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思想通識教育理念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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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Dewey，J.）是20世紀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對我國以及英國、蘇聯、日本、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不少國家的教育產生過深刻影響。在我國，有關杜威教育的研究已有許多重要成果。然而，專門研究杜威高等教育思想的成果并不多，杜威教育思想中蘊含的“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理念迄今沒有得到重視和研究。①當前，我國（大陸）高等教育已經邁向普及化階段，不少大學開始探索如何走應用型大學道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中隱含的“通識教育”理念對這些大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這一方面的研究也可以進一步拓展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邊界。

一、杜威教育思想中“通識教育”理念產生的背景

杜威“通識教育”理念產生的時代正是美國高等教育學界有關課程體系激烈競爭的時代，參與方分別是人文主義者與職業主義者，后者認為學院的最高宗旨就是為學生就業作準備，前者作為古典課程的繼承人，強調堅持博雅教育的課程理念，培養學生的反思和自我認識能力。[1]換言之，這一時期有關大學課程的爭論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崇尚古典課程的通識教育傾向；另一種是崇尚專業化的傾向。杜威敏銳地察覺到：“我們的大學成了無根基的土坯房，充斥著無用的‘通識’教育，同時伴隨著過分限定目標和內容的特殊教育形式。”[2]（一）大學通識教育有崇尚古典課程傾向。所謂崇尚古典課程的通識教育傾向是指強調通識教育應以古典著作為主的傾向。從殖民時期開始到通識教育理念流行之前，美國大學深受英國“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理念影響。①1828年發表的《耶魯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影響。該報告強調，耶魯學院崇尚的是“自由教育”，關注的是人生各個階段都需要的東西，比如判斷能力和鑒賞能力等。而對專業教育不屑一顧，因為在報告撰寫人看來，“專業教育”關注的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某些人所需掌握的東西，比如商人所需要的某些商業專門知識。[3]根據《耶魯報告》的解釋，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對學生進行思維訓練，提高學生的分析力、辨別力、判斷力、想象力和記憶力，挖掘學生的天賦的潛能，同時，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精神和勤奮的品質，指導學生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學習古典名著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徑。因為學習古典課程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品味和鑒賞力，而且是有效的官能訓練過程。從《耶魯報告》發表到20世紀初，在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形成過程中，這種崇尚古典課程的傾向依然十分明顯。例如，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考什（Cosh，J.M.）主張大學課程以古典課程為主，不贊成商業、機械制造、農業的學科進入大學課堂。[4]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Hutchins，R.M.）更是崇尚古典課程，推行“芝加哥計劃”和“名著計劃”。對于這一時期通識教育的特點，美國學者科恩（Cohen，A.M.）和基斯克（Kisker，C.B.）得出了類似結論：“從1828年的《耶魯報告》到20世紀30年代的‘名著運動’（GreatBooks），都極力倡導古典課程體系。”[5]杜威對大學通識教育中這種崇尚古典課程的傾向是不滿的，覺得這類通識教育課程遠離現實需要，是“無用的”。這是杜威隱含的“通識教育”理念產生的重要背景之一。（二）大學教育專業化傾向日益凸顯。殖民地時期，美國大學模仿英國模式，以崇尚自由教育為特征，對農工商等實用學科不屑一顧。但是，隨著美國社會的發展和學科的分化，美國大學的專業化開始萌芽和加速發展。表現有二：其一，專業學院日益增多。雖然專業化教育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出現，不過，早期的專業學習是通過學徒制進行的，規模很小。隨著社會和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約在1875年，美國大學以系為單位的教學組織形式開始出現，“辦法是把有關學科歸于一系來教授。如希臘語系、拉丁語系、英語系、歷史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是最多見者。到1890年，規模較大的大學大都如此。隨著知識進一步增加和學科進一步分化，新增的系日多。一些規模較大的系還常升格為學院，如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教育學院、美術學院、家政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礦冶學院、森林學院、建筑學院、獸醫學院等等。到20世紀初，則不論規模大的州立大學或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約翰斯•霍普金斯、芝加哥、斯坦福等私立大學，上述院系均是習見的了。全國約有12所州立大學和六、七所私立大學都是院系眾多和學生眾多的學府。有的學者稱當時學系紛繁，自A（指天文系Astronomy）到Z（指動物系Zoology），無所不包了”[6]。其二，學生專業學習興趣日濃。因為專業學習關系到學生的就業，受到學生的高度關注。“學生一直認為上大學就是為了學習技能、獲得證書、找到更好的工作。”[7]就概念而言，專業化的本質是職業化，目的在于為從事某一特定職業作準備。因此，大學教育專業化傾向的突出實質就是大學教育職業化傾向的突出。這一現象引起了杜威的注意，這是杜威通識教育理念產生的又一背景。

二、杜威教育思想中隱含的“通識教育”理念

杜威雖然沒有明確論述過他的“通識教育”理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反對通識教育，而只是反對“無用”的通識教育。他闡述的一些觀點明顯帶有“通識教育”理念的特征。杜威教育思想中隱含的“通識教育”理念表現在他的以下主張中。（一）學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公民。雖然杜威倡導過“教育無目的”論，認為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改造，但是，杜威重視目的的意義，他認為“目的作為一個預見的結局，活動就有了方向”[8]。沒有目的，活動就迷失方向，教育活動同樣如此。在杜威心目中，教育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在于培養公民。[9]1920年，杜威在上海浦東中學發表演講時對這一目的作了明確闡述：“學生在學校，就是要學做很好的公民，在學校里好好地培養了公民資格，那么將來到社會上去一定是一個良好的公民。”[10]他在這篇演講中強調了做良好公民的四種必備資格：“在政治方面，要有一種精神來輔助中央政府，為國家謀公共利益。但一個良好公民的義務，不單趨重于政治方面，對于家庭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少時在家，做個良子弟，后來做個良父親，去教養子弟，成一好的公民，以補學校的不足。因為要做一個好公民，一定要有良父母去教訓他，不單是靠學校教育的。要做一個良好公民，一定還要注意經濟方面，不單是謀個人的經濟，也要顧到謀公共的經濟才好。要做一個好公民，總要善用閑暇，到社會上去謀人與人的交際，勿使有害身心的事發生。”[11]這與通識教育理念的目的完全一致。（二）反對狹隘地理解“職業”概念。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杜威告訴人們不能狹隘地理解“職業”這個概念，“要防止把職業的概念局限于生產直接有形的商品的職業”[12]。在他看來，人們把職業局限于某一狹隘領域的活動的原因是因為對“職業”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13]他在1917年發表的論文《現代職業教育趨勢對大學中專業學習和非專業學習的影響》中明確指出：“重要的差異在于‘職業’這個詞匯在內涵上的不同。這些含義既不同于將‘職業’當作一種直接經濟目標的面包、黃油概念，也不同于人實踐其道德和理智命運的職業概念。依據前者，人們不難將不斷增長的職業化趨向，作為導致我們所有教育災難的源泉加以抨擊。使用后者，人們則容易將這種趨勢稱頌為一種把自由和文化教育的理想從形式化和沉悶的歪路僻徑帶回到具體的人類意義之中。”[14]在杜威看來，教育上有多種對立，如“勞動與閑暇的對立、理論與實踐的對立，身體與精神的對立，心理狀態與物質世界的對立”[15]等，但“職業教育的對立面既不是閑暇活動，也不是文化修養。從廣義上來說，職業教育與文化修養是聯系起來的。例如，學習歷史，對于要做歷史教師或專門從事歷史研究工作的人來說是職業教育，而對于要做律師或醫生的人來說就是文化修養”。[16]杜威還特別強調：“任何技能如果能加深知識和完善判讀，就容易在新的情境中被應用，并受個人控制。……任何教育如果只是為了傳授技能，這種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17]而且，“預先決定一個人將來的職業，使教育嚴格地為這個職業作準備，本身就是武斷的”[18]。杜威還認為，如果狹隘地理解職業，把職業教育當作純技術教育，便會延續舊時代的階級分層，他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純技術教育的弊端：“現在有一種所謂職業訓練運動，是為了適應現有工業制度。這個運動會繼續把傳統的自由教育或文化修養，授予少數在經濟上能夠享用的人，而把別人控制的預備各種特殊職業的狹隘的工藝教育授予廣大群眾。”[19]他強調，這種延續舊時階級區分的計劃沒有理由在現代社會繼續存在下去。顯然，在杜威看來，職業的概念除了技術之外，文化修養也必不可少。而文化修養則需要廣博的知識來奠基。杜威的這種職業觀與現代“通識教育”概念強調為學生提供廣博知識的要求是一致的。（三）大學教育過分職業化有不良后果。20世紀初美國大學專業化趨勢凸顯，按照杜威的話說：“職業趨勢的一個意思在于：學院和非專業化的研究生院越來越多地通過參照職業學校的需要和興趣來決定自己的工作。學院越來越多地趨向于成為預備性的職業學校——即便這一趨勢還不為很多人所知，我認為依然有可能發現，與原先的情境相比，現在的情境具有那種‘越來越多’的特征。”[20]例如，學動物學的人對進化論不感興趣了，而是忙著為將來做醫生和做教師作準備。為此，他深感憂慮，他把忙于為從事某種職業而埋頭專業學習的人比喻成蒙著眼罩沿著老路行進的馬匹，只知埋頭行走而對周圍肥沃的土地和美麗的景致視而不見。他強調，“即使是用最值得稱頌的醫學上的興趣，完全替代應用到動物生命上的進化論意義和真相中具有的那些理智的興趣，同樣會有所損失的”[21]，由于“職業就是指任何形式的繼續不斷的活動”[22]，只注重專業的學習是有弊端的，表現有二：其一，學生將來只能從事某一種固定的工作。他告誡人們：“專業化動機的引入已經帶來了越來越密集的學術行為，也帶來了更大的確定性。”[23]這種“確定性”就是，“當與將來的職業相聯系時，許多這種類型的學生只能去從事固定不變的工作”[24]。換言之，這種學生在未來面臨職業工作變換時會束手無策，因為他們缺乏廣博的知識基礎而無法適應新的職業。其二，會影響學生理智能力的發展，最終影響國家長遠的發展。“假如我們的大學成為專業教育的主要預備場所，……那么，這種損害會威脅到我們國家自由理智生命的成長”[25]。（四）主張專業學習與非專業學習結合。1920年，杜威在上海滬江大學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關系”為題演講時說過：“單有專門的技能，沒有相當的教育，是很不好的。……但單有普通教育，沒有職業教育，也是不好；頂好是兩個同時并行，就是說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同時并授。”[26]杜威這句話中的普通教育指的是非專業教育或者通識教育，職業教育指的是專業教育。兩者為什么要同時進行呢？因為在杜威看來，大學的專業教育與非專業教育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現代社會，學動物學和醫學的人中，對進化論感興趣的畢竟是少數，學校不能強迫學生只關注進化論而不關注賴以謀生的醫術，然而，盡管職業化趨勢難以扭轉，但可以利用這種趨勢來引導學生非專業學習，他說：“我希望這樣一種對職業化趨勢的利用會使得專業學校的職業化自身變得不那么狹隘——不那么技術化。這樣一種轉型，并不僅僅是一種虔誠的熱望。我們已經在業已變化的關系中發現這樣一種要求了。在這種關系中，專業向現代社會的條件靠攏；而且，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許多專業學校已經面臨這種要求的具體表現。人們逐漸期望律師不僅僅是提起訴訟或者給商業公司提供建議，而且要在當代環境中需要的立法和司法解釋改變中負起領導的責任。也就是說，在法律職業自身之中，不管普通文化方面有什么獨特的理由，有一種感覺正在發展：法律準備工作必須包含比原先社會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科學更廣闊的知識。”[27]杜威還認為，大學中的非專業學習還會促進專業學習：“盡管我忽視了專業教育的作用和問題，我大膽地假定，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令人愉快的——這種解決問題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專業教育的范圍，深化了它的精神。”[28]對此，他解釋道：“工程學校在一段時間里依然可能自身滿足于培養了在技術上有能力設計和指導各種創新性和建設性事業的人，這些事業是與工廠、鐵路、電報、電話等等聯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目前的戰爭使得這些不同技術能力的公共方面得以突出一樣，為了確保和平，就要強調以下的事實：得到訓練的工程師必須熟知其追求之中所涉及的工業組織和社會重組的更大問題，除非他想沉淪為被巨大財政利益所雇傭的執行人。為了適應迫在眉睫的變化，需要自由的學習與專業的學習之間的密切的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沿著對后者的人文化，而不是對前者去人文化的方向進行著。”[29]杜威進一步強調：“趨向于使職業教育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不是使非職業教育更加商業化能解決前者和后者的關系問題。”[30]基于他的專業教育與非專業教育相互聯系的觀點，杜威1936年發表《教育中的合理性》，對赫欽斯主張的通識的、自由的教育與職業的、技術的教育完全分離開來的觀點持完全批判態度。[31]這種強調專業和非專業教育相結合的觀點也正是現代通識教育的觀點。（五）強調人應當過一種勞動和閑暇相結合的生活。杜威認為，人生不能只關心如何獲得面包和奶油等勞動產品，還要學會優雅地享受勞動產品，教育需要為這種生活服務。“人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閑暇和勞動一樣是生活的一個正常部分；而且，今天美國社會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在于提供一種教育，為我們更具美感地享用勞動產品，更理性和更有秩序地進行休閑鋪平道路。”[32]而且在杜威看來，健康地利用閑暇也是公民必備的資格標準之一。杜威的這種生活觀與現代通識教育的生活觀是一致的：“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不再把謀生作為讀大學的唯一目的，而期望通過大學的教育使自己的方方面面得到發展，做一個身體健康，具有美德和理性的人。”[33]（六）“通識教育”應當立足于現實社會的需要。杜威強調，學會有美感地享用勞動產品“不能通過那種故意忽視當代生活推動力的方案來實現”[34]。杜威的意思是，“通識教育”不能忽略現實社會的需要。在杜威看來，鉆在故紙堆里研究古典著作而不聯系現實社會問題的通識教育是“無用的”。“今天的人文主義只能通過體現在現代商業企業、法律、醫學、教育、農業和工程學中理智和學問可能性的視野，才能得到充分的表達。”[35]“將學習的動機公開地、光明正大地與當今主要的社會興趣統一起來所導致的理智力量的解放，與培養一種幾乎沒有人樂于進入的、隱匿的謀劃企圖相比，前者為以后悠閑的享樂提供了一種更好的準備。”[36]杜威認為，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相比，“科學在邏輯方法和結果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里。……對于高等教育屈從于直接的和短暫的壓力，治療方法不是修道院式的隱居。高等教育只有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圣•托馬斯以各自方式示范的那樣，緊緊把握當代科學與社會事務，才能煥發出理智的勃勃生機”[37]。顯然，杜威并不反對閱讀經典著作，只是反對待在與世隔絕的書齋中刻板地死讀古代圣賢的書，反對將古典著作中的已知知識看作永恒的最高層次的真理。他強調：“如果學校在管理上已經認定根本真理和真理層次是已知的，那么，教育機構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成為創造性思想的中心呢？我們假定，單純學習事先存在的真理，學生將變成平庸的學生，更不用說能夠進行獨立的創造性思維。”[38]

三、結論和啟示

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中是隱含著“通識教育”的理念的。從杜威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啟示。其一，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公民。在當前高等教育大眾化甚至普及化的時代，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大學生走出校門就能找到滿意的工作而使生活無憂，但我們應當保證每個走出校門的大學生都是合格的公民，這是現代大學教育的目的之一。因為這是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穩定發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國家文化認同的需要。[39]杜威提出的教育應當培養公民及其提出的公民資格的四個標準今天依然可以作為參考。其二，大學實施通識教育是現代社會的要求。杜威認為，過分注重專業學習，學生將來只能從事固定的工作，不利于學生變換工作，因此，非專業學習就十分重要了。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現代社會，對通識教育（非專業學習）的要求更加迫切。因為大學畢業生對口就業和變換工作愈加困難，這就要求大學重視通識教育。一方面。現代社會，工業轉型發展迅速，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改造升級；另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到來，每年有大批畢業生涌進就業市場，這就使得對口就業和變換工作愈加困難。……而且在現代社會，不僅畢業時找對口工作難，即便對于已經就業的大學生來說，變換工作和職業的事情已經不再稀奇，希望從畢業到退休“從一而終”地從事某一專業工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40]大學實施通識教育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必然要求，即便地方應用型大學也概莫能外。其三，大學通識教育會促進專業教育。過去民間有句老話叫“磨刀不誤砍柴工”。意思是說磨刀雖然花費點時間，但不會耽誤砍柴，因為磨后的刀更加鋒利，砍柴的效果更好。通識教育與磨刀有一定相似性。雖然通識教育要花費一定的時間，但它可以為學生的專業學習奠定廣博的知識基礎，拓寬學生審視問題的視角，更加有利于學生的專業學習。尤其是通過通識教育中的經典著作的學習，“學生不僅可以學到許多新的事實和拓展新的視野，而且可以從那些充滿活力的心智中汲取無窮無盡的營養”[41]。這也就是杜威說的非專業學習會促進專業學習的意思。其四，經典著作的學習應當聯系社會現實。這也是杜威教育思想中隱含的“通識教育”理念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杜威沒有反對學習經典著作，而是強調學經典著作應當聯系社會現實。學習經典著作如果不能聯系現實，意義便會暗淡許多。而且，只是為了學習古典著作才去學習古典著作，也無法把握古典著作真正的意義。對于這一點，英國古典教育家阿諾德（Arnold，T.）曾有清晰闡述：了解過去的知識是有價值的，因為不了解過去的知識，今天的和明天的知識必定有缺陷。但是，只是單純地為了了解過去才去了解過去，而不聯系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完全與世隔絕，而且因概念含混不清和理解有誤導致對古典著作的曲解，假使如此，學習古典著作的確勞而無功，那些反對者也因此得到徹底地原諒。[42]按照英國另一位古典教育思想家利文斯通（Livingstone，R.W.）的理解，“古典文學在任何意義上說都是現代的”。[43]問題在于怎么去挖掘古典著作的現代意義，也就是杜威所說的，怎么才能達到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圣•托馬斯以各自方式示范的那樣，緊緊把握和結合當代社會發展中的問題，讓經典著作煥發出勃勃生機。其五，通識教育是大學完成自己使命的需要。按照杜威自己的話說，大學“代表的是知識的重要，它代表的是光明，它反對的是黑暗；它代表著真理的勢力”[44]。換言之，證明知識的重要、代表光明和真理是大學的重要使命，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注重專業技術訓練顯然是不行的。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也由此而顯現。我國大學尤其地方大學在探索如何走應用型道路時，應當真正重視通識教育，把通識教育的措施落到實處，從而發揮通識教育對社會和對學生未來發展的作用。

作者:朱鏡人 單位:安徽新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