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史結構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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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比較研究在史學研究中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在世界古代和中古史教學科研活動中，總會遇到各種差異與不同。世界歷史有其客觀性，也存在著彼此聯系、相互影響的事實。在世界史為什么成為世界史的問題上，從前流行的是五種社會形態說，而現在則流行世界的歷史成為世界史有一個過程。本文就世界古代中世紀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以及在學術界長期流行的觀點進行比較研究，對“1500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地理大發現、遠洋航行、海道大通等觀點和提法均為西方人看世界的結果，并不是世界歷史的眼光。要建立一個真正世界意義的世界史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東方專制主義對我們的束縛。【關鍵詞】世界史；1500年；東方專制主義

比較研究在史學中是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不過我對它并未從理論上做過深入或淺入的探討和自覺應用，只是偶爾直覺地使用過。主要是因為在學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許多的國家、民族，在討論這些國家、民族的制度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要對它們進行比較。例如我參加過世界古代史的編寫，當時討論最多的是奴隸制的兩個階段論和兩種類型說，即古代東方的奴隸制和古典的奴隸制的差異，究竟是屬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呢？還是兩種彼此不相同的類型？這就要對兩方面的奴隸制進行比較。后來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編寫過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問題往往是西歐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沒有典型意義呢？為什么我國的封建制度那么長，而西歐的那么短呢？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國的封建制度進行比較。時間一長，沒比較出什么答案，倒比較出許多問題，寫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為什么是世界史，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們的看法是世界各國的歷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種生產方式發展的，有統一的發展規律，這種統一性使世界的歷史成為世界史。現在我們比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歷史成為世界史有一過程，起初各國的歷史彼此孤立發展，還不成其為世界史，自哥倫布航行后，世界逐漸連成一片，這才成為世界史，所以強調1500年這一轉折的重要性（也有強調是工業革命才開始了世界史的）。當然還可以有另外一種看法，世界上各國的歷史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表述這一客觀存在的世界歷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為世界史。各國歷史發展的彼此聯系、彼此影響是一直就有的，不過有強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閉塞只有相對性，而文明的相互影響、傳播則是更重要的。

這幾種看法可以說都有道理。但我認為強調哥倫布航海之對世界歷史的重大意義，強調它成為世界歷史分期的重大標志這樣一種看法，隱含著世界歷史的東西方之分這樣一個老問題在內。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的史學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封建社會為什么長期延續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東西方文化論爭問題，沖擊回應模式問題，都和它有關系。東西方問題當然也是一個比較研究的問題，沒有東方也就無所謂西方。不過世界歷史上的東西方問題卻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薩義德的說法，東方主義是西方人制造出來的，體現了西方的文化霸權，而這一東方主義也一直在控制著人們的頭腦[1]。我們雖然是東方人，但是我們的大量的社會科學、史學的理論、概念、規律、方法，都是來自西方的，在我們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過程中，無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權的話語，因此我們對世界歷史的看法，我們的世界史體系，帶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即致力于批判西歐中心論，不過我看收效甚微，我們編寫的許多世界史著作、教科書，連歐洲人都以為它還是以西歐為中心的。

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主要建立于18世紀之末，它的內容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西方是先進、科學、民主，而東方是停滯、迷信、專制，因此受制于歐洲人就是亞洲人的歷史命運。不過應該說西方人的東方主義當時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伊斯蘭教國家（包括當時的印度），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夠（薩義德的東方學也大多談的是伊斯蘭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遠東也就被東方化了[2]。逐漸演化為歐美是西方（不過俄國等東歐國家往往被稱為半亞洲式的，不大能躋身于歐洲），而廣大的亞、非、拉美地區的國家、民族是東方。世界歷史的發展在東西方表現為不同的規律，不同的道路，我們的世界史體系就是按照這一思路建立起來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稱四大文明古國，不能否認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這些具有悠久歷史的燦爛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劃分為古代東方和古典世界，其實這和當時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時代，在亞歐大陸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區，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都屬于這一范圍。希臘、羅馬人所說的亞洲，指的是地中海東岸[3]，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倫文明之間的傳承關系，已經被一再證明[4]。林志純先生把上古時期的文明劃分為西方（包括現在的南亞、中亞、西亞、歐洲等地）和中國兩大系統，值得我們認真思考[5]。后來的羅馬帝國統一地中海，地中海成為羅馬帝國的內湖，埃及是羅馬的糧倉，正是這一大文明區的具體表現。在亞歐大陸的東端，是中華文明區，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們一般所說的華夏文明，而和現在的中亞、東北亞、東南亞、環太平洋地區的文化有著緊密聯系[6]。

中古世界的歷史怎么樣？這時也沒有東西方的分野。如麥克尼爾認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亞歐大陸上是四大文明區：中東、愛琴～意大利、印度、中國[7]。肖尼則以為，在地理大發現以前，地球上有幾個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國、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8]。可是我們的世界史著作中，卻把十字軍戰爭看作是東西方之間的戰爭，是西方人的侵略，預示了西方人后來擴張的勝利。其實十字軍戰爭是一場地中海文明的地區性掠奪戰爭，遠沒有我們賦予它的那些意義。不然為什么十字軍會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來，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于反對宗教迷信，西方人視中世紀為自己歷史上的斷裂時代，是黑暗時代，而以文藝復興為新時代的開始，強調它的劃時代意義。這就是西方以15世紀為中世紀之結束和近代開始之由來。18世紀的吉本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強調羅馬帝國傳統的滅亡的。而19世紀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頌文藝復興對人的發現，也歌頌對世界的發現，把哥倫布的航海也作為這種文化的特征寫下來。但他是強調意大利人在這方面優于其他歐洲人，并沒有賦予它以現在的世界史上的意義[9]。由此可見，1500這個年代，如果說有什么意義的話，也完全是從西歐史而言的。如果從世界史來看，我很懷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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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500年應用于世界史，以此作為世界近代歷史的開端，正是把世界歷史劃分為東西方，從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結果。不過現在不再強調文藝復興了，而強調的是遠洋航行和資本主義萌芽，因此有必要就這兩個問題申述一下。

1492年哥倫布的航行，我看還不足以標志新時代的開始。哥倫布的航行是西歐人向外擴張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從世界歷史來看，古代無論那個國家、民族，隨著內外條件的變化，都會進行擴張。由于力量對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擴張過來，就是自己擴張出去。十五六世紀并不只是西歐人一家在擴張。俄羅斯人正在逐漸東進，越烏拉爾山而侵吞西伯利亞，西向波羅的海尋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亞向歐洲擴張過去，占領了東南歐，向西歐挺進，多少威逼維也納，成為西歐國家的大患。莫臥兒人則南下席卷印度。伊斯蘭教形成了囊括南亞、中亞、西亞、北非、東南歐、中歐的巨大政治實體，所以16世紀也被認為是伊斯蘭教大擴張的年代。15世紀的鄭和航海，是中國的海外擴張，而鄭和航海的終止則往往被認為是中國從海上的退卻。這是只從王朝的角度看問題。其實16世紀中國向海外發展的勢頭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廣東等地的商人，到現在的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尼、東南亞各國，進行著廣泛的貿易活動，有的長期居留，形成了華人的自治社區。由于國家禁止海外貿易，于是他們發展成為武裝走私集團，一方面和政府抗爭，一方面控制著西太平洋的海上貿易。所以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么明朝禁海與開海之爭一直不斷，到隆慶元年（1567年）終于開禁，準許進行正常的海外貿易。說什么中國的文明是黃色文明，中國人歷史上只向西北發展而不向東南發展，不會向海上發展，我想正是不自覺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權控制的結果。西歐人向海外殖民活動的效果，我認為主要是從美洲、非洲直接掠奪財富，但這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至于貿易所得，則相當長的時期恐怕很難說有什么成績。首先從人數方面看，西歐15世紀遠洋航行的人數，大約1～2萬人；到1600年，大約有30～40萬人[10]。16世紀，從霍爾木茲到澳門和長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過1萬人，1770年前后，馬德拉斯有114名英國文職人員，孟買有700～800人，加爾各答有12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國人也不過31000人[11]。而西歐的全部人口，大約在1500年是5680萬，在1600年是7120萬，到1700年則為7500萬人[12]。這么一點人出海遠航，在當時的西歐，不可能形成所謂的舉國若狂、舉世若狂，到處尋求黃金的浪潮。以這么一點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到亞、非、拉美各地，無論是為了貿易還是占領殖民地，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他們肆虐的地方主要是當時很不發達的美、非邊緣地帶，到了亞洲則沒有什么成就。教科書上所寫的什么地理發現、遠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紀的西方人的眼光觀察的結果，而不是世界歷史的眼光。

從西歐本身來看，它們當時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開辟的航線發財致富，因為技術落后，航程遙遠，風濤險惡，不能保證可靠的收入。它們依靠的還是地中海、北海等傳統地區的貿易。據統計，1660年至1688年，英國商船總噸位由15～20萬噸增加到34萬噸，其中60％用于歐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貿易，用于東方貿易的只占總噸位的5％。1636年的荷蘭，總數2050只的商船中，從事波羅的海及法國沿海貿易的船只為1050只，往來于英吉利海峽及北海一帶的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爾罕格爾的占250只，如此活動于歐洲海域的總共有1750只，占總數的85％以上，而到東方貿易的船只總共只有300只[13]。

更為重要的是，所謂1500年為標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擴張，他們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權力真空，也不是經濟權力真空。可以說，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他們并沒有多少的優勢。從海上的力量來看，當時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區，而西太平洋則是中國人的控制區。西歐人出海向大西洋擴張，一開始還可說沒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發展情況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紀之前，印度洋上的貿易還是由本土的網絡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來的英國人、法國人等等，都是依靠原來商人的貿易網絡，與之合作，才能進行商業活動。甚至直到19、20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其工業資本的優勢大舉進軍時，當地原來的商業資本的活動也并未停止，甚至還有所發展[14]。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當地經濟的自主發展。可見用沖擊回應模式來觀察、解釋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是不正確的。

至于說到資本主義萌芽，則我國的研究已進行得十分深入，雖然其中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有時難免和西歐的情況生硬比附，但我以為它成績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國經濟的自主發展，對西方的人口模式、沖擊回應模式、施堅雅模式、俄國的恰亞諾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從中國本身的歷史實際出發而擯棄其不正確的東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論、模式的道路（這方面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請注意吳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這個問題上曾寫過一篇小文[15]，許多看法不一定正確，但我想要強調的是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并非一帆風順，其間經過許多萌芽、發展、曲折、夭折、中斷、反復，所謂14、15世紀出現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還可以討論）的意大利的資本主義到16世紀就夭折了，有希望發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資本主義也中途衰落，后來的英國、荷蘭的資本主義才慢慢發展起來。奇怪的是我們有一些人的邏輯。即中國的資本主義很久沒有發展起來，所以說它的萌芽太為勉強，還不如不說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來是徹底夭折了，可是說它萌芽反倒沒有問題，其理由好像就是因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國家。我認為這就是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對我們的影響了。近人王國斌的研究指出，無論是中國和歐洲（西歐），在18世紀之前，農業和農村工業的發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著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所分析的發展周期，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差別。19世紀西歐之所以能產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奪和技術的進步[16]。這也很可以為我們的資本主義萌芽無望論者參考。

為了破除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對我們的控制，我曾經提出西歐的封建社會比我們認為的要長一些，大約要到18世紀才終止[17]。這只是引述許多西方學者近來的看法，他們大都能承認近代早期和中世紀并無本質不同。我還從社會經濟、政治方面，指出工業革命前的西歐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社會[18]。現在還可以補充上布羅代爾所引用的貝洛什計算出來的18世紀世界各國人均國民收入的數字（單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國（1700年）為150到190；美洲英國殖民地，即未來的美國（1710年）為250到290；法國（1781～1790年）為170到200；印度（1800年）為140到200；日本（1750年）為160；而中國（1800年）達到228，令人吃驚[19]。同處布羅代爾還說，如以1800年的歐洲和非歐洲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統計來看，則歐洲為213，而非歐洲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當時的第三世界所以高，是因為中國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沒有仔細考察過這些數字的可靠性，但它作為一種參考我想還是滿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說是一些“大膽的假設”，需要許多“小心的求證”。我認為，經過艱苦的努力，我們一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世界意義上的世界史體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對我們的束縛（世界史體系更重要的是對19、20世紀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發表意見）。在已經到來的21世紀，如果能給它的出現帶來新的一縷曙光，則幸甚焉。

注釋：

[1]薩義德：《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他的這本后現代著作對我這個頭腦也許還未現代化的人來說實在晦澀難明，不過他的上述意見我以為甚有啟發性。

[2]參看施治生、郭方：《“東方專制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3期。

[3]參看廖學盛：《魏特夫的臆斷和古代希臘歷史》，李祖德等編《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4]參看M.Bernal,BlackAthena,Rutgers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5]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頁。

[6]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70～176頁。

[7]W.H.McNeil,TheRiseoftheWest,Chicago,1964,p249.

[8]P.Channu,EuropeanExpansioninlaterMiddleAges,Amsterdam,1979,p215.

[9]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80～283頁。

[10]P.Channu,.op.cit.p278.

[11]以上數字轉引自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563頁。

[12]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9頁（只取西歐部分）。

[13]轉引自陳勇：《海道大通與世界交往》，黃邦和等主編：《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頁；還可以參看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頁。

[14]K.McPherson.TheIndianOcean—AhistoryofPeopleandtheSea.OxfordUniv.Press,1993.

[15]《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檢討》，《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6]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上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老友龐卓恒對我的觀點作出了回應（當然是不同意的回應）．對此十分感謝．因為有回應總比無人理睬要好。參看龐卓恒：《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頁。實際上這絕不是我的什么新觀點，例如就在龐所主編兼總審校的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紹了不少主張1750年才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成立的觀點；而布瑞德更認為現在大多數學者主張1750年是歐洲舊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線。參看T.A.Bradyetal.Edited.

[18]馬克垚主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19]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617～618頁。原載：《文明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