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元化經濟看外貿對比長處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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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針對我國目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換及比較優勢退位問題，本文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目前的出口貿易中占據主體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國國內經濟的二元化結構決定的，因此應當繼續遵循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和貿易。當資本積累的邊際效用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優化勞動力就成為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走上效益化增長道路的重要手段，并提出可能的政策性建議，包括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生產地區轉移和降低制度成本等。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工資率上漲,最終達到增強本國產業和貿易競爭優勢的目的。

[關鍵詞]二元化經濟比較優勢勞動密集型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我國參與世界貿易分工的基礎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并由此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貿易。從1994年起，加工貿易就超過一般貿易，逐漸成為我國的主要貿易方式。加工貿易在我國的發展有深刻的經濟原因——既是國際分工和產業內貿易發展的結果，又是產業內分工的特定生產環節的表現，即我國當前低成本勞動力供給占據的比較優勢。由于這種比較優勢基礎是初級的，技術含量不高，價值增值較少；同時，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比較缺乏，在世界貿易中，本身就處于劣勢。這給我們提出了如何提高競爭優勢、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和增加資本積累的問題。

學術界對此有著廣泛的討論。南京大學洪銀興較早提出，以本國擁有的資源的相對優勢來確定貿易結構，雖然可以獲得貿易利益，但不能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單純根據資源稟賦來確定結構和企圖以勞動密集型產品作為出口導向，就會跌入“比較優勢陷阱”。這種看法是合理的。有學者認為，國內流行著一種錯誤看法，即把中國九十年代后期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效益下降的原因歸結為貿易形式，主張盡快實現結構的優化。這些學者認為，問題主要在于經濟體制和企業本身。根據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主導產業轉換的特征之一是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到30%以下，而現在中國約為60%。北京大學林毅夫認為，給定勞動力資源的增長路徑，在比較優勢動態化的過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資本積累。林毅夫認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的積累；第二，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可能是一種相對簡單的引進，也可能是一種需要大量資金的自主研究和開發活動，兩者都需要資本的投入。因此，技術進步往往也要受到資本積累程度的局限。正因如此，國家資本積累的能力成為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的關鍵動力。西北大學郎永清認為，先驗的國際分工并不能成為決定因素，相對的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是處于永恒的變化中，后天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狀況我們有著理性的認識，但是如何有效地回避“比較利益陷阱”或者說尋找有效的后天發展的途徑，卻有著不同意見。根據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創造競爭優勢涉及到個兩個問題：一是結構導向的轉變，要從自身的供給條件轉向國際市場需求；另一個就是以新產品打進國際市場。有學者認為合理地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是首選，應該積極提升產業結構水平。也有學者從目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效益低下出發，認為比較優勢戰略不適合我國外貿發展的新需要，“推行競爭優勢戰略成為我國外貿發展的必然選擇”。

對于此，筆者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目前的出口貿易中占據主體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國國內經濟的二元化結構和當代國際分工共同決定的。因此，這種初級形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越向前發展就越要求本身質量的提高，即優化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深化并不意味著反對競爭優勢的發展，MichaelE.Porter在論述國家競爭優勢時，幾乎都涉及到企業微觀活動的相對優勢，同時他論述的競爭優勢環境和條件也不能完全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具體情況。因此，在本身沒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空談競爭優勢是無益的。

筆者認為，資本積累與優化勞動力資源均可以作為增強本國產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優勢的轉化取決于各國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進度。中國目前資本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已經從1978-1995年的0.5%下降到-3.6%。在要素稟賦的基本形態尚未改變、資本積累尚不足以推進根本的結構轉換時，過度強調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必將對外貿出口以至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產生不利影響。這就意味著在資本的邊際效用不斷下降后，勞動力本身應該成為關注的重點。

因此，考慮到中國的二元化經濟結構，目前最大的問題并不是貿易形式的轉換問題，而是如何使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走上效益化增長的軌道問題，并且逐漸實現優勢轉換。資本積累的動態過程也就是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的過程，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其經濟的比較優勢發展的動態過程。

二、二元化經濟和工資差別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里，相對現代化的、資本密集的、高工資的工業部門，與傳統的，勞動密集的、低工資的農業部門并存。這種經濟的二元化表明市場沒有能夠正常運行。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中，不同部門工人的工資收入不應該有太大的差異。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市場不能正常運行，就可能存在偏離的市場失靈情況。近幾年來，經濟的二元化的含義進一步擴大。由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對立，擴大到城市經濟的“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對立。所謂非正規部門，指的是眾多的私營的小規模生產企業，并且使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或者是只要求一些很簡單的技術。這些企業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源，較少提供職工保險、醫療、失業、養老保障等措施。所雇的工人也沒有受過較高的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勞工協議也往往沒有實際約束力。顯然，非正規部門是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是緊緊聯系在一起。

根據我國的實情分析，非正規部門包含了我國較大多數的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對此，我們可以將經濟的二元結構分為兩個類別：第一類別是農業部門和非正規部門；第二類別是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我國目前的經濟差異狀況比較明顯地表現為第一類別的結構。

2001年中國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城鎮居民為2082.1元，農村居民為718.27元，二者差距接近三倍。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來衡量二元經濟差異應該是可行的。如果考慮城鎮居民本身的變化，真正的差異可能更大。

二元化的癥狀在許多國家有加劇的趨勢。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關注。經濟二元化的存在經常被用來為對明顯更有效率的制造業部門實施關稅保護提供依據。在20世紀50年代，除幼稚工業論之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制造業和農業的工資差別，為以犧牲農業為代價來發展制造業提供了另一依據。這種理論被稱為工資差別論。

用圖1來描述工資差別觀點。封閉的橫坐標代表社會總勞動力，縱坐標兩邊分別代表制造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社會勞動的總需求曲線D與總供給曲線S交于均衡點A，均衡的社會勞動力分配點是L*。實際制造業勞動力工資水平為W1，就業量為ML1；實際農業勞動力工資水平為W2，就業量為NL1。工資水平差距在圖上表示為BC。制造業必須比農業支付更高的工資，那么整個經濟就會雇用較少的制造業工人和較多的農業生產者（ML1﹤ML*，NL1>NL*）造成相當于三角形ABC的產值損失。制造業與農業的工資差別顯然會引起勞動要素的均衡流動，即農業勞動力會流向制造業以獲取更高的工資率，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資率較高的城市制造業轉移。

圖1

經濟學家MichaelP.Todaro指出，假設在農村不存在著勞動剩余時，即使是制造業能夠提供更高的工資，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失業人數的增加，使得制造業創造就業給社會帶來收益的理論變得不太有意義。同時，他認為，從需求方面來看，正規部門制造業工作機會的創造是比較困難的，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據此，他認為，應當盡量減輕城鄉經濟機會不均等現象，避免過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帶來負面影響，認為其由邊際制造業就業帶來的社會收益會因新失業者的工資損失而抵消。

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成本收益分析來說，其創造的利益遠遠大于其負面影響。經過約二十年的發展，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加工貿易為我國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我國目前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形成的大量的農村剩余廉價勞動力外流，即二元化的第一類別的勞動力流動，其失業的工資損失沒有MichaelP.Todaro估計的要大，同時也恰好構成了中國目前參與世界貿易分工的基礎的主體。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可以證明“外來員工”的意義。根據共青團廣東省委的調查結果顯示，2004年外來員工對該省GDP增長貢獻率高達25%；國家發改委最新統計顯示，中小型企業提供了我國75%以上的就業崗位，已經成為吸納就業的主渠道。在中國加工貿易占主導地位的今天，廉價的勞動力恰好是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基石。

有學者認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正在下降。但是張偉的數據研究表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高于資本密集型產業。這說明，目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尚處在發展時期，不能輕易否定其積極的發展。

當然，隨著近幾年的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發展，這種以低廉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加工貿易也暴露出了很多缺陷。除了本身的價值增值不高和處于不利地位以外，更難以真正參與世界分工，并從中取得技術進步，共享他國的技術外溢。我國目前的資本積累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其邊際增長量也逐漸下降。同時，造成二元化經濟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于地區的差異，也就是說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高，這樣城市居民就更有機會接受教育。

現在比較重要的是國際競爭環境大變，俄羅斯、印度、中美洲的一些國家其勞動力成本可能素質相對要高或者是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中國的成本優勢面臨著挑戰。

對此，筆者以為，目前的實情決定了勞動力資源的增長路徑在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重點應該轉為優化勞動力資源本身，提高勞動者本身的素質和制度改進。由于我國目前的大多數外貿企業是中小型企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按照“智豬”博弈理論，由于成本問題他們不會主動提高技術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而是等待大型企業的技術改進，從而成為市場追隨者。而最終要達到總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應當基于政府宏觀上的激勵手段和降低制度成本。

三、政策性建議

人力資本表現為能為任何個人帶來永久性經濟收入的能力和知識等。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增加對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戰后德國和日本的外貿發展是典型例子。針對勞動力成本低下的特點，加強勞動力職業培訓的同時，提高基礎教育質量水平。本文中的人力資本投資包括職業技術培訓和國民基礎教育。教育的功能應該在未來的發展中得到加強。人力資源是工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力資本具有收益的廣泛性、長期性及收益的多方面性的優點，對所有產業起著知識外溢和助推作用。當本國人力資本和職業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時，本國從兩國貿易中得到的相對于資源配置的勞動力份額增大，根據PaulR.Krugman的動態比較優勢模型分析，假設有兩個國家（本國和外國），只存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時，增加本國相對與外國的有效勞動投入(以知識和教育度量的勞動投入)可以提高配置在本國可進行貿易產業的世界資源份額，也就是相對具有比較優勢的可進行貿易產業的數量；同時，本國的相對工資率也將上升。我國目前沿海地區出現的勞動力短缺而引起的工資上漲的壓力恰好證實了比較優勢產業的轉化和提升，長期來說這將擴大中國在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中的重量（盡管短期效應會削弱比較優勢）。劉易斯的人口流動模型對勞動力流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制造業工資水平不變，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之后，第二階段沒有勞動力剩余，制造業工資水平面臨上升壓力，無限勞動力供給不再存在。本文認為，我國目前的狀況應當處在這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此時企業面臨工資成本上升的壓力，應該主動提升企業生產效益和加大對熟練技術工人的職業培訓，以技術的進步和創新來彌補工資上升而帶來的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下降，這才能良好地實現結構的升級。

廉價勞動力缺乏的壓力，有利于工資差距的縮小。為什么在勞動力絕對數仍很大的情況下，出現了勞動力缺乏的情況呢？實際的情況是，我國沿海地區的這些勞動力平均工資水平已經有十年左右的時間沒有大的變動了，由于國內外雙重競爭及消費水平上升等因素的影響，使得企業對于工人的工資水平沒有實質性提高，勞工雙方的工資差距有200元左右。同時，企業保障條件等也較低。因此，較多的工人不愿接受這樣的工資差距和待遇，企業就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在這種形式下，向西部轉移就具有了可行性。溫鐵軍說，這種“空間轉移”是一個“良好的轉機”。

有學者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資增長過快，遠遠超過經濟效益的增長，導致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得不到發揮，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合。作為自負盈虧的外資和私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下，誰會使得工資增長超過效益增長呢？我們看到，目前正是工資低下才導致了表面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其實MichaelE.Porter也認為，“工資昂貴或者人工短缺正是激發產生升級的媒介”。而這與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所帶來的后果是相符合的。

對于教育問題，MichaelP.Todaro認為不宜不恰當地、過分地擴大對教育事業，特別是對中、高等教育事業的投資，否則會出現“教育深化”而帶來的知識失業問題，即企業雇用人員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而失業人員的學歷水平也越高。目前我國總體來說有這種發展趨勢，但是應該看到，從業人員的教育水平越高，對企業潛在的發展貢獻是巨大的，尤其是對技術創新等。

那么，誰來為職業培訓來買單呢？根據大多數的勞動經濟學分析，職業培訓有一般和特殊培訓兩種，一般培訓往往由個人負責成本，而特殊培訓在形式上往往是企業和員工共同承擔費用。筆者認為，政府的角色在這里應該得到強化，即通過行業政策和措施引導企業提高培訓水平和范圍；同時，對于市場主導的職業培訓和教育持積極態度或財政支持。

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時候，不應該錯誤的認為政府是唯一的資金來源，應該把眼光放到另外一些因素上，比如勞動力市場的因素。勞動力市場對人才有需求，這就需要我們在人力資源方面進行積累，對更多的人力資源進行培訓。通過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和激勵機制的運作實現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勞動力市場及人力資源的現狀。同時，要使得人力資本在勞動力市場里面更加自由，允許私人的激勵機制發揮作用，這樣就能夠提高市場在人力資源投資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而不僅僅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我國教育本身的制度改革更是任重而道遠。

降低制度成本可以收到激發綜合競爭力之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還在于制度的差異，包括出口清關、外資利用政策、市場法律法規等等。改革開放政策使得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上了新臺階，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目前就逐漸暴露出很多的制度缺陷，包括政府效率較低、市場束縛過緊等。真正做到提高制度效率，重點還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減少一些政府直接參與。

四、總結

一個國家只有充分地發揮自己經濟的比較優勢才能實現其競爭優勢。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其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低，不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不是產業結構調整中優先發展的部門，也不能忽視其存在和發展。只認為競爭優勢要好于目前的比較優勢是不太實際的，由二元經濟形成的大量的素質不高的勞動力如果不能從事現在的工作，創造效益，也將不能勝任其它要求更高技能的勞動，維護和改進現狀是現有條件下的次優選擇。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國外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競爭，改善由比較優勢引起的多邊外交和貿易關系磨擦，以及國外不斷進步的技術和勞工環境標準，如SA8000標準等。

有學者提出了MichaelE.Porter的競爭優勢來規避比較優勢的不適應性表現，但是較少有學者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國采取的貿易政策應該以本國的比較優勢為基礎，即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特點，立足于勞動力成本低的相對優勢，優化勞動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產業結構水平，而實際上最根本還是提高產業工人的素質水平。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投資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在勞動力、土地成本上升的沿海地區應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度高一些的加工貿易，逐步提高檔次，并結合西部大開發的進程，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向內地推進，以合理的產業政策和地區開發政策構筑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良好環境，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的地域均衡發展，以此搶占產業內分工的高級環節。

由此也看到，一國的外貿政策應該是客觀形成的，對外貿易中的各個微觀主體也是根據收益最大化來行事，也就無所謂奉行一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出口導向的政策。從實踐說來，政府的職能應該在于提供一個有效的市場競爭平臺，并且要維護這個平臺的存在。經濟領域的有些學者通常使用一些具有宏觀意義的詞來討論外貿或外貿政策，其實這并無太大益處或指導意義。以本文為例，資本密集型總是看起來比勞動密集型更好、更高級一些。實際上，可以看看在中國的出口加工貿易中，大多數均以勞動密集型為基礎，并且都會努力提高企業的效益。目前的市場體現了優勝劣汰的規則。企業能繼續發展，是因為經營有方，可不是要轉向資本密集型才會成功。盡管產出效益相對較低，但是這些企業所有者的收入本身就屬于目前中、上階層的收入水平，誰能輕易就放棄這樣的效益呢？我們不能以國外的先進來要求我國的發展達到同樣水平。

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和加強職業培訓投資的效果在實踐和理論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在充分注意國內外的影響因素的同時，提高從業人員的教育素質的技術水平，將對提高中國比較優勢的結構和競爭地位產生長遠的積極影響。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企業和產業才能夠擁有最大的競爭優勢，國家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積累資本，最終達到獲得高層次競爭優勢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參考資料

[1]劉力：《內撐外開發展中大國的貿易戰略》[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2]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3]MichaelP.Todaro,Economicdevelopmentinthethirdworld[M],fourthedition,Longman,NewYork&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