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重商主義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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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在此過程中，對外貿易特別是加工貿易和大規模的引進外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中國的市場環境有望進一步改善，外資將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但與此同時，積極引進外資也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問題。

首先，由于中國在關稅、所得稅等稅收制度方面對外資實施優惠政策，而且，在不同地區間其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引發漏稅、假外資和惡性尋租（通過權力追求利益）和資本外流等諸多問題。其次，由于優惠政策、地理條件和投資環境的不同，導致直接投資集中在沿海的一部分地區，結果，拉大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此外在貿易領域，由于對加工貿易實行過多的優惠稅收制度，原材料的大量進口對國內原材料產業的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受此影響，很多企業紛紛轉向加工貿易制品的生產，從而阻礙了產業的升級。

誠然，對中國而言，要實現由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主導的經濟發展，就需要引進外資。事實上，與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等相關的海外直接投資彌補了中國企業的技術力量不足。但是，實際上，外資企業憑借其技術實力、資金實力、商標和銷售網絡等經營資源的壓倒優勢完全掌握了經營主導權，控制著核心技術和主要工序，只把勞動密集型部分交給中方負責。因此，中方生產的附加價值非常少，利益分配結構嚴重失衡。此外，外資憑借其雄厚的資金還奪取了中國的很多投資機會，結果導致中國國內的資本外流。

更不容忽視的是，這些政策最終削弱了中國企業提高潛在競爭力的積極性。迄今之所以竭力引進外資，其本來目的是為了通過國際分工獲得外國的先進技術，加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實際上，中國企業在不利的競爭條件下，研究開發能力變得越來越薄弱。

首先，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通過建立研發體制，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或者對外資擁有的技術加以吸收，使之轉變成自己的技術?，F實情況是，由于國內企業的研究開發預算少，因此，只好對外資帶入的技術原封不動地加以使用。對于這種急功近利的技術引進方式必須加以改變，努力提高中國企業創造的附加價值。

再者，有必要考慮構筑一套讓外國企業與國內企業能夠公平競爭的法律制度，使國內企業無需僅僅從事組裝加工，而能夠擴展其事業。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采取措施彌補法律制度的不足，修改目前對外資企業有利的稅收制度，并嚴厲取締走私和逃稅等不法行為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

貧困化增長陷阱

中國憑借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積極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速工業發展的步伐。中國的工業品出口每年都在增加，目前已經占整個出口的90%。而且，加工貿易已約占整個貿易的一半，在中國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國已經被稱為是“世界工廠”，其工業力量受到廣泛關注。特別是通過近年來的模塊化等生產技術的革新，企業間和國際間的分工發生了很大變化，擁有豐富而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已經被列入國際分工網絡格局。但是，由于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時參與進這一格局，競爭加劇，中國面臨的狀況不容樂觀。

這種模塊化是將各個生產過程加以分解，向不同的企業發出訂單，從而使專門從事于生產過程中的特定環節成為可能。其結果是產業結構出現了“微笑曲線”化（見圖1）。所謂“微笑曲線”是將附加價值按照制造工序的流程加以表示，上游的核心技術和下游的售后服務等的附加價值高，中游的組裝和加工等利潤空間最小。換言之，由于模塊化作業的標準化和競爭的加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過程的收益率下降，也就是說，通過模塊化，賺錢的部分和不賺錢的部分以“微笑曲線”的形式表現得非常明顯。

但是，按照“微笑曲線”來說，中國能夠參與國際分工的部分僅僅限于相當于下顎處的附加價值最低的部分。而且與當初日本以加工貿易為中心的時期不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和冷戰體制結束以后，獲得廉價勞動力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困難，加之發展中國家間的競爭，能夠獲得的利潤進一步縮小。這樣，“微笑曲線”的谷底日益加深，對中國而言，以本國的勞動力與發達國家技術交換時的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將越來越處于不利的境地。

圖1“微笑曲線”示意圖

附圖

貿易磨擦的陰影悄然逼近

改革開放以來，強勁的出口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這一傾向更為明顯。但是，隨著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高以及與主要工業國貿易不平衡狀況的迅速加劇，中國與其貿易伙伴的摩擦也在不斷升級。從短期來看，中國需通過雙邊談判或者世界貿易組織(WTO)來解決摩擦問題，從而長期來看，實現本國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則不可缺少。

至于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首推實行貿易保障措施和反傾銷措施來抑制進口的方法。世界貿易組織(WTO)雖然以自由貿易為原則，但對反傾銷和貿易保障這兩項措施則作為一種臨時性的緊急避難措施而例外地予以承認。當前的現實情況是這兩項措施作為全球共通的保護主義工具而大行其道。

貿易保障措施是在出現由于不可預見的情況對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者嚴重損害威脅時，允許對該產業實施進口限制或者提高關稅等援助措施的一種制度。2000年6月，韓國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大量進口，對大蒜進口實施了關稅配額。2001年4月，日本對三種農產品（大蔥、鮮蘑和草席）實施了臨時保障措施。2002年3月5日，美國對鋼鐵制品也實行貿易保障措施，中國國內產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作為自衛手段，中國于2002年3月26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訴訟。

反傾銷措施承認，在由于對象國家以低于正常價格出口，即傾銷而使本國國內產業蒙受實際損害或者出現這種威脅時，追加征收反傾銷稅。包括業已開始的相關傾銷調查在內，中國是迄今被發動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僅從已經開始調查的案件數量來說，從1995年到2002年6月，就達278起。實際已經付諸實施的案件數量也高達196起。列為對象的商品從大蒜和蘋果等農產品到鋼管和電視機等電氣產品，涉及范圍很廣。

此外，通過調整國內法律制度設置非關稅壁壘，也被各國列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WTO允許各國在保持與協定一致、非故意和非歧視的前提下，自主設定各自標準。2002年5月，中國生產的冷凍菠菜殘留農藥問題浮出水面，日本借機修改了自己的食品衛生法。這樣，對來自可能違反規定的國家生產的食品等，日本就可將特定商品列為對象，實施一攬子進口禁令。在這樣的法律下，通過調整有關規定，就可以保持消費者或國內規定為由，實施進口限制。對此，中國指出，日本對冷凍菠菜制定的殘留農藥標準本身存在問題，加之，日本要求本國進口商對進口實行自律，因此造成實質上進口停止。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將有助于穩定中國的貿易環境。有關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以及其他進口壁壘（對纖維制品的進口總量限制和反傾銷關稅）的擔心可以得到緩解，促進貿易爭端的解決。特別是隨著國際交易相關的多國間纖維協定(MFA)的廢除，各國將分階段解除數量進口限制，中國的纖維制品將進一步發揮其競爭力。除此之外，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無差別原則條件下，中國能夠享受平等、互惠的通商環境。目前，美國為迎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已經對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國內法進行了修改。

除個別領域的問題以外，整體貿易不平衡的擴大正在加劇中國與貿易伙伴的摩擦。日美歐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均在迅速增加，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亦日益高漲。但是，從日美貿易磨擦的經驗中不難發現，貿易收支短期內的確會受到匯率變動的影響，但從中長期來看則取決于相關國家投資與儲蓄的平衡。要減少貿易順差，中國必須通過擴大內需，改變出口依賴體質。

由于過分優惠外資而導致國內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中國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正引起貿易條件惡化和貿易摩擦。

擺脫重商主義

迄今為止，中國探索的對外開放政策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重商主義原本是16世紀－18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西歐各國采用的政策，認為對外貿易順差所帶來的金銀規模代表一個國家的實力，因而積極促進出口。中國不同于當時的歐洲，不擁有獨自的技術，為了彌補技術不足而積極引進外資。因此，引進外資與促進出口并舉的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帶動了中國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諸如國內企業不成熟、中長期貿易條件的惡化以及與貿易對象國的摩擦加劇等負面影響。要讓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就需要擺脫重商主義。

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常被引用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巨大成果之一。這與重商主義的主張同出一轍。至2002年末其規模已達到了2864億美元，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這足夠支付中國一年的進口。除了貿易順差規模的擴大和外資的流入等直接原因外，實質上釘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推動了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

誠然，在防止針對貨幣的投機性攻擊方面，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是必要的，但像中國這樣保有超出需要以外的外匯儲備，反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弊端。首先，將外匯儲備運用于美國財政部證卷所獲得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國內投資，從現實看，資金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其次，外匯儲備的增加帶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助長了不動產市場上的泡沫。第三，引發外匯儲備急劇增加的貿易順差規模的擴大也有可能成為貿易摩擦加劇的原因。

發展經濟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引進外資、促進出口、積累外匯儲備充其量不過是為實現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已。當局應充分認識到迄今采取的重商主義政策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圍繞以下各點重新審視經濟發展戰略。

第一，應修改包含迄今賦予外資企業在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在內的“超國民待遇”，給予國內企業在平等條件下競爭的權利。這也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內外無差別原則。

第二，為了防止貿易摩擦和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應努力實現由出口主導型的增長方式向內需主導型增長方式的轉變。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努力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由不良債權問題所引發的銀行惜貸，以及由于養老金和失業保險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人們對未來生活的不安等問題。

第三，寶貴的國民儲蓄不應該以保有外匯儲備的形式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融資，而應該投入收益率更高的國內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

最后，逐步提高業已低估的人民幣匯率也有助于通過擴大內需、消除貿易摩擦來修正內外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