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安和民族音樂觀現代性轉換
時間:2022-08-01 08: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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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安和是中國近現代琵琶演奏家、音樂教育家、民族音樂理論家,對中國近現代音樂發展具有積極影響與突出貢獻。文章以中國民族音樂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為視角,通過剖析曹安和在琵琶演奏及教學、民族器樂記譜法、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分析促成其音樂觀形成的客觀因素,繼而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對曹安和音樂成就的總結。
【關鍵詞】曹安和;琵琶藝術;民族音樂理論;現代性轉換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西方文化逐漸滲入到中國本土,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面對“歐洲中心論”與“國粹派”的局限性,文化融合的觀點為中國近代音樂發展指明了方向。代表傳統的中國民族音樂逐步向現代轉化,其中不僅包含了“國樂導師”劉天華的開創之舉,還包括了其學生曹安和對國樂改革思想的踐行。步入近代,受西方女權運動思潮、維新運動思想影響,少數中國女性開始萌發自我主體意識,曹安和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參與到新式教育與新音樂中。中國新音樂起步階段,她毅然選擇學習民族樂器,繼承國樂大師劉天華衣缽,成為北京唯一一位女性琵琶演奏家,積極進行琵琶教學活動。曹安和是20世紀中國女性音樂家的杰出典范之一,更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少有的音樂表演兼理論研究復合型人才,其自身發展經歷及藝術成就,充分體現了中國民族音樂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
一、現代琵琶演奏藝術的傳承者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新音樂運動蓬勃興起。對于民族音樂發展方向問題,劉天華一輩做出了成功探索,并開辟出一條可行道路。作為劉天華的弟子,曹安和秉承中西交融的音樂思想與主張,積極開拓民族音樂發展,以自身特長向西方人傳授中國民族音樂,實現傳統音樂與現代音樂相互融合。曹安和是20世紀中國杰出的女琵琶演奏家[1],上世紀30年代已頗具名氣。她的琵琶演奏技術絕非一蹴而就,幼年開始學習琵琶,并奠定了扎實的演奏基礎。后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隨國樂導師劉天華潛心鉆研琵琶演奏[2]。曹安和深得劉天華真傳,不僅是具備高超的演奏技藝的劉氏嫡傳弟子,而且成為繼劉天華之后崇明派優秀的傳人。此外,曹安和博百家所長,悉心鉆研其他流派經典曲目及演奏風格,如平湖派李芳園的《平沙落雁》《霸王別姬》、華秋萍一派的《海青拿鵝》《漢宮秋月》等。上述之全部經歷,恰恰是她成為琵琶大家的根本原因[3]。作為民族樂器演奏家的曹安和,延續導師劉天華的音樂思想與主張,積極推動琵琶藝術的廣泛傳播,且思想進步開明,對西方音樂文化采取包容兼收的態度,不吝向外國人傳播中國民族音樂精粹。1934年4月,美籍俄國作曲家、鋼琴家亞歷山大•齊爾品來到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曹安和在歡迎音樂會上彈奏了中國傳統琵琶武曲《十面埋伏》。齊爾品被其精湛技術所折服,遂拜師學藝。后因齊爾品意識到短時間內無法做到用高超技巧演奏琵琶,改成聽曹安和彈琵琶,觀察領會琵琶豐富多變的演奏技法,后促使他完成了鋼琴曲《敬獻與中國》,這一模仿琵琶輪奏聲音創作的幻想曲(作品52號《音樂會練習曲》第三首),將琵琶的輪指用鋼琴模仿出來,使音樂具有鮮明的中國音樂風格。曹安和任教期間,捷克留學生伍康妮也曾跟隨曹安和學習琵琶演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曹安和教授的第一位外籍學生。此外,作為中國民族樂器的代表,上世紀50年代起,曹安和經常為外國友人演奏琵琶,如1947年,應中英文化協會邀請,她在南京舉行琵琶獨奏音樂會。從客觀角度看,曹安和的對外琵琶教學與表演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是在進行一般的藝術活動,更重要的是在向外國傳播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一方面,彼時的中國新音樂處于起步階段,亟待了解和借鑒外來音樂元素,齊爾品的到來鼓舞了當時的中國音樂界,客觀上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并引發具有中國民族特色鋼琴作品創作的熱潮,中國鋼琴曲創作的最初成果由此產生出來[4]。另一方面,齊爾品從中國傳統音樂和民間音樂元素中汲取給養,將中西方音樂進行有機結合,創造出帶有中國民族音樂風格的鋼琴作品。齊爾品吸取借鑒了琵琶獨特的演奏技巧,并將琵琶音階的旋律運用到鋼琴上,對于中國音樂對外傳播產生積極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是近代早期中西方音樂家在音樂創作方面的一次碰撞,更是中西方音樂交流與融合的成功經驗,對后來的中國音樂發展具有深遠影響[5]。
二、現代民族音樂理論研究的奠基者
20世紀下半葉,曹安和開始了長達40余年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央音樂學院研究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從近代第一位女琵琶演奏家轉變為同輩人中唯一的女性民族音樂理論家[6]。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傳統音樂,涉及古樂譜整理、民間樂器介紹、傳統樂曲研究、音樂家傳略等領域。(一)實現琵琶記譜法的現代性轉換。回顧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承歷史,師徒間傳授技藝的方式大多采用口傳心授。音樂作品的延續更需要創作與記寫,曹安和深知中國民族音樂事業面臨的危機,因此,琵琶曲譜的保留與傳承更是意義非凡,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20世紀40年代起,曹安和著手琵琶曲譜整理工作。1942年,她與楊蔭瀏合編出版《文板琵琶十二套》;1954年起,曹安和又與中央音樂學院琵琶專業教師李松庭合作,先后出版《霸王卸甲》《青蓮樂府》《夕陽簫鼓》三曲;1955年1月,出版《十面埋伏》琵琶獨奏曲;1978年出版琵琶獨奏曲《大浪淘沙》《龍船》;1990年出版《漢宮秋月》(陳澤民譯)曲譜等。上述曲譜中,除《大浪淘沙》《龍船》是用簡譜記寫外,其他均采用五線譜。在《文板琵琶十二套》中,曹安和與楊蔭瀏大膽采用工尺譜和五線譜,詳細記寫舊譜與實際奏法兩種效果,并加入表明板眼和音的記號,開創了用現代音樂學的科學方法整理傳統琵琶樂曲的先河。長期以來,中國民間使用豎寫的工尺譜,雖然標注了板眼,但音符時值無明確記載。一首曲子通常需要表演者根據記憶與理解來唱奏,不利于作曲家精神創作成果的完整保留。自劉天華起,就開始了改進工尺譜記譜的探討,并借鑒西洋五線譜的記譜方法,科學地在工尺譜上增添了時值線、附點、休止等符號[7]。曹安和受西方音樂文化影響而開始中國近代新式專業音樂教育,了解現代五線譜的優越性,用西方五線譜記寫中國傳統音樂,不僅有利于中國音樂與世界音樂接軌,更有利于改革工尺譜記譜過程中缺乏節奏、音長時值的弊端。作為中國傳統樂器中的代表,琵琶具有極強的藝術表現力,且具有扎實穩定的社會基礎。然而,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的音樂思潮,將琵琶和二胡民族樂器置于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經過劉天華等人的國樂改革,二胡、琵琶等民族樂器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口傳心授的傳統教授方式雖然可以很好地存續一派演奏技法的精髓,但樂譜的不完善不利于曲目流傳范圍的擴展,尤其是音樂本體的完整保留與技藝傳承。曹安和深知自己任重而道遠,遂繼承恩師衣缽,為民族音樂的延續和傳承殫精竭慮,將曲譜的保存視為重中之重。她規避簡譜及工尺譜在記寫音樂上的缺陷,利用五線譜盡量保留音樂之精髓。將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洋音樂記譜方法相結合,既是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延續,亦是其傳統向現代轉換之音樂主張的體現。(二)采取現代手段整理中國古代曲譜。曹安和以戲曲、合奏兩方面為主要研究領域。在梳理此類成果時,筆者發現曹安和的名字大多與其他人聯在一起。這是由于其所處時代的特征,早期中國音樂理論成果大多是共同署名,這鮮明反映出集體歸屬的時代特性。戲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與楊蔭瀏合輯《關漢卿戲曲樂譜》《西廂記四種樂譜曲選》;編著《現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曲譜目錄》等。其中,《西廂記四種樂譜曲選》所選為近代已不演唱的《董西廂》《北西廂》《琵琶調西廂記》和《西北廂弦索調》這四種樂譜的集成,為此類作品后續的比較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在《現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曲譜目錄》中,曹安和梳理了27種曲譜,對繁雜凌亂的折子戲深入考證,以作曲家為綱、劇本為目的形式合集出版。書中附有劇名、劇作者、折目索引等內容,十分詳盡,便于使用查找。曹安和為戲曲研究提供了一部工具索引書,為該藝術形式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她為統計戲曲工作走出了第一步,既是基礎性的工作,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對于中國傳統戲曲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中國古典戲曲向現代化形態轉變提供了物質保障。古代合奏曲譜方面以《弦索十三套》最為突出,該書譜的出版過程足以代表曹安和對民間音樂研究的嚴謹態度。1948年,曹安和從上海藏書者手中得到了《弦索十三套》手抄工尺譜本;1952年又得到陶君起祖傳抄本《弦索備考》,憑借多年的音樂表演經歷和深厚的傳統音樂內涵,以及敏銳的洞察力,曹安和意識到這部古籍的價值。經過前期大量研究鋪墊,1955年,她與簡其華將《弦索十三套》譯為五線譜,并對曲目的歷史淵源、版本、演奏指法、符號解釋做出詳盡說明;后撰寫了《弦索十三套派生出來的幾種偽樂譜》一文,對該樂曲的各版本與偽造書名進行了解釋;1985年,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演奏家們開始排練該作品,曹安和已是杖朝之年,仍擔任藝術顧問;1986年1月,《弦索十三套》首演大獲成功。經過曹安和長達40年的不懈努力,這部埋沒近200年的傳統器樂合奏曲終于重獲新生。(三)利用現代手段搶救民間音樂瑰寶。曹安和對民間音樂的研究可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在呂驥(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李元慶(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部負責人)的大力支持下,曹安和隨楊蔭瀏,帶著新買的鋼絲錄音機開始了對中國民間音樂的搜集及研究,成為中國最早一批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收集民間音樂的采錄者。曹安和與楊蔭瀏等人對中國民間音樂的采錄工作是開創性的,他們用現代技術手段搶救了瀕臨滅絕的音樂珍寶,并將其轉換為物質材料。主要成果有《單弦牌子曲選集》(與楊蔭瀏、文彥合編)、《單弦牌子曲資料集》(與楊蔭瀏、文彥合編)、《蘇南吹打大套器樂合奏曲》(與楊蔭瀏合編);《定縣子位村管樂曲集》(與楊蔭瀏合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與楊蔭瀏合編)等。其中,最具價值的當屬對民間藝人華彥鈞作品的采錄及出版。經楊、曹二人合作,完整采錄阿炳演奏的琵琶獨奏曲《大浪淘沙》《昭君》《龍船》和二胡獨奏曲《寒春風曲》《聽松》《二泉映月》共6首民族器樂獨奏曲。如今,《二泉映月》蜚聲國際,殊不知曹安和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由于鋼絲錄音機無法長時間采錄,每次結束錄音后,曹安和都要迅速準確記錄和整理音樂,無論是音符記寫、指法標注,還是音樂表現風格等方面,都十分詳盡,符合音樂本體原貌。因此,該譜版被視為《二泉映月》的唯一藍本[8],故沿用至今。在這一活動的影響下,國內掀起了收集、發掘、搶救和整理廣大民間藝人及作品的熱潮[9]。正是由于楊、曹二人的先導性探索,引發了現代音樂工作者思考與大規模的“音樂搶救”運動。縱觀歷史,優秀的傳統文化都具有再生功能,內部表現為傳統文化的自我更新,外部表現為與外來文化交流并進行滋養。步入20世紀,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階段,面對中國悠長歷史的傳統音樂資源,曹安和深入研究其藝術價值,立足現代音樂實踐規律、順應時展潮流,逐步踐行中國優秀傳統音樂遺產的現代性轉換。結語曹安和的一生,恰逢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轉變的一個世紀,歷經晚清、民國以及新中國三個時期,見證了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從茍延殘喘到生機盎然。她秉持著兼容并蓄的音樂觀,繼承傳統并發展傳統,對中國音樂藝術發展有著基奠意義。首先,她所受教育體制正是從傳統到現代轉化的縮影。她就讀并工作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女子大學,也是最早在女子大學開設的專業音樂院系。因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動蕩不安,該校5次易名,甚至遭遇停辦危機,反映出20世紀中國新式學堂的曲折發展歷程。而曹安和堅持完成學業并留校任教,是新式教育培養的成功典型,不僅成為中國第一代音樂專業女大學生中的佼佼者,更是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成功代表,使20世紀初中國提倡的美育教育開花結果。其次,她實現了傳統樂器演奏到現論方法的成功轉化。
曹安和的音樂事業大體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上半葉,主要集中于演奏和教學,跟隨恩師劉天華學習、工作,秉承崇明派琵琶的精髓傳承技藝,使琵琶這件曾經輝煌又被埋沒的民族樂器重獲新生;20世紀下半葉,在楊蔭瀏的引領下,將自身優勢和專長合理轉化,把實踐提升為理論,成為中國最早一代民族音樂理論家。曹安和開創性地借鑒西方五線譜記譜法翻譯和記寫民族民間音樂曲調,在著力保留音樂原貌的同時,以現代方法轉化中國傳統音樂遺產,使其順應現代化轉換后的世界音樂發展潮流。最后,她體現了中國女性社會屬性的現代化轉換。古往今來,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在國人心中根深蒂固。步入近代,人們雖剪了辮子,思想逐漸開化,但深到骨子里的封建思想根基是難以立即斬斷的。在社會思潮變革的大環境下,女子都期盼朝著安身立命的大好人生邁步前進,卻在很多方面受到非議、鄙夷甚至是指責。雖然允許女子進入新式學堂學習,但選擇音樂專業學習的寥寥可數,即使在開明的家庭也會遇到某些阻力。回看中國近代音樂歷史,活躍于20世紀上半葉、為民族音樂復興而奮斗的音樂家屈指可數,封建傳統思想在某些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女性在專業音樂道路的發展,女性音樂家更是鳳毛麟角。曹安和以其開明的思想和敏銳的藝術思維,在開化不完全的時代成為北京唯一一位女琵琶演奏家,不僅是20世紀中國女性的杰出代表,更是20世紀中國女音樂家的先鋒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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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馥嫚 單位:東北大學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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