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互證與審美為本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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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詩史互證審美辯證

論文摘要：陳寅格是歷史學家，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歷史，他用詩史互證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成就斐然。而錢植書是文學家，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文學作品的審美性。兩人學術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辮證的態度對待。

提到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不可忽視兩位學者:一個是40年代即馳名于世、與當時北平輔仁大學陳垣教授并稱史學界“南北二陳”的陳寅洛，一個是有深厚的家學淵源、集作家學者于一身、融通中西學術的錢錘書。他們學術成就的側重點在哪里?他們做學問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拙文擬對此加以比較。

一、陳寅格:詩史互證

什么是詩史互證?“以詩證史，是考察詩人本事或歷史背景以釋證詩歌。這一方法，適用于研究寫實性詩歌。以史證詩，好比一個硬幣的兩面，從文學研究立場說，主要是以詩證史。陳寅洛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歷史，他以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享譽學界并且成就巨大。《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就是他運用詩史互證方法取得的學術成果。

那么，陳寅洛是如何運用詩史互證方法的呢?茲舉白居易詩歌為例。白居易《賣炭翁》詩前有小序:“苦宮市也。”陳寅格用一些資料證明宮石之弊(唐德宗時，由宦官在長安以低價收購民間貨物，稱為“宮市，’)。比如:“蓋宮市者，乃貞元末年最為病民之政，宜樂天新樂府中有此一篇也。而其事又為樂天所得親有見聞者，故此篇之摹寫，極生動之致也。“同集(指《昌黎先生集外集》)柒順宗實錄貳略云:u}日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成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默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也。韓愈憲宗元和中曾任史館撰修，作《順宗實錄》，里面寫了一點宦官陰事。陳寅洛還說:“順宗實錄中最為宦官所不滿者，當是永貞內禪一節，……于此可知白氏之詩，誠足當詩史。比之少陵之作，殊無愧色。其寄唐生詩中所謂‘轉作樂府詩’、‘不懼權豪怒’(《白氏長慶集壹》)，詢非夸詞也。陳寅洛聯系當時的歷史，列舉一些材料證明宮市的殘忍強橫及其對人民的嚴重危害，讀者讀過這些材料后將會加深對《賣炭翁》主旨之理解。又如，為了解釋《賣炭》中“回車叱牛牽向北”這一句詩，陳寅洛說:“詩中‘回車叱牛牽向北’者，唐代長安城市之建制，市在南面宮在北也。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論中央政治革命條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章附論都城建筑節已詳論之，茲不復贅。要知樂天此句之‘北’，殊非趁韻也。’接著又舉杜少陵《哀江頭》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詩，它體現了少陵雖想回家但仍“眷戀遲回不忘君國”之意，“望”不能改為“忘”，“北人謂向為望”也是錯誤的，從而解決了一樁歷史公案，使讀者對白居易詩有了更透徹的理解。

當然，陳寅洛的詩史互證方法也有用得不正確的地方，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有兩句詩“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對于這兩句詩，陳寅洛認為皇宮中應該燒蠟燭，唐明皇不可能自己挑燈，“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親自挑燈者呼?書生之見可笑耳。寅洛案:富貴擬于王者，夜中諸廂廊燃燭達旦。這樣的考證還有什么意義可言?

二、錢鈕書:以文學的審美特質為研究重點

同樣是白居易的詩篇，錢錘書則從文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白居易詩重寫實，尚通俗，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于直露無隱，比如“一家五十口，一郡十萬戶。出為差科頭，人為衣食主。水早合心優，饑寒須手撫。何異食要蟲，不知苦是苦。汁河無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早苗多間草，濁水半和泥.最是蕭條處，茅城異向西。《茅城異》)這簡直是白話文，所以蘇軾在《祭柳子玉》中認為“元輕白俗”。針對白居易這種詩風，錢錘書說:“香山才情，映照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于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陶淵明之閑適，則一高遠，一瑣直，形而見細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摯，則一沉摯，一鋪張，況爾自下矣。故余嘗謂:香山作詩，欲使老姐都解，而每似老姐作詩，欲使香山都解;蓋使老姐解，必語義淺易，而老姐使解，必詞氣煩絮。淺易可也，煩絮不可也.西人好之，當是樂其淺近易解，凡近易譯，足以自便耳錢錘書先肯定白詩優點，然后一針見血地指出其詩缺點:“詞沓意盡，調俗氣靡。”不能達到“詩家遠微之境”，并把白詩與陶詩及少陵詩作比較，可謂切中肯縈。

三、兩人學術研究方法之比較

陳寅俗走詩史互證的路子，屬于歷史學范疇的研究，他的研究重證據，重考證，很可能受乾嘉學派的影響;錢錘書則從作品本身出發，以作品為中心，重視對文學審美特質的把握。

陳寅俗為什么一生投人大量精力從事詩史互證式的研究?他本人的回答是:“我之所以要搞唐詩證唐史，是因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歷史記錄存在許多錯誤。唐代歷史具有很大的復雜性，接觸面也很廣，并且很多史料遺留在國外.但唐代詩歌則保留了大量歷史記錄，唐史的復雜性與接觸面廣這些特點，都在唐詩中有反映，成為最原始的實錄。文章合為時而作，所以唐詩中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不錯，文學作品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帶有時代的痕跡。陳寅格晚年的助手黃置在總結陳先生的研究方法時說:“‘以史證詩’，雖是前人提過的，但真正大量付諸實踐的，當是陳先生。……他在進行‘以史證詩’之前，必先研究詩的資料的真實性、時間性、地方性，再根據當時發生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每個人的社會背景及思想感情，來斷定該資料是否可用.……例如在《柳如是別傳》中，他利用當時文人的各種著作，找出了復明運動暗中進行的信息，發古今人未發之覆，由此證明了鄭成功的復明運動，完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許多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在頻繁來往策劃響應的由此可見，陳寅俗的詩史互證不是盲目的，他在運用這個研究方法時的確下過一番功夫。但是，實踐證明，他的詩史互證難免有錯訛之處(楊玉環是否以處子人宮他曾進行了連篇累腆的考證)。文學作品畢竟只是虛構、創造、主觀相象的產物，不是歷史，把當時的歷史事件與詩歌對照起來，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甚至與歷史事實對號人座，是否走得過了頭呢?另外，我們必須認識到，陳寅俗提出“詩史互證”，他并沒有否定從其他角度，比如從藝術的、審美的角度解讀詩歌，詩史互證是他本人的解讀方式。

錢錘書具體的文藝鑒賞與批評受西方唯美主義、直覺主義、非理性主義及中國傳統詩學文論的影響較深，他離開文學的意識形態背景，單從學術的角度分析作品，從這一視角出發有利于避免政治思潮對文學藝術的干擾，能夠直人藝術殿堂，這類例子很多，大量見于《談藝錄》的“鑒賞論”、“創作論”、“作家作品論”、“文體論”等之中。但是，如果為追求審美而忽略其余則步人另一極端。知識分子應該追求學術與人格之獨立，但一切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都不是空中樓閣，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潮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不能為學術而學術。

陳寅俗溝通文史，在學術領域內縱橫馳騁，也有不少人認為他用歷史考據眼光與方法探究作品的史料價值，歪曲了作品的藝術美，把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單純地看成史料，引導讀者不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內容而尋章摘句，鉆人繁瑣的考證迷宮。持這種觀點的人其中就包括錢錘書。然而，錢錘書并不否認藝術作品有時可以用來驗證歷史事實，只是不能把歷史考據作為藝術審美標準.他認為:‘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他的骨干，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征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里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一樣了。

結論:要正確對待陳寅俗的詩史互證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恰當地使用它.錢錘書的文藝鑒賞與批評以文學作品為中心，注重探究作品的美學價值。我們要認識到兩者的優勢，采用辯證的、兼容并包的態度，把文學與史學溝通起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