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向轉換思考研究管理論文

導語：取向轉換思考研究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新世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新的機遇。在我看來，這種挑戰和機遇主要歸因于中國終將進一步融入世界，中國文化必將走向“充分的世界化”（胡適語）。富有學術理性的史學工作者，應當結合我國史學研究中所存在的誤區，深刻反思既定的史學研究規范，對中國史學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進行認真的、深入的分析。

這里，我想從思維方式、認識取向入手，就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范式的轉換問題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談到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的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宗智。隨著“冷戰”的終結，20世紀90年代，以經濟史研究見長的黃宗智在美國漢學界獨樹一幟，提出了“反思研究規范”的理性命題。他深刻地分析了大洋兩岸學人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所面臨的困境，指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于一場規范認識的危機之中”。他將這種“規范認識”規定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這樣的規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達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廣泛、更微妙的影響。它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1]。我很贊賞黃宗智的這個見解。大洋兩岸的學人確實有必要思索一下長期以來雙方所信守的、約束自我認識能力的“規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自覺掙脫它的束縛。就我的理解，黃宗智鮮明地提出在中國史研究中存在著“規范認識危機”，就在于告誡研究者：必須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而不是從固有的觀念、規范信念、經典理論出發研究歷史。同時，必須轉變認識取向，摒棄先入之見，構建悖論思維，去探求和發現那些長期以來所根本“不想”的東西。

就我個人的學術理路而言，我從事美國漢學的研究已多年，如果說在研究中有什么反思性的感悟的話，那就是要從跨文化的視野中，掙脫“規范認識”的束縛，努力尋找我們所根本“不想”的東西，從而彌補我們思維中的缺失，更真實、全面地認識中國歷史。

其實，反思是相互的，美國學者也在反思。因為他們同樣受到特定的“規范認識”的束縛。提出“亞洲農業社會范型理論”的丹尼爾·利特爾(DanielLittle)就認為，在美國，很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起點是西方，而不是中國，這是美國中國研究存在的最大的弊端。針對于此，保羅·柯文(PaulA.Cohen)曾經提出了中國研究的基本取向——“中國中心觀”。但是，更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在很多美國學者那里，“西方的歷史起點又是英國，因而往往是把英國與中國相對應，將研究英國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模式套用到中國，用以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了，那將是一個‘英國式的中國’”[2]。利特爾的這番話值得中國學者深思，他抨擊的這種“不言自明”的“規范認識”不也正是中國學者所始終加以遵循的嗎？如果仍然恪守這一規范，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根本無法正確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與認識取向的轉換相聯系，我們應當提倡史學研究的跨學科化，擴大研究視野，豐富研究手段，開辟全新的研究領域。我在分析美國漢學研究的基本性質時曾經指出了這一點。這里，我想結合“”研究來做進一步個案分析。在中國現當代史研究中，“”是一個敏感、復雜而困難的研究課題。目前，學術界對“”史的研究僅僅局限于政治史范疇，特別是黨的歷史范疇。實際上，對“”應該放在更廣闊的領域中間去研究，寧可失之于寬，不可失之于狹。6年前，在“”結束20周年之際，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與社會現代化》。表面看來，“”與“社會現代化”似乎是毫無關系的兩個概念，實際則不然，兩者確有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我在文章中說，“對‘’這樣一場震撼全球、激蕩中國的‘革命’仍需要做出深入的研究，進行理性的思考。特別是應當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來認真梳理一下‘’的影響”。我還提出：“對于‘’的歷史教訓的總結需要有新的認識角度和取向。在我看來，應該審視當時‘局外人’（特指外國學者）對‘’的看法，分析‘’所試圖提出、解決的問題，探究這些問題的取向及其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關系。這三個方面，都是我們過去很少觸及的領域。”[3]多年過去了，我所提出的這些取向，對于深刻反思“”，仍有著不容忽視的方法論意義。我的初衷在于：只有真正超越所謂“權力斗爭”的解讀框架的窠臼，才能更理性、更全面地認識“”。恰恰在這里，中外學者又同樣受到“不言自明”的“規范認識”的約束，在不同意識形態之間達成了令人費解的“默契”。

在很大程度上，史學研究也就是對人的研究。在近現代歷史人物的研究中，也同樣涉及認識取向的轉換問題。這里，我僅想結合對《建國方略》的再認識，談談孫中山研究，因為我們對他有諸多的誤讀和誤解。

應該說，我是帶著一種重新解讀的取向來理解《建國方略》的。興趣所至，我很想客觀地破解一下孫中山的思維方式和思想的內在特點。因為在以往對孫中山的研究（特別是思想研究）中，受現實政治的影響過深，先入為主的東西太多，附加的條件亦多，以至于研究者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他們往往是用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來規范孫中山的思想，尋找他的思想“誤區”，在肯定中加以否定，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無產階級的先進性，以及資產階級的局限性。這已經成為一種“規范認識”。

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是很看重他的《建國方略》的，將其視為自己對辛亥革命的反思的結果（在既定的思維定勢之下，人們很難看得出這一點）。這一點在他的“自序”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白。在孫中山眼中，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實與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從此繼進”，但其主張卻難“有效而見之實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孫中山認為：“吾黨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因此，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謂的“知易行難”之說。

應該說，對孫中山在認識論問題上的這種看法，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其理解有誤。我們甚至認為，孫中山孤立地用難易來識別知與行的關系沒有太大意義（也有人認為是錯誤觀點）。更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知與行的辯證關系，特別是行的基礎作用、認識的來源，以及真理的標準，等等。通常的說法就是，認識絕不能離開實踐，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因此，在這里，行是難的，也是最為重要的東西。

我認為，孫中山的這一認識論主張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它尤其是突出強調了科學、理論、邏輯推理的重要價值，及其對于實踐的強有力的指導作用。我們經常講理論聯系實際，但似乎著重點是放在實際上面。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理論聯系實際，首先要有理論。科學與技術，科學是基礎。孫中山就專門從最實際的生活范例入手，“以飲食為證”（中國有飲食文化聞名于世，但卻沒有科學意義的醫學和營養學）、“以金錢為證”（中國需要經濟學、金融學）、“以作文為證”（雖文字歷史悠久，但也更需要文法、邏輯學）來說明科學、理論和邏輯思維的重要性。孫中山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此外，孫中山還一一提到，中國也十分需要建筑之學、工程之學、電學、化學，需要各種學科的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等等。

其實，我們無須諱言，科學、理論、邏輯思維和邏輯推理，正是我們傳統文化之中缺少積累的東西。這一關鍵的缺失，確被孫中山抓準了。這正是孫中山的偉大過人之處。

孫中山還從反對封建政治統治的角度抨擊了“知易行難”說。在他看來，封建政治的愚民政策，孔子的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好反證了“知難行易”。

與此相聯系，我們還應當注意的問題是，孫中山是把解決認識論問題作為建國的首要問題提出來的，其意義非同尋常（我們經常講，思想路線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其中的意思差不多，只不過是孫中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他特殊的考慮而已）。這就是他在《建國方略》中首先涉及的“心理建設”（孫文學說）問題，而后他才談“物質建設”（實業計劃）、“社會建設”（民權初步）。“心理建設”被孫中山看作“非常之建設”，因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不足”。孫中山提出：不僅要有“破壞的革命”，還要有“建設的革命”。就我的理解，孫中山提出的“心理建設”所包含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孫中山的文化思想的縮影。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孫中山的思維方式也是獨特的，他的文化思想正是其思維方式的真實反映。為了佐證“知難行易”，孫中山特別舉出了美國哲學家杜威的例子，用以證明他和杜威是相通的。

在《建國方略》第一版準備付梓之際，恰好杜威博士抵滬。孫中山便請其質證自己的觀點。杜威對此回答說：“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由此，孫中山感嘆道：“此足見行易知難，歐美已成為常識矣。”中國的落伍，由此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1]黃宗智.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J].史學理論研究（北京），1993,(1).

[2]DanielLittle．UnderstandingPeasantChina:Case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9.105-106.

[3]侯且岸．當代中國的“顯學”——中國現代史學理論與思想新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