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票號由盛到衰原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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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關鍵詞］清末；票號；盛極而衰；匯兌

Abstract:TheExchangeshopsinthelateQingDynastydeclinedfromitsflourishwhichreflectedthatitsstorageandexchangereducedyearbyyear.Bywayofanalysis,wecouldseethatitsowndrawbacks,theillmacroeconomicenvironment,thecompetitivenessofmodernfinancialinstitutionsandtheimpactofthefinancialturmoilresultedinthisdecline.

Keywords:theLateQingDynasty;exchangeshop;declinerightafterflourish;exchange

票號，又稱“票莊”或“匯票莊”，最初是經營地區間的匯兌，以后也兼營并不斷擴大存放款業務的一種舊式金融機構。近年來一些學者大體認為票號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相當于清道光初年。從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號發展的黃金時期，它促進了商品流通，密切了與晚清政府之間的聯系，成為其財政支柱。陳其田估計票號最盛時，年存款總額1.5億兩，放款利息和匯費等收入每年應在200~300萬兩之間。利潤率也很高，例如平遙幫的百川通資本16萬兩，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獲利66萬兩，資本利潤率103%［1］693。但是從1900到1911年票號盛極而衰，年存放款及匯兌額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

一、票號自身的弊端是票號在清末盛極而衰的內因

在內部組織上，一個嚴密控制的組織,必然導致自閉,而這種自閉將給它帶來災難。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準回家的規定，是受交通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可是，后來火車、輪船方便了，票號總部不顧各地員工的苦苦請求，仍然固守這一陳規，導致人才大量流失。為了實施有力的控制，票號等級森嚴。票號里70%的職工地位低下，他們在學徒期間只有飯吃，沒有工資，勞動強度很大。學徒期滿后，一年工資是幾兩、一二十兩。一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工資有36個等級，其中14%的職員是沒有工資的學徒［2］。剝削嚴重，制度不健全，屢屢出現戰亂中員工攜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號東家生活腐敗墮落，紙醉金迷，吸食鴉片，不理號事［3］58，如此不務正業的所有者無法使票號延續興盛。

在業務經營上，票號墨守成規，其經營方向不能適應時展之需要。票號經營存放款的傳統，歷來強調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動蕩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數退還，而貸放給錢莊、商號的款項，卻極易成為壞賬，無法收回。票號比較保守，1903年，袁世凱任北洋大臣時，曾招山西票商經辦天津銀號，晉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戶部尚書籌辦戶部銀行時，力邀山西票號入股并出人組織，也遭拒絕。1908年，山西票號內部有人提議合組銀行，遭到總號反對［4］559。老號總經理和股東們反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們不識時務、泥古守舊，以及各懷私心，難于理解有限責任。票號拒絕任何改革終至失敗。比如國內電報通達后，曾一度不準使用電報匯款。在近代工業已經興起的形勢下，仍窖藏白銀不敢向產業投資［3］，從而失去了廣闊的獲利渠道。

二、戰亂紛飛、財政困難及國際貿易逆差是票號所處的不良宏觀環境

從中法、中日戰爭到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略，可謂內憂外患，戰亂紛飛。因為經濟決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號的發展必然舉步維艱。戰亂直接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貿易發展，也因此間接影響到金融業，包括票號業的經營與發展，同時戰亂有時還會直接侵襲票號業。例如1900年7月，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號紛紛撤莊回鄉，途中又有遭遇銀兩被搶、賬簿丟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繼而各省響應，清軍反撲，土匪蜂起，社會混亂，許多城市發生焚燒搶掠，殷實商號和金融業受災最重。天成亨票號僅漢口、成都、西安3處被搶現銀100多萬兩，共計虧損200多萬兩。日升昌票號僅陜西、四川就損失30余萬兩，放款無法收回，損失300萬兩以上［3］58。由此可見戰亂影響票號之慘重。

清末天災人禍接連而至，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勢衰微孱弱，財源日益枯竭，開支不斷擴大，財政極端困難。財政的突出開支有龐大的軍費，巨額的戰爭賠款等。清政府在資金緊迫之時往往對票號施加壓力。曾國庫的志誠信票號在庚子以后把業務重心移至北京，該號盡收國庫余資，貸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緩，在應收款400余萬兩、應付款200余萬兩的情況下，因周轉不靈而宣布倒閉，號中經理人員連同股東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為了解決軍餉匱乏的問題，增設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貨捐局嚴追捐銀。這阻礙了商業流通，加劇了“錢荒”，將許多商號推向破產，進而惡化了票號的業務環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戰爭后，貿易逆差開始急劇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3年內，中國貿易逆差總額達1.6億海關兩，為此前37年入超總額的6倍多［5］。多年連續貿易逆差對中國經濟運行極為不利，惡化了票號的經營環境。

三、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搶占了票號的市場份額

光緒末年，中國通商銀行、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及各省官銀錢局號相繼成立。中央一級的官款及大宗匯兌相繼脫離票號，各埠私人銀行、錢莊林立，都以高額利息吸收存款。從1897年到1911年，國內一共設立了官商銀行17家，都以開展匯兌為主要業務。它們大都盡量降低匯費，通商銀行不賺亦要做。1906年戶部銀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經清政府批準：凡設立戶部銀行或支行的地方，“應行匯解存儲款項，均可隨時與該行商辦。”［6］181這使票號所周轉的運營資本在數量上大為降低。1908年設立的交通銀行在第二年收匯1970.05萬兩，其中工商業款占77%；交匯2074萬兩，工商業款占91%［6］183。而這兩筆工商業收、交匯兌原本是各票號經營的。因此，就公私款項匯兌變化來看，票號受國內銀行和官銀錢局的打擊不小，市場份額大為下降，至清亡時它的匯兌量減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紀末外國銀行在華業務迅速發展，不僅壟斷了國際匯兌業務，也極力擠入國內匯兌，與國內錢莊票號相爭。“近來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指山西票號］之利，稍為所奪。”［6］184試以天津匯兌情況的變化為例：天津對上海的棉紗款項的匯兌，年約1000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即占半數，錢莊、銀號占30%，票號僅占20%［6］184。與此類似，許多通商口岸的匯兌業務被外國銀行大量侵占。外國銀行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吸收各種存款，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業的重要內容及表現。到清末，發行的鈔票總額約4000萬元［4］578，并進一步插手票號的存款業務。晚清政局之動蕩，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買辦、商人將資金轉移到外國銀行以求蔭庇，這就縮小了票號資金來源，從而大大削弱了票號的經營力量。

銀行具有票號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因為銀行是有限責任的公司組織，資本比較大，以法人資格經營，管理科學且主要做抵押貸款。因此，票號的市場份額下降實屬必然。另外，隨著近代交通事業逐漸發達，火車輪船已經通行，郵

局、信局也承做匯兌業務或以減費兜攬匯兌，由此進一步減少了票號的市場份額。

四、屢次爆發的金融風潮促使許多錢莊紛紛倒閉并殃及票號

晚清屢次爆發金融風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風潮、1897年股票風潮、1910年橡皮股票風潮［4］571。在19世紀70年代以后的幾次金融風潮中，外國在華銀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場中銀根緊張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國錢莊莊票，不予貸款，反而強行收回錢莊、商號所欠款項，使錢莊紛紛倒閉，也牽累到票號經營。所謂“上海市面錢莊倒閉，牽動匯號，以致金融阻滯，周轉不靈”［6］185。以下舉兩例說明金融風潮對錢莊與票號的影響之大：

1883年爆發的金融風潮是19世紀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積生絲投機失敗引起的［4］573。胡從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領域極有影響，他所經營的阜康銀號和通裕等票號幾乎在全國各省都有分支機構。他1881年囤積生絲，受外商抵制。1883年上海絲價暴跌，胡虧損巨大，進而引發擠兌風潮，阜康總號及其各地分號同時閉歇。外國在華銀行拒絕貸款，錢莊受沉重打擊。據統計，在這次風潮中，上海南北市大錢莊從年初78家到年終只剩下10家，且波及全國其他許多大城市的金融市場。因為錢莊向票號借款數量巨大，錢莊倒閉使票號也深受其害。

在1910年，上海發生了橡皮股票風潮。風潮的起因，是英國人麥邊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橡皮（橡膠）公司”，發行股票，他大造輿論，鼓吹經營橡皮可獲巨利。1909年世界橡膠漲價，于是購買橡皮股票的人大增，許多商人向錢莊貸款購買，錢莊本身也投以巨資，橡皮股票遂上漲20多倍。麥邊趁機將股票全部賣出，卷款潛逃，股票價格一落千丈，大批錢莊與票號因此倒閉［7］。有人估計，華商在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了上海市場的金額約為2600萬-3000萬兩之譜［6］169，投入倫敦市場的約為1400萬兩［6］169。因此，投入資金的總額約在4000萬-4500萬兩左右，從而上海錢莊手中可以調動的資金幾乎完全被橡膠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是正常的貿易強烈地感到缺乏資金的支持［6］169。到了1910年9月，正屆每年繳付庚子賠款的期間，當年應支付190萬兩。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庫竟是“庫空如洗”；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錢莊破產而資金緊張，蔡所撥給源豐潤等莊號的官款一時也無法收回。迫于政府壓力，蔡乃煌只得向貸用官款的錢莊限期歸還借款。這迫使源豐潤周轉失靈，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其在北京等地的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余萬兩①。延至1911年3月下旬，又有李鴻章之子李經楚經營的大票號義善源受源豐潤銀號倒閉的牽累，雖經各方羅掘，盡力支撐，終以負債1400萬兩而破產［8］，其19家分號也隨之閉歇。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全國響應，各省票號毫無準備，放款無法收回，擠兌成風，在兵亂中受損慘重。而由于各省官錢局濫發紙幣，湖北、河南等地立即出現擠兌風潮，票號為顧全信譽，盡力維持兌現，收進大量紙幣。這種紙幣在民國初年兌換現金必須貶值折扣，往往不及原來價值的一半，票號損失嚴重。據統計，革命興起時即倒閉的票號有17家，革命后接連倒閉的有3家，以后幾年又倒閉2家［1］694。票號從此一蹶不振。

在晚清時期，票號對國內國際貿易的結算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清末票號的發展面臨著內憂外患，因為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觀環境、現代金融機構的競爭和金融風潮的影響，票號盛極而衰。

①參見《東方雜志》第7卷，1910年第10期，130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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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范衛鋒．晉商票號的衰亡宿命［J］．商界，2006，（5）：44．

［3］孔祥毅．山西票號衰亡的原因與教訓［J］．中國金融，2003，（19）：58．

［4］馬敏，朱因英．中國經濟通史：第八卷下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18．

［6］張國輝．晚清錢莊和票號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7］楊曉焱，童元松．金融市場學［M］．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7：11．

［8］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上海錢莊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