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出任民國臨時總統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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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來自現代生產關系，現代生產關系沒有確立，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不可能鞏固地存在下去，馬克思認為“如果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君主專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暫時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統治，建立了共和國，但資產階級遠沒有成熟到足以獨立締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據統計，截至1911年，中國還只有近代廠礦企業562家，資本1.32億元，其中商辦企業只有469家,資本8700余萬元。[3]可見，資產階級經濟力量十分微弱。另從資產階級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繳納主要貢賦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為2.96億兩，厘金收入僅為4300萬兩，故在該年財政預算中，其所占份額僅為9.43%。[4]上述事實表明，資產階級弱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微弱,不能為辛亥革命提供一個有力的經濟基礎。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無堅實的經濟基礎，勢必會影響革命政權的鞏固。

此前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屢戰屢敗，武昌起義猝然發動，猝然成功，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但蓬勃之下掩蓋著混亂。擺在國人面前的景象是：“盜賊縱橫，土匪充斥，失業之民，全國皆是，焚燒劫掠，盜竊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數起。”[5]，“言外患則日逼南滿，俄涎蒙古也，言內憂則會黨充塞，匪盜如毛也，再觀內部意見叢生，內訌可懼。四崩五裂，論之堪憂，嗚呼！天禍吾國乎？”[6]社會動蕩，列強環伺，革命尚末成功，清軍尚在眼前。面對此景，軟弱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鐵腕人物來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要這個鐵腕人物來幫助他們穩定秩序，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誰能夠擔當這樣的重任呢？環顧四海，人們覺得袁世凱是最合適的人選。首先立憲派看好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半年，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推張謇晉京，洽談組織赴美游歷報聘團事，同時向清廷進“最后忠告”。張謇繞道彰德拜訪袁世凱，一夕深談，達成默契。張對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對袁深篤的政治感情和隱約的期待。武昌起義后四天，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江浙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就開始制定擁護袁世凱以及收拾大局的計劃，即有名的“惜陰堂計劃”。他們一方面讓擁有實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則壓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治權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總統。在他們的活動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會作出決議：若袁君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張謇電告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不僅立憲派看好袁，就是革命黨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幫助下出獄后，極力鼓吹袁餓反正的論調。他還以“民黨代表”的名義，向袁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總統）不可。”[7]黃興雖然對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寫信給袁，稱“明公之才，高出興等”，呼懇他“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擁護袁做總統，并曾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8]孫中山在擔任臨時大總統后，面對動蕩不安的局勢，窮于應付，頗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認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孫中山在執行各省代表會議時應允：如果袁君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

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凱？這是因為當時滿漢矛盾十分尖銳。滿漢矛盾由來已久，反滿思想在清朝入關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漢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同時它既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又是他們用來動員群眾的重要思想。早先孫中山的排滿思想不免有些偏狹之見，但同盟會成立后，逐浙將排滿與救亡圖存，將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結合起來，而大部分領導人和人民群眾并末達到孫中山這樣的思想境界，在他們民族意識之中仍摻雜著偏狹的種族主義色彩。毫無疑問，宣傳革命排滿，使辛亥革命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辛亥革命的進程和結局，為袁提供了可乘之機。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滿”色彩，袁世凱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相爭取的對象和穩定政局的強有力的人選。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漢人身份及他同滿人的某些矛盾，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義”為重，支持革命事業，至于袁本人，則充分利用革命黨人的排滿心理，以調和者自居，誘使革命黨人和平了結。1909年袁開缺回籍之后，遠離政治斗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猜疑，而這卻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把袁視為“同種”，并把他與“異族”的清王朝相區別，對其寄予厚望。

綜上所述，當時國內背景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需要有一位鐵腕人物來幫助他們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幫助他們穩定統治秩序，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加上濃厚的“反滿”氣氛下，這樣，當時的形勢呼喚有一位漢族的強勢人物來收拾局面，而袁世凱的個人實力與才干則正好符合這一客觀需要，使其得以榮登總統寶座。

參考文獻

[1]卿斯美.《辛亥革命時期列強對華政策初探》，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中華書局，第1344頁.

[2]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1頁.

[3]汪敬虞編.《中國近現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第654頁.

[4]見《工農商部統計表》，清末農工商部自1970年起舉辦統計.

[5]1912年1月19日《申報》.

[6]1912年3月28日《民立報》.

[7]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15頁.

[8]李劍農.《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