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南”歷史條件和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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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事地理意義上的大西南

“大西南”概念，首先是軍事意義上的。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甚至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國人都沒有意識到大西南之于中國的意義。直到1939年，長沙武漢相繼失守，國民政府退守重慶，中國人才普遍意識到大西南乃是中國最后的屏障，是保存和重振中華文明的最后根據地，進而意識到大西南是中華文化的第二個搖籃。1939年12月29日，《西南青年》雜志在廣西桂林創刊，主編程思遠正式提出“大西南”概念，發表《保衛大西南與廣西青年的當前任務》，發表里君的文章《論目前的抗戰形勢與保衛大西南》，號召廣西青年和全國青年積極投身抗戰，對青年進行抗戰救國教育。程思遠在文章中不但把廣西看作大西南的一部分，而且稱大西南為“抗戰堡壘西南屏障”。與此同時，其他刊物的不少文章標題也開始出現“大西南”的口號，例如1939年《大夏周報》第7期登載千心的文章《保衛大西南》，1939年《戰時教育》第8期登載文章《我們幼稚團怎樣進行“保衛大西南”》，1940年《時事類編》第58期登載劉惠之的文章《保衛大西南》，張諤1941年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漫畫自選集》的三大主題之一是“保衛大西南”，等等。隨著“保衛大西南”口號的不斷使用，“大西南”也就逐漸成為一個能夠給中國人帶來溫暖與安慰的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與文化的最后根據地的象征，例如，1944年，聞一多在昆明發表《組織民眾與保衛大西南》的演講時將大西南稱為“抗戰的最后根據地的大西南”〔1〕，意味著大西南與最后根據地的聯系已經成為中國人普遍的共識。在這個時期，大西南主要包括廣西、貴州、云南、重慶、四川、西康等省，大西南與抗日戰爭的大后方內涵幾乎相等，“如何牢牢控制川、黔、滇、康等西南諸省，穩固大西南，是關心的首要問題”〔2〕。即是說，抗日戰爭時期的大西南，主要是指西南地區依靠天然地理上的天然屏障而尚未淪陷的省區。對大西南文化重要性的認識與對大西南戰略地位的認識幾乎是同步的。1938年10月，《西南邊疆》月刊創刊于云南昆明，以學術研究的立場，把西南邊疆的一切介紹給國人，目的是期望對抗戰建國的政策方面有所貢獻。這也說明，處于大西南范圍內的各省區，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自覺地把本區域內的戰略資源和文化資源進行了整合，自覺地將大西南的文化血脈融入整個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且試圖為重振中華文華做出貢獻，表達了大西南文化向母體文化皈依的愿望。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國民黨軍隊繼續利用大西南天險負隅頑抗，使西南地區成為解放戰爭中的最后取得勝利的區域。為了解放大西南，中國人民解放軍調用了二野全部和一野、四野部分軍隊作為作戰兵力，進行了艱苦的戰斗。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1950年2月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管轄云南、貴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東等7個省區。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不同是少了廣西，西藏的大部分地區也不在此范圍內。后來，西南軍政委員會承擔了解放西藏的任務。1951年10月，西藏解放。在當時領導者和后來敘述者的心目中，西藏理所當然就成了大西南的一部分。例如袁德金在敘述西藏解放時的用語：“西藏解放了，整個大西南解放了。至此，除臺灣地區以外，中國全部解放了。”〔3〕。朱壽桐認為，“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應該將廣西、西藏納入其中”〔4〕。將此二省納入，不但有充足的文化形態理由，而且有歷史依據。在軍事政治地理的意義上，大西南給人帶來的文化想象是安全、穩定、頑強、自信。從《史記》的《西南夷列傳》開始，對西南夷的記錄和想象，都體現了這一特點。西南夷地區物產豐富，道路艱險不通，地域遼闊，夜郎自大，始終保持了一種政治獨立、經濟獨立、文化獨立的自足社會體系。《漢書》和《后漢書》對西南夷的敘述與此類似。《后漢書》直接將書寫西南夷的部分命名為《南蠻西南夷列傳》，對該地區未“開化”的人民多有貶損之意：“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賃深阻峭。”然而該地區民風純樸，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征服管理并不太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兇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5〕在漢朝中原人眼中，西南夷是連接身毒國（今印度）等東南亞地區的樞紐和門戶，地理位置重要，文化原始落后，等待開化。雖然“服叛難常”，然而卻可“威澤時曠”，改變其“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就會“莫不舉重盡落，回面而請吏”，〔6〕最終歸附中原。由此可見，用中原文化同化西南夷，是自漢朝開始就在施行的一項基本措施。大西南地區很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但由于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加上各郡各部落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又能夠保存一定的本地文化特點。段渝認為，中國西南的多民族分布和多民族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就初現端倪，在向青銅器時代過渡完成后，這種文化格局更加明顯地凸顯出來，“西南地區也因此成為了眾多古代族群活動的面布區域，他們聚族而居，各自擁有大致穩定的活動范圍，形成了西南夷地區的多族群分布格局。”〔7〕

二、經濟圈意義上的大西南

在中國知網上以“大西南”為關鍵詞按篇名搜索，1979年之后的文獻有近900條，僅發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就有460多篇。再做一個粗略的觀察就會發現，其中一半以上與經濟有關。即是說，在中國的整體經濟格局中，西南各省有相似性，與全國其他各省的經濟條件、資源儲備、交通運輸、經濟地位等均有相當大的不同。從經濟上考慮，有人把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五省視為“大西南綜合經濟區”〔8〕，也有人把大西南經濟區域概括為五省區七方（四川、云南、貴州、廣西、西藏、重慶、成都）。〔9〕總之，在經濟學上說，人們普遍接受的大西南，廣西和西藏都必須納入其中。廣西的存在使大西南經濟區有了出海口，西藏的存在使大西南經濟區有了尚待進一步開發的資源儲備。從經濟建設實踐方面看，各省政府間的經濟協作，也是按該格局進行的，西南六省區經濟協調會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舉行的，其中包括“貴州、四川、云南、廣西、重慶、西藏、成都六省區市七方”。〔10〕除了這個劃分，還有將海南和廣東西部的湛江、茂名、肇慶納入大西南經濟區的說法。〔11〕改革開放之后，經濟上的合作取代了之前軍事、政治上的一致性，大西南各省高層達成了較為一致的意見，區域經濟是互相依存的，要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具有共同條件的地方，就要團結互助，互相支持，優勢互補，形成“大西南經濟圈”和良好的經濟生態環境。大西南經濟圈之中的共省有許多天然共性。一是有集中的旅游資源，適合創建旅游經濟發展圈，〔12〕以南方絲綢之路為紐帶，加強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旅游合作，建立“南海國際文化旅游圈”〔13〕，各省政府之間正在加強合作，加速開發。〔14〕二是水電、天然氣和石油儲量方面豐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能源供給地。三是森林、礦產資源豐富，是中國最重要的木材和有色金屬供給地。四是交通建設困難，許多地區閉塞、偏遠，民族眾多混雜，貧困人口多，是國家重點扶貧地區。五是文化資源豐富，保存了眾多的民俗、民風、方言、口傳文學等活態文獻資料，這些文化資源都有被轉化為旅游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可能性。大西南各省在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性、自足性、完整性、相互依賴性，進一步強化了大西南文化的特質，使其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文化既相同又相異。1986年，云南、貴州、四川、西藏、廣西五省區文學家經過多年醞釀，于5月17日至22日在宜賓召開了“竹海筆會”，標志著五省作家對此概念的認同。〔15〕

三、文化意義上的大西南

程妮娜在《中國地方史綱》中論述說，春秋戰國時期，“四夷地區在文化面貌上一方面表現出迥異于諸侯國文化的區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受諸侯國文化影響以及區域內各民族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因素。”〔16〕四夷是指東夷、西戎、北狄、南蠻。西南屬于南蠻。中國文化視華夏正統，地處中原，乃為“中國”。四夷的命名，體現了早期中原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初級看法。處于中原地區的部族自稱華夏。華，是個會意字。“華”的本字，上面是“垂”，象花葉下垂形，本義“花”，可能反映了華夏得名與植物、鮮花崇拜有關。華夏崇拜對象是龍，龍是由許多種不同的動物圖騰糅合而成的一種綜合體，徐華鐺認為：“龍的圖騰透露了我們的祖先——氏族或部落合并的痕跡。”“龍圖騰是古代各氏族、部落、民族相互融洽的結合，也是先祖們相互諒解、尊重、團結的象征。”〔17〕這是有道理的。以龍為圖騰的部族，就是被統一、被馴化后的部族，定居下來，以農耕生活為基本生活方式，又有各自間生活產品的互補，因而越來越強大。這可能會導致那些尚未加入華夏族的部落而依然以個別動物為圖騰的部族被視為“夷”、“蠻”的結果。他們生活方式單一，因而落后，不開化。北方少雨，農耕生活固然穩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飯，希望風調雨順，所以后來龍圖騰也多了一重意味，龍掌管雨水，龍王是水神，這也就應證了華夏文明以定居的農耕文明為主的特點。華夏民族以此為驕傲。東方夷，夷是個會意字，從大從弓，與打獵有關，本義東方之人，反映了東部少數民族以騎射文化為特點。一說東方人為貉，從豸。北方為狄，是個形聲字，從犬，亦聲，反映了北方少數民族以養犬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該特點還可從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的狼崇拜、狼圖騰中得以說明。西方戎，從戈，從十，本意兵器，反映了西方少數民族文化以尚武為特點。一說，西方民族為羌，羌從羊，反映了其畜牧文化的特點。南方蠻，蠻為形聲字，從蟲，反映了南方少數族文化以蛇崇拜或以飼養昆蟲為生的特點。由于“古人的生物學分類知識粗淺，魚、蟲、蛇相混不分”〔18〕，所以南方文化也帶有漁文化的特點。比如南方的閩，也從蟲。簡單地說，遠古時期，華夏文化以植物為崇拜對象，以農耕為基本生活保障，根基是農耕文明。四夷以動物為崇拜對象，以狩獵、畜牧、飼養、漁業為生活保障，根基是是畜牧文明與漁業文明。四夷又各有特點，西南夷以飼養昆蟲、捕魚為主要生活來源。概而言之，遠古文化因受制于遠古人類的生活方式而與地方出產和生活來源有極大的關系。西南地區森林茂盛，蛇蟲眾多，水資源豐富，因而大量出產魚類、昆蟲類食物，這一切物產，在華夏先民眼中都是“蟲”，因而大西南地區的文化也就被視為蟲文化了。從造字來看，重慶為“巴”，象形字，本義為“蛇”；四川為“蜀”，象形字，從蟲，本義為蛾蝶類的幼蟲，特指蠶。“巴”“蜀”的命名都與蟲相關。在巴蜀文化的古老傳說中，蠶叢教民養蠶，魚鳧教民捕魚，而這兩種蜀人最先掌握的生存方式，在華夏文化中就被視為蟲文化。三星堆出土文物也證明：“對蠶的崇拜可能是古蜀族最悠久的傳統”〔19〕。“蠻”的古字為“蠻”，字形中既表示“絲”又表示“蟲”，并無貶義，而是描述了一種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創造了南方絲綢之路的燦爛文明。甚至有學者認為，龍圖騰的最初形象，就是蠶圖騰。李康學甚至認為，嫘祖與黃帝的結合，“促成了蠶圖騰向龍圖騰的飛躍轉變”，并引《周禮注疏》卷三十《夏官•馬質》鄭玄引《蠶書》解釋“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作為證據。〔20〕駱賓基也提出了龍圖騰起源于蠶圖騰之說，一則以古漢字“龍”的象形為證，二則以金石學、考古學為證，此論點引起了海峽兩岸華夏后裔很大反響。〔21〕若此論點成立，那么以蜀文化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不但不代表落后原始，而且它才是華夏文化的真正源頭。由于造字時代對云南、貴州諸省的認識可能還不清楚，所以沒有特別的字帶有類似特征。但是有文獻記錄保存了該二省對昆蟲的崇拜或文化，留下了一些痕跡。石朝江考證過：“從《苗族古歌》來看，黔東南苗族曾把蝴蝶作為自己的圖騰”〔22〕。烏丙安記述過：“白族中傳說人祖阿布貼和阿約帖之三女兒與青蛇成婚、繁衍了白族、怒族、傈傈族人。侗族崇蛇，祭祖母神時跳蛇舞，穿蛇皮衣。”〔23〕高山族、哈尼族、柯爾克孜族、佤族、藏族傳說中都有蛇崇拜的跡象。在中國所有民族中，有蛇崇拜的民族，西南地區最多。除了蛇崇拜，壯族、傈傈族、藏族、傣族有蛙崇拜或關于蛙的神話傳說。布朗族視蟾蜍為神物。侗族、傈傈族、壯族都有蜂神的傳說。〔24〕以上證據表明，有蟲類崇拜的民族，在西南地區最多，分布范圍最廣。另有資料顯示，古代“巴”與“魚”是同義字，“巴涪”是“魚鳧”的通假，巴人又叫“魚鳧巴人”；土家族遠古圖騰為魚，至今趕年察祖還要煮魚凍，而且不準送外族人吃。〔25〕黃桂秋論述過水族社會存在過魚崇拜的事實。〔26〕這也就說明，大西南地區自遠古以來就產生了以魚、蟲、蛇等為崇拜對象或圖騰的共同文化基因。蠶絲曾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被世界視為中華文明的標志和象征，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靠絲綢連接起東西方的文明。因而，以蠶絲為代表的蟲文化，在古時候不但沒有“粗野、兇惡、不通情理”“蠻荒”的意思，反而象征、代表了中華文明最輝煌燦爛的歷史階段。早期大西南文化圈不但養蟲，而且食蟲。從原始人生存的角度看，在大西南地區采集昆蟲為食能夠獲得比較高的蛋白質和熱量回報率，而且可能比捕獵哺乳動物更為方便快捷。從藥用價值來看，藏藥、傣藥、壯藥和苗藥中以昆蟲入藥的比例更高，“昆蟲的藥用價值在各民族的醫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7〕，然而以大西南地區各民族醫藥中最為普遍。食蟲文化，古已有之，據《禮記》記載，周代帝王食譜中有蟬、蜂、螞蟻；《爾雅》記錄了食用蠶蛹；東漢時蜂、蟬是貢品。〔28〕中原漢族人食蟲習慣是否來自大西南地區，尚不可考，但是從現在的仍然在繼續的民族食材成份來看，處于西南邊疆的苗、傣、佤、哈尼等少數民族，確實還在繼續“食蟲文化”。〔29〕“云南十八怪”還保留了不少食蟲的民俗，諸如“三個蚊子一盤菜”“螞蚱叫跳菜”“竹蟲蜂兒炸盤菜”等文化遺存。

四、大西南“蟲文化”的共同特征

由于蟲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早期人類提供了食物、衣物、藥物，而且先民們還不得不想盡辦法與各種毒蟲斗爭，因而與蟲相關的文化在大西南文化中也就占有了相當的比重。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這種以蟲為生的生產力自然就會深深地影響整個大西南地區的文化形態。總體上看，大西南蟲文化至少具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內斂性。蟲的生存原則是沒有控制欲，沒有擴張性，默默地存在于世，頑強地依自然規律生活。這就造成蟲文化內斂而頑強的特點。魏明倫曾總結過川渝人的性格是“開放兼容的內斂性格”〔30〕。這個觀察基本上是準確的。不僅巴蜀地區，而且整個大西南地區從來沒有產生過稱霸中國的野心，沒有發動過對外擴張的戰爭，沒有產生過一個全中國的帝王。即使有了稱王的實權，也要退居幕后。大西南地區的民族血液中，從來不存在張揚的個性。因為對蟲類而言，張揚可能意味著最先被吃掉，擁有保護色將自己隱蔽才是生存之道。與之相對，北方的狄，性格恰好相反，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元朝時，蒙古軍隊向南征服中原，向西打到羅馬，控制了大半個歐亞大陸，成為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之鞭”。東方的“夷”，以清朝時期的滿族為代表，最終也是統治了中國三百年。西方的戎部，常常侵犯中原，成為當時中國很大的隱患。唯有蜀人從來沒有擴張的欲望，可能也因此就沒有擴張的能力。三國時期，即使有諸葛的計謀，蜀兵也無力征服中原。文天祥曾在《衡州上元紀》中說：“蜀自秦以來，更千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麗，遂甲于天下。”〔31〕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以巴蜀文化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忍辱負重，不抵抗主義。以四川文化為例，李宗吾曾不無譏誚地諷刺四川的“怕老婆”文化：“我們四川的文化，無一不落后，唯怕學一門，是很可以自豪的。河東獅吼，是怕學界的佳話，此事就出在我們四川。”〔32〕他甚至提煉出“怕老婆”哲學，對此大加諷刺。再仔細考察一下，四川、重慶乃至整個大西南地區，都有不少“怕老婆”的古代故事與現代段子，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生存哲學的體現。于丹也曾經談到過他對四川文化的觀感和概括：“四川的文化是山水兼得，所以他的性情是那樣一種快樂天真的，但同時他是忍辱負重的。”〔33〕四川人喜歡順其自然，知足常樂，奉行道家的無為、不爭、柔弱、接受。這種特點正是蟲文化的特點，只有奉行這種生存之道，蟲類才可能生生不息。佛教傳入中國后，因這兩種文化共有的特性而在西南地區被傳播得最為廣泛。被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地區，一是西藏，二是四川。西藏至今信仰藏傳佛教，四川也曾高僧輩出，佛教乃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不可不知蜀”的說法。佛教推崇忍耐，反對殺戮、戰爭，可能正好與四川人的民族性格相合。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龍安志對云南人的感覺是“溫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就特別幸福、快樂”〔34〕。他的這個感覺與張明林等人的概括是一致的：“云南人的性格，也以‘溫和’而著稱。而云南人的性格就恰恰是這種溫和中帶有執著，百煉鋼化為繞指柔。”〔35〕貴州人的性格也具有類似特點。石培新將貴州人性格概括為兩點：“一方面，表現出任勞任怨、吃苦耐勞、耿直無華、個性倔犟的優良品格；另一方面，也表現出目光短淺、封閉狹隘、滿足于現狀、不求進取、重土少遷、鄉土觀念極重的落后意識。”〔36〕廣西人的性格，余勝海概括為“閑適安寧”“憨厚樸實”“熱情開朗”。傅源長概括西南地區人的性格：“西南地區的人質樸憨厚，沉默寡言，不太善于經營。”〔37〕將以上特點綜合起來看，大致可以得出大西南地區人們的總體性格特征，這個總體特征，正是蟲類的生存特征之一：忍辱負重，不抵抗主義。從《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記楚威王及之后的漢朝征服西南夷諸國的過程來看，除滇王有所抵抗外，其余各地基本上沒有遇到過大規模反抗。第三，悠閑。不論是打魚、養蠶還是捕捉昆蟲，都不需要像狩獵那樣需要高度緊張集中注意，不需要像游牧生活那樣逐水草而居，時刻有生存的危機感，也不需要像如農耕生活那樣忙碌終年。后三種生活需要動，而漁蟲型生活需要靜，于是給生活留下大量的時間。時間富余，就有更多的時間考慮美食、藝術、娛樂。從現在留存的文化形態來看，大西南地區幾乎各少數民族大都擅長歌舞，服飾美麗。這些豐富的藝術，不像中原地區那樣只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肖瓊等人說：“對中國西南地區許多少數民族來說，唱歌與他們的生活和生命水乳交融，不可分割。”〔38〕“這些少數民族舞蹈與歷史相結合，具有代代相傳的古樸性和人人參與的廣泛性。”〔39〕“該區域內的各民族服飾文化內涵豐富、結構復雜、層次多樣、特點鮮明，呈多元化整體美的特點。”〔40〕從飲食方面來看，川菜享譽中外，成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意城市網絡授予“美食之都”稱號，成為首個獲得此稱號的亞洲城市。〔41〕成都還是有名的“休閑之都”〔42〕，成都人乃至四川人都以懶散、閑適、茶文化、麻將文化而聞名全國。云南人也以悠閑懶散著稱，有多年在云南工作的浙江老板說：“云南人的整體感覺節奏緩慢，工作懶散，都處于一種挺舒坦的狀態”〔43〕。貴州人的性格跟云南差不多，以悠閑自得為特點。〔44〕西藏的生活悠閑，全國聞名，平措扎西說：“內地人看西藏，西藏與內地不同的特點除藍天白云，高原自然景觀外，可能就是西藏人悠閑的生活節奏。”〔45〕廣西人、重慶人，悠閑的性格雖不如前幾者有名，但在全國來看，生活節奏也要慢得多。總之，大西南地區生活節奏慢，人們過得悠閑自得，容易滿足。他們更關心如何讓生活變得更有趣味，而不是如何才能顯身揚名。這當然也是與其內斂的民族性格相吻合的。蟲文化不是一種低級的文化，而是一種生存智慧。它對中國文化影響之大，可能存在一直被低估的情況，蟲智慧甚至可能是中華文化的某一個源頭。比如《易經》，可能受蠶的啟發很大。黎子耀說：乾是以蠶的智慧設計的（乾以易知），坤是以繭的能力成物的（坤以簡能）。蠶有以陽求陰的智慧，就有婚姻（有親，形成陰陽、乾坤），繭有以陰庇陽的能力，就能繁殖后代（有功，形成五行、六子）。蠶代表時間的永恒（可久），繭代表空間的無限（可大）。蠶表示賢人的品德，繭表示賢人的功業。蠶和繭（就是陽與陰、乾與坤、心與物、宙與宇、一與多）的矛盾統一，而天下之理得矣。〔50〕此說固然給人牽強附會的感覺，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小小昆蟲常能開啟人類的大智慧。法布爾曾對米隆食糞蟲的智慧贊賞不已，〔51〕馮至的《十四行集》常受到小小昆蟲的啟發而充滿人生的哲理。莊子受魚和昆蟲的啟發寫了不少名篇（比如夢蝶、螳螂捕蟬、鯤鵬之喻等），而現代仿生學則利用昆蟲特別多。昆蟲的生存能力遠遠強于人類和其他動物。昆蟲在地球上存在了4億年，而人類出現才300萬年。昆蟲經歷了幾次物種大滅絕而得以幸存，而恐龍等其他物種卻無法幸免。昆蟲柔弱無爭，但是在地球上種類最多，分布最廣，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動物各類加起來還要多。從生存的意義來說，昆蟲是最擅長生存和生活的動物，蟲文化也是最適宜于生存的文化。可能也只有在蟲文化中生活的人，才真正享受了自然饋贈的生活之樂。中國文化大量地吸收了蟲文化的元素。可以說，道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都有蟲文化的精神內核，充滿了生存的智慧。蟲文化既追求獨立，又追求團結；既柔弱無爭，又懂得如何保護自我；既能適應各種惡劣環境，又能為其他物種提供基本的營養保障。靜默地奉獻自己，頑強地利用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他們無處不在，卻又從不張揚。這種樸實又務實的樂觀主義精神，正是大西南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五、大西南文化視域下大西南文學的特色

“大西南文學”這個名稱最正式的提出，大約是在1985年。作協昆明分會1956年創辦《邊疆文藝》，1973年改名《云南文藝》，1978年恢復原名，1985年改名《大西南文學》。不過，該刊主要刊登反映云南本地生活風貌的作品，太具地方民族特色，不能反映大西南之“大”。1990年之后，該刊由云南省作協改名《邊疆文學》沿用至今。2002年，李怡、段從學、肖偉勝出版《大西南文化與新時期詩歌》，首次從學術上把大西南視為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經濟、地域概念。2015年，大西南文學研究中心在四川師范大學成立，標志著“大西南文學”這一概念正式被確定和認可。這不僅是一個地域文化的概括，也是一個歷史的總結。大西南人悠閑內斂的氣質、樸實務實的精神、充足的時間、高明的生存智慧，讓大西南在藝術、文學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廣西、云南、貴州、西藏的服飾、歌舞藝術常是中國民族服飾的代表。四川自古多產文學巨匠。漢有司馬相如、揚雄，晉有李密、陳壽，唐有陳子昂、李白、杜甫、薛濤、李治、蘇煥、雍陶、李遠，五代有李莊、牛嶠、李珣、貫休，宋有三蘇、張孝祥、劉光祖，明有楊基、楊升庵，清有李調元、張問陶，晚清有劉光第、楊銳、鄒容，近現代的淺草沉鐘社、吳虞、李劼人、沙汀、艾蕪、巴金、郭沫若、羅淑、周文、何其芳、陳敬容，很多都對中國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川籍作家的巨大成就，不但證明了大西南地區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區，而且證明了上文所說的“蟲文化”的優勢和力量。嚴格地說，大西南文學之所以為大西南文學，應有大西南文學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而不能僅僅因為作家生于大西南，或者僅僅是寫了大西南的人和事，或者僅僅在大西南地區出版。上述類型是廣義的大西南文學，狹義的大西南文學應有鮮明的大西南文化特色。然而，狹義的大西南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很小，我們通常所說的大西南文學，都是指的廣義。隨著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不斷加深，大西南文化也在不斷地演變發展。很多出生在大西南地區的作家作品，早已看不出前面所述的大西南文化精神內核。一方面，大西南文化的精神已經融入整個中國文化之中，它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另一方面，很多大西南作家已經自覺地將自己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自己的地域文化歸屬；更有甚至者，不少非大西南作家由于各種原因來到大西南，也在豐富大西南文學的內涵。在抗日戰爭時期，大批作家匯聚大西南，使大西南抗戰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深化。〔52〕各種方式的文化融合，已經使大西南文學淹沒在一個更大的文學傳統之中。到現在，大西南文學獨有的文化特色已經逐漸淡化了，我們甚至很難再從其中分析出“蟲文化”的任何因素。但是，靜下心來用心體會，大西南人仍然可以渺茫地感覺到那些從來沒有離開過大西南文化根脈的作家們的那一絲悠閑、無爭、內斂的精神氣質，比如蹇先艾和李劼人。白浩認為大西南文學的精神氣質還是存在的：“大西南文學的獨特美學精神在于風格多元的絢麗化、多民族融合的多民族化、萬物有靈式的神秘文化。”〔53〕當然，由于大西南文學的多民族化特征，加上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逐漸浸入、影響、變異，如何準確地提煉出大西南文學的獨特美學特征和精神內核，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總而言之，雖然大西南文學的地域文化特征可能已經不夠鮮明，但是其精神內核還是相對清楚的。這種文化精神，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既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中一個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

作者:譚光輝 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