈文和宣言后，上海特別市政府感到引水“關系海權甚巨”，于是將之轉呈財政部，并請該部轉給海關辦理。財政部關務署閱后，亦認為引水問題“關系至為重要”，而上海港竟無一中國引水人，“足見該地領港公會辦理不善”。因此，關務署要求江海關補用合格的中國引水人，“毋得聽其壟斷，致礙國家主權”。關務署并同意對《中國引水總章》進行修改，遂令江海關稅務司先行擬定修改意見，并上報關務署審查。[13]

以上事實表明，到了1920年代后期，在引水與國家主權的關系上，政府部門和商界、引水業，已經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找到了共同的話語，確立了共同的目標。并且，政府和公眾的不同職責，亦已逐步明確，即政府謀劃、行動于上，民眾討論、鼓吹于下，合力共舉。這表明，中國人的引水權觀念已經成長起來，而且趨于成熟。三、增補中國引水人

國人引水權觀念成長的同時，收回引水權運動亦漸次展開。其先期成果，主要表現為在沿海港口重新增補中國引水人。

國民政府還在廣州之時，即對引水問題相當重視。1925年12月，國民政府試圖成立“引水事務特別局”，將引水人的考選和管理權，從海關、領事團以及外國商會手中奪回來。這個設想，遭到了廣州海關及外國領事的強烈反對，最后未能付諸實施。但在國民政府收回引水權的積極態度面前，海關還是作了讓步，默認在引水人考選委員會中，增加中國人的代表。鑒于當時的革命形勢，總稅務司也對此表示贊賞，認為廣州關稅務司的做法是正確的。[14]與此同時，廣州港的引水人定額，也從20人增加到40人，新增的都是中國引水人。[15]

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和鞏固，是中國提升國際地位的新起點。趁此機會，國民政府發起了改訂新約運動，試圖收回前清時代喪失的各項主權。在此形勢下，又受航業和商界的吁請，增補中國引水人一事，遂更為政府和公眾重視。1928年3月15日，在收到全國江海領港業總聯合會的呈文后，外交部照會上海外國領事團體的領袖領事，要他敦促上海引水公會，接納中國人楊洪麟為該會成員。楊于1926年6月就通過了上海港引水人考試，此后一邊練習引水，一邊等待該港引水人出缺。但兩年過去了，他一直沒有取得正式執業資格。[16]

1928年4月2日，關務署再次命令江海關，要他督促上海引水公會補用中國引水人，并要他擬具修改引水章程的意見。4月24日，江海關稅務司將此命令轉給海務巡工司（海關系統主管引水事務的最高官員，他直屬總稅務司領導，但駐于江海關大樓）。[17]

從中國政府的上述行動中，上海港的外國勢力，尤其是上海引水公會，感到了嚴重的危機。1928年4月12日，由外國人控制的上海港引水委員會召開會議，就補充中國引水人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會上，上海引水公會唱起了高調：“從一開始吸收學徒來補充已有或將有的缺額時，我們就要求具有最高水平的申請者來補充。”言下之意，該會之所以不吸收中國引水人，不是刻意排斥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引水人不符合該會的高標準。上海引水公會表示，只要符合自己的條件，他們愿意接納一些中國引水人，不過，中國政府不得以此為開端，將外籍引水人概行取締。

日本駐滬總領事，卻不愿意看到中國引水人重返上海港。他在會上說，所有的日本航運公司，都對中國引水人的素質和能力表示懷疑，在雇用中國引水人之前，他們寧愿先等一等，看看中國引水人的表現到底如何。

會上還形成了另一種氣氛。有人擔心，補充數名中國引水人，可能只是中國政府完全接管引水業，并取締所有外籍引水人的第一步。對于這種可能性，會議一致認為，必須設法阻止。[18]

其實，對于補充中國引水人的真正障礙，主管引水的海務巡工司，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上海引水公會宣稱的“高標準”云云，只是一個借口。海務巡工司在回復江海關稅務司時這樣說，“關于中國申請者的技術要求，并沒有任何參照標準。”實際上，中國引水人被排斥的根由，一在于考選權為外籍人把持，他們不想讓中國人通過考試；二在于上海引水公會擁有一份特許證，它特許該會專營該港引水業。這份特許證，是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由外國人把持的上海港引水當局頒發給上海引水公會的。但海務巡工司對之進行研究后認為，“很明顯，它并未呈遞給中國政府或總稅務司審查，也未得到他們批準。”[19]也就是說，它并不具備合法效力，乃是外籍勢力巧取豪奪的產物。

中國政府決定繞開這些牽制。海軍部直接提出兩名海軍軍官，作為加入上海港引水業的候選人。迫于此種壓力，上海港務長、外國領事團體以及外國商會，不得不同意增補一兩名中國引水人。于是，海軍部提出的候選人之一李高昌，于1928年9月22日被上海引水公會接納為候選學徒，并且很快通過了考試，并于當年10月，取得了該港引水學徒證書。[20]經過半年的學習，在一次考試過后，1929年，他又取得了引水人證書，成為上海引水公會的正式成員。[21]

這樣，在引水業的促動和政府的支持下，已經25年無中國引水人執業的上海港，復又迎來一位中國籍引水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三年以后，招商局船長黃慕宗，又通過了天津港的考試，成為該港正式引水人，他也是第一個重返該港引水業的中國人。[22]

根據國民政府交通部1929年的一次調查，截至該年年底，沿海部分港口，已經有了一批中國引水人，但其規模不大，與外籍引水人相去甚遠。天津、營口、汕頭、廈門四個港口，仍然沒有中國引水人。大連港處于日本軍事管制之下，引水人都是日本人，一切引水事宜，均受日本單獨控制。表一是此次調查的具體結果。

表一沿海部分港口引水人國籍構成（1929年）

港口中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其它合計

安東30040007

營口02010003

天津05120109

青島21010004

上海1205451440

寧波20000002

溫州30000003

福州60000006

廈門01000012

汕頭01100002

廣州2300000023

合計4030712525101

資料來源：章勃：《收回引水權問題》，載《國聞周報》8卷27期，1931年7月。

四、引水章程的修訂

政府的行政干預，對于中國引水人重返沿海引水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欲徹底收回引水權，光靠行政干預是遠遠不夠的。根本的解決途徑，還是要從法律的角度入手，修改、甚至取消1868年的《中國引水總章》，以及各港在《總章》指導下制訂的分章、細則，并制定全新的引水法規。對此，國民政府已有了相當的自覺。

對于修訂引水章程，輿論界也提出了迫切要求。1931年7月13日，章勃在《國聞周報》8卷27期，發表題為《收回引水權問題》的署名文章，嚴厲批評了《中國引水總章》的種種弊端及其惡劣影響，并指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乃是由交通、海軍、財政三部，“從速起草引水法”，并盡快呈請政府公布施行。而引水法的關鍵內容，他認為，就是規定引水人必須由中國公民擔任。

經過幾年的努力，財政、交通二部，終于在1931年10月6日，向行政院呈遞了修訂后的引水章程——《中華民國各口引水暫行章程》。新的章程共八章四十七條，其中具體規定了引水主管機關、引水人選任和培養、引水人證書頒發、引水人的職責和紀律，以及引水船的管理辦法等內容。[23]

與《中國引水總章》相比，新章程有兩點大的變動：（1）關于引水學徒的國籍要求，舊章程不分中外，新章程則明確規定，必須為“中華民國人民”。（2）關于引水主管機關的組織及其職權，新章程明確規定如下：沿海各港及長江下游組設“引水管理委員會”，為各地引水主管機關；沿海各港的引水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當地海關稅務司、港務長、當地航政局長，以及交通部代表和當地華商商會代表各一名（上海港還應加上外商總會代表一名），以海關稅務司為主席；長江下游引水管理委員會，則由海務巡工司、海務副巡工司、長江下游航政局長及上海華商商會代表組成，以海務巡工司或其代表為主席；各引水管理委員會的職責，是制訂轄區內的引水管理細則，確定引水區界限和當地引水人定額，組織引水人考選、發證，監督引水規章的貫徹實施，并裁決與引水有關的業務及其它糾紛。

新章程背后的設想，是采取漸進的方式來收回引水權。引水事權集中于以海關為主導的中國政府部門，外國領事在引水管理上的權力被取消，但個別保留外國商會的發言權；外籍引水人的特權仍被保留，但不新增外籍引水人，以使其自然淘汰，直至全都被中國引水人取代。

但是，這份章程提交上去之時，正值國難之際。“九一八”事變爆發，政府全力關注對日關系，無暇顧及此事。新章程因此被擱置起。

正當修訂引水章程一事拖而不決之時，“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進犯上海，局勢危急。中國政府指令上海港務長，令其設法阻止該港外籍引水人為日本艦船服務。港務長反復致函上海外國領事團體，指出：[24]

“這個國家正在炮轟中國的陣地，摧毀中國人的財產，而那些經中國當局特別發證才得以執業的外籍引水人，卻去引領這個國家的戰艦，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

但領事團體先是表示，中國與日本之間，并不存在正式的戰爭狀態，引水委員會作為一個國際性團體，無法不讓上海引水公會的成員“照常工作”；然后，干脆采取敷衍手段，對此置之不理。[25]

與此同時，港務長數次致函上海引水公會，要求其成員不得為日軍服務，否則，將吊銷他們的引水人證書。但上海引水公會不予理睬，積極為日軍提供引水服務，并回答港務長說：“我不得不告訴你……他們（指該會的成員）是被迫按照引水章程的規定，去履行自己職責的”，同時宣稱，如果沒有得到引水委員會（當時由外人把持）關于修改引水章程的書面批準，他們仍將“被迫”照章行事，即仍將“被迫”為日本艦船服務。[26]

上海港務長對此毫無辦法。根據上海引水公會自己的統計，1932年3月份，該會的32名外籍引水人（不含日本籍），共引領了437條船，[27]其中大部分是日本的戰艦和貨船。所有的日本籍引水人，則直接受日本侵華海軍的調遣，為其軍艦提供引水服務。

此次事變，使中國人得到了真切而慘痛的教訓。此后，政府加強了收回引水權的決心。財政部和參謀本部，聯合成立了揚子江標志軍事設計委員會，負責研究引水問題及制訂引水章程。實際上，財政、交通二部于1931年上呈行政院的《中華民國各口引水暫行章程》，屢經修改，已經很完善了。揚子江標志軍事設計委員會只是將其稍作改動，即成了新的《引水管理暫行章程》，并于1932年8月，將之上呈行政、司法和考試三院審核。這次，新章程很快得批準，并于1933年頒布施行。[28]新章程頒行的同時，1868年（同治七年）的《中國引水總章》及各口分章，亦宣告廢止。

新頒布的《引水管理暫行章程》，其內容與1931年的《中華民國各口引水暫行章程》基本一致。唯一的改動，是在沿海各港引水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中，增加參謀本部和海軍部代表各一名，以確保軍方在引水事務上的發言權。所有引水方面的執法、監督權，悉規各口引水管理委員會，無論中、外籍引水人，均須服從其權威，倘有爭議，可由財政部會同裁決。

顯然，新章程試圖將引水業導向民族化的運行和發展方向。不過，摒棄外國勢力對引水事務的染指，限制外籍引水人的特權，都牽涉到其在華治外法權問題。當時不平等條約還未取消，新章程中的有關規定，實屬單方面放棄對于治外法權的承諾。此種順應形勢之舉，當然符合情理，但不免與既存的條約體制相沖突。因此，新章程實施起來，遇到一系列復雜的對外交涉問題，就不可避免。并且，新章程的實施效果如何，也將取決于對外交涉問題的解決程度、接管外籍引水人受挫

《引水管理暫行章程》頒行后，下一步，應該是成立各口引水主管機關，并設法將各口中外引水人，一體納入主管機關的有效管轄中。可這一步，卻遇到了強大的阻力。

1933年9月20日，關務署訓令總稅務司：《引水管理暫行章程》既已經政府批準，因而總稅務司應該“一面遵令將沿江沿海引水權迅行收回，一面照常督促各口，將引水管理委員會即行籌備組織，俾得早觀厥成，以副政府急求之至意。”[29]

對于執行新的引水章程，海關顯然不夠熱心。關務署訓令下達兩個月后，總稅務司才將這份訓令，連同新頒布的引水章程，轉發給江海關稅務司，并指示說，因為新章程的施行牽涉到外交問題，而這并非海關的職責，所以，“你應該徹底熟悉這份章程的內容，但在目前，不要采取任何與之有關的行動。”[30]海務巡工司對新章程也有意見。他表示，當前不可能挑選出經驗豐富的中國引水人，這在上海港尤為明顯。因而他認為，有必要允許選用部分外籍人做引水學徒。[31]

此前，總稅務司曾呈文關務署說，立即在各港實施新的引水章程，困難太大，不如先在沒有外籍引水人的廣州、寧波、溫州、福州及長江上游，先行成立引水管理委員會，接管當地引水業，便“不至于發生外交問題”。但關務署堅持先成立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其余各口委員會俟該上海口委員會成立后籌議組織可也。”1933年11月22日，關務署訓令總稅務司：參謀本部、海軍部、交通部都已派定代表，因此應指令海務巡工司，“一面通知上海中外商會選派代表，一面邀集各代表，定期成立上海口引水管理委員會，照章進行一切。”[32]

海務巡工司接到指令后，立即通知上海中外商會，請其各派一名代表到會。但上海外國商會卻回答說，因為此事影響到了外籍人的條約特權，因而在領事團體就此作出決定之前，自己不會派人參加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33]與此同時，美國駐滬總領事、領事團體領袖領事克寧瀚（E.S.Cunningham)，致函江海關稅務司及上海特別市政府說：[34]

“敝同僚等…囑由本領袖領事…聲明，除曩昔各國領事與中國官府同意訂立者外，所有其它引水章程，自不適用于各國輪船，則所以變更鼎革之處，須經有關各方面認可后，敝同僚等始得贊同。”

于是，在上海外國商會未派代表出席的情況下，1933年12月16日，在上海海關大樓海務巡工司的辦公室內，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召開了成立大會。到會人員有：委員會主席、海務巡工司希爾曼（舊譯為奚里滿）、上海港務長格林（舊譯為谷利恩）、參謀本部代表林自新、海軍部代表許繼祥、交通部代表高廷梓、上海中國商會代表陳天駿。[35]

雖然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已經成立，但由于外國勢力的抵制，其職能還未明確。為此，1934年1月2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關務署召集會議，就上海外國領事團體的抵制態度，進行討論。會上決定，由上海市長出面，正式或非正式地答覆領事團體，說明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的任務；并請總稅務司梅樂和，“以其美意向外籍引水人說明，彼等前途不致以在新管會之下服務而有損害。”[36]

直到1934年二、三月間，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的職責，才算明確下來。2月3日，海軍部訓令該會接管淞漢華人引水公會及海軍部引水傳習所；3月6日，財政部訓令總稅務司，將各口引水公會籌備收回管理；3月7日，財政部指令，上海引水公會的財產和設備，將由海關購買下來，該公會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接管。[37]于是，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開始籌備接管總部都設在上海的四個引水公會，即上海引水公會、淞漢引水有限公司、淞漢華人引水公會和日本揚子江領江公會。

接管上海引水公會，是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任務。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在此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因為上海引水公會表示，自己仍然服從于舊的引水委員會管理，并不承認新成立的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1934年初，該公會有兩名成員即將退休，按照新的制度，應該由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來為之考核新的引水學徒，以遞補這兩個缺額。但該公會經理卻表示，不打算讓新的委員會來為自己考選引水學徒，也不愿將有關文件送其審查。對此，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無可奈何。[38]

按照新頒行的引水章程，所有引水人的執業證書，將于1934年7月1日到期，在此之前，引水人必須由新成立的引水管理委員會換發新的證書。但上海引水公會不承認新的委員會，卻想讓上海港務長代表舊的引水委員會，為自己的成員更換證書。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無以應對，到了6月21日，即在證書到期的一周之前，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向總稅務司提出：延長上海引水公會成員執業證書的有效期，以待外交問題之解決。[39]接管上海引水公會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對淞漢引水有限公司和日本揚子江領江公會的接管，同樣好不到哪里去。由于未取得外國領事團體的正式認可，淞漢引水有限公司表示，愿意服從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的管理，但提出了比較高的條件。但由于接管上海引水公會受挫，接管淞漢引水有限公司的事，也擱置下來。日本人的態度最強硬，無論如何也不接受新的引水章程。[40]因為此時，日本正在圖謀擴大對華侵略，自然不愿放棄手中已有的引水特權。

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的威脅日漸嚴重，形勢日趨緊張，接管外籍引水人的計劃，便悄無聲息了。外籍引水人于是仍舊在中國執業，引水權旁落的格局，未有大的改變。

六、戰時引水業的淪陷

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對于關系到軍事安全的引水業，亦不遺余力去侵奪。全面抗戰爆發后，沿海各港引水業逐漸為日本侵略勢力壟斷，以至獨占。由此，收回引水權運動暫時陷入低谷。

日本人進入中國引水業，始于長門正清。1903年，他開始擔任長江航線日籍船只引水人。到了1920年，長江中下游已有17名日本引水人，他們于當年組織了揚子江領江公會。同時，日本人努力擠進沿海引水業。1919年7月，菊池豐吉加入上海引水公會，十年之后，該港即有5名日本引水人。[41]

日本引水人在華擴張，與日本侵華的總體圖謀正相符合。從1921年到1933年，揚子江領江公會共引領日籍船只3637艘，其中日本軍艦749艘，占所引船舶總數的五分之一。而在1927、1928和1932年這幾個“多事之秋”，該組織引領的日本軍艦占所引船舶總數的比例，更分別高達44.3%、31.5%和45.8%，詳見表二。由此數據，足以看出日本引水人在華擴張的真實目的。

表二揚子江領江公會引領日本軍艦、商船比例

（1921—1933年）

年份軍艦商船合計

艘次百分比（%）艘次百分比（%）

192194.4197206

1922175.9273290

19235716.9280337

1924309.3291321

19253210.4275307

19262912.1211240

192712744.3160287

192810931.5237346

19296619.3276342

19303914.8225264

19313717.6173210

193212145.8143264

19337634.1147223

合計74920.6288879.43637

資料來源：《水先案內規則案》，第二章，第二節。

1931年初，日本總領事及日本商會提出，鑒于日本到港船只不斷增多，上海引水公會應優先補充日本引水人。歐美國家不愿接受這一要求。為此，各國駐上海總領事進行了激烈討論。最后，領事團體終于在1935年達成妥協：上海引水公會缺額的分配，應按1932—1934年各國所納引水費的比例來分攤。根據領事團體的計算，1932年到1934年，上海引水公會平均每年引水費收入為1294009.49元，其中英、美、日三國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別為37.75%、17.78%和13.59%.據此，上海引水公會的40個名額中，英國應占15.10人，美國應占7.11人，日本應占5.44人。[42]這個方法只不過表明，在外國勢力的較量中，歐美國家暫時遏制了日本人的擴張野心而已，中國的引水權并未得到應有的尊重。但關務署似乎“忘記”了收回引水權一事，認為它“尚能適應機宜”，竟然同意接受。[43]

然而，戰爭改變了一切。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占領上海港，引水人份額分攤規則，亦被武力打破。1938年底，上海引水公會出現三個缺額，日本當局立即要求，這三個缺額全都由日本人遞補。對此，上海引水公會表示屈服。1939年2月，領事團體領袖領事、意大利總領事內龍(L.Neyrone)，先后就此致函總稅務司梅樂和及江海關稅務司羅福德(L.H.Lawford)：[44]

“我的同事們現已同意（上海引水）公會在這方面的意見，雖然按照上述份額制度，別的國家也可能要求遞補這些缺額，然而在這一特殊事情上，他們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有關權利。所以我深信，在此非常時刻，你也會同意引水公會不拘泥于份額制度的意見。”

隨著日軍步步進逼，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各大港口，相繼陷入日軍手中。到1939年底，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各大港口，幾乎全部淪陷。日本人控制了各大港口的海關及港航管理，壟斷了中國沿海航運業。各港的引水業務，亦為日本人把持，歐美籍引水人雖然還在工作，但其境況已如昨日黃花。中國引水人，除了少數服從于日本人外，大多離職不干，或撤退到后方，或賦閑在家。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軍事當局干脆接管了上海引水公會，原有的英、美、荷蘭籍引水人被開除出去，關進集中營，其余中立國的引水人可留下執業，但必須宣誓效忠于日本海軍。天津港的英籍引水人，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唯一的中國引水人黃慕宗撤往后方，大沽引水公司亦為日本獨占的水先協會取代。[45]

長江中下游引水業，亦為日本人控制。汪偽政權規定，凡從事長江引水者，必須經其批準，引水人僅限于其管束下之華人，或者“有必要”之外國人（實指日本人）；偽政府及與之“交好”國家（實指日本國）的軍艦，可以自由雇用引水人；日本方面基于軍事上的必要，向引水當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應得到滿足。

在此基礎上，汪偽當局與日本占領當局，聯合組建了揚子江水先協會。該協會接受汪偽政府的監督，但在軍事管制方面，完全聽命于日本軍事當局設置的水先監督委員會。該協會的成員為日、中兩國人，大約在100人左右，原先日本揚子江領江公會的成員，全部免試加入該協會。其主要業務，一是從事上海至岳州之間的引水，二是培養長江引水人。[46]

通過武力強占和扶植控制等手段，到抗戰中期，日本人終于實現了其獨占中國引水業、并用來為其更大的侵略活動服務的野心。而中國收回引水權的事業，則暫時入低谷。七、戰后引水權的收回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日本人基于武力入侵基礎上對中國引水業的侵占，是難以持久的。相反，中國卻從戰爭中學到了持久抗爭的經驗，并最終贏得得了勝利。引水權的收回，亦出現了新的機會。

機會在于兩方面。首先，由于日本的強力打擊，歐美籍引水人或者被清除、關押，或者離職回國，昔日的壟斷地位蕩然無存。同時，日本占領了中國沿海沿江主要港口，歐美國家的勢力被迫退縮，失去了在這些港口引水業中的管理權。而在國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區域，對引水事務的自主管理，則得以加強。

其次，正是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高，漸次獲得國際社會更多的尊重。1942年，美、英兩國主動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經過一系列談判，1943年1月，中英、中美分別簽訂了新的條約，正式廢止兩國在華各項特權，包括引水權。中英新約規定，英國“放棄關于在中國領土內各口岸雇用外籍引水人之一切現行權利”；中美新約規定，美國放棄“在中華民國領水內關于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之特權……以及中國領土內各口岸外籍引水人之雇用”。[47]這樣，從國際法的意義上說，中國已經收回了引水權。

有了上述基礎，抗戰勝利后，收回引水權工作，得以從兩個方面推進。

一是完善引水立法和管理體制。此項工作，早在抗戰后期即已開始著手。為了理順引水管理體制、統一事權，1944年4月11日，隸屬于財政部的全國引水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作為全國引水業的主管機關，負責引水人的訓練、考核、甄審、發證、組織、監督及其它有關事情。1947年該會轉隸于交通部，其成員為財政部、軍令部、軍政部、海軍總司令部、交通部和社會部代表各一名。[48]全國引水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國民政府開始加強對引水事務的自主管理。

與此同時，引水法規也在加緊制訂。1945年初，《引水法》草案擬具，并呈交行政院討論。1946年4月1日，《引水法》正式施行。該法共6章33條，主要內容為：引水業的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引水人必須為中國公民，必須持有主管機關所發執業證書方可從業，沿海港口對五百噸以上的商船實施強制引水。此外，《引水法》還對引水人的執業、受雇及違規處罰等事項作了具體規定。《引水法》的頒行具有重要意義，抗戰勝利后引水業的重建，即以之為指導。

二是淘汰外籍引水人，重建中國引水人隊伍。

按照1943年1月簽訂的中美、中英新約，外籍引水人在華執業的權利已被取消。但一方面，他們不甘退出這一職業；另一方面，戰爭結束之初，沿海各港中國引水人普遍缺乏。因此，在上海、天津、連云和秦皇島四個港口，還有外籍引水人繼續執業。其中天津港有3名英籍引水人，連云港有1名日籍引水人，秦皇島港有2名英籍引水人，上海港有20多名外籍引水人。[49]

為了處置他們，1946年初，行政院通過了《雇用外籍引水人管理辦法》。根據這項辦法，戰前曾在各港執業的外籍持證引水人，經過檢復后，可暫在各該港繼續執業。但他們的身份已經改變，不再享有條約特權，必須遵守中國政府的有關法律和規章。因此，部分外籍引人雖然繼續在華執業，卻不能阻礙中國收回引水權。

中國引水人隊伍的重建工作，亦在抗戰后期開始準備。1944年5月，國民政府考試院通過了戰后引水人考試辦法。根據該辦法，引水人考試分為“試驗”和“檢復”兩種。試驗即一般考試，檢復即檢核證書、體格并加口試；所有考試均由考試院委托引水主管機關分區辦理；外籍人不得參加考試。[50]

據此辦法，全國引水管理委員會先對長江上游引水人進行了檢復。截至1945年5月25日，已經檢復的長江上游引水人373人，其中已核準可執業者162人，失業過久須再實習方可執業者63人，其余148情況不清。[51]

戰后，引水人檢復工作在各區展開。按照考試院的規定，檢復合格者即發給相應等級的引水人執照，準其正常執業。這一工作持續了兩年多，各地進展不一。根據各地檢復結果，全國引水人（不含漢宜湘區及吉黑區）總數為878人。（作者按：此處原有3張表格，因技術原因未能收入）因為各區檢定時間不同，此數字不甚準確，只能反映戰后引水隊伍的大致規模。

引水法規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對引水事務的管理有了穩定的依據；中國引水人隊伍的重建，則意味著引水業真正回到了中國人手中。由此，20世紀上半期收回引水權的持續努力，終于取得了成功。

結語

總的來看，20世紀上半期收回引水權的歷程大致如下：先是民眾（主要是航運和引水界）及政府引水權觀念的覺醒，而后有了收回引水權的微弱努力；南京國民政府初立，努力程度更進一步，增補了一些中國引水人，修改了前清時期的引水章程，并試圖接管外籍引水人，但收效甚微；日本全面侵華，使收回引水權運動一度陷入低谷，但形勢的變化卻促成了外國在華引水特權的廢止，收回引水權的根本障礙由此排除；及至抗戰勝利后，引水法規和管理制度建立起來，引水業基本置于中國政府的獨立管制之下，中國引水人隊伍亦得以重建，引水業已經基本實現民族化。至此，收回引水權的努力，方告成功。這一結果的到來實不容易，更不簡單，在其背后，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榮辱興衰，以及幾代人為之付出的持續奮斗。

釋：

[1]中國商船駕駛員總會擬呈立法院之《引水法草案》，1945年7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二史館)：679（海關總稅務司署全宗）——1093.

[2]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40頁。

[3]同上，第59-60頁。

[4]同上，第一冊，第97、100、107頁。

[5]S.F.Wright,HartandtheChineseCustoms.Belfast:WilliamMullan&SonPublisher,1950.pp.309-310.

[6]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Shanghai:1932.此為編年體書稿，編者喬治·菲利浦為上海港持證引水人，時任上海引水公會經理。該書稿藏于上海港務局檔案館，原書未編頁碼。

[7]上海港務局檔案館藏：上海引水公會檔案重要卷（以下簡稱公會檔案），卷71，引水公會委員會會議紀錄（1899-1903）。

[8]閩海關稅務司呈總稅務司的報告，轉引自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委會主編《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3頁。不過，托馬斯自己并沒有撈到好處，福建水師“揚威”號一發炮彈，正好擊中他所在的法軍旗艦“伏爾他”號，當場將他擊斃。

[9]彭重威：《北洋時期的引水事務》。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00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259頁。

[10]上海港引航管理站：《上海港引航史》（稿本，1995年），第85—86頁。

[11]稅務處令總稅務司第405號，1926年5月28日。見上海海關檔案（以下簡稱海關檔案）（一）7—540—30.本文引用的上海海關檔案，系上海港務局1960年代的抄件，由上海港引航管理站提供，謹此向該組織深致謝忱。

[12]準許國人加入領港公會練習優先遞補之令文，1928年3月31日署令第791號。見《中華民國十七年財政部關務署法令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24—25頁。

[13]同上，第23—24頁。

[14]總稅務司致廣州關稅務司，1926年5月28日。見二史館：679——1088.

[15]China,TheMaritimeCustoms.V--OfficeSeries:No.126，CustomsPapers,ReportsoftheMaritimeDepartment,fortheyearof1926.Printedbythe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GeneralofCustoms.Shanghai,1927.

[16]外交部致上海外國領事團領袖領事，1928年3月15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107.

[17]江海關稅務司致海務巡工司，1928年4月24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36.

[18]上海引水公會致上海港務長，1928年5月1日。見公會檔案：致港務長去函（1926年10月2日—1928年8月31日）。

[19]海務巡工司致江海關稅務司，1928年4月25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36.

[20]上海港務長致江海關稅務司，1928年9月13日、10月4日、10月8日、10月18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39、40.

[21]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22]黃慕宗：《回憶在津港時期的奮斗》，見《冀魯區引水公會周年紀念刊》，天津：1948年版，第48—51頁。

[23]《中華民國各口引水暫行章程》，1931年10月6日。見《匯編》，第239—249頁。

[24]上海港務長致德國駐滬總領事暨領事團體在引水委員會中的代表，1932年2月19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94.

[25]德國駐滬總領事暨領事團體在引水委員會中的代表表致上海港務長，1932年2月20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94.

[26]上海引水公會經理喬治·菲利普致上海港務長格林，1932年3月（日期不詳）。見公會檔案：致港務長去函（1932年2月2日—1932年11月21日）。

[27]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28]關務署訓令第10857號，1933年9月20日。見《匯編》，第158—159頁。

[29]同上。

[30]總稅務司致江海關稅務司，1933年11月20日。見海關檔案（一）7—536.

[31]CoastInspector''''sNotesonProvisionalPilotageRegulations，1933年（日期不詳）。見二史館：679——1090.

[32]關務署訓令總稅務司梅樂和，1933年11月22日、1933年11月23日。見海關檔案（一）7—536.

[33]上海外國總商會致海務巡工司，1933年12月4日。見海關檔案（一）7—536.

[34]上海特別市政府致海軍部，1933年底（日期不詳），見二史館：678——1097；美國總領事致江海關稅務司，1933年12月15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102.

[35]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摘要，1933年12月6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102.

[36]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摘要，1934年1月24日。見海關檔案（十二）2—102.

[37]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關于接管淞漢區旅行引水人設想的報告，見二史館：679——1098；財政部訓令總稅務司第3460號，1934年3月6日。見二史館：679——1097.

[38]上海引水管理委員會關于接管淞漢區旅行引水人設想的報告，見二史館：679——1098.

[39]同上。

[40]同上。

[41]GeorgePhilip,ARecordofthePrincipleEventsinConnectionwiththeShanghaiLicensedPilots’AssociationsinceItsFormationin1900.

[42]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瀚致總稅務司，1935年4月29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128.

[43]財政部關務署訓令總稅務司梅樂和第16792號，1935年5月17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128.

[44]意大利總領事、領袖領事內龍致總稅務司梅樂和，1939年2月6日；內龍致江海關稅務司羅福德，1939年2月16日。見海關檔案（一）7—540—208、209.

[45]姚煥銳：《本會之過去與將來》，見《冀魯區引水公會周年紀念刊》，第3頁。

[46]《水先案內規則案》，昭和十五年二月十日編，第四章，第二節。該書系抗戰時期日本人調查中國引水業的內部著作，作者及出版信息不詳，原件藏于遼寧省檔案館。原件在第四章標題下標有“本項極秘”四字。

[47]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三冊，第1259、1261、1267、1270頁。

[48]全國引水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見二史館：679——1099.

[49]冀魯區檢復合格引水人登記冊（1945-1946年），見二史館：廿（交通部全宗）——3414.中國商船駕駛員總會致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電，1947年8月4日。見二史館：179（2）（財政部全宗）——319.

[50]海務巡工司徐祖善呈總稅務司，1944年5月25日。見二史館：679——1091.

[51]長江上游引水人名冊，1945年5月31日。見見二史館：679—1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