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鎮建設與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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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杰瑜王尚義工作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歷史系

近年來，有學者從政策層面給予了分析和論證，如楊昶的《明朝政令對生態環境的負面效應》［7］、杜大恒等的《論明朝安全政策的環境影響》［8］等，筆者也從明朝軍事政策對晉冀沿邊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和研究［9］，這些研究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和了解該地區歷史時期生態環境演變的原因。為了防止蒙古貴族南下的侵擾，明政府于長城一線設立九個軍鎮，大批軍政人口聚集于此，過度的資源消耗才導致了生態與環境的巨大變化，因此長城一帶的生態與環境變化與明代軍鎮建設有著高度的關聯性。因而本文擬從大同鎮的建設為切入點，從政策層面進一步揭示政策變動與生態環境演變的關系，并探求這種演變的內在規律，為當前及今后這個地區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問題提供歷史借鑒。

大同鎮建立之后，明政府不斷地修筑這里的長城和堡寨。成化年間，巡撫余子俊采用延綏鎮筑邊之法，組織軍丁民眾修筑邊墻和墩臺。嘉靖年間，明蒙激烈對抗，修筑與反修筑長城的斗爭不斷，明軍所修長城不斷遭到蒙古軍隊的破壞。與此同時，靠一兩道長城墻體防御蒙古鐵騎顯得單薄，于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巡撫張文錦在大同城北九十里外，開始修筑水口、宣寧、乃河、柳溝、樺溝等五堡，構筑更加堅固的城防，但因嚴峻苛刻，引發兵變，邊墻、堡寨的修筑暫時進入低潮。十八年后，因戰亂不斷，故宣大總督毛伯溫又大興土木，開始修筑長城與堡寨。嘉靖十八年（1539年），修筑了弘賜、鎮邊、鎮川、鎮虜、鎮河等五堡，萬歷時稱之為“內五堡”。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至二十六年（1547年），宣大總督周尚義會同大同巡撫詹榮，以為大同無險可據，于是組織軍民修筑長城，西起丫角山，東至李信屯，延袤五百余里，敵臺數百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翁萬達就任宣大總督，督促軍民又修筑了鎮羌、得勝、拒門等六堡，萬歷的時候稱為“外五堡”。“隆慶和議”，明蒙互開馬市，著手修筑了馬市堡城。萬歷年間，對各堡城墻用磚包砌。據羅哲文先生的研究，大同鎮所轄邊墻東起鎮口臺，西抵丫角山，全長647里。這個數字只是按線型計算的長度，事實上有些地段的邊墻，或修了毀，毀了修，反復幾次，或者縱深修筑幾道邊墻。因此邊墻的實際長度遠在此數之上。為了提高邊墻的防御能力，每隔兩箭之地還要修筑敵臺（樓）一座，萬歷七年（1579年）二月明神宗曾命筑大同鎮敵臺1028座①。城堡是北防防御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跋喽鹊匾艘郎綋U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廨宇，士有營舍，而倉廒草場咸備焉?！雹诿鞔?，每鎮守總兵分轄若干路，由副將或參將駐守，路下轄若干城堡，由守備、操守、防守等官駐守。由守備、操守、防守等官駐守的堡又分轄周圍數量不等的小堡，史書把前者稱之為官堡，后者曰民堡③。這些小堡其目的在使那些住在鄉村的軍民得到有效的組織，據順治《云中郡志》載：大同鎮邊堡24座，鄉堡677座④。這些都是有據可考的，實際上堡寨數量要遠大于此。明代將長城設防推向極至，墩臺建筑在數量上也史無前例。墩臺按分布可分為邊墩和腹里墩，按其用途可分為煙墩和火墩，另外還有由戚繼光創立的堞樓（空心磚樓）。邊墩，每二里設墩一座，守墩兵丁兵一般十五人左右，有的多達三十多人⑤。為了達到自給，政府會從荒地中“撥給沙田四、五十畝，耕種養瞻，專司瞭望?！雹薹榛鹋_原本是利用煙氣傳遞軍情的軍事設施，但邊墩不僅是傳遞軍情的軍事設施，臨戰時又是明軍最小的戰斗單元，和平時期則成為明軍最小的生產單元。腹里墩的設置要疏一些，守軍一般為三到五人，承擔的軍事任務較邊墩要簡單一些。據成化《山西通志》的記載，成化時大同鎮沿邊有827個邊墩和813個火路墩⑦。至萬歷時有墩臺1459座⑧。3．2屯軍攬戶，墾殖土地軍鎮建設首先是屯集大量的軍事人員和軍馬。大同鎮在永樂年間，就有軍人135778名，到萬歷初年現額軍人有85311名［10］。雖然中間發生變化，但大同鎮的軍人大多數情況下維持在八萬人以上（表1）。明朝為穩定守邊軍人，自洪武初年，就制定了軍士赴衛所可攜妻子同往的規定。對于軍衛中未娶之男子，政府多采用鼓勵婚姻的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聽就彼完聚；有妻在籍者，著令原籍送去完聚?！雹侔凑彰髦疲y時大同鎮轄區內有14衛、7個千戶所，按每一軍人領有兩名家屬計算，則有260400人。沿邊一帶撤消的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寧等4縣，“假定每縣平均人口也是1．3萬人，就有民籍人口5．2萬余。若其中2萬人遷入軍衛，被軍衛帶管的民籍人口只有3．2萬左右。”②這樣大同鎮的軍戶人口約計292400名。到正統以后，邊鎮駐軍的數量嚴重缺額，開始大量實行招募，因此正統以后以邊鎮軍人的額數與衛所的戶數之間已經失去了進行數理推理的可能性。但從嘉靖四十年（1561年）山西行都司的屯田數為四萬多頃的事實說明③，這個時期衛所的軍戶數量并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以戶均四口計算，大同鎮的軍戶人數有39萬多人，若計算在其它地區所募軍人為大同鎮軍人總數的15％，大同地區軍戶的口數達40多萬。為了保障軍事性人口激增的供給，大片民田或荒地變為屯田成為這一時期本區域的一大特點。山西行都司從明初實行屯墾始，就很見成效。洪武八年（1376年），大同都衛的屯田就達2649頃④。二十五年（1393年）八月，馮勝、傅友德，到太原、平陽等地，“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為一軍”，“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以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①二十七年（1395年）下令“山西大同慰朔、雁門諸衛止留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雹诙四晁脑?，敕發山西都指揮使司屬衛官軍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③。永樂年間，盡管不少衛所內徙，但衛所屯田仍然很盛。永樂九年（1411年），大同鎮守總兵就因“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十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求多留軍士操練以備邊防，太宗于是命“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種，作用于耕且守，以為定制?！雹苷y六年（1441年），因邊境寧謐，宜廣屯田，于是增大同、宣府二邊屯軍6700余人⑤。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同鎮的屯田數為46933頃79畝（表2）。萬歷六年（1578年）到十年（1582年），賈應元主持了大同府及行都司土畝的清丈，冊報屯田28590頃34畝、牛具地12996頃29畝、功臣地1698頃23畝、養廉地822頃58畝、賞功地72頃70畝，合計44222頃⑥。

明初大同地區的生態與環境狀況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明初大同鎮一帶的生態較好。長城沿線的樹木很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比如櫛。”⑦尤其在內長城以北，森林極為繁茂。在今朔州市南部山地樹林“參天蔽日”，應縣茹越山“林木深秀”，⑧渾源縣和張家口市蔚縣一帶的高山峻嶺“林木茂密?！雹崦鞒踹@一帶自西向東，森林綿延數百里，南北的寬度有四五十里［2］。不僅森林如此，還存在著良好的草場。洪武三十年（1689年）年明政府劃定北邊牧場，這里就是極其重要的區域①，設立的牧場屬于太仆寺的有：大同中屯、東勝左、東勝右等三衛；屬于山西行太仆寺的有：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朔州等衛以及山陰、馬邑等千戶所。宣德年間大同牧場“每歲收草一百七十萬余束”②，為了便于管理，政府設置“草場大使一員”，正統七年（1442年）又“增置大同府草場副使”③。到成化時，大同府上繳416張羊皮、草167190束④，說明草場植被的良好程度。由于這一地區植被尚好，境內最大的河流桑干河，具有一定的水量。元代及明代初年就曾想疏浚桑干河發展航運的經歷［11］。明中期之前，沒有明顯的沙塵天氣出現。大同軍政建設影響下的環境演變大同鎮建設有效地防御了蒙古貴族的南下侵擾，但所采取的軍政措施使得該區域資源的過渡消耗，對于這一地區的生態與環境影響很大。林木采伐與植被變遷大同鎮建立以后，大量官兵俱駐扎于此，因此興建各級官員的官署和軍士的營房都要砍取邊山木材。為了保證建筑用材需要，專門設有采木旗軍的建制⑤。嘉靖年間，宣大總督翟鵬準許大同鎮于北樓口山內采伐大小木頭萬余株。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同總兵周尚文申請采伐木材時，雁門兵備道劉璽就認為：“雁門東西十八隘口，多系通賊要路，山木禁例，始自國朝”，故建議宣大總督翁萬達，應將所應用木材數目計算好，不必令該鎮軍人砍伐，而委派大同府所屬官員一員，帶領民夫，會同北樓口游擊，查勘偏僻非蒙古可通行之處，入山砍伐，按數報繳至官，游擊于木材上用印烙記。此時，大同鎮再派軍士前來搬運，不準攜帶刀斧之類工具，由關口出入，逐一計算。翁萬達看后奏陳：“山西、大同兩鎮，相為唇齒，一于禁，則不便于大同，一于不禁，則不便于山西。法不宜偏，事當有處。山場袤闊，樹木叢多，若系緊要路口者，存之以捍虜，僻遠無礙者，取之以濟用，則適所以相資而非所以相病也?！惫式ㄗh“將合用木值，就于北樓口等山無礙去處及時砍伐，敢有混斫盜斫緊要應禁樹木者，照例問罪。以后凡遇起蓋軍營，一體查酌施行，不必煩瑣奏瀆?！雹藜尉溉四辏?559），大同總兵又以修蓋營房，移文于北樓口采山木，山西巡撫葛縉聞知此事，乃上奏制止⑦。大興土木對木材需求量的激增，引起木價上漲，因此在成化以后，“大同、宣府窺利之徒，專販伐木”⑧，出現了一大批“以林木為世家”的木材巨商，因此這一地區的森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毀。明政府對邊山緊要地方雖有嚴禁樵采之令，卻沒有開山辟地營田之禁，所以豪官權勢之家往往乘機濫伐林木，墾荒辟地設立私莊［12］。沿長城一線的許多地方，因大興屯田，不少土地被辟為農田。正德年間，“各邊關禁例，砍伐林木者治罪，而未有開墾山場之禁，以故奸豪往往墾田立莊，道路日辟，關險寖夷，較之伐木，為患尤甚，乞一體重治。”①鋤山為田，不論喬木灌叢一齊清除，對植被破壞更大。萬歷二十年（1592年）前后，山西巡撫任呂坤曾云：“大同州縣居民，日夜鋸木解板，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約，且所斧鋸等錢，通同賣放。彼百家成聚，千夫為鄰，逐之不可，禁之不從?！雹诜鋲ɑ模粌H僅是森林的消失，也嚴重影響著當時國家的國防安全，因此不少有識官員便建言獻策，要求對此采取措施。成化末丘睿就曾建議：“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以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敝，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不衍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系民產，官府即于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愿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雹?002年11月底，朔州市城區王化莊村南堡梁發現了一塊《退耕還林》碑［12］，可以幫助了解當時的情景：圣旨雁門關欽差整飭雁門關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楊，為修理關隘重險以疆國理事，蒙欽差提督雁門等關撫山西方都察院右撫蘇御史，鈴欽差總督宣大事兼理糧餉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六部左侍郎翁萬達驗俱，兵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禮部尚書趙等題奉圣旨，雁門、寧武關、西十八隘口切禁山地墾還林，民聽棄安住，應該征糧，查冊處分。禁山事例，責成提調官來巡視禁緝砍伐林木事宜。隘口以示，每年終將終遣過犯禁軍人參劾過官員具奏，各長史司啟和春運北、應、朔、渾源、山陰、馬邑等處。如果禁山，內有征田備衙大同巡撫衙門查冊處分，各府占地土山居人悉照內事理施等因，蒙此合計刻石，曉銓禁約。今后一人等敢有擅入禁山砍伐林木，耕墾地土，參將、守備、守等官便擒解道問發南方煙。欽差整飭雁門等關，兵備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副使王控蒙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本道，呈前事踏勘明白，四至分明，本道冊由帖為照。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本道呈前事，差委官崞縣汪知縣、振武衛千戶張朋踏明本道有卷存證，地上照舊管業。又蒙巡撫山西察御史姜本道呈前事，委代縣張同知、千戶許印踏明，立圖樣，四至分明，東至龍門寺，西至張存，南至山根，北至山根，本道卷按方。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已酉丁卯辛丑吉旦。太原左衛所總族陶泰識字張錘旗賈侃刻石。八岔口振武衛所千戶張裕忠振武衛鄉軍人成思。該碑的內容不僅說明了當時禁伐禁墾的范圍，要求四至分明，并有卷存證，也明確了禁伐禁墾的責任人，上至總督、巡撫，下至知縣、千戶，層層負責；同時對于違反者如何處理作出了明確的說明，要求每年年終要對違規者上奏朝廷進行處理。圣旨是古代法律中最具法律效力的法令，該諭令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沿邊地區森林的破壞程度。邊墻以及部分城堡、墩臺多修筑于崇山峻嶺或高阜之地，這些地方多為植被較好的地區。無論墻體石筑、土筑還是磚石包砌，都會對經由地的植被形成較大的破壞。尤其是嘉靖以后，不少的墻體均以磚包，且不論筑墻所需要的土方量，就是燒造數量龐大的磚所需要的燃料對周圍的林草植被形成的破壞就很大。弘治年間，為了增筑一個廣靈城，就命百姓“伐諸山薪，薰取諸野磚”①。大同鎮所轄大的堡寨24座，鄉堡677，為了保證需要，明神宗就諭令，宣大以西諸鎮“宜令沿邊軍士倍加采打秋青，樵取柴木，以備飼馬燒造之用。”②且不說十幾萬服役勞工炊飯、搭鋪、取暖所需的柴薪對森林形成的破壞。濕地消失，土壤沙化，揚塵天氣增多推行屯田，雖然解決了軍隊的糧餉，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邊地的開發，但是這種消極后果在正統以后就十分明顯地體現出來。首先是湖泊濕地消失。懷仁縣鎮子海，在明初時“周四十五里。中產鯉魚，大數十斤，有鵝鴨乃哺其間?！雹酆髞砀浇木用駷榱藬U大湖濱灘地而“因居人次退水渠導流于桑干河”，到了明代嘉靖時，已經縮減為“周三十里”了，萬歷年間“今水涸魚竭變為禾黍”④，諾大的一個湖泊，經過二百多年已經完全干涸變成了耕地。渾源州城西“神德湖”，遼時尚可觀魚⑤，明初時為一大的沼澤，“渾源川在州西南，……分流至州西北，匯為大澤”⑥，到明中葉后，因渾河分流之水斷流，該澤也干涸消失了。其次是土壤沙化嚴重。大規模墾殖和地表植被破壞的直接后果是土壤沙化。大同所屬“沿邊玉林、云川、威遠、平虜各鎮屯田之處，或變為鹵堿，或沒為沙磧，或蕩為溝壑”⑦。懷仁縣不少土地因“河湮砂鹵”因此而撂荒⑧，萬歷年間，懷仁縣典史郭子直站在縣城高處眺望，只見“隍閭之外，白草芃芃，黃沙漫漫”⑨。天啟時，朔州以西地方“皆沙瘠，歲苦狂霾”，由于大風揚塵，連莊稼也種不成瑏瑠。朔平府“地寒風猛，收獲甚薄，居民遷徙不?，仮灛?。過度墾殖和粗放的耕作方式，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加速了當地的土壤沙化，致使憲宗、孝宗朝以后，“黃沙四塞”、“風霾蔽天”的風沙之災，累見不鮮瑏瑢。

首先，生態與環境變遷既是一種自然現象，又是一種社會現象。大同鎮所屬區域的生態環境，如果沒有疊加人類活動的強烈擾動，這些變化是漸進的、緩慢的。許多事實表明，明代大同鎮建設所進行的軍事性生產和措施對資源形成了巨大的消耗，是引發本區生態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主要因素。其次，在生態與環境諸多要素中，變化最顯著、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自然植被的變化。據估計明初，恒山山系當時的森林覆蓋率仍然在20％左右，經過明代的破壞后，這個地方的森林覆蓋率下降到5％瑏瑣。植被的不斷地被吞噬，其生態效益迅速跌落，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就是土壤保水能力差，風蝕、水蝕嚴重，土地不斷荒漠化，湖泊消失或水面縮小。第三，明代本區生態與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大到國計民生，小到百姓日常生活。因植被減少土地沙化，嘉靖、萬歷時就出現因風沙土地棄耕現象，不少以土地為生的百姓不得不留離失所。同時因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加劇，導致永定河水性與水質發生的變化，給下流北京以及沿岸地區帶來的危害也一度愈演愈烈。第四，生態與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科學的發展觀。注重資源環境的合理利用，提高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良性循環的雙贏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