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期刊人素養的新時代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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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愚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國外語教育的創立者之一。王季愚的一生與編輯出版工作有著不可割舍的緣分，她所做的編輯出版工作，在相關文章中多有提及，但并未有專門、集中體現。文章從王季愚不同階段的編輯出版經歷著手，結合其受教育經歷、工作經歷等，分析其具備的期刊人素養，以期引發讀者思考并從中汲取力量，使更多出版界同仁受益。

一、王季愚的編輯出版工作經歷

（一）解放前———為抗日救亡而辦刊

王季愚在解放前的編輯出版工作，有據可查的相關經歷如下。1936年，譯作《在人間》出版。1936年，加入地下黨文委組織的上海作家協會，在上海多家雜志社參與多篇專欄的撰稿。1938年，參加黨領導的“上海婦女”社，擔任《上海婦女》編委，期間發表作品33篇[1]。1941年10月，抵達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編譯室從事外文翻譯工作，直至解放。在王季愚解放前的編輯出版工作中，對《上海婦女》雜志的創辦和編輯最具代表性。《上海婦女》雜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女性刊物，主創人員是一群有號召力、有影響力、有話語權的女性知識分子，創刊于上海淪為“孤島”后和上海婦女要求解放、自由的呼號下，沖破了日本侵略者的鎮壓和政府、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收買等重重阻礙，從1938年4月20日創刊和發行至1940年2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36期，在聯系婦女、團結婦女、發動婦女、推動婦女運動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王季愚是《上海婦女》雜志的發起人之一、編委會成員，也是主要撰稿人，在《上海婦女》上共發表了33篇文章，其中包括多篇謳歌蘇聯革命女戰士、生產能手先進事跡的翻譯作品，如首次進入中國語境的《蘇聯內戰中的女騎兵———E·顧茲涅佐瓦自傳》《從煤礦到戰場———蘇聯內戰中的女機關斐克魯莎小傳》《光榮的犧牲———蘇聯內戰中的女英雄克賽妮亞小傳》；《我的青春時代》《女教師》等重構了一組魅力四射的女英雄形象；《我們從黑海飛到白海》《在森林中》等關于蘇聯女飛行員等生產能手的文章。此外，王季愚專門撰寫的《1938年的蘇聯婦女》和《蘇聯婦女與抗戰》，號召“我國婦女此刻應該趕快起來效仿偉大的蘇聯婦女，用自己的血肉來爭取我們祖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的勝利”。在《蔡特金的一生》中，王季愚大聲疾呼：“我們婦女，……趕快學習蔡特金一生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趕快團結起來，用自己的生命與血肉爭取我們全民族的解放，以及我們婦女自身的解放。”這些文章對當時由宋慶齡、蔡暢、鄧穎超等人領導的中國現代婦女運動的深入推進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不僅有“理論深度”，還有“實踐溫度”[2]。

（二）解放后———為學術建校而辦刊

王季愚在解放后的編輯出版工作相關經歷如下。1949至1964年，擔任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后更名為哈爾濱外國語學院、黑龍江大學）政治處主任、副校長、黨委書記、校長，期間創辦《俄語教學與研究》。1955年，出版“首屆全國俄語教學學術研討會”全部文件的中文本———《外專校刊》5期《專號》。1957年，出版“全國俄語教學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第一屆教學研究會議會刊》，發行全國。1978年10月，創辦《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學院）。1979年，成立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在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時期，王季愚倡導“教學工作與科研理論相結合”，主持出版了《俄語教學與研究》，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綿延至今；支持編撰《俄漢詳解大詞典》，最終獲得“國家圖書獎”。改革開放初期，王季愚恢復了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職務，在注重教學的同時，大力強調科學研究，并切實推進“學術建校”思想，創辦學術期刊《外國語》，成立外國語言研究所、外語教學資料中心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三個機構[3]。

二、王季愚的期刊人素養

期刊的靈魂在于期刊的創辦者和編輯人員（統稱“期刊人”），期刊人的素養對刊物發展具有導向性意義。文章通過梳理王季愚的編輯出版經歷發現，她在不同階段的編輯出版工作有著強烈的時代烙印，受教育過程及工作經歷賦予她的期刊人素養，使其在所處的年代成為這一領域的前沿人物。

（一）辦刊思想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解放前，王季愚的編輯出版工作主要圍繞抗日救亡運動展開。1932年8月，王季愚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北平分盟”，在這個地下黨領導的群眾組織中,她看到了諸如《東方紅旗》等革命刊物或黨內刊物。可以說，王季愚創辦革命刊物的工作，是從接觸革命刊物開始的。在擔任《上海婦女》編委期間，王季愚通過翻譯、寫作和編輯工作，為革命時期的文化思想宣傳工作注入了自己的力量。解放后，王季愚心系國家建設，肩負為國家培養急需的外語人才的重任。她最早明確提出了“學術建校”思想，鼓勵、支持教師通過開展教學研究提高教學水平，主持創辦學術期刊，為教師的科研成果提供展示的平臺。后來的實踐證明，這些刊物的創辦，為學校的教學科研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學貫中西，既是雜家，又是專家

王季愚6歲進祠堂，12歲入私塾。1922年至1926年就讀于安岳縣立女子小學，喜歡作詩填詞，有“女狀元”之稱。1926年至1930年，她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中學部，接觸“五四”作品，寫白話文。1930年后，她進入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高中俄文班，兼學英文、日文，閱讀大量外國文學作品，不久后升入法學院經濟系深造[4]。書香門第的出身、正規而難得的受教育經歷，使王季愚既吸收到國學的精華，又接觸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學作品，擁有了開闊的視野和對各種文化流派的辨別能力。最終，王季愚選擇共產主義為自己的信仰，成為學貫中西、文理兼顧的雜家，擁有革命者、作家、翻譯、教育家等多重身份。而對外語的學習和熟練掌握，又使王季愚作為一名專家，以俄語為工具，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超過半個世紀。

（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鮮明的黨性

陳獨秀曾說過，政治不能只靠武力和選舉，要靠文化。出版業始終是“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陣地。王季愚于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這一特殊陣地的工作中，體現出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鮮明的黨性。其解放前的編輯出版工作，不論是翻譯蘇聯的先進思想成果、文化成果，還是創辦革命刊物，用文學作品為廣大先進女性奔走呼號，本身就是黨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解放后，不論是“學術建校”思想的提出，還是學術期刊、出版機構的創辦，都是其緊緊依靠黨的領導，以黨的方針政策為工作準則的體現。

（四）廣泛而先進的社會活動

在國立北平大學就讀期間，王季愚不僅收獲了過硬的專業能力，也結識了眾多有識之士，通過積極參加左翼學生組織，接觸了新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教書期間，王季愚組織婦女運動，翻譯高爾基的《在人間》，加入作家協會，在多種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譯作，介紹蘇聯現狀，歌頌國際婦女運動的英雄人物……她的入黨介紹人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孫治方。王季愚是魯迅的忠實追隨者，創辦《上海婦女》期間，幫助青年與魯迅、許廣平聯絡，安排出版事宜。回到延安后，她繼續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研究魯迅文學，大量閱讀包括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在內的西方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的經典著作。1940年，王季愚被日偽列入“黑名單”，在、鄧穎超同志的親自關心與安排下，從上海輾轉抵達延安，并被分配到魯迅藝術學院編譯室工作。抗戰勝利后，王季愚在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辦學期間，得到總理兩次專門召見，受到極大鼓舞。樸實的想法、堅定的追求往往能成就偉大的事業。王季愚的編輯出版工作目標是樸實而純粹的，態度是腳踏實地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反觀現今商業社會傳統出版業現狀，從提倡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舉，到對品牌、流量、經濟回報的過度追求，對影響因子的趨之若鶩，無不顯示著浮躁的信號。時代變換、技術更新的速度讓人焦灼；物質與情懷、傳統與創新、服務讀者還是服務用戶的矛盾引人焦慮。期刊人離開陣地，傳統紙媒轉型、改制，新媒體良莠不齊……期刊出版的目的似乎不再純粹。在這個背景下，重溫王季愚老校長的編輯出版經歷具有重要意義。指出：“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5]相對于王季愚老校長所處的特殊年代，我們這個時代自有這個時代的特點。新時代期刊人應不忘初心，明確肩負的責任，堅定地為黨和國家守好輿論陣地。新時代期刊人當從老一輩期刊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利用時代賦予的武器和條件，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