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融資的驅動因素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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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逐步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單極，其領先優勢幾乎無可撼動。后危機時代，低碳經濟和低碳金融逐漸成為了熱門話題，但令人困惑的是，美國對此的態度卻與西方其他國家大相徑庭，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國在低碳融資上的發展也落后于歐盟和日本。另一方面，我們也關注到，美國在低碳金融戰略上的態度也是一波三折，造成這一系列現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擬從經濟學的角度，深入剖析其戰略意圖。

一、美國低碳融資發展并無先發優勢

一般認為，低碳產業主要包括四個領域，即“可再生能源”、“低碳型服務”、“化石燃料的低碳化”和“能源效率化與低碳化消費”。從綜合競爭實力來看，歐盟在前兩項位居世界第一，日本在后兩項上列世界首位，沒有一個領域美國能獨占鰲頭。

從碳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也是如此。世界上三個主要的配額市場——EUETS歐洲排放計劃、NSW新南威爾士計劃和CCX芝加哥氣候交易所中，芝加哥交易所的市場規模遠遠小于歐盟，2009年其交易量僅相當于歐洲交易市場的2.23％，交易額僅相當于后者的0.34％。歐洲氣候交易所2009年的交易量占全球碳交易總量的近80%，而美國的區域配額交易體系RGGI交易量僅占全球碳交易總量的9％左右，位居其后。從碳基金的發展情況來看。截至2009年，全球共有89只碳基金，資金規模達到161億美元（折合108億歐元），此外還有6只基金在醞釀中，資金規模為32億美元。但國際主要碳基金大部分集中在歐洲和日本，沒有一支是美國的。國際碳交易中，美元計價占比也遠遠低于歐元。

二、美國對于低碳融資戰略的態度一波三折

美國低碳融資發展的比較劣勢與其戰略選擇不無關系。總的來說，以此次危機為標志，美國低碳融資戰略態度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危機之前美國對于低碳戰略態度消極。2001年3月，布什總統發表了他給共和黨參議員的一封信。信中稱，作為聯邦政府不應該強制性地要求美國企業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因為這種做法的經濟代價太高，會阻礙美國的經濟增長。幾天后，美國政府堂而皇之地宣布退出京都協議，導致整個世界的低碳進程遭受嚴重阻礙。

危機爆發后奧巴馬政府成為低碳經濟的堅決倡導者。2009年4月，美國國會提出了《清潔能源安全法案》，并于6月26日順利通過。這個長達1,201頁的法案在33個不同的領域為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是所有處于討論階段的氣候法案中最為全面也最有影響力的一個。該法案提出了較為激進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比歐盟現行的氣候變化法案的覆蓋面還要廣泛。該法案要求所有的電力公司都需要在2020年時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進的方式滿足其電力需求的20%，其中15%需要來自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5%來自能效提高。此外，該法案還為住宅、家電電器及相關工業規定了應達到的能效標準。

隨著美國經濟逐步從危機中開始復蘇，政府的積極態度再次逆轉。2009年11月，美國決定2020年的減排目標是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排17%，僅相當于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4%，遠小于各國預期。在此后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美國的態度也讓各國大失所望。態度發生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奧巴馬在2009年的政治任務要通過醫改法案，而清潔能源法案不可能與醫改法案同時在參議院通過。更何況，清潔能源法案在其國內遇到的阻力更大，主要是美國石油壟斷資本和石油出口國的利益。

三、美國低碳融資戰略演進的驅動力分析

1.危機之前，美國是高碳經濟模式下世界融資格局的受益者。

第一，頭腦-肢體的國際分工格局是高碳經濟模式下美國游刃有余的根本。根據微笑曲線理論，美國正處于價值鏈的兩端，即價值最高的部分，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集中在低價值環節。換句話說，美國在分工體系中是“頭腦”，而其它國家則是“肢體”。從美國自身來說，國內經濟的主導產業是金融業等第三產業，這些產業主要依靠技術和創意，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較低，GDP的增長受自然資源的約束很少，因此，促進經濟轉型，走低碳之路的緊迫性，對于美國而言，明顯小于其他國家。

第二，金融創新是美國經濟長期擴張的重要動力。從微觀層面來看，金融創新激活了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提高了金融系統資源配置效率。從全社會資金配置來看，金融創新通過豐富資金供給、完善融資渠道，增加了經濟中的資源活力，并且分散投資風險。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美國出現了高效的資本市場和各種投資基金，在全社會范圍內提高了資本的可獲得性，原來可能不符合條件的市場主體或產業，通過金融創新，可以由新的融資工具來予以滿足。靈活、多樣化的投融資體制成為使經濟增長充滿活力的循環系統。

第三，美元的獨特國際地位是美國源源不斷獲取世界融資的保證。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國作為中心國家主導著新興市場的分工格局：一方面，美國通過世界貨幣發行國的獨特地位，源源不斷地對外輸出美元和資本，將許多產品或制造業轉移到新興市場，從而降低國內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新興市場通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換取美元，同時又以購買美國證券的方式回流美國，支撐著美國低儲蓄、高消費的增長模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貿易赤字其實正是美國向世界融資的具體表現。

第四，石油美元定價機制是美國抵御高油價沖擊的重要砝碼。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壟斷地位獲得的好處大致上有三個。第一是征收國際鑄幣稅。正如美國一位前外交官所言：“從此之后，美國財政部就可以通過印刷鈔票來購買石油，這是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特權”。第二是影響和控制油價。既然石油交易以美元計價，美國就可以通過國內的貨幣政策影響甚至操縱國際油價。至于貨幣政策如何調整，要看美國國內的經濟情況以及美國對外政策的考慮。第三，雖然美國并沒有宣布美元與石油的直接掛鉤，美國也不是通過美元釘住石油價格的方式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但是由于美元壟斷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使出現匯率的波動也不至于發生崩潰。

第五，綜合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能夠用下圖來說明危機之前美國的融資體系。可以看出，高碳經濟模式下，美國通過“石油-美元”、金融創新以及控制世界分工，成功地從世界其他國家融入源源不斷且不需要歸還的廉價資金，幾乎擺脫了化石能源對其經濟增長的硬性約束，甚至可以說，美國是高碳經濟模式的受益者，這一模式有利于美國掌控世界資源及綜合競爭優勢。

2.危機之后美國的優勢地位遭遇全面挑戰

首先，金融創新的全球融資功能趨于弱化。金融創新在危機前能夠發揮積極作用，也受益于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危機前，全球范圍普遍經歷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大量的資金迫切需要尋找投資渠道。第二是美國的金融創新的領先優勢全球公認，大大增強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投資吸引力。而這兩個原因在危機之后都發生了極大變化。一方面，從國際資本流動來看，各國金融機構的爭相“去杠桿化”導致證券資本回流。另一方面，從美國自身來看，其金融創新也將受到極大約束。危機之后，世界各國普遍加強了金融監管，突出體現了對過度金融創新的約束，必然在短期內約束創新，弱化金融創新的融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