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述評及分區(qū)論文
時間：2022-03-13 02:06:00
導語：方言述評及分區(qū)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
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對目前已有的幾種湖南方言分區(qū)作了分析和評論，其中，重點討論了周振鶴
和游汝杰的分區(qū)。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種新的分區(qū)方法（聲韻調系統(tǒng)三重投影法）并用這種方法給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區(qū)，分區(qū)結果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區(qū)域來作驗證。第三部分，結束語。
一湖南省方言分區(qū)述評
1．0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種分區(qū)。這五種分區(qū)分別是：楊時逢先生的分區(qū)（
1974年，臺北，《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442－1447頁，下簡稱《報告》），日本學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區(qū)（1979年，東京，《湖南諸方言》，載
《中國語學》226期，下簡稱《分布》），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qū)（1960年，長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總結報告》（石印本）240－247頁，下簡稱《總結》），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qū)（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區(qū)》，載《方言》1986年第4期，下簡稱《分區(qū)》），周振鶴、游汝杰的分區(qū)（1985年，《湖
南省方言區(qū)畫及其歷史背景》，載《方言》1985年第4期，下簡稱《背景》）。這五種分區(qū)，從方法上看
各具特點，從結果上看互有參差，下面，我們將其分成兩類來討論。
1．1．1楊時逢先生分區(qū)的方法是：“把某一處的方言特點歸納起來，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點，聲調
的類別，音韻特點，開合口及調類等區(qū)別，來作分區(qū)的條件。”實際工作中，楊時逢先生用作分區(qū)條件的特征
條件有十二項。根據這些分區(qū)條件，楊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個區(qū)。第一區(qū)是“典型的湖南話”，第二區(qū)“大
都跟第一區(qū)差不多，第三、四兩區(qū)難以命名，第五區(qū)接近西南官話”。對這個分區(qū)結果，楊先生自己也很不滿
意，認為“不很理想”。對這個結果，方言學界也議論紛紛。鮑厚星認為《報告》把長沙和慈利、平江、瀏陽
等地畫一區(qū)，把衡陽和常德畫為一區(qū)都是不合適的（見《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的文字說明部分，載《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則認為《報告》的“分區(qū)圖有些支離破碎，難于令人滿意”。我們的看法
是：《報告》立足于語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實面貌，如一、二兩區(qū)的大多數方言點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屬湘語系統(tǒng)，第五區(qū)劃歸西南官話也大體無誤，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區(qū)圖看去有點支離破碎
，只要符合語言實際，也不應算是作者的錯。但勿庸諱言，《報告》的分區(qū)也與湖南方言的實際情況有相當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藍山、嘉禾等地，按《報告》上列出的語言材料就應劃歸西南官話（見黃雪貞《西南官
話的分區(qū)（稿）》，載《方言》1986／4），如果考慮到這些地方的雙重方言性質則可暫列為雙重方言區(qū)
來處理，具體分區(qū)待查明全部情況后再作決定（見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中有關的文字說明，載
《方言》1985／4）。《報告》分區(qū)偏離語言實際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區(qū)條目有綜合無系統(tǒng)，不能總
括湖南全省的語言實際，用這樣的條目來分區(qū)，自然要影響其分區(qū)質量。
1．1．2《報告》的分區(qū)中，長沙和城步同屬第一區(qū)，與城步接境的武岡卻屬第二區(qū)。對此，《背景
》批評道：“城步跟長沙不但主要的語言特征相差甚遠，而且很難通話，而城步跟武岡則語言大半相似，交談
也不很困難。”在這里，《背景》用來衡量分區(qū)質量的標準看來是兩條：主要的語言特征和通話程度。可以據
此推知，如果甲乙兩地方言的主要語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話或通話不大困難的，就應劃為同一方言區(qū)，如
城步與武岡，反之則否，如城步與長沙。可見，這兩條不但是檢驗分區(qū)結果的依據，也是分區(qū)時應遵循的標準
。這兩個問題雖然是在對《報告》的批評中提出來的，但由于它們在方言分區(qū)中關系重大，有必要略作進一步
的討論。
先談“主要的語言特征”。
到底長沙、城步和武岡三個方言點各自“主要的語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沒有明確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兩條特征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方言分區(qū)的話，那不但《背景》對《分布》的批評難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數學方法來進行分區(qū)也屬多此一舉。因此，《背景》據此批評《報告》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還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區(qū)有沒有“主要的語言特征”，“主要的語言特征”具體所指又是什么，對此，方言學界有種種看法
并有過大量的分區(qū)實踐，筆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語言特征”難以確定，寧可用方言的“區(qū)別性特征”來
代替它。在分區(qū)實踐中，這種“區(qū)別性特征”可以通過多方比較來抽取。根據分區(qū)的需要，可以用一條，也可
以用多條。這些分區(qū)條目不論是“一”還是“多”，都要求對內有盡量大的周遍性，對外有盡量強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話來檢驗分區(qū)結果也是值得考慮的。就《背景》的分區(qū)而言，也不乏同一區(qū)中有不能通話或通話
困難的，如第三片中的湘鄉(xiāng)與零陵，而分屬兩片卻也有通話不大困難的，如第二片的懷化與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語言事實證明，同屬一個方言區(qū)中的不同方言點可以有不能通話的，如閩語區(qū)中的廈門話和福州話
；而不屬同一方言區(qū)甚至不同的語言也有可以通話的，如德語和瑞士語。這是因為，能否通話不僅決定于兩種
方言的相似性，還決定于兩種方言的交際頻度。一九八七年筆者曾以湖南師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級的
同學作為調查對象調查過外地同學對長沙話的可懂度和認同感，經計算機處理后的結果是：
大體聽懂基本聽不懂大體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據上表中八四級與八五、八七兩級同學對長沙話可懂度和認同感的區(qū)分比值的差異可以看出交際頻度與它
們的比例關系。而且，通話程度還受城鄉(xiāng)、職業(yè)、年齡甚至性別等條件的制約。事實上，既難于把它作為一個
分區(qū)因素來參與分區(qū)，也難于把它當作一個可靠的標準來衡量分區(qū)結果。
1．1．3第二種是日本學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區(qū)。《分布》據以分區(qū)的材料也來自《報告》。方法是
：根據“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繪出方言圖來進行分區(qū)。《分區(qū)》把湖南方言分為四種“型”，定名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國內學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贛方言或贛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話。《分布》的分區(qū)是比較典型的單一特征法。《背
景》認為：“這個方法雖然簡便，但是按這個標準作成的分區(qū)圖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實際。”《分區(qū)》將湘
西的永綏（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順、古丈、瀘溪、辰溪、沅陵等地劃歸“老湘型方言”，對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將古全濁聲母只要今平音讀濁音的也包括在內，湘語的范圍自然要擴展到上述永綏
等縣。事實上永綏等縣的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這‘半條’特征將其劃入湘語南片是不
妥當的。”《背景》的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單一特征判斷法的優(yōu)點缺點都很明顯。優(yōu)點是分區(qū)結果清晰正確，
缺點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區(qū)的交錯地帶和過渡區(qū)域，在方言面貌因長時期的交融滲透而變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這種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種是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qū)。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師院中文系承擔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當時共調查了八十七個縣市，后由彭秀模、曾少達等同志根據調查材料寫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總結報告》。《總結》中對湖南方言作了分區(qū)工作。方法是：根據分區(qū)者對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幾個較大的土語群最明顯的特點歸納出來，然后把特點大部分相近的土語群合并為一個方言。”方言區(qū)的范圍
基本上定下來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來，碰到甲乙兩可的交界處方言就“根據反映方言特點的地圖來分
析研究。分析它們哪些特點和甲區(qū)相同，哪些特點和乙區(qū)一致，最后根據它們與哪一區(qū)特點較多相同的特點劃
歸哪區(qū)。”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注意該方言“必須具備的主要特點。”而不是“不分主次，單憑機械多數”來確
定其方言區(qū)屬。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個區(qū)。第一區(qū)“基本上是湘語”，第二區(qū)“基本上屬于西南官話”，第
三區(qū)“大致接近江西話”。《總結》的分區(qū)在具體運用中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漸
變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與丁卻可以相去甚遠。這樣，在把幾個看起來相近的土語群進行單向歸
并時，就有可能把本來差別甚大、應分屬兩區(qū)的方言給歸并到一個方言區(qū)中去。如《總結》第一區(qū)中有瀘溪、
辰溪等方言點，就其總體特征看，應與第二區(qū)的懷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與長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為“辰（辰溪）溆（溆浦）土語群”接近“衡（衡陽）邵（邵陽）土語群”，而“衡邵土語
群”又接近“湘（湘鄉(xiāng)）漣（漣源）土語群”，“湘漣土語群”與長沙、湘潭等地的話又更要接近一些，這樣
單向歸并，結果就把本來不屬同一區(qū)的方言給并為一區(qū)了。《總結》分區(qū)時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處。湖南
的藍山、嘉禾、宜章、桂陽、郴縣、新田、江華、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種各地小有區(qū)別的西南官話（與桂
林話很接近）外，各地內部還使用著一些差別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話”。《總結》在分區(qū)時，單
把藍山、嘉禾兩地的土話拿出來分區(qū)，從而把它們從湘南雙語區(qū)獨立出來并合并到第三區(qū)中去，成為第三區(qū)孤
懸于第二區(qū)中的方言島，這顯然是不符合分區(qū)原則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實際情況。
1．1．5第四種是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qū)。《分區(qū)》使用的方法雖然比較單一，但分區(qū)的標準卻頗為靈
活多變。《分區(qū)》把湖南方言一共分為六個區(qū)。第一區(qū)是“湘語”，分區(qū)的依據是古全濁聲母的變化。第二區(qū)
是“贛語區(qū)”，分區(qū)標準有三項：一條是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為送氣清音，一條是梗攝字多有
文白異讀，另外還列了一些詞匯。第三區(qū)是“客家話區(qū)”，《分區(qū)》沒有明確“贛語”和“客家話”的區(qū)別界
限，語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開口呼讀零聲母”這一條，另外還有詞匯條目的區(qū)別。第四區(qū)是“江淮官話區(qū)”
，分區(qū)標準主要是“古全濁聲母字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為清音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另外就是“古入聲全
濁聲母字今全部或部分歸陽去（去聲不分陰陽時就歸去聲）”，其他還列了“他的”和“喝茶”兩個詞組。這
一區(qū)中有《背景》列為西南官話標準點的常德，還包括湖北省的鶴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統(tǒng)稱為“
江淮官話常（常德）鶴（鶴峰）片。”第五區(qū)是“西南官話區(qū)”，這一區(qū)沒有給出分區(qū)標準，內部分片時也未
明確分片依據。第六區(qū)是“鄉(xiāng)話”。“鄉(xiāng)話”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瀘溪、古丈、永順、
大庸市等地與沅陵交界的地區(qū)。”大約有四十萬人說這種話。“鄉(xiāng)話”的主要特點有：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
塞擦音時平聲為不送氣濁音，仄聲為送氣清音。另外，入聲有喉塞尾，古次濁平聲今讀陰平。古全濁上聲今仍
讀上聲，等等。《分區(qū)》的主要優(yōu)點是分區(qū)時不拘泥于某一標準，不僅考慮語音特點，也兼及詞語的異同。分
區(qū)時不反分出大區(qū)，還給大區(qū)再劃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還深入鄉(xiāng)鎮(zhèn)一級，分得比較細致深入。但勿庸諱言
，《分區(qū)》也是有一些缺點的，這主要體現在所使用的標準上。由于標準不統(tǒng)一，有時甚至連分區(qū)標準都未說
明就直接分區(qū)，這就難免給人一種分得較為主觀臆斷的感覺。另外，凡《分區(qū)》使用單一標準的地方都無法避
免單一標準以偏概全的缺點，如“江淮官話常鶴片”，如果不是只從一兩個語音特點著眼的話，根本就劃不進
江淮官話里去。此外，就《分區(qū)》的題旨來看應是封閉式的區(qū)域方言分區(qū)，沒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攬進
來，而且還包攬得不對。按趙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區(qū)，鶴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點介于湖北第一區(qū)（西南
官話）和第二區(qū)（楚話）之間，同時還有一些湖南話的特點，因而獨立一區(qū)以顯示其特點，實際上是一種過渡
區(qū)域的混雜型方言，趙元任先生等人也沒有把它們和江淮官話聯(lián)系起來考慮（見趙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調查報
告》一五七○頁），于此可見《分區(qū)》的處理是不很妥當的。
1．2．0由于周振鶴、游汝杰二人的分區(qū)不止使用了一種分區(qū)方法，在分區(qū)過程中還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歷史文化背景，并將其中的歷史行政區(qū)劃作為分區(qū)調整的重要“參考項”直接介入分區(qū)，經過研究，我們發(fā)
現其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需要適當展開討論，因此我們把《背景》的分區(qū)單列為一類加以述評。
1．2．1《背景》仍使用《報告》的分區(qū)材料，分區(qū)對象仍為《報告》中的七十五個方言點。《背景
》在分區(qū)方法上最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數學方法，并結合語言學和人文地理兩個方面來進行調節(jié)和補充
。具體的作法是：以《報告》中提出的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作為分區(qū)依據，建立數據庫，參
照數學集群方法，先比較七十五個方言點之間特征項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來作初步分區(qū)，最后再用
“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因素”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整”。在分區(qū)過程中，作者還根據自
己對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個“集”，并給每個“集”指定一個代表點，然后把這一集
里的其余各點來和“代表點”作比較，按各方言點與“代表點”的接近程度分歸各集。結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個片，根據《背景》有關的文字說明和分區(qū)圖來看，五個片分別為：第一片是以常德為代表的西南官話片，第
二片是以長沙為代表的湘語北區(qū)，第三片是以城步為代表的湘語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為代表的贛客語片，第
五片沒有代表點，是南部山區(qū)官話和湘語的混雜片。在數學方法運用上，《背景》設置了四個“標準點”來對
周圍的方言進行吸附式向心歸并，這樣把原數據陣上縱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數據省減為四行，既簡化了計算過程
，又簡明扼要地用數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內各方言點之間的接近程度。
《背景》對自己的分區(qū)結果是頗為自信的，認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個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語感。”湖
南人的語感姑且勿論。但當我們拿《背景》的分區(qū)與前述幾家逐一比較時發(fā)現，這個分區(qū)與《總結》非常接近
，兩張分區(qū)圖大體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區(qū)有較大差別，其他地方在邊緣地帶有一些參差。如前所述，這樣的
分區(qū)仍然是相當偏離湖南方言實際的。《背景》盡管使用新的方法卻未取得實質性突破，這個方法與結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認真研究。
1．2．2陸致極在《漢語方言間親疏關系的計量描寫》（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1）一文用
電子計算機對現代漢語七大方言區(qū)中的十七個方言點作了類聚關系處理，實際上具有分區(qū)意義。二十年代趙元
任先生對吳語所作的分區(qū)表明，只從語言特征條目出發(fā)也可以對方言進行分區(qū)。分區(qū)經驗證明，數學方法和語
言學方法（甚至是單一特征判斷法）在分區(qū)上都是可以自給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數學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語言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分區(qū)調整，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其數學方法的有效性產
生懷疑。
《背景》采用《報告》中用來比較各地方言異同的五十二項特征來建立數據庫，根據存入的數據來計算任
意方言點之間的接近值，然后通過比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來達到分區(qū)目的。由于存入數據庫的語音項目是五十
二個，因此，任意方言點間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為了簡化計算，《背景》挑了四個“標準點”
，讓其余各點來依次與它們相比較，凡和上述四點中任一點接近值最高的，就將它劃入該標準點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這樣，就把語言學的分區(qū)轉換成一個數學上的集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確定隸屬變－－即任一方
言點可以歸屬于某標準點的最低數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點歸屬任一代表點的隸
屬度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這時如果出現下列情況時就不能進行歸集：當某一方言點與四個
代表點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時（因為這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異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時（因為異同相等
）；與兩個代表點接近值同時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時（因為當同一方言點同時從同一邏輯門進入兩個代表點后，
歸集后的方言點數會大于實際參加分區(qū)的方言點數，從而與實際不符）。根據《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數據，可
以合法歸集的方言點有：
長沙點
南縣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點
新寧28東安28祁陽31
常德點
石門31慈利33大庸32龍山37永順29
保靖30永綏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鳳凰30麻陽27晃縣31靖縣31澧縣29
安鄉(xiāng)35華容27桃源35漢壽41衡陽31
平江點
臨湘31岳陽32
（地名后的數字為其與該代表點的接近值）
以上各點合計29個。除去4個代表點，參加歸集的方言點是71個
，可歸集的方言點占總數的40．9％。
可以分屬兩個代表點從而不能歸集的方言點有：
桑植芷江黔陽會同臨澧湘陰
長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計6個。加上其余與4個“代表點”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個方言點后為41個，
占參加方言分區(qū)的方言點數的59．1％。這些事實充分證明《背景》的數學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顯然是看到這一點的，于是又增設了“較重要的語音特征”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個“參考項”來作“局部調
整”，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種方法的創(chuàng)新，但實際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點的歸屬是靠“參
考項”“調整”出來的，而“參考項”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較重要的語音特征”一項，在這種情況下，《背
景》的分區(qū)自然就難于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造成這種失誤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對賴以建立數據庫的五十二項
語言特征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分析。《報告》提出的五十二項語言特征是用來顯示湖南方言的差別性的，為了上
圖的方便，只能“求異”而舍同，因此，雖然項目多達五十二項，但仍不能認為它們已經全面地系統(tǒng)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們來作分區(qū)依據，就難免偏離語言實際，事實上，楊時逢先生也沒有全部把它們作為分
區(qū)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五十二個特征項目之間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項目的代表其所轄的“字”的
數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聲韻調其差別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項是“聲調調類”，這一條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項是“‘去’的白話音”，這一條只能管住一個“字”的一半的語音情況，二者的重
要性差別相當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這兩條在五十二項語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這樣，相同的數值掩蓋了不同語言特征項目的巨大差別，這自然要極大地影響分區(qū)質量。
1．2．3《背景》在分區(qū)上的一個特點是設置了四個“代表點”。這四個“代表點”既是數學歸集的
目標點，又是確定“較重要的語音特征”的主要依據，而且，還決定著分區(qū)結果的命名。因此，“代表點”選
得合不合適，也是決定分區(qū)質量的重要因素。“代表點”的代表資格與歷史人文地理因素無關，而是取決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區(qū)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該方言區(qū)中比較典型的方言點。用這個條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個“代表點”就可以看出，除長沙點外，其余三個點的代表資格都有問題。
先談常德點。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從常德開始往北延伸，與湖北的江陵連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懷化為中心，往西延伸與貴州的黔東南連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與湘北片的交
界線大致在龍山、永順一帶；第三片是以藍山、嘉禾為中心的湘南片，這一片與廣西的桂林連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較接近，內部也比較一致。湘南片與湘西、湘北兩片的距離較大，這部分地區(qū)是雙重方言
區(qū)，由于受各地千差萬別的“土話”的影響，內部的一致性比較低。總的說來，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方言點都
有過渡性質，與湘語的接近程度隨著方言點在地理分布上與長沙的距離成正比。常德正處于西南官話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資流域的中間地帶為過渡帶，過了資江就是湘語區(qū)的天下。因此，無論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還是就常德話的語音系統(tǒng)，都是一種過渡性相當明顯的西南官話，把它作為西南官話的代表，其代表資
格就要大打折扣。為什么在《背景》的分區(qū)中不能把郴州、藍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話包容進來，為什么桑植
、芷江、黔陽、會同、臨澧等地會出現與長沙點和常德點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話本身含有相當的湘語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話。
平江雖然在聲母上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但平江還有知章組在今開口韻前讀(tsts’s)這種與贛語不同
的變化，就其涉及的古聲母而論，比古全濁聲母的個數還要多；平江話的入聲調雖然也可算作贛語系統(tǒng)，但陰
平和陽平的調值都與長沙話相同而區(qū)別于南昌話；平江話的入聲韻雖然有塞輔尾，但知章組的合口韻的變化也
是大多同于長沙話，如：“吹水睡稅”也是和長沙話一樣讀撮口韻，而南昌話則是讀合口韻。從平江的語音系
統(tǒng)來看，應將其看作是湘語和贛語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點的混雜性方言。把它放到贛語系統(tǒng)中來看，還不
如常德話在西南官話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臨湘和岳陽兩個點，換
句話說，在沿湘贛交界處一帶的混雜性方言點中，平江點的代表性也不強。
《背景》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根據是因為城步的［bdgdzz］的濁度最強，換句
話說就是城步因為其聲母系統(tǒng)完好無損地保存了古全濁聲母的原貌從而獲得了湘語南片，或者說是“最典型”
的湘語的代表資格。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背景》對＠①伸久的一些批評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綏，
《背景》認為不能僅據其古全濁聲母今平聲讀濁音這“半條”特征就把它劃入湘語南片，還要看到“永綏等縣
語言特征與西南官話的特征大部分相似”這樣的情況而將永綏劃入西南官話區(qū)。既然僅靠古全濁聲母今平聲仍
讀濁音這半條特征不能將永綏等縣市劃歸湘語南片，那僅靠“古全濁聲母今仍讀濁音”這一條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語呢？只要對城步話的語音系統(tǒng)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話的韻母系統(tǒng)已經接近于西
南官話而與湘語（我們這里所說的“湘語”是指長沙話。本文中如不加說明時都把長沙話作為湘語的代表）的
距離較遠，如咸山攝與宕江攝不混，山攝合口和蟹攝合口端系仍讀合口，這些，都與長沙話不同而與重慶、貴
陽等地的西南官話相同。聲調上，城步話的陰平是高平調，陽平是低降調，這也是西南官話陰平與陽平的最常
見調值而與長沙不一致。這些情況說明，城步話并不象《背景》所說的那么“古老”和純粹。從整個語音系統(tǒng)
來看，城步話雖然仍屬湘語系統(tǒng)，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話的相當影響。因此，城步在湘語系統(tǒng)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話既然仍屬湘語系統(tǒng)，就沒有必要把它和長沙話相提并論，在同一個方言系統(tǒng)中建立兩個和西
南官話、贛語相同地位的“代表點”從而使得南北兩片湘語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開。這種含含糊糊的狀
態(tài)顯然不是分區(qū)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話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的理由還與《背景》提出的“古湘語”的
假設有關，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進行討論。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為湘語南片“代表點”時說：“城步僻處本省西南隅，交通閉塞，明顯
是古湘語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擠而保留下來的核心地盤”，在“結語”部分又“設想”：“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
整個湖南地區(qū)也許通行一種內部存在差異的古湘語”（著重號系引者所加）。《背景》雖然用了“也許”這個
不很自信的副詞，但這個“古湘語”還是有幾點可以確定下來的：“古湘語”存在的時間是“戰(zhàn)國秦漢時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個湖南地區(qū)”，語音特點是古全濁聲母讀濁音。我們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邏輯結構
中，這個未經證實的假設是非常必需的，否則，城步就難于取得“典型的湘語”的代表資格，“濁音的衰頹”
，和“入聲的衰微”將無從立論，而且，“古湘語”在官話、贛客方言的蠶食吞并、四面夾擊、大舉入侵下日
漸萎縮的下降曲線也無法勾畫。現在我們要正面提出質疑：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qū)果真通行著一種古
湘語嗎？任何語言的存在，既要有一個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口構成作為存在前提。古湘語的含義
可能因人們的看法不同而較為寬泛，但無論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種古代漢語。而且是一種古代漢語方言。因
此，要證明“戰(zhàn)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qū)都通行一種古湘語”，首先必需證明，早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
地區(qū)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漢族或都屬于漢民族文化系統(tǒng)。這樣，這個問題就可以簡化和轉換成“戰(zhàn)國秦漢時代整
個湖南地區(qū)的民族構成”這樣一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只要打開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二兩
冊查看有關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為了避免繁瑣的引證，我們主要依據《西漢人口地理》（葛劍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冊（修訂本，1982）、《中國民族學概論》（欒釗韜等，1985
）、《中國人口地理》（胡煥庸，1984）、《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梁方仲，1981）、
《試析湖南縣的設置和名稱由來》（譚昌壽，1984年第5期《湖南師院學報》）等論著來作一結論性的概
述：戰(zhàn)國中期前，今湖南全境為古三苗等苗瑤族的居住地。戰(zhàn)國中期，楚國兆進中原爭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強秦的迫擠下，楚文王把楚都遷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國大力向南擴展，首先進入以常德為中心的
湘北地區(qū)。秦統(tǒng)一后繼續(xù)向南開發(fā)五嶺南北，在湖南境內從北向南依次設置長沙、羅縣、臨湘（今長沙）、耒
陽、郴縣等郡縣。兩漢時對湖南繼續(xù)開發(fā)，分長沙置桂陽、零陵二郡和益陽、茶陽、攸縣、醴陵、＠②縣、臨
武等二十余縣。這時漢族主要分布在三個地方：以常德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區(qū)；以今長沙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區(qū)；沿湘贛兩省的交界線直達廣東的狹長地帶。除此而外，整個湖南地區(qū)的廣闊腹地仍然是古苗瑤語
族的居住地或未經開發(fā)墾殖的原地，其間可能還零零星星地散布著一些“桃花源式”的漢族移民點。這樣的人
口分布與民族構成的格局說明：在戰(zhàn)國秦漢時代，整個湖南地區(qū)顯然不可能通行著一種“古湘語”。更確切一
點說，即使是上述幾個漢民族聚居的地區(qū)，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種“古楚語”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語”。在湖南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歷史界限，當我們需要回顧歷史時，不應混
淆二者之間的歷史界限。
對城步的歷史文化背景作一點必要的敘述會使上面的質疑得到更為充分的支持。城步縣現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縣”，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國、有清一代、明初都稱“城步縣”，明初設為“城步巡檢司”
，屬武岡縣。作為一個行政實體，城步的名稱只能追溯到這里。唐代的城步為“飛山蠻”地，漢至隋為“無陽
五溪蠻地”。這時的“五溪蠻”系漢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蠻”。唐末“五溪蠻”據飛山自守，故又稱“飛山
蠻”。“飛山蠻”自稱則為“貓”，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漢人（主要來自江西）陸
續(xù)到城步落籍定居，但縣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絕對優(yōu)勢。明弘治十五年設置時進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統(tǒng)計，此時
仍為苗多漢少。乾隆五年“改土歸流”時有不少苗族為免受民族歧視而改稱漢族，進入民國后漢族人口才超過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統(tǒng)計時，全縣有苗族八萬四千余人，略低于漢族人口數。根據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無
論如何也推不出“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語”這樣的結論來。
1．2．5歸納起來，《背景》在分區(qū)過程中的失誤主要有這樣幾條：使用了數學方法但因數據庫不可
靠而未達到預期效果；選擇了標準點但標準點的代表性又不強從而使其他方言點難于歸集；假設了一個“古湘
語”作為展開論述的前提但這個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語”又實際上并不存在。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認
為，《背景》分區(qū)的意義似乎倒不在其分區(qū)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創(chuàng)新精神，給方言的分區(qū)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區(qū)大體上已代表了目前國內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區(qū)方法，因此，本文
對上述各家分區(qū)方法的評價也可算是筆者對目前漢語方言分區(qū)現狀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區(qū)
2．1．0分區(qū)的事實說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連續(xù)的，漸變的，如果只給方言確定一個分區(qū)標準的
話，可行性相當差。由于不同的分區(qū)者對語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認識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標準，分區(qū)結果當
然難于統(tǒng)一。1987年，筆者在錢曾怡老師的指導下參加了幾次關于方言分區(qū)的歷史、現狀、標準、方法的
討論，在不斷的學習和討論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種新的分區(qū)方法，叫“聲韻調系統(tǒng)三重投影法”
，并用這種方法來對有過多種分區(qū)、有相當分區(qū)難度的湖南方言進行分區(qū)，以便和各家的分區(qū)結果相比較。具
體的做法是：以長沙（湘語代表點）為中心，東取南昌（贛語代表點），西取貴陽（西南官話代表點），從三
個代表方言點的語音系統(tǒng)中抽出聲母系統(tǒng)、韻母系統(tǒng)、聲調系統(tǒng)的區(qū)別性語音條目各七條，然后把湖南境內的
各方言點逐一取出來分別與三個代表點相比較，比較時按聲、韻、調的順序依次進行。由于分區(qū)條目都是七條
，判斷方言點歸屬的隸屬度是“四”，三次分區(qū)的結果都作出分區(qū)圖，最后根據三張分區(qū)圖來作綜合分區(qū)，任
一方言點，只要在兩項分區(qū)中都屬某一代表點，就把它歸入該點所代表的方言區(qū)，這時隸屬度是“二”。據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點可以歸納為五種類型：湘語型方言，贛語型方言，西南官話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兩
項或三項分屬兩個或三個代表點），獨立型方言（只有一項或無任何一項可歸入三個代表點）。
2．2．0分區(qū)要有據以分區(qū)的材料、分區(qū)的原則、標準，及相應的圖上表示，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說明。
2．2．1分區(qū)材料材料的好壞決定分區(qū)的質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調查報告》為主，相
比較而言，這個材料是比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處：一是調查點不足；二是記音有欠準確之處，如衡陽話；三
是有相當的調查點遠離城區(qū)，有的甚至在縣境邊緣地帶，代表性不強。鑒于這種情況，衡陽話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陽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漣源、雙峰、新化、祁東、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個點則用《總結》中的相關材料。
2．2．2分區(qū)原則現代漢語方言分區(qū)，其實是就相關的調查點的語言材料進行歸納和分類，因此，
分區(qū)時本文遵循以下三個原則：第一是語言學標準的原則，任何非語言學的標準都不能作分區(qū)標準；第二是共
時性原則，分區(qū)時只就方言現狀進行分區(qū)而不涉及方言的歷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統(tǒng)性原則，在把握方言之間的
異同時從其系統(tǒng)性、整體性出發(fā)而不只根據一兩個語言特征來確定方言點的歸屬。
2．2．3分區(qū)標準分區(qū)標準就是據以分區(qū)的條目。李榮先生在談分區(qū)條目時提了三條，一是條目的
代表性，二是條目在語匯中的使用頻率，三是條目使用頻率，這三條都是指導性的意見。根據我們的理解，條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區(qū)別性，就是一地方言區(qū)別于他方言的語言特征。同時我們還強調條目的系統(tǒng)性，漢語方
言之間的矩離遠近，在語音上具體表現為各方言音系在聲、韻、調各有關方面對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別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地方言的語音系統(tǒng)中抽出聲母、韻母、聲調的區(qū)別性特征各七條作為分區(qū)條目。
2．2．4圖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區(qū)圖示法是采用劃塊（塊狀表示）圍片（同言線法）的方式，這看起
來比較好看，但與實際的方言分布情況并不相符。就一方言點來看，方言持有者的個體與個體之間，戶與戶之
間，村、寨、城、鎮(zhèn)之間都是非連續(xù)性的，呈離散式點狀分布，因此，本文也用點狀符號來表示方言類別，這
樣，既可以積點成面，幾個相同的點狀符號也可以表示一個成片的方言區(qū)域，又可以如實反映方言分布的點面
相間、錯綜復雜的情況，尤其在反映方言島、獨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語言事實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2．3聲母系統(tǒng)的分區(qū)
表一：聲母系統(tǒng)分區(qū)條目
（附圖[圖]）
（附圖[圖]）
說明
1．上表中，南昌話全部采用《漢語方言字匯》（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貴陽話的材料是筆者調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說明。
2．取點比較時，如果碰到古全濁聲母今仍讀全濁塞音塞擦音時，則歸入長沙點。
3．由于第六項長沙話與南昌話屬同一類型，因而兩地的區(qū)別條目只有六項，如果出現南昌、長沙各點三
條的情況時，就著第一、二兩項屬何處方言，屬長沙則歸入長沙點，與南昌話相同則歸入南昌點。
分區(qū)結果是：
長沙所屬方言點（地名后的數值為隸屬度）
長沙7臨湘5．5岳陽5南縣3．5沅江6
湘陰6平江5瀏陽4寧鄉(xiāng)6益陽6
桃江5．5安化6．5瀘溪4新化6漣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雙峰3．5衡陽5
祁陽4永興5資興4邵陽4武岡4
洪江5．5會同4綏寧6．5城步6江永4
計30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耒陽3．5常寧3．5寧遠4宜章3．5
計4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華容5安鄉(xiāng)5漢壽5臨澧7常德5
澧縣6石門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順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鳳凰6麻陽6溆浦5．5
懷化6芷江5新晃4靖縣4通道4．5
新寧6東安4零陵4新田4．5桂陽4
郴州6嘉禾5藍山4江華4安仁5
道縣4
計3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縣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
臨武湘鄉(xiāng)祁東隆回洞口黔陽
桃源龍山
計14個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1：聲母系統(tǒng)分區(qū)圖
2．4韻母系統(tǒng)的分區(qū)
表二韻母系統(tǒng)分區(qū)條目
（附圖[圖]）
上表中，前三條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項發(fā)生交錯時，則以前三項的情況來確定方
言歸屬。另外，《報告》中缺文白異讀材料，因此，第七項全部采用《總結》中的材料。
進行歸納時，由于第一項和第七項長沙與貴陽相同，這兩項又都同時與南昌話對立，確定隸屬度時，如果
與南昌話相比較，可以“四”為隸屬度。但如果相對長沙與貴陽而言，兩者的對立項目只有五項，判斷某方言
點的歸屬時，隸屬度應為“三”。據此，湘陰、嘉禾、永興應歸入長沙，常德、江永、江華、新晃、桂東應歸
貴陽。
分區(qū)結果為：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xiāng)4．5益陽6安化6
沅江5南縣5．5湘陰5岳陽4．5臨湘4．5
瀏陽4．5醴陵4．5綏寧4．5嘉禾5藍山5
永興5資興5漣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計22個方言點
南昌所屬方言點
平江4．5攸縣4．5
只有兩個方言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桃源5慈利4臨澧6．5澧縣5．5安鄉(xiāng)5
漢壽5華容5黔陽5會同4城步4．5
通道5新寧6．5溆浦6新化4．5邵陽6
祁陽5汝城6衡陽4常寧5寧遠6
耒陽5安仁4郴州6常德5龍山5．5
＠②縣4桂東5桂陽6新田6臨武6
宜章6東安6零陵6道縣6江永5
江華5石門7桑植7大庸7永順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鳳凰6
瀘溪6芷江6靖縣6新晃5麻陽6
吉首6辰溪7雙峰4．5懷化6．5祁東5．5
洪江5．5
計56個方言點
獨立型方言點
湘鄉(xiāng)衡山茶陵武岡
上入圖后見圖2：韻母系統(tǒng)分區(qū)圖。
2．5聲調系統(tǒng)的分區(qū)
表三聲調系統(tǒng)分區(qū)條目
（附圖[圖]）
說明：
1．從長沙到辰溪的七十五個方言點的調值系采用《報告》中音系說明部分的實際調值而非聲調表中經過
音位處理的調值。
2．長沙與南昌的對立條目只有五項，歸納方法同前。
各代表點所屬的方言點如下：
長沙所屬方言點
長沙7湘潭4寧鄉(xiāng)4益陽4安化5
桃源4澧縣5沅江4南縣4湘陰5．5
岳陽4．5臨湘5黔陽4．5城步4．5新寧4
湘鄉(xiāng)6衡山4漣源5雙峰4．5桃江5
株州7
計21個點
貴陽所屬方言點
武岡4常寧4．5寧遠6嘉禾6藍山5
耒陽4永興5．5郴州6常德4．5龍山6．5
桂陽6．5新田5臨武6宜章5道縣5
江華5石門4．5桑植4大庸4．5永順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鳳凰6．5
瀘溪5芷江5新晃5．5麻陽6吉首6．5
辰溪5．5懷化4．5洞口5洪江4．5
計34個點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會同安鄉(xiāng)漢壽華容平江
瀏陽祁陽澧縣綏寧通道溆浦
新化邵陽資興江永茶陵汝城
衡陽＠②縣桂東零陵靖縣祁東
隆回安仁東安
計29個點
南昌話無可歸集的方言點。
上入圖后見圖3：聲調系統(tǒng)分區(qū)圖
2．6綜合分區(qū)
根據前面三次分區(qū)的結果可以制成下面這樣的表來進行綜合分區(qū)。
表四：綜合分區(qū)表（表例）
（附圖[圖]）
根據上表統(tǒng)計的結果如下：
湘語區(qū)方言點
長沙3臨湘3岳陽3南縣3湘陰3
沅江3益陽3桃江3安化3漣源3
寧鄉(xiāng)3湘潭3株州3瀏陽2雙峰2
衡山2綏寧2城步2永興2資興2
計20個方言點，占總數的23．8％
西南官話方言點
華容2安鄉(xiāng)2漢壽2常德3臨澧2
澧縣2石門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龍山2永順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瀘溪2辰溪3溆浦2
鳳凰3麻陽3芷江3懷化3新寧2
新晃3洪江3靖縣2通道2安仁2
東安2零陵2常寧2耒陽2藍山2
新田3寧遠2道縣3江華3臨武2
嘉禾2桂陽3郴州3宜章2
計44個方言點，占總數的52．4％
獨立型方言點
醴陵湘鄉(xiāng)攸縣茶陵祁東隆回
＠②縣桂東汝城
計9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0．7％
混合型方言點
平江（湘＋贛）會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陽（湘＋官）祁陽（湘＋官）衡陽（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岡（湘＋官）
桃源（湘＋官）黔陽（湘＋官）
計11個方言點，占總數的13．1％
贛方言是空集。
上分區(qū)結果入圖后見圖4：綜合分區(qū)圖。
比較前面四張分區(qū)圖后可以發(fā)現，前三張參差過大，而綜合分區(qū)的第四圖明顯優(yōu)于前三圖。湘語方言點主
要集中在湘、資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陽、武岡等混雜性方言作為過渡，有城步、綏寧兩
個點，向東南方向以衡陽、耒陽（耒陽雖然歸入西南官話，但混雜程度很高）作過渡，有永興、資興兩個點。
這四個點就整個音系來看仍屬湘語，但都不純粹，城步的韻母系統(tǒng)屬官話系統(tǒng)。
西南官話方言點為湘西北、湘南兩片。湘西北片與湖北、四川、貴州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湘南片與
廣西境內的西南官話連成一片。兩片加起來有四十四個方言點，是湖南省勢力最大的方言。從整個音系來看，
湖南境內沒有真正的贛方言點，但贛語的影響可從湘贛交界的混雜性、獨立型方言點中看出來。獨立型方言有
兩種類型，一種是“湘鄉(xiāng)型”，包括隆回、祁東在內。這種方言可能原來就是獨立的，受周圍方言影響較小，
原來的特點保留得比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屬獨立型方言的方言點之間的關系尚需研究。另一種是“
醴陵型”，醴陵話的音系就整個系統(tǒng)來說很難把它歸入湘語或贛語，可又都同時具備湘語和贛語的一些特點。
這種方言大概屬于因方言間的相互影響（當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點）而產生的既不同于甲這種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種母方言的新型方言，這類方言還有攸縣、茶陵、＠②縣、桂東、汝城，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需進一步的研
究。混雜性方言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湘語和贛語相混雜的“平江型”，一種是湘語和官話相混雜的“衡陽型
”。平江型只有一個點，衡陽型則有祁陽、江永、武岡、洞口、邵陽、新化、會同、黔陽，桃源等十一個點，
這十一個點可以合成一類。從衡陽到黔陽一線的混雜性方言點正好處于湘語東北片、湘語西南小片和湘語東南
小片的分岔處，也是官話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資、湘三水分割的地帶，事實上是湘語和官話的交接處，這
一地區(qū)的方言成為混雜性方言，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事。從整個分區(qū)的結果來看，所有的混雜型方言或因混雜而
成的獨立型方言都處于方言區(qū)交界處，可以說，這樣的分區(qū)結果是比較合乎語言事實的。
2．7這個分區(qū)可以用湖南花鼓戲的流行地域來驗證。
花鼓戲是湖南省各地民間小戲的總稱。湖南各地花鼓戲名稱有別，源流亦異，但其曲調唱腔都與當地人的
山歌小調密切相關，唱詞道白都使用當地方言，是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因此，其流行的地域與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證明。
長沙花鼓戲內部可以分為長沙路（流行于長沙、湘潭、株州等地）、寧鄉(xiāng)路（流行于寧鄉(xiāng)城鄉(xiāng)）、平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瀏陽、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縣、益陽、沅江等地）四種小
類，其分布范圍與湘語中心區(qū)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為四路，也與湘語內部的方言差異有直接關系，如平瀏
醴路。前述諸家多把平江、瀏陽、醴陵劃歸贛語，完全可以想象讓平瀏醴路長沙花鼓戲分別在長沙和南昌演出
時兩地觀眾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長沙花鼓戲外，湖南還有兩種重要的花鼓戲，這兩種花鼓戲的流行地域與混雜型方言密切相關。一種是
衡陽花鼓戲，流行地點主要有衡陽、衡山、常寧、耒陽、安仁、永興、郴州、茶陵等地。從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興等湘語區(qū)流行，也可在郴縣、常寧等官話區(qū)流行，還可在茶陵等因混雜而成的獨立語
區(qū)流行。另一種是邵陽花鼓戲，其流行的地點主要是：邵陽、邵東、武岡、隆回、新寧、城步等地。和衡陽花
鼓戲一樣，邵陽花鼓戲也可在湘語、官話、混雜型方言區(qū)流行。從邵陽花鼓戲的形成歷史來看，它和湘西陽戲
、零陵花鼓戲有密切關系，相互影響、滲透、融合的程度很深，從分區(qū)第二圖看，這地區(qū)的方言的韻母系統(tǒng)就
頗具西南官話的特征，大多可以劃入西南官話。
其他還有常德“喀喀戲”、零陵花鼓戲、湘西陽戲等，其流行地域均與官話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對應
。下面，連同上述各種花鼓戲及與之相對應的方言區(qū)（點）列表對照。
表五：花鼓戲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區(qū)屬對照表
（附圖[圖]）
（附圖[圖]）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戲還有寧遠、臨武、新田等縣未列入，湘西陽戲尚有芷江、靖縣、麻陽、辰溪、溆
浦、瀘溪、保靖、花垣、永順等地未列入，均屬西南官話。
三結束語
3．1“聲韻調系統(tǒng)三重投影法”是一種以系統(tǒng)論為指導思想，把語言學和數學結合起來解決語言問題
的方言分區(qū)法。實際操作時，先從長沙、南昌、貴陽抽出能代表湘語、贛語和西南官話音系特征的區(qū)別性特征
條目，從長沙、南昌、貴陽三個方言代表點的視角度，對湖南境內的八十四個方言點作鳥瞰式的掃視對比，使
用的分區(qū)條目實際上是“3×3×7＝63”條，對各地方言的聲韻調系統(tǒng)的相關項目作分類統(tǒng)計后，又從總
體上對其作“隸屬度”置信判斷，可歸入相應代表點的就明確其方言區(qū)屬關系，能夠獨立的就讓它獨立，對混
雜型方言也不強作歸并。這樣做的好處是：為湖南方言的現狀畫一條比較合乎實際情況的輪廓線，便于進一步
的調查和研究。這個方法還可編成計算機程序來進行分區(qū)，這樣，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區(qū)的主觀任意性，還會節(jié)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區(qū)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系統(tǒng)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為陣的分區(qū)方式難以比擬的。
3．2歷史上的移民與現代方言面貌的關系，有一定的因果關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線決定關系。有
什么樣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樣的方言類型，這樣的想法是比較片面簡單的。筆者1987年到江西萍鄉(xiāng)調查方
言時聽萍鄉(xiāng)人說，醴陵話不能算江西話，而是和長沙話差不多，而且，連萍鄉(xiāng)的老關和湘東兩區(qū)的話也是“湖
南話”而非“江西話”。歷史上醴陵不曾向萍鄉(xiāng)移民。換一個角度就可以發(fā)現，湘語并非時時處處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對其他方言產生對等的影響。湘南地區(qū)從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過西南官話的移民，該地居民
的家譜、碑銘都證明沒有發(fā)生過這種移民，而當地千差萬別、語言特征非常獨特的“土話”也證明不可能有過
這種移民，但這一地區(qū)的數百萬人為什么使用西南官話來作公共交際語而不選用以長沙話為代表的湘語，這種
情況用“移民決定說”顯然就講不通。這種情況可能就要從語言事實出發(fā)，結合語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動、價值
觀念、不同方言的交際功能等來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3．3本文的分區(qū)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語言學觀點有差異。在分區(qū)過程中，面對具
體的語言事實，我們沒有完全遵從哪一家或哪一種理論。筆者堅持認為，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任何語
言理論或語言假設都必須反復接受語言事實的檢驗，如果事實與理論發(fā)生趑趄，那就應該先懷疑理論的普適度
和正確性，而不能將活生生的事實硬塞進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中去強作解釋，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會導致理論
的萎縮甚至窒息理論。
［附記］本文原為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錢曾恰先生。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附圖[圖]）
主要參考書目
《城步縣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縣概況》（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龍華1981“湖南花鼓戲的藝術種類和流派”，載《湖南師院學報》第2期
霍凱特1986《現代語言學教程》，索振羽、葉蜚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麟維、李繼宗、鄒珊剛1984《系統(tǒng)思想與方法》，陜西人民出版社。
李榮1985“關于漢語方言分區(qū)的幾點意見”、“官話方言的分區(qū)”，分別見《方言》第1、2兩
期。
熙1986“在中國語言和方言學術討論會上的發(fā)言”載《中國語文》第4期。
黃雪貞1986“西南官話的分區(qū)（稿）”，載《方言》第4期。
李譜英、楊煥典、梁振仕、劉村漢1985：“廣西的漢語方言（稿）”，載《方言》第3期。
劉光亞1986“貴州省漢語方言的分區(qū)”，載《方言》第3期。
錢曾怡、高文達、張志靜1986“山東方言的分區(qū)”，載《方言》第4期。
（100015北京8527信箱博92－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