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傷寒論教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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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何大群工作單位：襄陽市護士學校

方是基礎諸多學者認為《傷寒論》是古代“經方派”的代表，源于古代已亡佚的《湯液經》[3]。書中113方，被后世稱為“經方”，其配伍嚴謹，療效顯著，為后人加減化裁應用廣泛，是中醫臨床的常用方。方證教學的前提就是認真講解經方的組成用量、組方理論、藥物配伍規律，由于《傷寒論》中許多經方被收錄入《方劑學》中，還應注重《傷寒論》和《方劑學》的內在聯系。在《方劑學》中重點教授經方的組成、配伍和歷代臨床應用及化裁，而《傷寒論》中重點講授其與“證”的密切聯系，做到各有側重的同時又相互補充。

首抓主證“證”是疾病過程中某一具體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理概括，在宏觀上表現為特定的癥狀、體征的有機組合。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有諸外必根諸內”，形象的揭示了證候與病機的關系。在一個復雜的方證中，常常有多種脈證表現，這時就需要提煉出主要的脈證表現。只有抓住方證的主證，才能明確其基本病機，有利于掌握并靈活地應用該方證。所以在組織教學時，要引導學生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首先抓主證。例如通過分析涉及麻黃湯的數條原文后，可知發熱惡風寒、體痛、無汗而喘、脈浮緊是麻黃湯證的主證。當臨床上出現上述脈證，即可酌情投以麻黃湯。又如脈結代、心動悸為炙甘草湯證之主證，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等是小柴胡湯證的主證等等。

方證結合，靈活掌握方與證，乃是《傷寒論》的核心，方是藥組成的，而藥又是證所產生的，但是證受到客觀影響，又有靈活多變的特點[4]。在教學中應以方證為中心，首先全面講解相關條文內容，讓學生掌握各個方證獨立的應用指征。再針對每個方證的縱向發展以及方證之間的橫向演化關系，依據六經傳變、條文次序，對每個方證加以推演論證，使學生從縱橫兩方面建立起各個方證的內涵和外延概念。同時要求學生樹立方證一體的觀念，方不離證，證不離方，在實踐中能夠以方測證，以證測方。歸納概括，全面總結培養學生的歸納總結能力，有利于將學習任務化繁為簡，且這種系統化的提煉更有助于記憶與應用。在《傷寒論》中關于方證的總結可以從很多方面進行。例如一方證涉及多經病的情況，如桂枝湯證在《傷寒論》中涉及太陽病、太陰病、霍亂病篇等，小柴胡湯證涉及太陽病、少陽病、陽明病、厥陰病、陰陽易差后勞復病篇等，大承氣湯證涉及陽明病、少陰病篇等。將這些條文進行集中歸納后，更加便于全面地掌握這些方證的病因病機、治則方藥。另外還有一些看似相同的主證，治則方藥卻迥異，可以通過同中求異分析其病因病機。例如五苓散證和豬苓湯證，兩個方證皆以發熱、口渴、小便不利、脈浮為主證，但前者屬太陽蓄水證，系太陽表邪不解，邪氣循經人腑，導致膀胱氣化不行，水蓄膀胱所致，為表里同病；而后者為陰虧水熱互結證，系陽明病誤下傷津，邪熱深入下焦，熱郁水停所致。故前者治以通陽化氣行水解表，后者治以滋陰潤燥，清熱利水。

《傷寒論》方證治法是中醫學的核心，也是《傷寒論》的特色和優勢所在。將方證教學應用于《傷寒論》的教學中，通過對比概括、提煉總結等方法，使復雜枯燥的條文化繁為簡，綱舉目張。不僅便于學生系統掌握經方，從而更好的學習其辨證論治的精神本質，為今后的臨床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不失為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已經得到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