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四言詩發展變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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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漢四言宗廟郊祀歌有楚辭之風、勸諫之意，東漢以后此類詩走向僵化，成為一種純粹頌芙的贊歌；文人抒情言志詩則因儒家思想的崩潰走向新生，成為一種可以自由抒發的詩體；稱譽應答之詩則因為東漢之末品評之風的流行而開始興盛。這些變化深刻地反映了四言詩從政治和儒家思想的附庸走向獨立的過程。

關鍵詞：兩漢；四言詩；發展；變化

王莽之亂將漢分為西漢和東漢，雖同為劉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襲，但時代有別，不同時期又自有其時代特征。西漢文壇楚風濃厚。大賦興盛，學術方面是經學大盛，儒家經典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在東漢之初走向極端后，統治地位開始慢慢動搖，楚風浙淡，大賦趨向衰落，抒情小賦興起，五言詩開始涌現。學術方面反讖緯、反虛妄的思想開始活躍并漸深入。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作為一種雅正詩歌，四言詩也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西漢四言詩的特點是受到《詩經》和《楚辭》等的雙重影響，重在模擬，歌功頌德之詩尚未僵化。但個人情感則備受經學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詩則不多見；東漢四言詩經歷由強調頌美到詩歌創作重情求真的轉變，逐漸擺脫對經學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頌德之詩已無文采可言，但在個人情感抒發方面則出現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詩歌。本文擬就詩歌內容和語言來分析兩漢四言詩的發展變化。

一、歌功頌德之詩趨向僵化

兩漢歌功頌德之四言詩主要有兩種：一是宗廟郊歌，如高祖時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時《郊祀歌》中的《帝臨》、《青陽》等，東平憲王劉蒼《武德舞歌詩》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頌德之詩，如譯吏翻譯白狼王唐蕞獻歌《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遠夷懷德歌》和班固《南都賦》系詩《明堂詩》、《辟雍詩》和《靈臺詩》等。這些詩主要是歌頌漢德、祥瑞及帝王功績。但西漢和東漢此類詩歌相比較不難看出，發展到東漢這些詩從內容到語言已經僵化，試以郊祀歌為例探討其內容及語言的變化。

西漢之初郊廟歌重在頌祖德。劉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廟。敬明尊德”，其內容純為儒家思想，尤側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嗚呼孝哉”等這樣直接寫“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官庭。芬樹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沈德潛云：“首云大孝備矣，以下反反復復，屢稱孝德，漢朝數百年家法，自此開出。累代廟號，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幾首也主要是歌頌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則師德”等。武帝時期司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謂是一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臨》寫武帝郊祀時“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福缊”的國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分詠春、夏、秋、冬，準確地概括四時特點，歌頌萬物和季節的和諧。唐山夫人和司馬相如的這些詩歌不僅僅歌功頌德，還有勸誡之意，如陸侃如所云“多祝頌及教訓的話”。如“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嘲即告誡漢臣民只有順承先祖美德，子民才會安定，國家才會統治四方，天下才會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有語重心長之感。“這歌格韻高嚴，規模簡古……西漢樂章可與三代比擬的就只有這房中歌”。《郊祀歌》中對天地四時的描寫意在使統治階級順應季節的變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還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都有告誡之意在里面。但到了東漢以后，此類詩歌內容則完全淪為國家的頌美之詞。這和東漢之初的統治思想有關，東漢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圖讖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漢宮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白虎通義》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時期撰集而成。詩經學的神學化至此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東漢以后詩歌也重在美漢德、歌圖讖，東平憲王蒼進獻的《武德舞歌詩》雜糅“天人感應”說以應圖讖。“章明圖讖。放唐之文”叫。班固《兩都賦》后附四言詩三首，簡直就是頌詩的翻版，索然無味。其一《明堂詩》：“于昭明堂，明堂孔陽。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表現出“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等內容和虛妄之詞。西漢之初的宗廟詩歌頌還透著一種警醒和勸誡，東漢則這種諷諫之意全無，都是純粹的頌美之詩。

西漢楚文化濃厚，魯迅《漢宮之楚聲》“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長登帝位，其風遂亦披宮掖。”所以西漢郊廟之歌受楚風影響很深。其中《安世房中歌》“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語言不甚艱澀枯燥，“其中描寫的地方，一方面雍容爾雅，不專以典重見長；一方面詞句秀麗，頗有楚辭的風味”。如第一章最后四句“芬樹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被沈德潛評為“幽光靈響，不專以典重見長”又：“《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鬻鬻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寫音樂“清思呦呦，經緯冥冥”，極其形象的描繪了音樂的感染力量，梁啟超評價云：“此歌為秦漢以來最古之樂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詞藻稍趨華澤，音節亦如舒曼，周漢詩歌嬗變之跡，最可考見”。《郊祀歌》寫四時的語言形象生動。如寫秋天：“西顥沆陽，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冬天：“玄冥陵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描寫極具特征，文從字順，旨趣了然，“體裁和氣格，有點出自《詩經》的三頌，卻并不襲三頌面目，有點出自楚辭的《九歌》，也不襲《九歌》面目，最少也是熔鑄三頌《九歌》，別成自己的生命。”

東漢郊廟歌語言沒有創新，完全模擬《詩經》。如東平王劉蒼進獻的郊廟歌詩《武德舞歌詩》，幾乎就是《詩經·清廟》的翻版，劉蒼詩對《清廟》僅做了幾處改動而已，把五字句變為四言，比《清廟》更古奧莊重。“于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詩經·清廟》)“于穆世廟，肅雍顯清。俊義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天，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劉蒼《武德舞歌詩》)

班固《東都賦》系詩三首流于頌語，如其二《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圣皇蒞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胡應麟評價為：“太質無文”。白狼王唐蕞進獻的三首詩之一：“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曲申兼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顧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樂德歌》)雖沒有沾染東漢濃厚的經義讖緯之學，卻又走向另一極端，詩歌直白如文，“太淺無味”，亦沒有什么價值。隨著東漢頌體文學的繁榮，此類詩歌以后不見有載。

二、抒情言志詩走向新生

在經學思想濃厚的西漢，詩歌主要抒發的是詩人在政治、儒家禮儀等的規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實的內心世界并無表露；東漢以后，隨著儒家思想的日漸松動，社會的日趨黑暗，文人開始關注自身命運，四言詩逐漸擺脫經學教義的束縛及對政治的依附，成為一種可以自由抒發的詩體。

西漢韋孟的《在鄒詩》、韋玄成《自劾詩》，在“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儀”的詩歌理論規范下，詩歌中透出一種依經立義的意味，個人的行為無不是以經義來約束自我。西漢孔藏《楊柳賦》寫到朋友宴飲時的情景：“幾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肴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凄揚。飲不致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賦詩要“考以先王”，喝酒時言行舉止要符合典章禮儀“事有紀綱”，西漢文人之言行謹慎由此可見一斑。韋玄成的《自劾詩》很鮮明的表現了在經典約束下的自我批評和警誡。東漢之初的傅毅《迪志詩》也還透出這種意識“秩秩大猷，紀綱庶式”。正因為這種思想的影響。他們在述志時都無一例外的要敘先烈、述祖德。韋玄成《自劾詩》敘述先祖：“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和傅毅《迪志詩》：“于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跡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土。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連我顯考”，如出一轍。但傅毅在詩中表現的思想和情緒與韋孟、韋玄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傅毅之詩在于“將敘先烈，述祖德與勵志緊密結合起來，既不同于韋孟詩中詩旨不統一和情感游移的情況，也沒有韋玄成詩中畏縮的情感表現。彌漫在漢末士人心頭的那種渴望通過建功立名實現個人價值的觀念已初現端倪。透露出古老的四言詩體在流變中走向新生。”而且詩中有了作者自己個人意識的覺醒，不純粹是在典章之下的呻吟：“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灌溉，誰能昭因。啟我童昧，……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已有了對時光荏苒、時月如流的感慨，使得詩歌的抒情部分有了作為個體面對無情的時間流逝而發出的真實感嘆：“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在自勉自勵中不時流露出對個人生命的擔憂。四言言志詩至東漢已經開始轉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實細微的文人感受，傅毅這首詩已經透露出四言詩新變的跡象。

東漢中葉以后，隨著社會的日益黑暗，世風發生了變化，文人們的思想已經開始從外在的經典禮教的束縛轉向對自我內心的審視，如朱穆在《崇厚論》中說：“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后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其思想明顯帶有道家思想的色彩，已經開始趨向率性而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機。這種思想的產生是源于禮法廢弛、社會風氣頹靡的現實，開始把禮義重重的外在約束點點剝落，從而轉向個體內在的心性；在生活態度上即表現為重情求真的傾向，在文學上則表現在單一的以頌美為旨的文學局面向趣味化、抒情化審美新潮轉變的趨勢。詩開始擺脫儒家詩論較為濃重的說教傳統，疏離了對《詩經》雅頌之典正詩風的機械模擬；四言詩更趨個性化、抒情化，雅俗開始相互影響滲透。傳統雅正的四言詩開始沖破厚重的經學桎梏和模擬的范式，重新以生動的形象、清雅的語言、和諧的聲韻來抒發真情實感，表現人生體驗，具有鮮明個性的詩歌形式。這些詩歌敢于大膽表現主觀愛憎，重視抒發真摯情感。藍旭在其《東漢士風及文學》一書對兩漢四言詩風格的變化概括比較全面：“頌美的淪沒、諷諫的式微，是此期詩賦創作區別于東漢初、中葉的顯著特征，代之而起的。一是對現實政治的激烈批判、對傳統教條的叛逆精神；二是對世俗情感、日常生活情趣多方位的挖掘和體驗。與此相應，漢末詩賦的風格亦突破雍容典雅、婉而多諷的模式。不平之鳴則慷概激揚，流連風物則清麗婉轉而聲情搖曳。”閣

四言詩擺脫了功利主義的羈絆，釋放了經學的重負。重重郁積的憤怒和苦悶可以用四言來盡情宣泄，壓抑許久的世俗情趣可以用四言詩來書寫。東漢中期的張衡《怨詩》：“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日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我聞其聲，載坐載起。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此詩前有小序：“秋蘭，詠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表明了立意和主旨。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雖用《詩經》四言形式，但以秋天蘭花喻幽隱的才德之士，抒發傾慕之思，又可體味到融通楚辭的意蘊。感情真摯，個性鮮明，語言清新典雅。全無以前四言詩呆板說教之病，被劉勰贊為“張衡《怨》篇，清典可味”。標志四言詩的新走向。其后的四言詩完全突破了傳統的雅正詩風，這類作品比較明顯的出現于文人思想趨于解放的東漢中后期，其中有抨擊官場上污卑貪婪之勢力小人以表明自己高沽志向的，如朱穆的《與劉伯宗絕交詩》：“北山有鴟，不沽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覽，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朱穆是東漢順帝、桓帝間人，性剛直，居官清廉，對逐利之徒嫉惡如仇。劉伯宗曾幾次投奔他為屬吏，后來此人鉆營為大臣，竟然派人召朱穆去拜謁。朱穆怒其“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冊而作《與劉伯宗絕交書》，并作此詩。全詩皆用比興手法，以鴟比劉，諷刺其丑惡骯臟面目，以鳳自比，以示志趣遇異，只能絕交。語言辛辣，感情激蕩，圖形寫貌，極盡其丑。語言清新流暢，毫無典正古奧之跡。其后一脈相承充分表現沖決傳統思想束縛的還有仲長統的《述志詩》(又名《見志詩》)：“飛鳥遺跡，蟬蛻之殼。騰蛇棄麟，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云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帷，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這是一首言辭大膽解放，個性突出的篇章。“六合之內，恣情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這是絕對的無所顧忌。他還進一步宣言，要“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離五經，滅棄風雅”。作者表面上說要摒棄現實，“敖翔太清，縱意容冶”，但實質上是企圖擺脫儒教桎梏的一種強烈躁動，一種奮力的吶喊。所以他說：“百慮何為，至要在我。”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主觀能動性，是詩人主觀精神的高度張揚。正如元·吳師道所評：“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日：‘叛離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蓋已開魏晉曠達之習、玄虛之風。”仲長統的詩歌對統治兩漢三百多年的儒家進行了反叛，道家思想已出露端倪。其思想之激進，漢代文人詩歌罕有其匹者。

桓帝時秦嘉《贈婦詩》一首，更是大膽打破傳統，用莊重肅穆的四育體來抒發思念妻子之情：“暖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雀，摹飛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嚴霜凄愴，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為。”精心構思，反復比托，以時令景象來渲染獨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傾訴對愛妻的深深眷戀，真切感人，表現出對藝術追求的自覺。

總而言之，西漢抒情言志之詩從西漢走向東漢末年，則不再是儒家經典束縛中的模擬之作。雖然數量不多，也沒有形成一種潮流，但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兩漢文人對四言詩認識上的變化。四言詩完成了一個蛻變的過程，不再背負厚重的經學和政治思想，從高雅的廟堂和政治文學走向了文人的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世界，為建安文人四盲詩創作的輝煌掃清了一切的障礙。

三、稱謄人品才學之詩的興起

東漢中葉以后，國家政權漸為外戚、宦官及其黨羽所把持，出現了外戚、宦官互相傾軋、輪掌朝政的局面，社會日趨黑暗，人們朝不保夕，尤其黨錮之禍后，文人多避禍自保，兩漢經學學風也有了很大差異，章句之學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永元十四年徐防的上疏中即已提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加法”。“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武帝之后，動輒說經至上百萬的情形已不可見；西漢“說圣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為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于后”的局面在東漢中期以后很難見到。《后漢紀·殤帝》中尚敏上殤帝疏中可見：“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后進之士，趣于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士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無經學，競于人事，爭于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縱橫之下，不睹講學之士。”這一時期經學家法廢弛不舉，經生更多的以交游為業，人物品評之風盛行。出現了一些稱譽人品才學之詩，這些詩主要有兩類，一是直接贊美對方：“搞藻揚暉，如山如云。世有令聞，以迄于今”(應季先《美嚴王思詩》)“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后人。”(劉珍《贊賈逵詩》)嗣另一類是文人在交往應答詩中的稱譽和贊美：“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嗍(蔡邕《答卜元嗣詩》)以詩相贈并稱譽對方的詩歌傳統在《詩經》時代已經出現，《詩經·菘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主要贊美申伯美德：“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但這時期的贈詩主要適用于政治外交場合，是站在國家立場上對對方的稱譽。而東漢以后出現的此類詩則純粹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答：“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客示桓麟詩》)“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于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桓麟《答客詩》)

逯書引《文士傳》：“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客乃作詩日云云，麟應聲答曰”叫。年僅十二就可以作詩應對自如，可見當是這種風氣之流行。這些詩一方面稱譽對方，如蔡邕《答對元式詩》：“濟濟群彥，如云如龍”；一方面是虛已之辭，如桓麟《答客詩》：“嗟于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雖然文學成就不高，詩中的言辭用語也多為公式話的陳腔套語，但這些詩已經從先秦時期所關注軍政大計轉而至個人自身層面，從禮儀、外交場合的典雅交際之手段變為日常生活中的文雅談吐表現，反映了作為高雅文學的四言詩已經更加趨向文人化，開了魏晉以后以詩互相贈謝酬答的風氣，如王粲《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晉陸云《贈汲郡太守詩》八章、《贈顧驃騎詩》等皆為四言詩。

西漢之初，楚風盛行，即使郊廟歌辭也還有楚辭之風，但隨著儒家思想的越來越濃厚，漢大賦的繁榮，四言抒情詩比較枯燥，純粹是在經義的約束下的自我訓誡；東漢以后，隨著社會的日益黑暗，儒家經典的統治地位的動搖，四言詩從內容到創作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種正統雅詩，郊廟歌東漢以后走向僵化，成為一種純粹頌美的贊歌，至東漢末年只有在頌體文學中可見。而文人抒情言志詩則因儒家思想的崩潰走向了新生，擺脫了西漢時經學思想束縛下的模擬之風，成為一種可以自由抒發的詩體。稱譽應答之詩在漢末興起，是魏晉贈答四言詩興盛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前奏。這些變化深刻地反映了四言詩從政治和儒家思想的附庸走向獨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