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革命人格分析論文

導語：清末民初革命人格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

近代人格思想可謂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家劉師培與陳獨秀革命思想的重要內容。劉在其所著《倫理教科書》中多次論及人格，稱之為人所具個人之資格。而陳也反復強調：當此除舊布新之際，人人應從頭懺悔，改過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并視恢復獨立自主人格、完其自由人格和實現個人獨立平等人格為己任。由此不難看出，近想人格實為他們的崇高價值追求。有感于封建畸形人格之于中國資產階級政治革命與建設的消極影響，為塑造新型國民，促進中國近代化，他們對此展開了深入的學理清算。

劉師培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畸形人格主要表現為“清而不和”與“和而不清”，認為此類低下人格與革命精神相距甚遠。在他看來，欲激發廣大民眾投身革命，客觀上需要對它們予以深刻批判。在其思想里，“清”與“和”乃對應之辭。前者指品性高潔，昧于合群之理；后者為品德低劣，昧于守身之義。這里的“和”與《中庸》之“和”有別。《中庸》之“和”強調的是處事恰到好處，而劉氏之“和”則為無原則是非。他進而剖析道：“清而不和”者因偏于高峻，視己身價值過高而與現實社會隔膜甚深。他們絕欲遺世，忍情性絕，奢欲以自異為高，絕倫棄類，不復以天下為心，為山林枯槁之流。在中國處于瓜分慘禍，懸于眉睫之際，如此置社稷安危、民族興衰于不顧之徒幾無人格可言。劉痛斥道：“此輩雖克己勵行，與世奚補?對社會不盡義務安得合人格乎?”其鄙視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和而不清”之人，他們視己之價值過卑，處世缺乏人格獨立，多流入卑污。社會中如此之人甚多。他說，“孟子謂無是非之心非人，由今觀之，無是非之心者何其之多。”這些人和光同塵，不知節義為何物，寡廉鮮恥以自屈其身，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出則為鄙夫，處則為鄉愿。所謂“鄉愿”，即孔子所詬罵的敗壞道德之人，孟子所言閹然媚于世者。很顯然，劉所持立場與孔孟如出一轍，但衡量標準已今非昔比，而是革命派的近代政治價值觀。二者雖形似但質異，難以等量齊觀。

類似批判之論在陳獨秀思想中亦不乏體現，并有所拓展。他指出：社會人格之墮落實“為國亡種滅之根源”。現實中國之危迫于獨夫與強敵實源自民族公德私德墮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為拔本塞源之計，雖有少數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非徒無救于國之亡，行見吾種之滅。在他看來，凡一國之興亡無不隨國民性質之好歹轉移。然而，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愛國思想，在我們普遍的國民性上印象十分淺薄。甚至說中國人無愛國心，只知貪生畏死。日常所爭只為生死，但求偷生茍活于世上，不爭榮辱，滅國為奴甘心受之，故各國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國。對如此知有家不知有國、只保身家不問國事、只知聽天命不知盡人力之陋習，陳痛斥道：“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面，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愧!”

如此卑劣無恥根性的主要社會表現是“雅人名士”逃避現實與同流合污者自甘墮落。對逃避現實之現象，陳獨秀指出：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游惰無擇。由于充塞社會之空氣陳腐朽敗，求一些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在他看來，如此退隱實言行與傳統虛無思想有關。他說：“鑄成這腐敗墮落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來之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彼侵袊嗄甑牟「?。陳稱退隱為弱者不適競爭之現象實際上是對退隱逃避陋習的否定，與劉師培斥“清而不和”之論頗為相似。至于同流合污自甘墮落者，陳認為如此之徒更多。在他看來，墮落者多為愚昧無知、曲學下流，合污遠禍，毀節求榮等性格卑劣之人，他們所持思想是順世墮落的樂觀主義。具體表現在社會上群喜從同，惡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惡視為其群道德之精華。在道德上人秉自然，貪殘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識，而無抵抗實行之毅力，亦將隨波逐流，莫由自拔。即使是有碩德名流之譽的賢人君子亦乏抵抗力，言行消極、脆弱、退葸、頹唐，馴致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地易位。由于許多人視做官發財為人生之目的，人間種種罪惡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無所忌憚。此等卑劣思維與社會惡習相沿而日深，鑄為國民之常識，為害國家莫此為甚。真可謂“濁流滔滔，雖有健者，莫之能御”。而那班圓通派，心里相信綱常禮教，口里卻贊成共和；身任民主國之職位，卻開口一個綱常，閉口一個禮教。如此不以為恥，曲學阿世之舉表明他們的道德人格卑劣。所以，陳獨秀情不自禁地質問道：以君子始，以小人終，詐偽圓滑，人格何存?由是可知，中國社會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相習成風，廉恥道喪，正義消亡，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茍安脆易圓滑之國民性!嗚呼，悲哉!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

總之，劉師培與陳獨秀對封建腐朽人格及其影響的批判呈不斷加深之勢。其言論雖不乏過激偏頗之處，但蘊涵其中的深沉民族憂患意識躍然紙上。他們致力于實現資產階級政治理想，順應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趨勢，凸顯了人們追求美好理想的真誠愿望。

二

劉師培與陳獨秀在深入批判之際，努力融合中西思想之精華，闡釋了頗具一定理論深度和體系的近代人格思想。就劉而言，其革命理想人格主要體現為“人人具個人之資格”，體現了濃厚的近代人權思想意識。而此一人格的實現主要通過“以中矯偏”改造現存兩類畸形人格而來。他說：“今欲人人具個人之資格，必折衷清和之間”。在他看來，“清而不和”之人雖“流于隘”，卻能堅守道德，頗具獨立精神；而“和而不清”之輩盡管“流入不恭”，視修養為兒戲，但其積極人世實屬可貴。因此，取二者之所長，擯棄其所短，糅合西方近代人格合理內核，可使中國近想人格具有“清而不流于絕物，和而不流于媚世”的品格和“剛柔”之德。具體而言有三：積極人世，人格獨立；崇尚自強不息和尚武精神；家族為輕，國家為重。

首先，積極入世，有所作為，同時堅持人格獨立。劉師培痛斥避世之人“趨利避害”之舉，呼吁人們無所顧忌地投身于革命，敢于實行破壞。他說：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具體到中國的事情，沒有一椿不該破壞的，家族上的壓抑，政體上的專制，風俗、社會上的束縛，沒有人出來破壞，是永遠變不好的。他急切呼喚人們行如激烈派之人，去從事空前絕后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認為那種離塵絕世之人，只會把中國弄得滅亡。只要人民都快快地出來辦事，不要有遲疑，中國的事情就可一天一天好起來。

劉師培雖主張積極人世，但也反對媚世。他認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侮曼人者即侮曼天也。其著作《中國民約精義》旨在“證以盧說”，深具崇尚人格獨立之義。其所提倡的破壞論實乃破流俗之束縛，追求人格獨立的明確宣示。這主要包括獨立、自由與平等。所謂“獨立”即“中立而不倚”。它是人獲得近代自由、平等的先決條件。從國家、民族大局來看，它又為自強之要件。其要求廣大民眾“由自立以求自強”表露出濃郁的愛國之情，因為晚清之際中國貧弱雖有諸多原因，但人無獨立性當屬其重要一端。他指斥世人無立身守道之心，外托道德之名，內藏貪污之色，色厲內荏，言與行違，事事必飾圣賢之跡，以風度自矜。如此惡習理當滌除凈盡。他猛烈批判“三綱之說”體現了此一價值追求。在他看來，“三綱之說”源于漢代，為先秦所無。但經后儒詮釋和統治者藉政治之力推廣，影響至為深遠。就人格論，它完全否定了臣對于君，子對于父，妻對于夫的獨立人格，嚴重阻礙了革命的發展。劉之抨擊旨在撥亂反正，塑造近代獨立人格。他要求人們既不避世亦不媚世，行如剛德之人，不顧流俗之是非，亦不惑于當前之利害，積極人世，以獨立精神奮發有為，獻身革命，為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雖忤世絕俗而不辭”。

其次，斥退讓之說，講求自強不息和尚武精神。劉師培認為，中國自古以來以退讓為美德。其實，此德弊端甚多。它雖與老子貴柔賤剛之說有關，但更多的是廣大民眾為名教所囿、為禮法所拘的結果。它使人們忍讓退縮、麻木自卑、膽小怕事，中華民族在晚清的厄運與此有莫大關系。他說：自退之心生，非惟于己身不求進益，即他人侵犯己身之自由亦將含垢忍辱，匪惟不拒他人之侵犯，且放棄一己之自由，以此為包容，以此為能忍，且以賢人長者自居，不知放棄權利與辱身同。故退讓之人即卑污之人。他大聲疾呼：今欲人人具有人格，非斥退讓之說，何以禁世人之放棄權利哉?

為達到上述目的，劉師培認為：惟有講求自強不息，崇尚尚武精神。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已包含剛健自強的思想資源，如《易傳》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他看來，所謂君子并非對少數人而言，而是通乎上下而言，不獨君卿大夫在其中，即士庶人亦在其中。在革命中，人人應做君子，懷抱濟世救民之志，發奮為雄。同時，還需講求“尚武”精神。他認為：整軍經武，實為先王立國之本。而中國自三代以來不以尚武為立國之本，至宋儒以降，并以勇德為諱言，而使武之精神愈消磨于不覺。其實，古代以勇為達德，與智仁同。強調崇尚勇德。在現實中國，國難當頭，若非使人人盡返其服兵之責，將何以挽積弱之風?這里，劉將自強不息與尚武精神結合起來，呼喚人們積極進取，以嶄新的姿態迎接時代的挑戰。

再次，家族為輕，國家為重。劉師培崇尚整體利益，強調為社會、國家、民族盡忠。向往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獨立等人格思想雖為其價值追求，但客觀現實需要人們自覺犧牲個人私利以服從國家、民族利益。為此，他借用顧炎武之言強調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边@飽含著他對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感、時代感與使命感。他說：報國家之途萬，要須各盡其一分子之職分，殫精竭力，死而后已。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心態躍然紙上。前已述及的反“三綱之說”，其主旨之一在于構建新型社會倫理、國家倫理，即將原來對父母盡孝之倫理移于社會、國家客體上。他說：“對于社會、國家盡倫理，亦為孝親之一端也。”合乎時代需要的社會倫理是人人皆以社會為重，己身為輕，社會之事皆己身之事。甚至必要時，毫不猶豫地犧牲一己之生命而為社會圖公益。在國家倫理上，他認為應視國家利益等同于小家利益，在難以兼顧二者時，舍小家顧大家。他說：以國家較家族，則家族為輕國家為重，此論與傳統的殺身成仁、勇于犧牲、愛國愛民的精神相一致，蘊含著劉師培為了近代國家、民族公利而不惜犧牲個人私利的強烈愿望。

欲實現上述目標，劉師培賦予傳統朋黨、修身等以近代義。政黨乃近代國家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近代人格的形成雖離不開傳統家族改良(詳另文)，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中國近代政黨。在他看來，中國社會倫理不發達在于中國無完全社會之故，即無黨無會，因為中國數千年來以黨為大戒，致民風日趨于弱。比較而言，泰西各國無事不有會，無人不植黨。如此民眾方可以相助相保。西方社會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各國均以黨而興。欲興中國，則不得諱言朋黨。而中國近代人格重構亦應作如是觀。他說：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會始。欲成立完全社會，貴于有黨也。只要民各有黨，社會之倫理可以實行矣。公德意識淡薄是封建畸形人格癥結之所在，而由傳統家族社會向近代公民社會轉變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近代演化的必然趨勢。如此方法勢必有助于深化這一主題

至于修身，劉師培著眼于轉換傳統思維方式，由修身為家發展為既為家更為社會、國家。他指出：一般所言之修身旨在自治其身而使己身為完全之人。其核心為人人當盡其為人之道。但傳統的修身“僅為實踐家族倫理之基耳”。從近代政治學來看，人之于國家關系極大。由于一人性質之不善會害及社會國家，故人人當修身。傳統儒家言修身在于正心誠意，以矯氣質之偏而革一切之惡根。而近代國家乃合人而后成，如果人人能修身，則人人咸知知重，而一國之中無惡人，政治勢必日趨于善，而刑罰將日省。如此思維方式的轉換無疑有利于近代人格的進一步完善。

三

在塑造近想人格上，陳獨秀的思想主張與劉師培的頗為相似，但內涵卻有較大發展，顯得更趨成熟。在他看來，民國成立后，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因為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嘗變更，不旋踵而仍復舊觀。其所言之倫理覺悟歸結為一點就是培育新型國民，塑造近想人格。他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視所需乎為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雖然自共和思想流入以來，民德尤為大進，但真正使國民人人自由自尊、獨立自主，實現倫理上的獨立人格。尚需進一步努力。有鑒于此，陳對近代“新人格”的內涵作了較之劉師培更具革命性和理論深度的系統詮釋：

其一，在理論上，徹底清算傳統舊道德，鏟除扭曲人格之根源。陳獨秀認為，在中國傳統道德政治中，儒家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均使后者淪為前者的附屬品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格。故他指斥“忠”、“孝”、“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在他看來，三綱之根本義是階級制度，其病在分別尊卑，課卑者以片面之義務。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長虐幼。社會上種種不道德的罪惡，施之者以為當然之權利，受之者皆服從于奴隸道德下莫之能違，弱者多銜怨以歿世，強者則激而倒行逆施。其社會危害極大。具體地說，中國人的虛偽、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中國人分裂的生活，偏枯的現象，一方無理壓制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中國歷史上、現社會上種種悲慘不安的狀態無不與它們有關。雖然自古忠孝美談，未嘗無可歌可泣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會之組織，其嚴重惡果之一在于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民德、民志，民氣，掃地盡矣。陳一針見血地指出：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在民國社會，若以孔子教義挽救世風澆漓，振作社會道德，未免南轅北轍。以此種道德支配今日之社會，維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澆漓墮落，是揚湯止沸。其言辭中流露的革故鼎新之意頗為明顯。

其二，在具體內涵上，近代“新人格”需要具有“獨立自治”等精神品格，做到公與私統一。在陳獨秀看來，健全人格之于國家關系極大。他指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塑造時想人格在思想上需要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在內涵上具有獨立自治、自覺自重和自覺奮斗之精神。具體地說，個人自身幸福應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賴他人。其所言自主、進步、進取、世界、實利、科學等均屬于“新人格”的必備品德。在獨立人格中，廉恥等傳統品格亦不可或缺。他雖對“舊道德不適今世”之論表示“贊同”，但又明確指出：“惟將道德本身根本否認之，愚所不敢茍同者也?！比鐐鹘y廉恥等消極道德非孔教所專有。他說：“孔子之教義雖多不適于今之時勢，然其消極道德之信條，如禮讓廉恥等，頗足以針砭今日之頹俗，吾人固當拳拳服膺，并以此自勵勵人?！边@實際透露出消極道德仍具有一定超時空的普世蘊涵。至于傳統三綱五倫等舊道德雖說“在今日已無討論之價值”，但他仍強調“遵理性”對其“忠孝”觀吸收那些有益風化、真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處的思想成分以發生人的忠義之心。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反對誤解新文化運動，拋棄其慈愛美德。于此可見，將中外積極倫理道德思想融為一體成為其塑造近代“新人格”之關鍵。

培育上述精神品格客觀上需要反對退讓避世思想，根除絕對自私之念，積極人世，使公與私統一起來。陳獨秀指出：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于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他要求人們振獨立尚人之精神，不可逃遁惡社會，作退避安閑之想。在社會中，個人的權利理應得到尊重。同時個人主義“決非絕對利己”，強調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在他看來，自利主義者為當今至堅確不易動搖之主義。然那些持極端自利主義者不達群己相維之理，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極其至將社會之組織破壞無余。事實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他要求人們除平日為己之私見，當守合群愛國之目的，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為國家惜名譽，為國家弭亂源，為國家增實力。

其三，在方法上，主要依靠教育、示范和團體的作用。在陳獨秀看來，藉教育可達到培育“救國新民”之目的。他說：教育之道無他，乃以發展人間身心之所長而去其短。對于吾昏惰積弱之民，計惟去短擇長、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而已。教育也離不開示范的積極影響。他認為：近代賢豪，當時耆宿，其感化社會之力，至為強大；吾民之德弊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頭腦中無高尚純潔之人物為之模范，社會失其中樞，萬事循之退化。這從反面強調了模范之于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與劉師培相似，陳獨秀亦看重近代團體的作用。他主張模仿近代西方，由家族團體，進而為地方團體，更進而為國家團體，以此改變中國人民唯統治者之命是從，無互相聯絡之機緣，團體思想，因而薄弱之狀。其團體的核心為政黨。他說：投身政黨生活者，莫不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此于“新人格”大有裨益。至于國家團體，在他看來，第衡之吾國國情，國民猶在散沙時代，因時制宜，國家主義，實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同時他也認識到其潛在不足，指出：吾人非崇拜國家主義，而作絕對之主張；良以國家之罪惡，已發現于歐洲，且料此物之終毀。這些言論無不體現出他所具有的理性精神。

四

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可謂當時中國傳統社會近代轉型在思想領域的反映，體現了革命派重塑近想人格的積極努力。他們依據國情對近代人格思想的系統闡釋，適應了中國新舊體制轉型過程對社會主體人的近代化的客觀需要。就其本身而言，具有明顯的理論特征：

1學術與政治結合。劉師培與陳獨秀均為革命派中文化底蘊深厚的突出代表。此一近代人格思想展示出他們擁有較深的倫理道德素養。事實上，劉氏之人格思想實為其所撰《倫理教科書?！匪忈尩闹饕獌群?。而陳氏的“新人格”在《吾人最后之覺悟》、《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論著中均有相當深入系統的理論闡發。他們的近代人格思想不僅具有較強學術性，而且帶有濃厚致用性，將培育革命人格與培育社會人格有機結合在一起，以實現真正意義上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如此結合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

2傳統與近代貫通。在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里，他們用以闡述的諸多用語既來源于傳統文化之中，也引進了一些西方近代倫理學概念。如劉氏所言清、和、鄙夫、鄉愿、自強不息等無不源自傳統，而人格、公德、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倫理、國家倫理、國家思想則取自西方。從整體來看，新舊簡單雜糅痕跡依晰可見。比較而言，陳氏思想里雖同樣具有中西合璧韻味，但融合程度更高。其思想中包含的中西概念主要有忠、孝、公德、私德、獨立、自由等等。在文化思想上，他們強調道德為“人為之法，皆只行之一國土一時期，絕非普遍永久必然者。”認為道德之為物，必隨社會為變遷，隨時代為新舊，非所謂一成而萬世不易。他們對傳統忠孝、修身及公私統一、人格與財產統一思想的理論闡釋，體現了他們積極融合中西文化并有所創新的積極努力。

3革命與建設并舉。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從橫向上看，均包含兩層深刻歷史內涵：側重于近代國民的培育和立足于學理建設；從縱向上看，破壞與建設并舉。他們欲塑造完美理想人格，首先對傳統封建人格予以猛烈批判。而如此批判最后落實為具體的理論構建，體現了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歷史必然。而他們對近代人格思想分別所作的闡述，比較全面地展示了革命派近代人格思想的邏輯發展，表明革命派將革命與建設較好地統一起來了。

4實踐與理論互動。作為追求中國近代化的實踐者，劉師培與陳獨秀積極投身于革命。這一具體實踐激發了他們動員廣大民眾投身于資產階級革命的熱情?？梢哉f，他們的近代人格思想源自當時社會實際需要，是實踐衍生的思想產物，順應了時展潮流。同時其近代人格思想形成后又反過來作用于當時社會，他們的身體力行即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此一互動有力地促進了清末革命思想的勃興和推動了民國初期思想的建設。

5具體與目標統一。劉師培與陳獨秀人格思想的側重點雖明顯有別，前者立足于政治革命，后者著眼于社會建設，但均適應了時代需要，具有其具體合理性。同時，他們無不將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融鑄其中，體現其內在的價值目標合理性。如此統一實際上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現實追求與理想追求相結合的具體化。

總體而言，上述理論特征是劉師培與陳獨秀人格思想內在本質的必然反映，展示了他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新型國民的無限憧憬和對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他們富于理論的闡述和身體力行，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積極時代意義。

1推動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的發展。從本質上而言，他們的人格思想立足并服務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1903—1907年間，劉師培是革命派中反滿共和宣傳的著名人物。其大力呼喚資產階級理想人格，強調人格尊嚴，追求實現自我價值；崇尚獨立、入世、自強、奮進，為國家民族的崇高利益而奮斗的人格思想，無不展示他那憂國憂民的內在思想特質。而民國的建立客觀上推進了此一近想人格重塑的歷史進程，陳獨秀的理論詮釋體現了民國建設的實際深度。他們人格思想的最大共性在于理論上雖積極向往西方近代人格模式，但在實際上卻與以個人為本位，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的利益至上為核心的西方資產階級人格思想存在一定差異，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有利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的開展。

2豐富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近代思想文化。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各具特色，前者著眼于提倡革命人格，而后者旨在塑造新型國民人格。它們的內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獨特性與傾向性，體現革命派不同時期的客觀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派的理想價值追求。二者的珠聯璧合使革命派的人格思想自成體系且趨于完備，并與其他革命志士的類似思想彼此激蕩，同近代政治理想交相輝映，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近代思想文化的內涵，推動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進步。

3昭示了中國傳統人格近代化的必然趨勢。從倫理史角度而言，此一思想既是傳統理想人格的延伸，又是它的升華。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設計的理想人格為圣賢，其主要特征是“內圣外王”，包涵“仁愛”理想、“中庸”準則、“經世”胸懷、獻身精神等積極合理內核。從劉師培與陳獨秀的人格思想中所表露的救國情懷中可以看出，他們立足于近代中國國情，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一傳統人格思想的合理因子，力圖融合西方近代人格思想以塑造中國資產階級理想人格。他們集批判，繼承，創新于一體使構建中國近代倫理道德的初步嘗試更具特色，與當時保守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激進主義的人格觀有別，成為中國近代人格發展的重要一翼，昭示了中國近代人格的未來趨勢。

4深化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的主題。國民性改造是當時志士仁人在思想領域總體清算封建專制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到清末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人格受到無情踐踏。劉師培與陳獨秀主張用合乎時代需要的新型人格取代封建畸形人格，實際蘊涵一定的民族反思特色，體現了追求人的近代化的內在實質，具有明顯的反封建性，并與梁啟超的“新民”，章太炎的“人的解放”、蔡鍔的“為四萬萬人爭人格”、鄒容的“進人格”、蔡元培的“養成完全之人格”、孫中山的“人格救國”等彼此互動，形成一股強大的傳統思想近代化潮流，深化了中國近代以來國民性改造的主題。

5加速了中國近代倫理學建立的實際進程。從嚴格意義上講，人格思想是倫理學的核心內涵之一。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雖只是中國近代倫理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近代意義難與此一新學科的真正建立直接劃上等號，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倫理學的早日形成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陳獨秀說他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聯系劉之《倫理教科書》與陳之《吾人最后之覺悟》等戰斗檄文，可以看到，他們大膽的宣傳、決斷的態度無疑有助于中國近代倫理學的早日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囿于時代、階級及個人稟性等因素的制約，劉師培與陳獨秀的近代人格思想難免存在一定不足之處。如道德救國色彩甚濃、對人格的學理界定尚未達到成熟的理論高度、對中國傳統人格思的批判與繼承存在一定武斷傾向、重政治人格而非完全近代人格、理論與實踐背離等。在清末民初，劉師培與陳獨秀二者復雜的人生結局給人留下的余響意味深長。前者最終并未“守義”，而是滑向他曾批判過的“和而不清”那一類，走上了變節投敵，助袁復辟的歧路上去了，思想趨于保守甚至反動。但其在清末思想上所作出的積極理論貢獻不可磨滅，需要給以恰如其分的評價，不能因其后來落伍而貶低其人格思想的積極價值。后者則是言行一致，堅守了自己的人格追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革命的旗手。即使在后來政治落伍之際，他仍能秉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實屬難能可貴。對其人格思想，同樣不能因其后來政治退步而全盤否定。他們的近想人格及其實踐昭示：中國近想人格的重塑難以一蹴而就，其間充滿復雜性，需要作長期而艱巨不懈的努力。[摘要]清末民初，革命派中的劉師培與陳獨秀圍繞革命與建設，鞭撻清而不和、和而不清、人格墮落等畸形人格，痛斥民國廉恥道喪，正義消亡。欲塑造革命理想人格，劉主張以中矯偏，使人人具個人之資格，積極人世但不媚世、崇尚自強不息和尚武精神并獻身國家。而在新型國民人格中，陳提倡在理論上清算三綱之說與忠孝節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有獨立自治之精神品格，不可逃遁惡社會，作退避安閑之想，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做到公與私統一；在方法上欲藉政黨、修身、教育和示范等以達到預設之目的。

[關鍵詞]革命派；清末民初；劉師培；陳獨秀；革命人格；國民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