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燾的考據之學與批評之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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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承燾早年從事詞的考據之學，中年以后轉入詞的批評之學。他的考據成果如《唐宋詞人年譜》、《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唐宋詞論叢》等著作，代表了20世紀詞人譜牒之學、白石詞樂之學與聲韻之學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評成果如《月輪山詞論叢》和《詞學論札》所收錄的相關文章，也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從考據之學到批評之學，體現了夏承燾在研究方法上由“詞內看詞”到“詞外看詞”的重要轉變。他的“詞內看詞”表現為對詞的字、句、聲、韻、調、體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訂；他的“詞外看詞”則表現為詩詞之比較、詞文之對讀、詞作與詞論之互參，以及由作者的時代、環境、遭遇、個性、政治傾向、生活態度、文學觀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現形式與風格等等。“詞內看詞”與“詞外看詞”各有優點和局限，夏承燾的過人之處是能把兩者較好地結合起來。

[關鍵詞]夏承燾；詞人譜牒之學；詞樂之學；聲韻之學；詞內看詞；詞外看詞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人。生前系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平生著述多達26種，代表作有《唐宋詞人年譜》、《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唐宋詞論叢》等。夏承燾的詞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考據之學，一是批評之學。其中考據之學又包括兩種類型：一是詞人譜牒之學，一是詞樂與聲韻之學。

一、詞人譜牒之學

夏承燾在詞人譜牒之學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唐宋詞人年譜》。他在該書的《自序》中說：

《唐宋詞人年譜》十種十二家，予三十前后之作也。早年嘗讀蔡上翔所為《王荊公年譜》，見其考訂荊公事跡，但以年月比勘，辨誣征實，判然無疑；因知年譜一事，不特可校核事跡發生之先后，并可鑒定其流傳之真偽，誠史學一長術也。時方讀唐宋詞，因翻檢群書，積歲月成此十編。其無易安、清真、稼軒者，以已有俞正燮、王國維及友人鄧廣銘之論著在；鄙見足為諸家補苴者，別具于《唐宋詞系年總譜》中(《系年總譜》將另出)，此不贅及。瑣瑣掇拾，聊為初學論世知人之資。

在夏氏1928年8月開始撰寫《唐宋詞人年譜》之前，這類考證詞人行實的著作已有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輯》、王國維的《清真先生遺事》以及馮沅君的《周草窗年譜》、《張玉田年譜》等。梁啟超作《辛稼軒先生年譜》與夏承燾作《唐宋詞人年譜》是同時進行的。至于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則遲至1947年才正式出版。夏承燾不是詞人譜牒之學的創始者，但他在這方面的成果是最為豐碩、也最為扎實的。

夏承燾作詞人年譜有一套獨到的方法，這就是：“先作一篇事輯，世系、交游、著述，皆人事輯中”。例如他作《夢窗行實考》(原名《夢窗年譜》)，就包括“生卒考十四頁，行跡考六頁，交游考十七頁，余記(考官職、考悼亡)四頁，約萬字，費時十三日”。這個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義。

《唐宋詞人年譜》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取材豐富。僅直接引用的書目就多達329種。所謂“旁搜遠紹，匡謬決疑，遂使譜主交游經歷，朗若列眉，為后之論次詞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漁獵其中，豈獨備博聞之資而已”。二是態度嚴謹。作者自云：“平生治學，雖小節亦不肯輕易放過，此足自慰，亦甚自苦。”《唐宋詞人年譜》的寫作就充分體現了這個特點。其實作者所撰詞人年譜遠不止這10種12家，據《天風閣學詞日記》載，他還做過范成大、朱敦儒、王衍、孟昶、和凝、孫洙、張孝祥、劉辰翁、郭應祥、王結、劉將孫、王奕、趙文、吳存、黎廷瑞、蒲道源、段克己、成己、王義山、蔡松年、蔡圭、黨懷英、任詢、李獻能、趙秉文、陸游等二十多人的年譜，但由于不夠成熟，最后都沒有拿出來發表。即如《唐宋詞人年譜》一書所收的《周草窗年譜》早在1928年9月12日就開始編寫了。1929年11月20日，夏承燾讀到馮沅君的《周草窗年譜》，發現馮氏未見《草窗韻語》一書，而自己的舊稿則比馮作多了七八條，僅此一項，就已經勝過馮作了，但他并不滿足，而是不斷地補充，不斷地修改，直到1955年10月22日才定稿，前后歷時27年，可以說是殫精竭慮。又如《溫飛卿年譜》早在1929年5月就脫稿了，但由于其生卒年無法確定，臨到1955年正式出書時，他又將“年譜”二字改為“系年”。關于姜白石和吳夢窗，這是他用功最多的兩位譜主，有關他們的考證文章就寫了好多篇，也是由于不能確定他們的生卒年，而只能述其行實，所以在最后出書時，都由“年譜”改成了“系年”。三是考證精確。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僅以《馮正中年譜》為例。前人論馮正中詞，往往談到他的為人，除馮煦之外，多認為其為人不足取。夏承燾通過細讀《陽春集》和《南唐書》，以為馮煦阿其宗人，原不足取，而張惠言、陳廷焯惑于南唐朋黨攻伐之辭，斥其專蔽固嫉，亦屬過詆。于是“排比正中行年，并考南唐孫晟、宋齊丘黨獄之曲折，偶亦訂正《通鑒》及馬、陸兩家書之失照”，不僅糾正了張、陳諸家之偏見，于治南唐史者，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唐宋詞人年譜》于20世紀30年代以單篇形式在《詞學季刊》上發表時，即得到詞學界的高度評價。《天風閣學詞日記》1936年11月19日載：“接叔雍(趙尊岳)函——許予詞人年譜前無古人。”。至20世紀50年代結集出版后，更是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推崇。如《天風閣學詞日記》1955年12月25日：“得顧肇倉(學頡)函，謂詞人十譜乃前人所未為者。”1955年12月27曰：“于心叔處見程千帆函，謂詞人十譜為自有詞學以來未有之著作。”1956年3月20日：“天五示浦江清信，謂詞人年譜到北大書亭時，中文系搶購。”

當然，人們在充分肯定《唐宋詞人年譜》的諸多優點的同時，也提出了若干批評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該書對與詞作本身有關的社會政治、經濟史料關注不夠，這就影響到對作品的認識和研究。如《天風閣學詞日記1955年1月21日：“得榆生函，謂錢伯城君嫌詞人十譜與詞之本身發生關涉之資料尚感不足。”1956年4月19日：“步奎示予推薦詞人十譜一文，文末指出此書缺點，一為探研社會史實不深……”1956年7月18日：“《文藝書刊》第六期，載榆生介紹詞人十譜一文，提四優點之外，提四缺點：一，忽略社會經濟情況，影響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對于這個意見，夏承燾是表示認同的，他曾經擬定過一個改進的方案。如《天風閣學詞日記》1955年9月10日：“作函與新文藝出版社錢伯城……附去《唐宋詞系年總譜》稿樣，分四格：一，作家行實；二，作品可考年代者；三，各種文學藝術有關詞學者；四，政治經濟大事對詞有直接間接影響者。告一年內可整理增輯完成。”遺憾的是，這個《系年總譜》(又名《詞林系年》)至今尚未面世，我們還看不到改進之后的真實情況。

除了《唐宋詞人年譜》，夏承燾還擬定了一個《詞人年譜續編》的編寫計劃。如《天風閣學詞日記》1964年8月9日記：“《詞人年譜續編》擬目如下：一，柳三變系年。二，東坡詞事系年。三，蘇門詞事系年(黃、秦、晁、趙、毛)。四，李清照年譜(王仲聞、黃盛璋合抄)。稼軒詞事系年(義江)。五，大晟樂府作家系年。周美成年譜會箋(陳思、王國維)。六，張于湖年譜。七，張蘆川年譜。八，胡邦衡年譜。九，陳龍川詞事系年。十，劉后村年譜(張荃)。十一，劉辰翁年譜。十二，王碧山年譜(屬常國武作)。十三，趙青山年譜。十四，張玉田年譜(馮沅君)。”這個《詞人年譜續編》原是可以先于《系年總譜》而問世的，但不久就發生了“”，寫作被迫中斷，“”結束后，又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作者基本上放棄了學術研究。

詞人譜牒之學是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意義在于：(1)通過考證和鑒別，判斷有關史料和作品的真偽；(2)通過排比史料，梳理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有關作品的寫作背景，展示詞人的人生軌跡、創作歷程及風格演變；(3)通過敘述詞人的家世與交游，勾勒詞人生存和創作環境的大致輪廓。詞人譜牒之學所使用的那種點線結合、縱橫結合、文史結合、內證與外證結合、作家本體與作品本體結合的方法，是傳統詞學走向現代化、科學化、系統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夏承燾的《唐宋詞人年譜》雖然還有某些不夠完善之處，但是就其學術意義和研究方法來講，它在詞人譜牒之學的研究史上無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成了詞學研究工作者的案頭必備之書，也成了人們撰寫同類著作的一個樣板。

二、詞樂與聲韻之學

夏承燾的詞樂之學，包括對姜白石詞譜的整理和破譯，對宋燕樂調法、徵角調、調名體系等重要問題的闡釋，以及對旋宮轉調、八十四調、二十八調、十七宮調等問題的考證等等，他在這方面的成果大多體現在《姜白石詞編年箋校》、《白石詩詞集》(校輯)、《詞源注》等專著和《姜白石詞譜與校理》、《白石十七譜譯稿》、《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詞譜學考績》等論文中。

夏承燾在詞樂研究方面最為人稱道者，是對姜白石詞譜的整理和破譯。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有自度曲17首，自注旁譜，是流傳至今唯一完整的宋代詞樂文獻，然不注律呂而注當時俗字譜，與現今的工尺譜同系而異體，元、明以來，無人能解。清人方成培、戴長庚、陳澧等據《朱子大全》所載譜式，譯為工尺譜，張文虎又重加訂正，已得十之七八。夏承燾嘗言：“張文虎后，于《姜譜》重有發明者，推近人嘉興唐蘭。”然夏氏于唐氏之說，亦多有不認同者。故時人多以夏氏為集大成者。他的貢獻，就是將17首姜夔自度曲全部譯成現今的工尺譜，使這份唯一流傳下來的宋代音樂文獻得以昭示于世。王延齡指出：

雖然，這項破譯是吸收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學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學新發現和傳于國外的古籍文獻，但先生的考證發明，折沖論斷，則是大成之集，從而為近年來繼續研究的新進展奠定了基礎。夏先生這項破譯的秘鑰有三：一為文獻校勘學的功力，二為詞學的根基，三為科學樂律理論的掌握。唯其全此三科條件，才能總結眾議立為定論。破譯的工作以譜字的對譯為基礎，通過與朱熹《琴律說》、張炎《詞源》、陳元亮《事林廣記》以及敦煌手譜、日本所傳唐譜作文字對勘，各個擊破，從而認準白石詞的草字旁譜乃即“合、四、一、上、尺、工、凡”等工尺譜之譜字，翻譯了“無人能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四庫提要》)的白石譜字。其精妙者如對“勾”字的考證，夏先生據字形和譜字序列定為“上和尺之間的一個半音”，這和日人林謙三氏據印度律解釋“勾”字即應聲，是一個轉調用的臨時音的說法正是冥若符合。(林說見《隋唐燕樂調研究·勾字應聲說》)破譯工作的第二步是由所譯得之當時工尺譜對換得律呂，再結合原已標記之宮調而對換得宮商字譜，再由宮商字譜對換成現今工尺譜和通行的簡譜。(曾按：第一、二步所用之方法，系陳澧《聲律通考》之十所總結，唯夏氏所用對勘材料更為豐富，辨認更為細致和精確)這一步的對換，不是文字符號的死板移位，其某律換成某音則隱蔽著律高、調式、調法等基本樂理問題在內。破譯的第三步是結合詞的分句、分片、對偶等格式和平仄四聲的韻律，勘定譜字的正誤和原曲的聲情節奏，這其中包含的是文學和語言的理論和技術。經過這三個步驟的破譯，死的音譜方始復活成了有生命的音樂。夏先生曾說明所譯尚未盡善，特別是節拍未能全部譯出。但即使如此，這項破譯也是百年來燕樂譜學的重大突破。

夏承燾的白石樂學系列成果問世之后，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天風閣學詞日記》1936年12月26日載：“接益藩片，索白石考各種，謂吳瞿安在中央大學講詞，許予治白石為今日第一人。”1961年5月30日載：“柔莊二十八日函，轉來日本林謙三自奈良所發信，謂二十余年前即見予《白石歌曲旁譜辨》及《校辨法》，嘗手寫予全文藏之，謂今人研究白石旁譜者皆以予所作為基礎。”夏承燾本人對此也是非常自信的。《天風閣學詞日記》1943年1月4日寫道：“發陳從周杭州書，囑抄白石詞各稿改易各條。世亂不可知，予寫一別本藏之，以防散失。平生著述，此為最精。”

夏承燾在聲韻之學方面也頗多創獲。過去有些詞家如張炎、楊纘等，主張填詞必須與宮調聲情相合，必須依月用律等等。夏承燾通過細勘柳永、周邦彥等“深解詞樂者”標明宮調之詞，發現“宋人填詞，但擇腔調聲情而不盡依宮調聲情”；而所謂“依月用律”，亦不盡然。他指出：“張炎《詞源》‘五音宮調配屬圖’，以八十四調分屬十二月，如正月用太簇，二月用夾鐘等，蓋借古樂裝點。今考周清真《片玉集》，前六卷分四時編次，以其宮調核對時令，符者僅七首。”即以張炎本人的詞集為例，“校其時令，則仍十九不合”。蓋宋詞以啞篳篥和唱，不用中管，若依月用律，則有五個月之詞不可歌。

夏承燾在字聲研究方面最為細致。自萬樹《詞律》強調嚴守四聲之說，后之詞家或奉為準繩，不敢違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陷之。夏承燾認為：“詞中四聲，前人無多發明。”于是細檢唐宋人詞集，歷考字聲演變之過程。他發現：“自民間詞人士大夫手中之后，飛卿已分平仄，晏、柳漸辨上去，三變偶謹入聲，清真益臻精密。唯其守四聲者，猶僅限于警句及結拍，自南宋方、吳以還，拘墟過情，乃滋叢弊。逮乎宋季，守齋、寄閑之徒，高談律呂，細剖陰陽，則守之者愈難，知之者亦鮮矣。”為此他明確地表達了關于四聲問題的意見：“吾人在今日論歌詞，有須知者二義：一日不破詞體，一日不誣詞體。謂詞可勿守四聲，其拗句皆可改為順句，一如明人《嘯余譜》之所為，此破詞體也，萬樹《詞律》論之已詳。謂詞之字字四聲不可通融，如方、楊諸家之和清真，此誣詞體也。過猶不及，其弊且浮于前者。蓋前者出于無識妄為，世已盡知其非；后者似乎謹嚴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來后人因噎廢食之爭。是名為崇律，實將亡詞也。”他的這個意見，客觀、公允，被詞學界人士奉為定律。

夏承燾對詞的格律問題也做過相當全面而細致的考察，曾計劃寫一部大書，名為《詞例》。據《詞學季刊》創刊號《詞壇消息》介紹，此書約分字例、句例、片例、辭例、體例、聲例、韻例諸項。作者自謂：“《詞律》究一詞之格律，此書將貫全宋、元詞為一系統。”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沒有最后完成。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詞律三義》、《“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詞韻約例》、《唐宋詞字聲之演變》、《犯調三說》、《填詞四說》等論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令人服其周詳與精確。

三、詞內看詞與詞外看詞

夏承燾的詞學成就主要在考據之學，他的《唐宋詞人年譜》和《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以及收錄在《唐宋詞論叢》里的《詞律三義》、《唐宋詞字聲之演變》等論文，都是前無古人的，他早年也曾以此自信，可是到了晚年，他的看法有所改變，似乎不太看重考據之學，而更看重批評之學。1978年5月，他在《月輪山詞論叢》一書的“前言”中說：

我二十歲左右，開始愛好讀詞，當時《疆村叢書》初出，我發愿要好好讀它一遍；后來寫《詞林系年》、札《詞例》，把它和王鵬運、吳昌綬諸家的唐宋詞叢刻翻閱多次。三十多歲，札錄的材料逐漸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訂的道路。經過一二十年，到解放前后，才開始寫評論文字。

這種治學方面的流弊，表現在我這本集子的幾篇校勘、考訂文章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因小失大。在那三十年間，我的主要工作是《詞律》、《詞例》的探索和《詞林系年》的編纂，收在這本集子里的幾篇校勘、考訂文章只能算是副產品。我的校勘工作只是酌量一字一句的異同，我的考訂也不出對作家作品一些瑣節碎義的爬梳和關于幾本詞書真偽問題的探討，而對于詞這種文學的發展趨勢和作家作品的時代意義、所反映的階級本質等等，卻很少觸及和闡明。

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勵和教學的需要，我開始試寫幾篇作家作品論。我的文藝理論知識很淺薄，所以這幾篇詞論大都只是以資料作底子，以舊時詩話、詞話鑲邊。論李清照、陸游、辛棄疾、陳亮諸家詞往往只肯定他們的作品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而忽視了從今天的社會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因之便忽視了他們在今天社會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聯系他早年在日記里所一再流露的那種“為學不能大處落手”的苦悶，那種“頗思稍稍務其大者”的愿望，以及“”剛剛結束、“左”的思潮的煙云還未曾散去的學術語境，夏承燾的這些話，應該說是很真實的，雖然也有不少謙抑的成分。

事實上，他的考據之學是第一流的，他的批評之學也有鮮明的特色。如果說考據之學是“詞內看詞”，那么批評之學就是“詞外看詞”。夏承燾的“詞內看詞”包括對詞的字、句、片、聲、韻、調、譜、修辭、體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訂；他的“詞外看詞”則主要表現為詩詞之比較，詞文之對讀，詞作與詞論之互參，以及由作者的時代、環境、遭遇、個性、政治傾向、生活態度、文學觀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現形式與風格等等。一般來講，“詞內看詞”可以把詞的某些細節看得很真切，但難免流于瑣碎，甚至“因小失大”，看不到詞的全貌；“詞外看詞”可以看到詞的全貌，但難免流于疏闊，甚至“大而無當”，經不住推敲和檢驗。“詞內看詞”和“詞外看詞”各有優長與局限，單打一的“詞內看詞”或“詞外看詞”都是不高明的。而夏承燾的過人之處就在由“詞內看詞”走向“詞外看詞”，進而把這兩者較好地結合起來。

例如他講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首先把她的詞風歸納為“明白如話”四個字。接著就從“不羈的性格”與“平凡的環境”的沖突這個層面，分析其風格的成因。夏承燾指出：“由于她有深沉的生活感受，所以不需要浮辭艷采”，“由于她有坦率的情操，沒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隱，所以敢于直言無諱”。然后又參照李清照《詞論》，進一步探討其風格的成因。他通過對文本的考察，指出《詞論》應該是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認為她后期的創作于她的理論有突破，也有堅持，突破在“故實”、“文雅”、“典重”諸項，堅持在“詞別是一家”。凡此，都是“詞外看詞”之所得，其見解已經超過了前人和時賢。但是夏承燾的考察并沒有到此為止，他還有一套最為得心應手的方法，這就是分析李清照詞的音律特點。他認為李清照的詞除了明白如話的文學語言，還有“明白好懂的音律聲調”。他指出，《聲聲慢》一詞一共79字，用舌聲15字，用齒聲42字，兩項加起來占了全詞的半數以上。“尤其是末了幾句，‘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二十多字里舌齒兩聲交加重疊，這應是有意用嚙齒叮嚀的口吻，寫自己憂郁惝倪的心情。不但讀來明自如話，聽來也有明顯的聲調美，充分表現樂章的特色。”夏承燾講，關于這首詞，“宋人只驚奇它開頭敢用十四個重疊字，還不曾注意到它全首聲調的美妙”。而這一點，乃是“詞內看詞”的創獲。

又如夏承燾論陸游的詞，把他的詩和詞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比較，指出“陸游的詩，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圓熟，不為佶屈槎枒之態，他的詞也同此風格”。又把他的文集里那幾篇關于詞的文字都列出來，一一加以闡述，指出他的文學見解是很有幾分重詩輕詞的。但是這樣也有它的獨到之處：“當陸游以他作詩的工力作‘詩馀’時，便自在游行，有‘運斤成風’之樂。這猶之大書家傾其一生精力臨摹金石、篆、隸，偶然畫幾筆寫意花草，卻更見精力充沛。藝術的境界，有時原不能專力以取，卻于‘余事’中偶得之。陸游的詞，可說確能到此境地。”夏承燾又言：“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個字評陸游的詞，我以為卻很恰當。‘夷然不屑’不是就內容說，而是說他不欲以詞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一般詞人。陸游的《文章》詩里有兩句傳誦的名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十個字可以評贊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規矩從心的‘妙’手，才會有不假思索的‘偶’得。這是來自學力、才氣的交相融會。兩宋以來一切大文豪大作家如蘇軾、辛棄疾、陳亮諸人的‘詩馀’、‘語業’，大都如此，《放翁詞》的許多名作，也復如此。”這一段文字包含了大智慧。像這樣大徹大悟的見解，決不是一輩子但知在一字一句之間“瑣瑣挦摭”的人說得出來的，決不是三家村學究說得出來的，只有能入能出的人，既長于“詞內看詞”、又長于“詞外看詞”的人才能達到這個高度。有的人居然講夏承燾只懂考據之學，不懂批評之學，也不知他所謂的批評之學，究竟是指什么?

夏承燾論陳亮的詞，則把陳氏的有關政論列舉出來，與其詞篇對讀，指出他的詞是與他的政論相結合的。夏承燾說：“陳亮既已以這種種議論為奏議、為書函、為論著，而又以之入詞。有的既已人詞，而又以之為奏議、為書函、為論著。這樣不厭重言累語，正由于他自負‘經濟之懷’，不能默焉自已。這是他愛國熱情的表現，決不是有意要以文字見異于人，如世所謂‘以詩為詞’、‘以論為詞’的文人見識。”“陳亮這些政治議論都是明見于他的著作里的，可是從來不曾有人把它列舉出來和他的詞篇對讀。”第一個通過詞文對讀的方式研究陳亮的人，就是夏承燾。

夏承燾對姜夔詞風的研究，更是以詩詞比較見長。他說：“白石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評價是詞比詩高。我現在論他的詞，可先從他的詩說起。我以為若了解他的詩風轉變的經過，是會更易了解他的詞的造就的。”“白石的詩風是從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詞正復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詩來匡救晚唐溫(庭筠)韋(莊)以及北宋柳(永)周(邦彥)的詞風的。”夏承燾的這個觀點與繆鉞接近，所用方法也是受了繆鉞的啟發。

夏承燾還有一篇很具獨創性的文章，名為《(楚辭>與宋詞》，他在這篇文章里比較了《楚辭》和宋詞之間的相似點，可以視為“詞外看詞”的一個代表作。他說：“《楚辭》出于周代的南方民歌，它結合南方的宗教音樂(巫音)，用長短句的形式，表達宛轉杳渺的情感，形成一種新詩體。詞出于六朝時代的南方民歌(清商樂)，它結合從西北傳人的外來音樂，承受了齊梁，尤其是唐代五七言近體詩的成就，產生比前代樂府詩歌更其多種多樣的長短句形式。這兩種文學產生的情形很相類似，所以即就形式方面講，詞體接受《楚辭》的影響，原是有其先天的因素的。”“《楚辭》作風的特征之一是重暗示、富想象。屈原作品又有一種特殊的表現手法——也許就是他創始的——是好以女性自比，以女性的口吻訴述自己的心情……這對宋詞婉約杳渺風格的形成尤其有很大的關系。”這些觀點，即便在今天看來，也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對于從南方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認識宋詞的審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詞內看詞”與“詞外看詞”是一個辯證的關系，沒有“詞內看詞”的功夫，“詞外看詞”就會顯得空洞浮泛，主觀臆斷；沒有“詞外看詞”的本領，“詞內看詞”就會顯得瑣瑣碎碎，了無生氣。夏承燾的批評之學之所以能做到斷制穩當而又生動有趣，就因為他早年為了撰寫詞人年譜，考察詞樂與聲韻，把朱疆村、王鵬運、吳昌綬諸家的唐宋詞叢刻細讀過多次，并做過許多校勘與考訂的工作，在“詞內看詞”方面當得起“精確”二字；此后，他又閱讀了大量的歷史、哲學、政治、宗教、美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學理論方面的中外名著，擴大了學術視野，具備了“詞外看詞”的知識、眼光和本領。雖然他的批評之學始于1949年以后，某些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但是就他對作家作品的體認與判斷來看，他是較少受到庸俗社會學和“左”的思潮的侵襲的，這不能不歸功于他在1949年以前打下的那份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