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國與兩宋邊境經濟貿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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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理國與兩宋的政治局面一直以來比較穩定，兩國上百年間未發生過大規模戰爭，西南邊陲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也躲避了宋、遼、金數十年的戰火連綿。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環境，以及大理國歷代王室體恤百姓的對外和平方針。大理國的農耕、畜牧與手工藝等產業，已經遠遠超越了之前的南詔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與兩宋邊境貿易的蓬勃發展。

關鍵詞:大理國經濟;北宋南宋;邊境貿易

從歷史文獻中可推斷，當時大理國統轄的疆土范圍包括滇、川西南、緬甸國東北部、老撾北部，以及越南共和國西北部。在宋與遼、金、西夏大規模軍事沖突的混戰形勢下，大理國由于其特殊的區域優勢，保障了國內相對和平安定，當時川渝地區相當一部分百姓，因災禍饑荒和躲避內地兵亂遷入大理國境內。由于歷代統治王室的苦心經營與各少數民族群眾的艱辛勞作，大理國疆土范圍內的經濟貿易水平得到了超越前朝的明顯提升。

一、大理國經濟概況

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川籍商人楊佐等組成的商隊，曾遠赴大理國商談大宗馬匹貿易，其行至滇池區域，發現洱海與滇池的大規模農業生產，進入到了比較先進的精耕細作階段。由此可見，當時大理國滇中滇池區域的農業生產的水平，已經與四川東部發達地區相去不遠。王室曾動用大批人力物力在今大理祥云縣疏通建了眾多蓄水泄洪設施，元代郭松年即被朝廷委派至該區域任職，就親自考察過大理國所修筑的青湖水利設施。公元1040年，大理段素興國王親自巡視云津河(今昆明盤龍江)，征集勞工貫通了金河與銀河并修筑云津堤，后期產生了泄洪灌溉的明顯優勢。東接段家壩塘附近的鏡湖，可以灌溉數千畝的良田。由于王室重視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滇池新開墾的良田就已經比南詔國時多出十余萬畝。在大理國經濟作物的種植和貿易領域，頗具特色的首推滇西茶葉和少數民族地區中草藥材。兩宋時期主要向西南與西北兩地購買馬匹，官方有時會以中原茶葉支付大額馬匹費用。但北宋對于大理國馬匹費用主要以金銀、布匹與食鹽兌付，其中并不包括大宗茶葉，可推斷出大理國所產茶葉已經能夠基本滿足境內市場的需求。而且，當地種植的茶葉甚至通過民間貿易渠道流入中原地區。紹興三年遠赴四川瀘州販賣馬匹的大理國商隊，所攜帶的貿易貨物中就包括大宗茶葉。在大理國的某些區域，種植與販賣茶葉成為了當地重要的生活收入來源。大理國官方與民間大規模種植的中草藥材，從耕種面積到品種比起之前已經有了明顯的提升。其中，在兩宋邊境貿易的中草藥材主要有天麻、三七、當歸、砂仁、黃連、云木香、石斛、半夏、龍膽等。大理國王室幾乎每年都會派遣使團將當地的稀有藥材進貢趙宋朝廷。以上中草藥材同樣是與中原地區重要貿易商品。大理國還有祖輩相傳的名醫，因醫術精湛而名震滇中。大理國歷代宮廷醫官皆悉心研讀宋代著名的醫書典籍。比如，宋崇寧二年，大理國王室特意派遣使團至中原漢地采購的書目清單里，其中，醫學藥典書籍竟然高達62部，由此可見，大理國對于中原醫學的重視，在王室的積極推動影響下，民間診療尋常百姓的普通醫生對于宋朝醫學亦是推崇備至。當時大理國的金屬冶煉鍛造業技術也比較先進。不僅王室與民間都在大規模鑄造各類金屬佛像，而且所鑄刀劍兵器以銳利實用馳名于中原，大理刀具作為頗具特色的當地軍械兵器，王室頻繁朝貢北宋貢品中基本上皆有該物。邊疆烏蠻(彝族)等高寒山區少數民族打造兵器的工技也相當精湛。大理國手工藝規模水平也都明顯超過了南詔國時期，雙方邊境貿易商品貨物主要有鎧甲、羊皮氈、毛織品、大理制品等。當時整套鎧甲大部分以象皮制作，施以紅黃黑漆藝，并描制百花鳥獸花紋。某些鎧甲甚至是以犀牛皮革制成，較之象皮甲更顯珍貴。因此，當時鎧甲同樣是大理國進貢兩宋朝廷的重要物品，其中所獻甲胄也多為罕見的犀牛皮甲。

二、貿易交通路線

大理國時與兩宋朝廷的貿易交通路線四通八達。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川籍楊佐率商隊遠赴至大理國商議大量購買馬匹事宜，在云南驛(在今大理州祥云縣)注意到驛前立有里堠碑，東至戎州道，是指從今四川省宜賓地區進入云南需經過昭通、曲靖到昆明。西至身毒國道，則是大理經緬甸北部地區進入印度的通道。宋崇寧二年，“緬人、波斯、昆侖三國”向大理國進貢白象與香料。當時緬人居住在今緬甸國北部，進入大理國的路線是西至身毒國道。波斯、昆侖則是往南至海上道，此道從滇西部進入緬甸后，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即可到達安達曼海。東南至交趾道，為安南通往天竺道的前上段，指的是從今昆明經建水、蒙自順著紅河抵達越南共和國首府河內。東北至成都道，從四川西昌抵達成都的清溪道。北宋時期大理國商人到黎州販賣馬匹貿易，就是途經由此條路線。北至大雪山道則是由今滇西北麗江地區進入四川經康定、天全、雅安抵達成都的路線。西戎指的就是今云南省迪慶州附近與相鄰近的西藏南部、四川西部范圍。據此推測大理國與北宋貿易的馬匹就包括以上區域。據故里堠碑闕載，楊佐從四川遠赴大理國購買馬匹大約是在北宋中期，當時大理國至廣西邕州道的交通路線尚未繁盛。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后，由西南地區購馬的貿易通道，由四川西部調整為廣西西部，于是邕州道便隨之取代了之前的石門道，清溪道因而成為大理國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據《嶺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載，由橫山寨(在今廣西自治區田東)通往大理國有三條。第一條是由橫山寨經自杞(今貴州省興義)到達善闡(今云南省昆明)。第二條是從橫山寨經羅殿(今貴州省西部位置)抵善闡。第三條由橫山寨經特磨道(今云南省文山州廣南縣)直達善闡。從以上史料能夠推斷出，自唐代以來，南詔國通往中原內地的交通要道，大理國時期基本上保持順暢，大理國在對外經濟貿易往來的繁榮，已經超越了前朝南詔國。北宋末年由于受戰爭影響，與大理國在四川省大渡河地區的貿易額逐漸降低。到南宋時期，貿易集散地轉移到了到邕州(今廣西自治區首府南寧)橫山寨(今廣西自治區田東縣祥周鄉)。南宋與大理國的經貿重點是經過邕州橫山寨來進行物資流通。期間從邕州橫山寨通往大理國有三條通道。第一條是從廣西自治區田東、百色、田林、凌云經貴州省冊亨、安龍、興義、云南省師宗縣、昆明市到大理城;第二條是從廣西自治區田東、百色、田林、凌云經貴州省望謨縣后抵興義市與第一條通道匯合;第三條從廣西自治區田東縣啟程，經德保、靖西、那坡、云南省富寧、廣南、開遠、昆明而至大理國。從昆明經祿豐、楚雄、南華、祥云、鳳儀、下關至大理城路段，早在唐朝時就早已繁榮。自邕州橫山寨通往大理的三條路線皆要融匯于善闡府(今云南省昆明):“自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也。自大理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國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由此推測大理國與廣西邕州之間是國際貿易交通線。從橫山寨出發經善闡府、大理可抵達天竺、昆侖、蒲甘等東南亞、南亞各個國家。

三、邊境馬匹貿易

大理國的畜牧業與南詔國相比有了較高的提升，各少數民族村寨皆大規模飼養馬匹。宋大觀三年，疆域內各部落向大理王室進貢馬匹的隊伍經常擁堵官道，由此可見，當時百姓飼養馬匹的數量驚人。北宋政府特意在黎州、戎州、瀘州等地設立博易場，專門針對大理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購買馬匹已充軍備。歷史文獻曾記載，在北宋崇寧五年，僅僅黎州這一地區雙方馬匹貿易額居然達到了近五千匹之多。在當時整個西南邊陲里，尤其以大理國貿易供應的馬匹數量頗為可觀。南宋國都南遷臨安之后，邊境貿易點遷至廣西邕州，前往售馬者有自杞(今貴州西部)、羅殿(今桂西北地區)大理國諸蠻。當時南宋朝廷用于軍備與雜役的馬匹，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于大理國。當地所產高原馬匹涉嶺赴河如履平地，客商價格公道且保證了充足的貨源，但其缺陷為體形較為矮小，用于沖鋒陷陣的戰馬體格遜于西北地區馬匹，主要用于托運軍事輜重的役馬南詔國時期，今騰沖以東地區主要產出良種馬越賧駿。在宋朝博易場交易的大理馬匹，官方限定高凡4尺2寸之上才能夠允許進入市場，每匹約值銀價40兩，馬匹每高1寸增加銀價10兩，更有甚者竟至七十余兩的高價收購。以現存歷史文獻可以推斷出，大理國與兩宋朝邊境貿易馬匹主要以良種馬越賧駿為主。當時馬匹亦是大理國向兩宋王朝進獻的重要貢品。在重要交通樞紐的邕州(今廣西自治區南寧)橫山寨(今廣西田東縣祥周鄉)產生了規模宏大的博易場。據《宋會要稿》第183冊所載，紹興六年五月廣南西路買馬司記錄:據富州儂內州(今云南省文山州富寧縣境內)儂郎宏奏報，大理國派遣商隊攜良種馬千余匹，隨馬隊六千余人，象三頭在儂內州將前往橫山寨進行交易。可知隨商隊而來的六千余人中除飼養員之外，其余人員都攜帶大量土特產來換取中原地區物品。可想象當時馬匹貿易商隊的龐大規模。橫山寨相似南宋時期可謂是商戶云集，貿易商品數量繁多。北宋時期向北方購買馬匹的貿易通道還算暢通，但宋室南渡遷都臨安后，北方半壁河山盡為金國侵占。為了解決馬匹來源的燃眉之急，朝廷特意在在邕州設立買馬司，之后遷至賓州(今廣西自治區賓陽縣)。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又重新將移買馬司移回于邕州，并置提舉官職。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由廣西帥臣兼領馬事。之后還設置買馬經干一職。買馬司官邸雖建在廣西邕州，而買馬官卻需要常年駐守于橫山寨。從買馬司相關官職的設立，可見宋朝已經擁有整套相當完善的馬匹貿易監管機構。由于馬匹主要來源于西南大理、羅殿(今貴州省安順地區)、自杞(今貴州省興義)等地。購馬的基本流程是西南諸部商隊販馬至橫山寨，左右提舉買馬官負責丈量高度尺寸，隨即核定品級與收購價。“價值以蠻人之愿，馬高須四尺二寸以上，官方付白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錢一兩。對出格之優馬，官方另行定高價，甚至用黃金博買。”南宋朝廷用于廣西邕州購馬開支，每年“黃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錦二百，廉州鹽二百萬斤。”可得良馬一千五百余匹。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廣西經略安撫使胡舜陟提點奉旨購馬，數額竟高達二千四百余匹，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甚至達到三千余匹，為史料記載中南宋朝廷向大理國購馬數量最多的年份。廣西邕州購馬，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至淳熙(公元1189年)這五十余年間最為繁盛。之后隨著趙宋王朝國力的衰弱，特別是蒙古遠征軍準備進攻大理國，馬匹貿易受到嚴重影響，馬匹數量也在逐年降低。南宋晚期購馬商道還算暢通，只是貿易開始從官營轉向為私販，而且規模越來越小。最后因蒙古大軍重兵壓境，直接導致了邕州橫山寨貿易額迅速下降。隨著元朝統一全國之后，邕州橫山寨馬市亦消亡了。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大理國內部政局相對安定，并未與兩宋王朝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沖突，特殊的地域優勢也躲免了遼、金、西夏等國的侵入，經濟水平在這樣的良好環境下得以平穩發展，因此農耕業、畜牧業、中藥種植業等都在兩宋邊境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更為關鍵的因素還有大理國王室對于邊境貿易積極推動作用，其歷代對于兩宋邊貿經濟皆保持著主動積極的態勢，在四川、廣西與中南半島、印巴區域內的貿易量都比較大，明顯區別于明清時期狹隘的閉關自守政策。客觀上也進一步推動了當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貿易發展，使得中原先進文化逐漸深入到西南各偏僻地區。

綜上所述，自古以來云南與中原的聯系幾乎從未間斷過，唐代南詔國向中原學習文化主要通過四川成都等地。大理國與北宋的貿易主要集中在四川，而南宋時的貿易往來重點在廣西邕州橫山寨，歷朝歷代的西南地區與中原經濟貿易的淵源，奠定唐宋滇川桂交通要道的地位，加強西南地區與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促進西南地區各少數民族的發展，體現了中原離不開西南邊陲，西南邊陲同樣也離不開中原的大一統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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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誠 單位:云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