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區農業入世影響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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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加入WTO，將提高中國農業長期競爭力，有助于依據比較優勢進行結構調整，促進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出口增長。但是，入世會對農業帶來沖擊，特別是刺激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加，造成壓力，并對農民就業、收入產生負面影響。中國不同省區農業由于自然條件、結構、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入世農業影響在不同省區有不同特點。沿海省區從入世帶來的出口擴大中獲利較大，同時也會面臨較大的農產品進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因而入世會促進這些省區發生比較活躍的農業結構調整。絕大部分西部和邊遠地區，出口擴張效應和進口替代壓力都比較小，因而入世引起的結構調整幅度比較小。

（中經評論·北京）中國加入WTO，將提高中國農業長期競爭力，有助于依據比較優勢進行結構調整，促進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出口增長。但是，入世會對農業帶來沖擊，特別是刺激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加，造成壓力，并對農民就業、收入產生負面影響。

中國不同省區農業由于自然條件、結構、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入世農業影響在不同省區有不同特點。

1、中國農業貿易的表現和結構

80年代以來，中國農產品出口和進口都呈明顯上升趨勢（年出口額從80年代早期約40億美元到90年代中期140億美元）。80年代后期，農產品進口大幅度增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進口下滑，但從1993年起形成最強勁的一波上升過程，到1995年達到120億美元的高峰值。

除了80年代初期農產品進口額大于出口額外，其它年份出口額大于進口額，中國農業貿易一直屬于順差，且順差規模呈擴大趨勢。

在出口方面，魚類產品和蔬菜水果等產品取得驕人成績；食用動物產品、飲料和煙草以及其它類農產品出口也有顯著增長。進口方面突出特征是大宗農產品占據了貿易農產品的絕大部分份額。

大宗農產品基本屬于土地密集型農產品，而魚類產品和蔬菜水果等則屬于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中國農業最基本結構特點是勞動力資源相對豐裕和土地資源相對稀缺。

2、入世農業影響的省區分布

開放農業，打破大宗農產品流通國有壟斷體制，提高效率，有助于在比較優勢基礎上進行結構調整，增強農業長期競爭力。

入世刺激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加和帶動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上升，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具有國內比較優勢的省區獲利較大，而缺乏國內比較優勢的省區獲利較小。

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可能從入世的出口導向中獲利較大；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入世導致進口增加帶來的壓力較小。

中國農產品貿易數據顯示，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在東部較高，西部較低，中部居中；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比較優勢在西部較高，東部較低，中部居中。

海南、遼寧、廣西、河北、湖北、江西、吉林等7個省區，在勞動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上都具有相對優勢。它們可能從入世帶來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進效應中獲益較大，而在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長帶來的壓力方面僅面臨較小成本，處于有利地位。

江蘇、湖南、四川、貴州、重慶、西藏等6個省區，在兩類農產品生產上都缺乏相對優勢，從入世帶來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促進效應中可能獲利較小，而面臨著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長帶來的較大調節成本，處于不利地位。

福建、廣東、上海、山東、天津、浙江、北京等7個省區，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在土地密集型產品上缺乏比較優勢，因而在入世影響上可能從出口擴展中獲利較大但也要承擔較大的由于進口增長帶來的壓力。

新疆、黑龍江、內蒙、青海、寧夏、陜西、山西、安徽、云南、甘肅等10個省區，從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擴展中得益較少，但從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增加引發的調節成本也比較小。

3、主要結論

一，80年代以來，蔬菜水果、水產品、肉類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凈出口增長較快；而糧、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的大宗農產品表現出凈進口增加的趨勢。

二，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東部具有比較優勢，西部缺乏比較優勢，中部居中；相反，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在西部具有比較優勢，東部缺乏優勢，中部居中。

三，沿海省區從入世帶來的出口擴大中獲利較大，同時也會面臨較大的農產品進口增長帶來的壓力，因而入世會促進這些省區發生比較活躍的農業結構調整。絕大部分西部和邊遠地區，出口擴張效應和進口替代壓力都比較小，因而入世引起的結構調整幅度比較小。

4、政策建議

首先，一個政策預期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對于農民和企業自主進行結構調整，實現入世帶來的農產品出口增長極為重要。因而，應當深化農業市場化改革，減少對農業不必要的行政干預。

其次，政府需要在信息、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村教育方面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企業、農民需要在提高農產品質量、市場營銷、技術創新等方面艱苦努力。

最后，應當重視農產品進口上升對農業部門和農民收入的沖擊，特別是對中西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負面影響。政府需要加大對農村支持力度。

在支持方法和途徑上，應減少對具體農產品價格保護及其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增加提供農村長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改變農村基礎教育主要由農民、社區和基層政府提供經費的現狀，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級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