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入閩歷史條件與影響

導語：紅四軍入閩歷史條件與影響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1929年紅四軍入閩，是在出擊贛南、以解井岡山之圍無果的形勢下，知悉閩西的革命基礎好，又時值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有利契機，加上此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合力促成的結果。率領紅四軍入閩，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紅色風暴中最具轉折意義和重大影響的事件之一，不僅拉開了創建閩西中央蘇區的大幕，而且勾畫了中央蘇區的發展藍圖，并從西向東“波浪式”輻射到福建全境和閩浙贛邊區，有力地推動了福建各地蘇區革命斗爭的開展，對中央蘇區的創建發展具有奠基性和導向性意義。

關鍵詞：紅四軍；；閩西；中央蘇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有四次重大的“入閩”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軍入閩、紅四軍入閩、東方軍入閩和紅十軍入閩。這四次入閩軍事行動，對福建蘇區革命斗爭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四次入閩軍事行動中，紅四軍入閩無疑是歷史地位最為重要、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1929年3月至10月，紅四軍先后兩次入閩作戰，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史上具有轉折意義和重大影響的事件，不僅極大地推動了閩西中央蘇區的建立，對福建蘇區革命斗爭的開展也是有力的推動，而且還奠定了中央蘇區的發展格局，為中央蘇區的發展壯大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率紅四軍首次入閩9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紀念。

一、紅四軍入閩的歷史條件

大革命失敗后至1929年初，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動了100多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大多失敗了，但起義武裝相繼轉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開辟了贛西南和閩西根據地、贛東北根據地、湘鄂贛根據地、廣東東江根據地、廣西左右江根據地、瓊崖根據地、湘鄂邊和湘鄂西根據地、鄂豫皖邊根據地等10多塊有影響的紅色區域。在這一紅色風暴的推進中，贛南、閩西成為紅色風暴的中心，紅四軍即“朱毛紅軍”則是紅色風暴的主角。紅四軍成為這一紅色風暴主角的標志性事件，就是紅四軍入閩即拉開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大幕。紅四軍入閩是由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說是歷史的選擇。其一是形勢所迫。為了打破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紅四軍前委決定采取“攻勢防御”戰略和“圍魏救趙”策略，、、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迫使兩省國民黨軍分兵回援，以解井岡山之圍。不料，井岡山根據地失守，加上紅四軍主力首次進行無根據地作戰，接連失利，不得不率紅四軍沿閩贛邊界向南轉移，以擺脫“追剿軍”的窮追。如果說1927年9月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領部隊“上山”，闖出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徑，闖出了中國的第一個農村紅色政權，那么，1929年春率領紅四軍主力被迫入閩，則為中國革命闖出了更大的新天地——創建中央蘇區，開辟了更為廣闊的革命舞臺。其二是福建特別是閩西的革命基礎好。1928年3月至10月，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崇浦五大暴動席卷八閩大地，拉開了福建蘇區革命斗爭的序幕，其組織之嚴密、成功率之高、影響之深遠，全國是不多見的。五大暴動后，福建蘇區革命斗爭呈燎原之勢，以波浪式推進的方式，幾乎紅遍八閩山區農村，使福建成為一座堅強的“紅色堡壘”。正如1929年3月12日，中共長汀黨組織負責人在四都鎮向匯報的：這里群眾條件好，國民黨地方部隊力量較為薄弱（只有2個團），是開辟根據地的有利條件①。可以說，紅四軍失去了井岡山老根據地，卻意外發現了新的“革命綠洲”———閩西，它具有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諸多有利條件，如有地方黨組織配合、群眾基礎好，經濟、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正如1929年4月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復信中所說的：“三年以來中央的刊物我們一本沒有收到”。“到贛南閩西以來，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贛州的報紙，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云霧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②1929年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在給中國共產黨信中指出：“朱毛的游擊隊伍，雖然各方面的反動勢力都盡量的向他壓迫，但是他們不獨仍然保特（持）著他的實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還得了相當的勝利”。③其三是契機的推動。歷史的發展往往是由契機推動的。1929年三四月間，也就是紅四軍轉戰閩贛邊之際，國民黨的新軍閥混戰，即國民黨軍閥蔣桂混戰爆發，特別是福建軍閥到廣東參加粵桂戰爭，為紅四軍入閩、開辟閩西根據地提供了有利時機。其四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這一點，以往論者很少關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至1929年底的兩年多時間，是中國革命進入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起步階段，也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的調整期，即共產國際主導下的中共中央相對寬松的放手階段。此間，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由于對急劇發展變化的局勢認識不清，一時又提不出有效應變對策，同時也怕再犯錯誤和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對中國共產黨人奮起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一系列暴動起義，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觀望態度。為此，共產國際執委專門指示“俄國軍事顧問、軍官都不應參與暴動”，④也就是說當時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誰也沒有領導這個運動”。⑤因此，在這一調整階段，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主要是以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導信等的間接指導方式為主。因而，在此期間，全國各蘇區黨和紅軍基本處于相對獨立的革命斗爭狀態中。任何的探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實踐空間和時間為條件的，何況是在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下開展的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大革命失敗后至1929年底，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的農村武裝割據斗爭，尤其是對蘇區紅軍發展的指導更為薄弱，無疑在客觀上為領導創建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提供了難得的探索空間和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紅四軍如果不顧具體斗爭實際，一味遵照中央關于“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行動，就很難有紅四軍入閩后的一片大好革命景象。

二、紅四軍入閩的意義與影響

紅四軍入閩的意義與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紅四軍在困境中打出希望，揭開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序幕。紅四軍兩次入閩，消滅了軍閥郭鳳鳴部，橫掃了長汀、上杭、龍巖、永定、連城等地的反動民團，解放長汀、永定、龍巖等閩西要地，并幫助成立長汀、永定、龍巖三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還把閩西長汀、永定、龍巖、上杭四個縣的地方武裝升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閩西各縣農民群眾受朱、毛的影響，必然要起來猛烈的斗爭”。⑥至1929年7月，閩西黨員數發展到近3000人，占當時福建全省黨員總數3700余人的80%以上⑦。1929年秋，有感于閩西工農武裝割據一片大好形勢，奮筆所書“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詩句，生動反映了紅四軍在絕境中入閩、開創出革命新天地的喜人景象。（二）閩西蘇區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新舞臺，成為思想的重要發祥地。率紅四軍入閩，對閩西蘇區革命斗爭的推動是直接的、全方位的，從蘇區的開辟到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從群眾的發動到紅軍的組建，涉及軍事、政權、文化建設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閩西成為探索紅色割據的重要實踐地和建黨建軍思想的奠基地。1929年7月，親自出席并指導中共閩西一大，贊揚閩西革命多做點成就，指出閩西黨組織和紅軍今后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蘇區，同贛南蘇區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還在總結閩西土地斗爭經驗基礎上規定的土地政策，進一步完善了此前在井岡山和興國制定的《土地法》。1929年12月，主持召開黨和軍隊建設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古田會議。古田會議不僅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歷史”，揭開了紅四軍歷史發展的新篇章，為中央蘇區的創建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奠定了朱毛紅軍的崇高歷史地位，古田會議決議總結和創立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黨委制、集體領導、民主化、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等根本制度，使紅四軍的建黨建軍經驗成為“紅軍建設的綱領”。（三）率紅四軍入閩不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還勾畫了中央蘇區的宏偉發展藍圖，奠定了中央蘇區的發展格局。不論是在出擊贛南還是在轉戰閩西過程中，以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審時度勢，抓住有利時機，沒有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向西即“粵贛湘閩”方向發展，而是根據敵我形勢發展變化和具體斗爭實際，適時調整和確定蘇區革命斗爭發展方向。如在入閩之初，1929年3月20日，在長汀辛耕別墅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時局和紅軍的行動方針時，就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革命的主客觀形勢，特別是針對蔣桂戰爭即將爆發的有利時機，勾畫了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藍圖：“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致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4月5日，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中關于“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認為這“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主張利用蔣桂兩派軍閥爭奪江西的時機，積極進取，采取“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歷史事實證明，中央蘇區的發展軌跡基本是按上述的戰略規劃進行的：贛南、閩西二十余縣成為中央蘇區的核心區；閩西北、閩北和撫州大部分地區及閩粵贛邊地區均納入中央蘇區版圖范圍。紅四軍入閩是繼南昌起義軍入閩之后的第二支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進入福建，其影響和意義均超過了前一支的革命武裝，也超過了后來的東方軍入閩和紅十軍入閩。這是因為，紅四軍入閩不僅拉開了創建閩西中央蘇區的大幕，而且勾畫了中央蘇區的發展藍圖，對福建乃至整個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發展都具有奠基性和導向性意義。（四）紅四軍入閩的影響不只是在閩西和閩粵贛邊，還從西向東“波浪式”輻射到福建全境和閩浙贛邊區，有力地推動了福建等各地蘇區革命斗爭的開展。僅從福建的視閾來看，紅四軍入閩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極大地鼓舞了福建人民奮起投入到蘇維埃革命運動洪流，對福建各地紅色割據的形成和蘇區的創建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紅四軍入閩后，有力地推動了福建的農民武裝斗爭在閩西、閩南的“普遍的發展”，為福建其他各地“發動地方暴動，以便土地革命”起到了推動作用。1929年8月，率領紅四軍二、三縱隊出擊閩中，對漳平、大田、德化、永春等地的革命斗爭是一個有力的推動。192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要加強“擴大朱毛紅軍和閩西紅軍的宣傳”，“加緊發動廣大群眾日常的斗爭，使這些斗爭很迅速發展到武裝斗爭”，擴大紅軍力量；同時“要深刻的應用朱毛紅軍的經驗到這些新編的紅軍中來，使之日趨健壯與發展”，把游擊隊、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等“一切武裝的農民群眾，編成紅軍，統一指揮”。⑧并且特別強調，紅四軍在閩西的活動不能只局限于閩西，而要面向福建全省，并且要派出代表到其他各地開展指導工作，指出：“你們的任務是要擴大到全閩的土地革命，只有全閩的土地革命能保障閩西土地革命的勝利。自然，你們用種種方法擴大閩西土地革命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你們應當多搜集閩西關于政權、紅軍、土地問題的材料，供給全省作宣傳資料，應當在全閩擴大援助閩西蘇維埃、援助朱毛紅軍的運動，應當督促閩西派代表到各地宣傳，但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達到擴大全省的土地革命，而不要使全閩民眾將閩西放在特別的地位來看待他。”⑨中共中央還強調指出，福建各地黨組織要“特別發動群眾自己起來斗爭，自己起來推翻豪紳統治，解除民團武裝，決不要到處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⑩為此，閩西黨組織提出“要自己變成朱毛紅軍”輥輯訛的口號。193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電福建省委，強調指出：“游擊戰爭與蘇維埃區域的發展，史海鉤沉SHIHAIGOUCHEN將不僅限于閩西，必須深入擴大到漳、泉各屬，以至閩北。”輥輰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福建省委和后來組建的廈門、福州兩個中心市委都作出了相應的部署。在督促閩西派代表到各地指導工作方面，紅四軍和閩西蘇區派出鄧子恢、蔡協民、曾志等得力干部到廈門、福州等黨組織加強指導工作，特別是對閩中、閩東、閩南革命斗爭的蓬勃發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此外，1930年春，中共中央鑒于“閩北工作最近亦有新的發展”，還指示軍委南方辦事處“應在閩紅軍學校畢業生中調一部分人去當干部”，并“打通閩西與閩北的交通路線”。輥輱訛而且，在政治影響上，“朱毛紅軍”遠播到閩北、浙西南的閩浙邊一帶。中央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后，余部組成的紅軍挺進師進入浙西南、浙南開展游擊戰爭。當時“圍剿”紅軍挺進師的國民黨軍就“到處大造謠言，說朱毛紅軍已投降了，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滅’共黨和紅軍”。輥輲訛紅四軍在閩西創建中央蘇區對福建其他地區的蘇區革命斗爭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促進，但同時福建其他地區的蘇區革命斗爭的開展也有力地配合和保障了紅四軍在閩西的革命行動。

總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如果說上井岡山偉大，那么下井岡山同樣偉大、甚至更偉大。因為，上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而下井岡山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并發展成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

作者:吳明剛 單位:福州市福馬路988號省革命歷史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