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符的審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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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學者的詞源學研究是從“右文”研究開始的，最早的研究者是王圣美。張世南、王觀國等進一步申說了王圣美的學說。宋代鄭樵提出了形聲字演變中的“母子衍生說”。宋末元初戴侗的詞源研究具有開拓意義，從形聲字聲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間的關系，系聯了不少同聲符的形聲字，他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系聯工作。戴侗詞源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從聲音上貫通古今雅俗詞語，尋找它們之間音義上的聯系。系統總結宋元時期的詞源學研究，對今天探討這一問題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聲符；形聲字；右文說；文字；詞源學

Abstract：WangShengmei，thepioneerresearcherofrightwardphoneticsymbolinChinese，startedthetraditionofetymologicalstudyintheSongandtheYuanDynasty.Wang''''stheorygainedfurtheradvancementbyZhangShinanandWangGuanguo，twolaterscholars.Furthermore，ZhengJiao，ascholarintheSongDynasty，introducedtheviewof“MotherProducingChildren”intheevolutionofpictophoneticwords.InthelateSongandtheearlyYuanDynasty，DaoDong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etymologicalstudy.Hestartedwithpictophoneticwords，combedouttherelationsbetweenoriginalwordsandderivativewordsandgroupednumbersofpictophoneticwordsthatsharedthephonemes.Dai''''sothercontributionofetymologicalstudywastoconnectformalandinformalwordsbysoundstoseektheirrelationsinsoundandmeaning.Therefore，asystematicsummaryofetymologicalstudiesintheSongandtheYuanDynastyisofgreatimportancetosuchstudyinmoderntimes.

KeyWords：phonologicalsymlol；pictophoneticwords；viewofrightwardphoneticsymbol；lexicon；etymology

形聲字中的“聲符”是理解、認識形聲字的關鍵，從造字的歷史來看，聲符最初是表音的，后來語音變化而出現不表音的種種情況；形聲字的“聲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說文句讀》所說：“工、可第取其聲，毫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而廣之，則有聲兼意者矣?！睆挠椅牡难芯縼砜?，真正表意的聲符是那些聲符為文字之母、后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聲字的聲符，這其中的情形又較為復雜，“右文說”的興起正是為了探討這一問題。宋元學者的詞源學研究是從“右文”研究開始的，在文字學史上頗具特色，系統總結研究這一問題，對今天詞源學問題的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右文說的起始

漢代許慎《說文》分析文字有所謂“亦聲字”，這些字都是聲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說文》“部”、“句部”、“派部”等部在后人看來，實際上是以聲符為部目，所收的字(有會意字，也有亦聲字)也都是“右文說”研究的對象。但這在《說文》還不是自覺的。晉人楊泉《物理論》所謂：“在金曰，在草木曰，在人曰?！睂⒁浴褒印睘槁暦淖旨右载炌?，學界一般認為這是“右文說”的發端。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右文”研究，始于宋代王子韶。從文獻記載看，王子韶的《字解》與王安石的《字說》同時，是與王安石《字說》相對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審視形聲字聲符為主要目的的著作。據《宣和書譜》(卷6)記載：“方王安石以字書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傳?！薄蹲纸狻芬巡粋?，但其解字的思想，其關于漢字形義關系分析的基本觀點保存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其基本觀點認為形聲字的聲符不僅表聲，而且表義：

王圣美治字學，演其義為右文。古之字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此說為大家所共知，是關于“右文說”理論較早的、闡述較為清楚的觀點之一，對后來的研究者影響較大。王圣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僅從一字一形著眼，就字論字，而是系統歸納排比從同一聲符的一組形聲字，尋求它們的意義上的共同點，王氏歸納一組同一聲符的形聲字后發現：“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即形聲字聲符于字義的表達為關鍵。對一組形聲字而言，形符與聲符各有系統，不可一概而論。這一點遠遠高于王安石的《字說》。王圣美的這一發現啟發了后來學者的形聲字研究，由此而形成專門探討形聲字聲符表意問題的學派——右文說，進而由此探討漢語詞源諸問題。宋代王觀國《學林》(卷5)則更以形聲字聲符為字母，進一步總結出“字母”說，具體為字母加形說、省形用母說：

者，字母也，加金則為，加火則為，加瓦則為，加目則為，加黑則為。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眾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

王觀國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說”的價值在于，王觀國看出了聲符為形聲字之母、而偏旁為后加的這一文字演變的事實，這是很了不起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漢字演變的實際，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標志著形聲字研究中史的觀念的確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識的出現，為后來學者的深入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觀國的“省形用母說”看到的是另一種情況：即漢字使用中存在著省掉形旁而僅使用聲符的現象，有的學者稱此為“省形借聲”，有的學者稱此為“聲符替代字”[1]113，漢字使用中確實存在這種寫字寫半邊(聲符)的現象。但王觀國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不是省形借聲或“聲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聲。仔細考察王觀國所舉例字，我們發現它所反映的實際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種情況。王氏所謂省文，實際上是較早的古字，而他所謂的不省的字，實際上是后起的加形字。從文獻用例看，田，或用為畋獵之畋，或用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后來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與“佃”，“畋”與“佃”通行后，而文獻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這應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觀國所謂的省文說。王氏此說實際是以后來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況的結果，雖將文字古今語料混起來看，但其探討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為我們認識漢字的發展歷史提供了借鑒。

宋代鄭樵《六書略》對形聲字聲符的研究頗具特色，提出了形聲字演變中的“母子衍生說”，探討了“聲兼意”等問題。其“母子衍生說”以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統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這是鄭樵探討出的“制字之旨”。漢儒說文解字之失正在于此。鄭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汅w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鄭樵據其子母理論將《說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210類，而余330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這些主聲之子與主類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無窮之字”。鄭樵的文字子母理論主要還是就諧聲、會意(鄭氏雖也提到轉注，但其所謂轉注與諧聲相一致)而言的，而為子、為母之文要么是象形，要么是指事。從文字演化歷史來看，鄭氏的文字子母說雖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變的歷史觀念，如其以二母相合為會意，以一子一母為諧聲，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諧聲字的產生較為復雜，有一些字的聲符(即鄭氏所謂文之子)早于其所從的諧聲字產生，從演化歷史看，這些聲符應該是母而不是子。這是鄭氏沒有看到的。從這一點來看，鄭樵的以聲符為子的觀點比王觀國的“字母”說要差得多；再者，鄭氏的子母相生僅限于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會意、諧聲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這是鄭氏的“子母相生說”的局限所在。

探討形聲字中的“聲兼意”問題，是鄭樵著力的另一工作。《六書略·諧聲第五》專門有“聲兼意”一節，鄭樵共收了373個他認為是聲兼意的字。從《六書略》的分析以及所引《說文》釋義看，鄭樵所謂的聲兼意字有一些是《說文》中的會意字，有些是亦聲字，即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謂的“會意兼形聲也”，還有些是《說文》以為是形聲字而后來的研究者多以為是“形聲而兼會意”的。從鄭樵的解釋看出，鄭氏知道這些字中有一些是后起的分化字。如“云、雷”，《六書略》注曰：“臣按，古云作云，雷作回，皆象其形?！笕私柙茷樵圃恢?，回為回旋之回，故于云、雷復加‘雨’以別。”“馬文”，《六書略》注曰：“《說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馬文，古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洞呵飩鳌贰鸟R百駟?！嬹R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驎鳘┪鸟R?！逼渌纭叭ⅰ⒒?、姻、漁、駟、佃、仟、誼、警”等等。鄭氏以后起分化字為聲兼意字，并看出了這部分字為古字的后起加形字，為后起的分化字，這一點與王觀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读鶗浴ぶC聲第五》又有“母主聲”一節，共收字21個，按照鄭樵的子母衍生理論，母主意，這些字的母又主聲，因此也應列入聲兼意之列。實際上鄭樵在收字時已有重疊，如“筑”字，既收入“聲兼意”一節，又列入“母主聲”一節。又據清代焦《筆乘》卷6有鄭樵論六書數則：“《記》曰：祖者，且也。祖非從且，凡姐之類從且，徂祖之類從且，徂祖無且義。又曰：刑者，亻刑也。若刑之從井，而有亻刑之義，則也、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從，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此例說明鄭樵對聲兼意的認識是有限的。他所謂的聲兼意是就某幾個單字而言的，還沒有形聲聲符整體貫通研究的意識。

宋代張世南《游宦紀聞》(卷9)于“右文”研究也有創獲，張氏指出：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粗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張氏頗為推崇鄭樵的學說，但其基本精神仍然與王圣美的“右文”之說相一致，張氏進一步的總結論述得出從同一聲符的字其聲符“多以類相求”、“可類求”這一結論，即排比同一聲符的形聲字，即可求出其意義的大類。

二、右文說的長足發展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右文”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標志著“右文說”的長足發展，其關于“右文說”的基本理論奠定了后來“右文說”研究，以及詞源學研究的基礎。戴侗在《六書故》中從形聲字聲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間的關系，探討形聲字產生的幾種途徑，區分不同情況，系聯了不少同聲符的形聲字，他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系聯工作。

《六書故》中凡明言“×之諧聲”的諧聲字，按戴侗的觀點，都要求其義與聲，這類字借形標音，以音表義。但還有部分諧聲字(戴侗沒有明確指出為諧聲，這些字多出現在注釋中)，戴侗從聲符形體入手，尋求它們的得名之由，探求它們的準確意義。這種方法在《六書故·六書通釋》中稱之為“六書推類而用之”：

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昏，本為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時，故因謂之婚，或加以女焉。熏，本為煙火之熏，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熏，《楚辭》猶作纟熏黃，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謂之熏，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熏，或加酉焉。夫豈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學者昧于本義，故言婚者不知其為昏時，言日曛者不知其為熏黃，言纟熏帛者，不知其為赤黑。它如厲疾之厲，別作癘，則無以知其為兇厲之鬼，夢厭之厭別作魘，則無以知其由于氣之厭塞，邕且之邕別作癰，則無以知其由于氣之邕；永歌之永別作言永，則無以知其聲猶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別作璨，則無以知其色猶米之精粲。惟《國語》、《史記》、《漢書》傳寫者希，故古字猶有不改者，后人類聚為《班馬字類》、《漢韻》等書，不過以資奇字，初未得其要領也。所謂多學而識之，非貫之道也。

戴侗所舉例字有“曛、醺、癘、魘、癰、璨”等13字。他認為，學者們之所以昧于它們的本義，在于不明白它們的根本所在，不明了它們的產生及分化過程。這些字的根就是它們的聲符，即“昏、熏、厲、厭、邕、永、粲”等字，最初只有這7個字，它們一身擔負了相關的幾種意義，后來才增加了意義偏旁——形符，分化出新的諧聲字，這是部分諧聲字分化的一般情況。學者們明白了這一點，考求諧聲字意義時就應從諧聲聲符入手，推求它們的根，進而把握它們的確切意義。不明了這一點就會“昧于本義”。戴侗的研究從某種程度上把握住了“右文”表義的本質(注：王寧先生用“詞源意義是同源詞在滋生過程中由詞根(或稱語根)帶給同族詞或由源詞直接帶給派生詞的構詞理據”一句話給“右文”表義的本質特征作了科學的理論概括。參王寧《詞源意義與詞匯意義論析》一文，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綜合《六書通釋》及正文中的論述，《六書故》所做的推闡有以下三種系列：

1.本義分化系列

如上所舉《通釋》中“昏、熏、厲”等七例均屬此列。其他如：

張良切，弓拖弦也。張之滿曰張，去聲?！瓘堘∧灰嘣粡?。……后人加巾作帳。肌肉起亦曰張?！瓌e作脹。水張盛亦曰張，別作漲。(卷29)

2.“正義奪于借義”系列

這一組字的分化很有意思。正義(本義)被借義所奪，另造諧聲字以表示正義。如云與云?！霸?，地氣上騰為云也，古文……從上，象云氣上騰?！平铻樵圃恢?，云為借義所奪，故加雨為云?！?卷2)。云本象云狀，借為云曰之云，久借不歸，成了云曰專用字，于是另造“云”字代替“云”的本義。(今天簡化后“云彩”又恢復用“云”)。

3.書傳義及假借義分化系列

戴侗在無法考求分化系列字根的本來意義時就從書傳用例歸納其意義，用書傳義系聯同聲符而意義相關的一組諧聲字。如卷29“童”，本義未達，書傳義為兒童。由此而有“僮、瞳、牛童”等。

戴侗看出了諧聲字后起，而意義起于右文，即聲符。從文字分化看，諧聲字的職能最初是由聲符一個承擔的，后來才增加各種偏旁(形符)，孳乳分化出一組新的諧聲字，它們各自分擔聲符原來所承擔的各個義項(這一點從古文字發生學的角度看，符合漢字發展的事實。)初文和分化字聲符(即分化字字根)的相一致，體現了初文(字根)和分化字的族屬關系，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先后繼承和孳乳相生、繁衍的淵源關系。即在新的諧聲字中，初文(字根)作了它的聲符，也就把它原來的意義、聲音一同帶入諧聲分化字內，這樣諧聲字就有了初文的某種意義，它們之間而且聲音相同或相近。同聲符的字往往聲音相近，意義相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字根”。后來的“音近義通”的學說就“是以同根詞為前提的”，“在同族詞中，派生詞的音和義是從其語根的早已約定俗成而結合在一起的音和義發展而來的，因此帶有了歷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盵2]64

與“右文說”相比，《六書故》的“六書推類而用之”的長處是什么呢?“右文說”所謂的“右文”，指的是諧聲字的聲符。王子韶的作法主要是比較許多聲符相同、形符相異的字，因而能看出這些字的共同意義。這種作法從方法上講是可取的，但結論卻不一定完全可靠。因為諧聲字產生的時代、地域不同，加上聲音表義的多元性，即同一語音形式可以表示幾個互不相關的意義?！坝椅恼f”的最大弊病在于認為聲符表義是必然的，凡從某聲必有某義，實踐中難免牽強附會，或結論與諧聲所表詞義不符。有清以及近代學者運用“右文”研究詞義都難免犯這樣的錯誤。在“右文”上要下“凡”、“皆”這樣的全稱肯定判斷，應建立在分析全部同一聲符的諧聲字基礎之上，建立在文獻根據上，否則是以偏概全。戴侗“六書推類而用之”雖也從右文入手，但與一般所謂的“右文說”有所不同，也與王觀國的“字母”說有所不同，其高于“字母”說之處在于，戴侗清楚這些形聲字的歷時分化過程，他看出了形聲字后起，其形符偏旁為后加，而其義則起于右文，故他能從諧聲字產生的歷史過程中分析諧聲字的意義，找到了這些字的根，以字根貫通同聲符的同族字[3]。戴侗的研究為“右文說”科學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對我們今天推尋漢字同族字字根，系聯同源字，研究同族字的關系有借鑒意義。

三、右文說的總結與轉型

清代以及近代是“右文說”的理論總結以及轉型階段。明末清初黃生《字詁》、《義府》有許多地方是有關右文的，如《字詁·紛分鳥衤分棼》云：“物分則亂，故諸字從分者皆有亂義。紛，絲亂也；，雨雪之亂也；分鳥，鳥聚而亂也；衤分，衣亂也；棼棼，亂貌也?！秉S氏已注意從聲音貫通語詞，如《義府·朐忍》云：“蚯蚓即朐忍之轉音。”后來清代錢大昕、錢塘、錢坫、桂馥、姚文田、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黃承吉、朱駿聲、王筠、陳澧等都有關于“右文”求義的論述。如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屢言“凡從×之字皆有××之義”，段氏援用“右文”材料達68條[4]94。如《說文解字注·齒部》段注曰：“凡從‘奇’之字多訓‘偏’?！鼻鍟r朱駿聲《小學識余·形聲多兼會意之字》歸納出了30多條“右文”材料，如“凡從卓聲多有高大意”、“凡從斯聲多有散意”等。黃承吉是清代“右文”研究中的又一大家，黃氏是一位高舉“右文”大旗的學者，其《夢陔堂文集·字義起于右旁之聲說》代表了他關于“右文說”的基本主張。黃氏的學說基本上承繼段玉裁、朱駿聲，但比他們走得更遠，他明確指出：“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于聲?！边@一全稱肯定判斷過于絕對，但黃氏關于聲符與形符綱目關系的論述卻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凡字之以某為聲者，皆原起于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為諸字所起之綱；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則即為由綱之聲義而為某事某物之目；綱同而目異，目異而綱實同。”持相同看法的學者還有陳澧，其在《說文聲表·自序》中說：“聲肖乎意，故形聲之字，其意即在所諧之聲；數字同諧一聲，則數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離其宗也?！?/p>

清代學者研究“右文”而又能超越“右文”，能擺脫形體的拘牽而探討音義關系，正如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序》中所說：“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睆淖衷崔D向詞源，這是“右文”研究上的轉型，這一傾向與歷史上的“音轉說”相結合而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音近義通”的詞義探求理論。近代以來對“右文”以及漢語詞源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做出過開拓性研究的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黃季剛先生的《文字聲韻訓詁筆記》。對歷來“右文說”問題做出過集大成研究的是近代學者沈兼士先生。他的《右文說在訓詁學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是“右文說”研究中帶有總結性的一篇經典文獻。他對“右文說”的歷史作了回顧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歸納出了“右文說”的基本理論思路。如右文分化的一般公式：其一、借音分化(聲符非語根，乃借音字，另有本字)，其二、本義分化式(聲符即語根)。用這兩個公式分析右文，把無系統的右文資料統率在一個系統之中，條理井然。從對“右文”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今后訓詁研究、漢語語根探討的設想，為在“右文說”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中國訓詁學、語言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楊樹達先生在“右文”的探討、同源詞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楊先生認為研究語源必須以形聲字作對象，他總結出“形聲字中聲旁往往有義”的觀點。楊先生的主要觀點見于《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積微居小學述林》、《積微居甲文說》等著述。當代學者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張舜徽先生的《<說文解字>導讀》與《<說文解字>約注》、王寧先生的《訓詁學原理》以及系列漢語詞源研究論文、劉又辛先生的《“右文說”說》與《訓詁學新論》，才逐步把“右文說”引上了科學化的道路，為漢語詞源學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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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黨懷興.聲轉——漢語音轉問題的關鍵[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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