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興亡原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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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南越的興亡與西漢的強弱緊密相連。漢初，財力不足，內憂外患，內有諸侯王的威脅和叛亂，外有匈奴的進攻和掠奪，又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虛弱的西漢無力進攻南越，只好對其實行帶有政治妥協性質的安撫羈糜政策，使南越獲得了一個生存和發展的機遇。漢武帝時，財富充足，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解除了匈奴的威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了思想。經濟、政治、軍事實力明顯增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完全具備了消滅南越的條件。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內亂，西漢乘機消滅了南越。

關鍵詞：南越；西漢；興亡；強弱

一

秦末漢初的南越國（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粵，在越南被稱為趙朝或前趙朝。都城番禺（今廣州）。疆域包括今天廣東、廣西兩省的大部分地區，福建、湖南、貴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區，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建立的，自趙佗共傳五世九十三年，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漢滅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雖曾兩次臣屬于西漢，成為西漢的藩屬國。但趙佗表面稱臣，背后稱帝，南越國實質上是與西漢并立的封建政權。

二

秦漢之交，南越為何能夠興起并延續近百年呢？除與內部因素有關外，還與西漢前期的國情緊密相關。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趙佗抓住了歷史機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時，陳勝、吳廣領導了大澤鄉起義，人民紛紛響應，中原大亂。此時,秦朝南海郡尉任囂病且死，召其屬下趙佗說：“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讓趙佗南海郡尉。任囂死后，趙佗閉三關（橫浦關、陽山關、湟谿關，這是從北方通向嶺南的重要關口），誅秦吏，安排自己的親信黨與。秦亡后，他又擊并桂林、象郡，管轄整個嶺南三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統治中，趙佗還采取了一系列開明措施，如“和輯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風俗習慣，提倡漢越兩族通婚，正確地處理了漢越之間的民族關系。面對西漢的安撫羈糜政策和經濟扼殺政策，時而俯首，時而進攻，機動靈活地處理了同西漢的外交關系。充分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

第二，南越具備立國的條件。從南越的國情來看，它不同于漢朝所分封的其它諸侯國。首先，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嶺，南靠大海，政權遠離中原，相對封閉而安全。其次,地形險峻，環境惡劣，易守難攻。史載，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2]“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瀉霍亂之病相隨屬也。”[3]“限以高山，人跡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4]“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戰中，趙佗沒有出兵中原，與豪杰虎爭天下。而是采取“絕道”、“閉關”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發展生產。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極治理，南越政權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第三，漢初，社會經濟凋敝，財源不足，無力消滅南越。由于秦朝的殘暴統治，再加上戰爭的破壞和殺戮，社會生產遭到嚴重損失，人口銳減，人民普遍厭戰，農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漢政權，府庫空虛，財政困難。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另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這種殘破的經濟形勢，對于新建立的西漢王朝是一大嚴重威脅。因此，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穩定統治秩序，成為鞏固政權的首要任務，消滅南越，既非當務之急，也為財力所限。

第四，西漢前期，王國問題威脅著中央政權的安全，削弱了西漢的綜合國力和對外進攻的力量。楚漢戰爭時，為打敗項羽，劉邦曾分封韓信、彭越等人為王，這些異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廣大，嚴重威脅著中央集權，漢初，劉邦逐步鏟除了這些異姓王。同時，又分封了一批劉姓子弟為王，高祖時，諸王年幼，權力由王國的相、太傅執掌，其弊病尚未顯露。劉邦去世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諸王勢力日益膨脹，擁有征收賦稅、任免官吏、鑄造錢幣等大權，他們“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6]“出入擬于天子”，“不聽天子詔”，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藩”，認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7]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以“誅晁錯、清君側”為旗號，率領七國叛漢。這次叛亂雖然很快被鎮壓，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國問題的嚴重性。王國問題是關系到西漢生死存亡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它延續時間長，威脅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權，影響了團結和穩定，分散了最高統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無法集中力量消滅南越。

第五，為抗擊匈奴，西漢把主要兵力調往北方，很難再抽調重兵進攻南越。楚漢相爭時，匈奴冒頓單于東破東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堅昆等部，南滅樓煩、白羊，重占河套地區，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匈奴族已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奴隸制軍事政權，擁有騎兵30余萬，虎視眈眈，隨時南侵剛剛誕生的西漢王朝，嚴重威脅著西漢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劉邦被匈奴圍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南），七天七夜才勉強脫險。面對強悍的匈奴，虛弱的西漢被迫實行屈辱的和親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時，匈奴仍不斷南下，燒殺搶掠，幾次甚至打到長安附近，長安城警報頻傳。在漢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間，匈奴始終是西漢的最大敵人和致命威脅。這一嚴重局面，迫使西漢幾乎把所有的國防軍事力量調往北部邊境，根本無力南顧。

第六，漢初的政治指導思想是黃老學說，在其影響下，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一學說的特點是：極力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作為”越少，越能緩和社會矛盾；越“有為”，民就越“難治”。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漢初采取“順民之情、與之休息”[8]的政策，以適應恢復生產、穩定秩序的需要。漢初的竇太后和蕭何、曹參等丞相，大都“治黃老之術”。當時百姓歌道：“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9]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雖然為恢復社會生產、鞏固統治秩序創造了條件，但它卻限制了統治者的思想和作為，束縛了他們開疆拓土、消滅南越、統一南方的雄心和行動。

三

秦末戰爭，中原大亂，為南越立國創造了機遇。西漢前期，虛弱貧困，內憂外患，無力滅南越，對南越實行帶有政治妥協性質的安撫羈糜政策，為南越的生存和發展再一次創造了機遇。經過七八十年的發展，到漢武帝時，西漢的經濟、政治、軍事、思想和社會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南越卻日漸衰微。消滅南越的時機已經成熟，條件已經具備。

第一，漢朝的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和“文景之治”，漢武帝時，生產發展，社會穩定，人口增加，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有一段精彩描寫，“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這與漢初的經濟形勢相比，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進攻南越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第二，王國問題基本解決，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馀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10]漢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頒布“推恩令”。規定諸侯王由嫡長子継承，其他諸子都在王國內分到封地，作為侯國。“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11]從此，“大國不過十余城，小侯不過數十里”。[12]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諸侯王網羅人才，以達到孤立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以諸侯王所獻“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為借口，奪爵、削地達106人，占當時列侯的半數。至此，王侯雖存，但只“衣食租稅”，不問封國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的局面。同時，漢武帝還打擊地方豪強，限制相權，頒行新的選官制度，加強軍隊和對全國經濟的控制。總之，削弱了分裂割據力量，增強了軍事力量，增加了財政收入，提高了綜合國力，為進攻南越準備了條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對西漢的威脅。漢武帝時，由于國家經濟實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權大大加強，掀起了大規模反擊匈奴的戰爭。共打了十幾仗，其中決定性的大規模戰役有三次。第三次發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率領10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遠征。此役，大敗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無力大舉南下，“是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13]。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的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徹底解除了匈奴對西漢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脅，從此，西漢可以調動全國的軍事力量，傾國南下，再無后顧之憂，放心大膽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漢的政治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文景時，王國威脅中央，豪強兼并農民，匈奴不斷侵掠，“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已不能適應經濟、政治發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現了由無為向有為、由道家向儒家轉變的趨勢。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4]其核心是主張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年，武帝采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15]的賢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為相，一律罷黜不治儒家五經的博士，延攬儒生數百人，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此，漢武帝徹底拋棄了漢初的“無為”思想，不斷“有為”，內削王侯，外擊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機消滅陽奉陰違的南越。這一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雖不利于學術文化的發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統治者利用儒家積極入世思想，開始奮發有為。有利于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為消滅南越、統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第五，南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斗爭激烈，導致政局動蕩不安。趙佗死后，継位者平庸無能，根本無力對抗強盛的漢朝，對西漢的依附性越來越強。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令南越王趙興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鄲人，入越前曾與漢使私通，所以，年輕的太后和年幼的趙興愿意“內屬”。但代表越人貴族勢力的丞相呂嘉極力反對“內屬”，史載：“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余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于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16]在太后和漢使的脅迫下，呂嘉起兵叛漢，殺趙興、太后和漢使，立趙建德為王。公元前112年，漢武帝乘機發兵，派路博德、楊仆分路進擊，次年，破番禺，滅南越，將南越分設為九郡。從此，嶺南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進一步促進了嶺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漢越兩族的融合。

總之，南越的興亡，是與西漢的強弱緊密相連的。成敗興衰各有因，分離聚合豈無憑。歷史的奧秘就在于此。

注釋：

[1][16]《史記·南越列傳》

[2][3][4][5]《資治通鑒》卷第十七

[6]《漢書·諸侯王表》

[7]《史記·吳王濞列傳》

[8]《漢書·藝文志》

[9]《漢書·蕭何曹參傳》

[10]《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11][15]《漢書·武帝紀》

[12]《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13]《漢書·匈奴傳》

[14]《漢書·董仲舒傳》

參考文獻：

①《史記》，司馬遷，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

②《漢書》，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資治通鑒》，司馬光，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④《中國史綱要》，翦伯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中國通史》，范文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國古代史》，朱紹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中國古代史》，徐高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