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展角度看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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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0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磨煉和鄧小平務實精神的教育，我國經濟學界敢于面對現實，揭示問題和矛盾。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進步。但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報告和文章就問題論問題，問題成堆而理不清頭緒，很少用哲學思維來研究當前經濟發展和運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隊，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觀情緒，我們的經濟學成了問題經濟學。有些研究報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和指標體系，用來描述和研究正在發展中的中國經濟，把我國經濟當做一個發展完善的市場經濟來看待，很少考慮我們的發展度和市場度。判斷經濟形勢只根據那幾個統計指標的走勢論是非，找對策，只力圖扭轉那幾個指標的走勢，我們的經濟學成了總量經濟學，符號經濟學。這種研究方法嚴重脫離實質經濟內在矛盾運行的總量分析，更嚴重地脫離中國生產方式、交換方式、體制機制、結構轉換升級具體階段的實際。抓不住問題的關鍵，抓不住根本問題，只看運行，不看發展，只講量變走勢，不講質量內容。這種西化的問題經濟學，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它打亂了現階段有形手和無形手的分工結構，過早淡化政府的發展主體地位，擴大了政策市場調控的范圍，干擾了市場的調節機制的正常運行。為了克服這種傾向，我們必須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堅持鄧小平的中國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們的特殊國情。我國經濟運行在什么歷史階段是必須首先弄清的根本性問題。

我們判斷當前的經濟運行態勢好壞，要有一個特定的質和量的客觀標準，不能僅僅根據幾個總量統計指標的走勢，簡單地以升降論是非。經濟運行指標在時間上不能簡單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間上也不能簡單地和別的國家、地區比。首先要給當前經濟運行一個準確的時空定位，即當前經濟運行是處于我國、本地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上。這個階段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發展的內容、發展的歷史任務是什么？當前經濟運行走勢是向著解決發展的主要矛盾、轉化主要矛盾方面推進，還是朝著反方向推進。這是判斷經濟運行走勢好壞的主要標準，定性標準。

從發展的本質含義、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國經濟正處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根本性轉變這個大的歷史階段中，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轉變的一個關鍵性歷史時期。在生產方式上以工業、商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帶動農業的小生產方式向現代的企業化生產方式轉變；在交換方式上主要是從自然經濟、統制經濟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過渡。這種轉變、改進和過渡必然要和增長方式與體制模式的變革、改革互為因果。

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結構性矛盾。所謂總量矛盾不過是抽象了結構內含的結構性矛盾在統計上的一種反映。總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總量統計之中，存在于符號經濟之中，在實質經濟之中只有結構矛盾，沒有總量矛盾。我們面臨的結構矛盾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種生活方式，這種兩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矛盾。這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國諸種經濟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由于農業生產方式改造受農村內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響，因而當地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現為城鄉人口布局這個大結構的矛盾。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民收入，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減少農民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滯后，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鄉要素流通受過時的城鄉體制制約。

第二層次是區域經濟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不僅是東、中西大區結構間的矛盾，而且還有每一個大區內部小區結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區域間要素流通受行政區劃限制，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的矛盾是區域結構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區域同構是由行政區劃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區劃和政府管理職能定位。這個層次的矛盾在發展大勢中居第二位的矛盾。

第三層次是產業結構的矛盾。多年來我們對這個層次的矛盾是重視的，當作第一位的結構矛盾來抓。實際上它受前兩位矛盾制約，就產業結構調產業結構是調不動的。

第四個層次是產品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產品的矛盾。短缺產品包括公共品和勞務，由于受市場因素制約不能增長，不能減少短缺，因而資源向剩余產品領域傾斜，使剩余也不能減少。這個層次的結構矛盾受上述三個層次的制約，主要矛盾方面也難以轉化。

這四個層次的矛盾同時存在相互交錯，呈現復雜的局面，但只要認真把矛盾排隊，就會發現第一層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諸矛盾的總根源。產業結構久調不見顯效，剩余和短缺同時共存，關鍵是城鄉人口大結構轉化滯后，產業政策沒有區域化，區域政策沒有產業化，工業分散，重復建設，區域同構，這是造成結構性剩余、結構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發展形勢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兩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這是階段性問題，不是當前運行問題，當前運行狀況是這四個結構矛盾的正常反映。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問題。

從發展看運行，以長論短，我們才可以使用符號經濟給我們提供的經濟指標，說明運行的態勢。這等于給每一個指標加上矢量符號。每項指標升降對四個層次結構調整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轉化還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轉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觀標準。否則，簡單地與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論好壞，就失去了判斷標準。當前幾個指標都低不好，那么走高就好嗎？1994、1995年運行形勢比今天好嗎？如果以GDP同比增長8％，物價同比增3％為目標，現在這兩個指標低于目標，運行就不好了，高也不好，低也不好，只有達標為好，顯然是說不清楚的。8％也好，3％也好，都沒有“含金量”標志，沒有經濟運行本身的矢量符號，不反映發展本身的實際狀況。離開發展看運行盲目性很大。

從1997年下半年以來，人們發現就業壓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現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長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經負增長，物價直線下降，現已超過20個月，居民消費率達到歷史最低點。居民存款逆利息走勢不斷增加。人們對這種局面都比較焦急、擔憂。政府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們還感到不大，還要加大力度，以扭轉這幾個指標下降之勢。我認為在方法論上恰恰把問題弄反了，把市場機制自發調節上述四大結構性矛盾的動力簡單地當作壓力。這樣有形手的調控難免要與市場力形成抗力，這是西洋拳法，硬頂硬，把壓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們應打中國拳，借力打力，學會化勁。不當市場力的阻力，要把市場力當作動力，適當調節這個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兩撥千斤的技術，使有形手和無形手兩股力形成一種向更加有利的方向運行的合力。

1．當前經濟運行走勢說明人口城市化的動力在加強。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收入指標走低，農業剩余勞動力增多，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擴大是解決第一層次矛盾即國民經濟主要矛盾的動力。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說明這一基本矛盾在運行中轉化為現實的主要矛盾。市場壓力加大，推動農民分化轉化的動力加大，客觀上要求加速城市化進程。這說明近20年農村分散工業化利弊矛盾轉化加速，弊在上升，利在下降。市場機制在推動農民進入大中小城市。而我們近十年來對這個主要矛盾重視不夠，把產業升級產品結構調整放到首位，把內含擴大再生產放到首位。十年前我就指出一個企業增長模式轉換，把剩余勞動力甩給社會，一個國家你甩給誰。農民問題、農業問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是勞動力轉移問題。但我們的城鄉封閉體制、政策，雖有松動，一直沒有著力解決，致使城鄉要素流通造成巨大的障礙。如想用離土不離鄉的形式就地消化農民。這些做法實事求是地、歷史地看都是和我們這個發展階段大走勢相反的逆調節措施，等于和市場機制推動的城市化規律對著干。時至今日調價的能力不足了，農民收入上不去了，農民的消費能力、消費結構都大大落后于城市，這是近幾年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的必然結果。頂不住市場對城市化的拉力、推力，我們比較被動地開始接受城市化這個頭等大事，近來有由頂到順的趨勢，這是值得慶幸的好事。

就業壓力加大，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緩慢，農產品、工業品過剩都是人口城市化率增長放慢的反映，都是提高城市化率的動力。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動力，它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減少因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剩余的農村人口，加速農業生產方式的改造，緩解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然而我們封閉的城市經濟體制、落后的城市規劃和管理能力，嚴重制約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進程，阻礙城鄉要素的流通。于是就業指標、收入指標陸續走低，這是推動人們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市場取向改革的力度，進一步提高城鄉經濟的開放度、市場度。因而這兩項指標的走低，產品剩余的增加，從運行走勢來說是利好的消息，是說明市場機制正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在這種情況，如果是相反走向，農民收入增長、就業機會增多，反而是怪事、壞事，中國的兩元經濟的矛盾不僅不能緩和反而要加劇。

2．當前經濟運行走勢說明結構調整動力在加強。出口下降或升幅減緩，進口增長僅從運行指標走勢看問題不能說好，加大國內市場壓力，引起新的失業增加，迫使部分務工農民回流。但放到現階段的發展走勢中去，加上結構調整方向的矢量含義，這是相當好的走勢。

我國外向依賴度已高達40％左右。出口減少正是擴大內需的動力，正是調整出口加工業結構，淘汰低附加值產品、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從資源消耗型向科技含量較高的新結構升級。在珠江三角地區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時上海浙江今年上半年出口升幅逐步加大，達到19％、12％的增長勢頭，就說明出口問題核心也是結構問題，福建從5月份起也止跌回升，這說明東南亞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機遇大于困難。國際市場機制迫使我們加速出口產品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挑戰來臨，不接受也得接受。我們各地區各產業部門主動調整升級的動力不足，缺乏自覺性，如果出口一直保持增長勢頭，很難自覺調整結構。況且我們來料加工、三來一補的小企業特別多，這些小企業只要東西賣得掉是不可能淘汰低檔次產品的。淘汰，調整當然有陣痛，伴隨失業，收入下降，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忍受發展中結構轉化的痛苦，就沒有升級的可能。有調整就有提高，有提高就增加含金量，預計從今年下半年起出口指標將逐步回升，這次回升從全國來說平均增幅雖然不會很大，但在匯率不動、走強的條件下，這種增幅是值得珍惜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出口競爭力上了一個檔次，一個量級，不再是靠過分廉價的出賣勞動力，出賣土地資源，不是為了創匯而出口，而是逐步符合國際貿易正常的比較成本規律，國際分工規律，必將給我國帶來更為實在的經濟利益。為了出口為了就業，我們過去不得不把政府的正常稅收，讓給外國政府，不得不把我們國家按要素分配應得的地租讓給國外消費者的歷史將逐步結束，全要素核算成本利潤，為效益而出口的新的市場機制將逐步形成。加上矢量符號的出口指標走勢，掌握正確的發展觀的人會看到形勢相當好。

今年上半年進口增長16．6％，使貿易順差減少。人們對此也有憂慮。其實這也正是好事不是壞事。進口增幅和出口下降形成反差較大，僅就進出口本身看問題是不全面的，要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際關系全局來看問題。

進口是內需，這首先反映內需結構向貼近國際市場的水平在調整，說明我們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調整力度不夠，進口兩位數的增長給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施加壓力，增加動力。從進口結構分析我們會看到一些大宗進口產品不是我們不能生產，而是產品質量低，信用不高，國人中有相當多的人還迷信泊來品。這將迫使國內企業努力提高產品質量，迫使我們加速結構調整升級，提高競爭力，提高信用，提高名牌意識。同時，進口增長提醒我們國內市場不是什么剩余經濟，還有相當多的短缺產品存在，教育我們剩余和短缺不能僅從總量價值指標和實物量看問題，要從使用價值的質的內含上看問題，要重新估價剩余產品的價值量。價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它是一種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觀念總結。隨著市場范圍的擴大，交換關系的擴大，社會必要勞動量的范圍也要擴大，必要量的標準也要變化。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化升級，必要量的標準也要變化。因而估價我們市場剩余要有新的眼光，用多少年前的不變價格來衡量是不科學的。當前我們的剩余產品的價值在無形磨損，短缺產品的價值量在升值。進口的增加反映了內需不弱，反映了國內的某些剩余由實變虛。天若有情天亦老，消費之樹是常青的，市場作為交換關系的總和是無情的。

出口下降，進口上升兩股力量形成的合力在推動著我們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一只無形的大手握住了我們正在發展中的經濟向上攀升，像一個埋在土里的鋼釬一樣，在旋轉升高過程中難免有摩擦的，必須克服舊結構的慣性。人們在結構升級過程中必須感受慣量的壓力，特別是要忍受因體制變動造成的時快、時慢、時停的失重等多種滋味。沒有這種合力就不能提升。面對這種合力我們難道不應該為之叫好嗎？

順差逆差本身并不能說明什么？也必須和發展階段發展需要結合起來看問題。美國不逆差很大嗎？近幾年的形勢不是被世人叫好嗎？順差是少消費別國產品，被別國占用了勞動。逆差是多消費別國的產品，多占用別國勞動，如果沒有債務風險，逆差比順差劃算，這是不爭的事實。順差減少是我國經濟結構升級，消費結構升級的標志，人民幣強勢的標志，國力強勢的標志，內需擴大的標志。現階段順差減少要以平常心對待，不必為此憂慮。

3．當前進出口的走勢最大的好處是推動我們加快對內開放的步伐，加速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出口不足外需轉為內需，擴大內需降低外向度，有利于國內市場的一體化。加快國內區際要素和產品流通。多年來我們各地區重視對外國開放，對國內兄弟區域的開放重視不夠，外引一手硬內聯一手軟，甚至區域封閉，遠交近攻，搞諸侯經濟。行政區劃已經嚴重影響經濟區劃的形成，影響國內市場的統一。內需不足，首先是國內交換關系不順暢造成的。區域同構，低水平重復建設，必然形成國內的不正常競爭，浪費資源。我們對加入WTO很努力，但對國內“WTO”則重視不夠。WTO的精神是要取得別人的市場，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市場給別人。我們一些地區只要占別人的市場，不讓別人占自己的市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好事？大到省，小到縣都在那里搞自己的產業平衡，不搞區域分工，不突出自己的特色，和農民一樣村看村戶看戶，人家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以一個大國之君自居。這種局面已經十幾年了，嚴重地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嚴重影響國內市場的形成?，F在進出口的合力作為一種強大的外力在擠壓我們的國內市場，迫使我們加速區域結構調整，迫使我們重視國內市場的開拓，這不是大好事嗎？我們的國內市場潛力之大是全世界都注目的，而我們自己倒看得不夠重，這是一種誤區。片面地認為國際市場只在國外，殊不知，國內市場已在國際化，就在眼前，出了廠門都是國際市場，家門口的國際市場都沒本事占領卻侈談占領國外市場，甚至不惜成本去占領，這是近年來許多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我們應借出口下降、進口增加的外力，借國際環境的壓力，用幾年時間打通國內的奇經八脈，使國內交換關系的總和有一個大發展，區域經濟結構有一個大調整，機遇難得。如果我們的出口大幅上升，什么低檔次的產品都能出得去，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就沒有動力。那么下一次經濟危機恐怕就要在我們這里爆發，下一次經濟危機來了，我們就不可能有今天這么瀟灑，保持這樣好的增長和發展勢頭。

4．當前居民消費率低、儲蓄率高是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升級的前兆。

在交換方式、分配方式向市場化轉換時期，居民的風險意識加強，在基本滿足生存性消費之后，儲蓄傾向加強，是好事還是壞事，這也要從長遠利益，從戰略大局作出理智的判斷。如果因為出現較大市場剩余而希望百姓增加消費以減少剩余，把儲蓄增長視為壞事，這是不理智的。

做為一個12億人口的大國，居民有6萬億左右存款多了嗎？戶均金融資產只有2萬多元，不足2500美元。這點錢買房子不夠，供一個大學生不夠，買車更不夠，養老保險也不可想象。因此從長期看問題，從市場關系發展看問題，儲蓄的增長是正常的，是好事。十幾億的人群整體的高儲蓄傾向一定是理性的選擇，人們在準備未來，為未來的消費積蓄購買力，人們在等待未來，等待人們期望的當前短缺的供給。有多大剩余必有多大短缺；有多大的儲蓄就有多大的期望。短期之內我們補不上短缺，滿足不了這么大的期望，因而啟動消費，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幅度。目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半年增長6．6％，扣除物價實際增長10％，已相當不錯了。因此我說形勢相當好。在當前儲蓄增長高于消費增長是正常的，反之則不正常。我預測在城市人均住宅達到15平米之后，社會保障體制基本健全，基金基本夠用之后，才可能使儲蓄傾向降下來，這還得3年左右時間。一旦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積累期結束，新的消費高增長期就要到來。如果我們抓不住主要矛盾，不在治本上下功夫，恐怕這一天什么時候到來，難以預料了。

不少的人認為目前居民消費率降到歷史最低點，和外國人均700美元時的消費率低了多少百分點，證明我們消費率低了，必須啟動消費。這里也有認識上的誤區。如果和發達國家比，人均GDP700美元是幾十年前的事。當時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有多大，恩格爾系數有多大，幾十年前的美元和現在的美元有什么可比性？我們今天的700美元折合幾十年前的美元能值幾何？誰算過？如果和欠發達國家比，我們的消費率也很低，但不同國度，不同文化傳統，消費習慣不同，消費結構也沒有可比性。況且不在一個發展階段上怎么能簡單類比呢？同處于人均GDP700美元的國家，資源結構不同，消費結構不同，沒有可比性。我們國內資源結構不同的省份，發展程度不同的省份消費率差距也很大。最發達的上海、北京是最終消費率最低的地區，而比較落后的云南、貴州、江西等省份的最終消費率卻最高，比美國還要高。我們能說上海經濟運行態勢不如云南、貴州嗎？消費不足的程度比云貴嚴重嗎？所以，總量統計指標離開歷史階段，離開經濟結構，消費結構，什么也說明不了。

云南、貴州、江西等省最終消費率高達80％左右。這是因為這些省份居民收入的絕對值過低，恩格爾系數居高不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極小，投資率、儲蓄率當然很低；這些落后省份市場經濟尚處啟動階段，兩極分化度較小，基尼系數不大。銀行中高額儲戶不多，總量不大。而北京、上海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較高，恩格爾系數降到40％以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較多，儲蓄率當然較高；北京、上海兩市市場經濟已較發展，市場按要素分配和非市場分配帶來的兩極分化較大，基尼系數大。銀行中高額儲戶多且總量巨大。居民存款的大頭集中在極少數家庭手中。這些極少數家庭不是現階段消費品應有盡有，不需要動用他們的存款或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大量非市場分配的收入不愿顯形化，以存代藏。相當大一筆資金由于種種原因既不能投資又不能消費。這必然造成低消費率、高儲蓄率的統計現象。而另外一端是占城市人口10％的最低收入階層，他們的消費率達到96％，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階層，他們的消費率達到89％。少數人的低消費率高儲蓄率，掩蓋了大多數人的高消費率、低儲蓄率?？偭拷y計陷阱又一次戲弄我們的符號經濟學家。真是騙你沒商量。

在我國居民家庭戶中8．7％的戶占60％以上的金融資產。其中大部分金融資產，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是不能進入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于是造成總量統計的居民消費率低，儲蓄率高的現象，造成內需不足，造成產品大量剩余，工廠開工不足，工人下崗增多。這是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矛盾的必然反映。不改革完善社會再分配體制，不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和產權體制，靠刺激、鼓勵消費是無濟于事的，靠給有錢人購高檔商品減免稅也作用不大。只有靠給低收入者直接提供社會保障，才會有顯著效果。不管是借出來，還是印出來一部分票子，發給城鎮低收入者，使他們提高消費率。這客觀上沖淡了既得利益者金融資產的含金量。如果連這一步我們都無所作為，只有等著大家都翻車，誰也不好過的大危機大動亂不是不可能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