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成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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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理論的隱含假設與當今經濟運行現實的脫節、WTO未能發揮維護全球多邊經貿秩序的作用是“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本次疫情惡化了全球產業鏈合作，加速了全球經濟體系中脆弱環節的瓦解，重創正在退潮的全球化。作為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國之一，中國應在協作全球抗疫、增進理解互信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智慧，貢獻中國力量，彌合分歧，確保全球產業鏈的穩定，推動WTO改革，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實現效率與公平并重,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公平、互利、共贏、普惠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逆全球化；比較優勢理論；多邊貿易體制；全球產業鏈

“逆全球化”是指與經濟全球化相背、國際合作和相互依賴逐漸消減的全球性發展趨勢[1]。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明顯抬頭并呈愈演愈烈之勢[2]。伴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和英國“脫歐公投”，全球民粹政治力量崛起，全球化共識遭受破壞，“逆全球化”云譎波詭。受肺炎疫情影響，世界各國普遍都在收緊防控措施，“逆全球化”更是甚囂塵上。究其原因，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在給跨國公司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并沒有惠及普通百姓,反而降低了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進而加劇了西方國家的社會矛盾[3]。有的學者將“逆全球化”的成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內在危機的全球蔓延。也有學者將“逆全球化”問題的成因概括為國家治理危機、個別大國的霸權任性與責任缺失、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加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危機、世界經濟長期低迷、技術進步遲緩、收入不平等加劇、全球經濟增長缺乏包容性等[4]。自由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最核心、最本質的內在要求。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自由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同義語，否定了自由貿易也就否定了經濟全球化[5]。因此，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理論隱含的假設與當今經濟運行現實的脫節、世界貿易組織（WTO）未能發揮維護全球多邊貿易秩序以促進自由貿易發展，是導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疫情加劇了這一進程。

一、比較優勢理論隱含假設與現實脫節

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是國際貿易，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國際分工,正如馬克思所說:“分工是構成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基礎[6]。”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各國資源稟賦優勢不同，決定了通過國際貿易和全球產業的分工協作，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會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但比較優勢理論隱含的假設與當前工業化大生產和國際貿易的現實相脫節，是導致民粹主義泛濫、貿易摩擦加劇，以及全球化減速的重要原因。（一）不同群體利益分配失衡。比較優勢理論將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各國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然后進行跨國貿易，增進國民整體福利，隱含的假設是要素完全自由流動，勞動者轉行沒有成本，生產不同產品的勞動是同質的，其他行業的勞動者都可以進入比較優勢的產業[7]。然而隨著勞動復雜性的不斷增加，這一前提與實際愈發脫節。現實的情況是，對于一國而言，國際貿易增加的國民整體福利都被生產比較優勢產品的勞動者獨占了，不從事比較優勢產品生產的群體實際利益卻會受損。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由于用工成本高，跨國企業將制造業產業鏈分隔、轉移至低成本發展中國家的行為，造成了發達國家制造業“空心化”和中產階層萎縮，而發達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設計、營銷、管理、金融等生產者服務業，占據“微笑曲線”兩端,攫取高額利潤。從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多年中，跨國企業高管、銀行家等全球財富占比前1%的精英階層的財富急劇增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美國生產率提高了77%的同時，工薪階層工資僅有12.4%的增長[8]；美國住戶收入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8年的0.49[9]。曾一度發達的美國汽車、鋼鐵等制造業中心———匹茲堡、底特律、克利夫蘭淪為失業率、破產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鐵銹地帶”。那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被遺棄的工薪階層，則愈來愈抗拒經濟全球化，這造成了歐美民粹主義的崛起，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得以勝選的關鍵因素是其“逆全球化”的主張使其拿下幾乎所有“鐵銹地帶”的“搖擺州”。比較優勢理論沒有考慮到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經濟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國乃至各階層進行平等的分享，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量超過其余99%人口財富的總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令人擔憂[10]。（二）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導致產能過剩。比較優勢理論的另外一個假設是隨著生產規模擴大，邊際成本不變，沒有規模經濟。在現代化工業大生產中，生產規模越大，單位成本越低，存在明顯的規模經濟。每個國家根據比較優勢理論進行分工和貿易，只選擇若干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大規模專業化生產，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會促進該行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這些行業的產量持續大幅增加，如果產量在一定時間之后超過國際市場容量，就會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由此可見，比較優勢理論只是從供給的方面分析貿易能使雙方獲利。然而，在市場經濟中，供給和需求相互依存，由于專業化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供給的擴張與需求的有限性發生沖突，全球性的產能過剩必然發生，而產能過剩往往伴隨著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泛濫。以擁有全產業鏈的中國為例，2016年上半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遇來自17個國家（地區）發起的65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額為85.44億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傾銷案件46起，反補貼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11]。

二、WTO作用日漸式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美國主導下，建立了GATT(WTO的前身)，其宗旨就是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經過70余年的發展，世界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WTO在減少貿易障礙、減少多國協調的交易成本或達成關于優先議程的共識等問題上愈加顯得力不從心。更嚴重的是，面對史無前例的貿易摩擦，WTO未能阻止也無法解決，面對甚囂塵上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狂潮，WTO難以進行有效的制約[12]。（一）美國架空WTO。當其他國家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經濟霸權地位形成挑戰,美國試圖推翻WTO規則而使用國內法來處理與美國有關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事務[13]。美國國會在《1984年貿易與關稅法》中對301條款進行了修訂，還通過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該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作了專門規定，對301條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由此產生了301條款的兩個衍生條款超級301和特別301。特朗普上臺后，美國以單邊主義對中國的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自主創新進行“301”調查[14]，繞開WTO，利用國內法打響了中美貿易前哨戰。近來，美國借“改革”之名，行“另起爐灶”之實，企圖聯手日歐架空以致推翻現有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體系[15]。WTO最為權威且有效運作的部分就是爭端解決機制，爭端解決機制下的上訴機構有“世界貿易最高法院”之稱。但由于美國在上訴機構啟動對法官選任以及連任程序方面的蓄意阻撓，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來自美國的WTO副總干事沃爾夫指出，美國對上訴機構成員選任的阻撓使WTO成員間的每起貿易爭議均可能演化成“小型貿易戰”。疫情暴發之后，美國藐視WTO規則。WTO《補貼與反補貼協議》明確反對一成員國政府或任何公共機構對企業的財政資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價格支持措施。政府補貼產品的成本低于正常價格成本，一旦出口將對進口國的國內市場造成沖擊，這事實上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疫情開始后美國政府啟動“戰時級別”的救市，補貼美國大型制造企業，大規模支持中小企業，同時打擊競爭對手。美國此次的大規模刺激包含向小企業提供3500億美元貸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資和福利，相當于雇主每月工資的250%，最高貸款額為1000萬美元。除此以外，還建立5000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池，用于向受危機影響的企業、州和市發放貸款、提供貸款擔保或進行投資。僅這兩項就占去了2萬億美元救助資金的42.5%。美國2018年全年全部創業企業所融到的資金也僅略超1000億美元，這次以1%的利率直接向小企業提供3500億美元的貸款，補貼力度之大可見一斑[16]。由此，美國實體企業通過不正常補貼，降低經營成本，提升了效率，獲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此外，美國政府已經成立工作小組，準備采用全補貼的方式鼓勵美國企業撤出中國，人為割裂全球產業鏈。面對這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和逆全球化舉措，WTO噤若寒蟬，無能為力。(二）部分成員國對WTO信心下降。WTO現行機制的冗長、低效，使得國與國之間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戰愈演愈烈，已顯示出WTO無力成為多邊貿易規則制定者。WTO通過“磋商一致”求得共識，所謂“磋商一致”是指各成員國不論大小，都有“一票否決權”，只要任何一個成員對任何一個條款不滿，協議就無法通過。但“磋商一致”導致久拖不決，WTO《貿易便利化協議》因個別發展中國家阻撓而擱淺、“多哈回合”久拖不決，發達經濟體成員數千億美元的農業補貼沒有任何的削減、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在全球市場上風生水起，WTO卻未能提供任何國際規范，這讓很多國家心灰意冷地轉入雙邊或者區域貿易的談判。作為理性的國際主體，每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經濟陷入困境之后，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既采取貿易保護，又主張貿易自由[17]。許多國家雖聲稱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實際上卻更多地傾向于讓自己最大可能地獲取全球化紅利，并通過以鄰為壑的手段規避全球化風險，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折。以WTO發展中國家地位為例，WTO規則允許發展中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國內市場，發展中國家可以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因此一些國家千方百計地獲得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認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3萬美元、科技實力雄厚的韓國，居然也擁有發展中國家地位，直到2019年10月才自愿放棄。特朗普當選之后，公然聲稱美國也是發展中國家。顯而易見，發展中國家在規則的保護下轉型升級的成功意味著發達國家比較優勢的失去，因此，發達國家必然通過貿易摩擦來逼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減少貿易壁壘和財政補貼，這才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根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年的報告，2009年，20國集團國家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占全球國家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占全球的比例為60%，2011年上升至75%，到2012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已超過80%，可見20國集團國家成為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主要實施者[18]。（三）肺炎疫情發生后WTO協調作用缺失。疫情發生后，WTO部分國家成員國爭搶戰略物質，暫停糧食及部分重要醫藥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護物資，嚴重干擾了全球抗疫合作。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4月23日，已有80個國家和關稅地區實行了出口禁令或限制，主要涉及醫療用品，如口罩、藥品、呼吸機和其他醫療設備。其中一些措施已將控制范圍擴大到食品和衛生紙等其它產品。令人驚訝的是，只有13個WTO成員國按照規定通知了WTO。從各國的舉動來看，這一輪貿易戰的規模、方式均與常見的貿易戰不同，其目的是為了減小出口，為自己留住更多防疫物資和戰略儲備物資，本質上也是貿易保護主義在作祟。在這嚴峻時刻，WTO僅僅呼吁各國不要限制出口，沒有實施任何重大協調應對措施，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作用更是無從談起。多年來，WTO一直在十分艱難地證明其作為全球貿易磋商機構的價值，對美國發起新一輪全球貿易戰的束手無策使其信譽再次受到致命沖擊[19]。全球加權平均關稅水平一路上升，已升到1945年“二戰”結束后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簽署前的水平。近些年來，經濟全球化步履維艱，用全球進口額與GDP之比來測評經濟全球化程度，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點26.3%，此后不斷回落，2018年該比例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20]。

三、構建合作共贏的經濟全球化新模式

在全球政治、經濟和公共衛生等領域面臨多重不確定的背景下，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正展現出獨有的優勢。我國亟待由過去按照發達國家固有路徑融入經濟全球化，轉變為與發達國家一起推動經濟全球化[21]。在講求效率的同時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從而鏟除保護主義的土壤，形成推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良好環境[22]。（一）協作抗疫，增進理解互信。全球化不是抽象的口號，也不是簡單的利益關系，全球化建立在人們的理解和信任上[23]。過去40多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化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凸現。歐美等國的民粹主義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不斷煽動對中國的仇視情緒和脫鉤行動。疫情發生后，西方一些政客為掩飾自身應對措施不力，對疫情“政治化”“標簽化”的做法進一步加大了各國間的互相猜疑，乃至敵視的情緒，嚴重惡化了合作互信的基礎。面對疫情，我們要秉持人類是一個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堅守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去引導抗擊疫情，為人類擺脫這場重大危機而傾盡全力。中國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藉此培養了大批的有經驗的醫療人員，我們可以幫助疫情嚴重的國家去戰勝病毒，向疫情嚴重的友好國家派遣醫療隊聯合抗疫，積極地向國際社會提供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抗疫物資，這既是提升中國軟實力的必要舉措，也是穩定供應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時要與WHO等國際組織緊密合作，通過必要的物資與資金支持，幫助貧困的國家應對疫情，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應對疫情的威脅，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針對西方一些政客抹黑中國的企圖，要廣泛宣傳我國抗疫成功的先進經驗，塑造科學、理性的共識，與西方某些輿論的情緒先行、證據事實在后的非理性宣傳做堅決的斗爭。（二）全力以赴，維護全球產業鏈穩定。各國為應對疫情工廠多數處于停擺狀態，造成的全球供應鏈、物流鏈的中斷，嚴重惡化了全球產業鏈合作，重創正在退潮的經濟全球化。疫情中醫療防護、器械等重要物資的短缺，讓發達國家民眾更加感受到經濟全球化下制造業空心化的弊端，這將使得疫情之后全球產業鏈的恢復更加困難。此次疫情恰逢我國經濟處于趨勢性下滑的過程[24]。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雖初見成效，但2018年外貿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仍高達27.5%[25]。我們依然面對的是人口多、人均自然資源匱乏、產能過剩的局面，運營好“世界工廠”，為全球人民生產是我們的最佳選擇。因此，必須旗幟鮮明“順全球化”，以更高的質量、更優質的服務、更快捷的方式來確保全球產業鏈的穩定。疫情造成海外需求的下降和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與我國前期為控制疫情所付出的經濟“暫停”的代價相交織，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和消費服務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的現金流形成較大的沖擊，當務之急是救助、維持受影響的企業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現金流，這既是穩定就業，也是穩產業鏈的必要舉措。我國在不同產業鏈中所處的供需角色有較大差異，在“逆全球化”沖擊下受到的影響也各有不同，需要進行客觀的政策評估，針對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產業鏈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時，有效通過產業升級提升本國供給能力，適應全球產業鏈調整趨勢，助力國內產業升級，重構全球產業格局，加強高端制造產業創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業研發強度，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將這次危機轉化為一次真正的機遇，以更積極的姿態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三）凝聚共識，推動多邊貿易制度改革。多邊貿易制度促成了經濟全球化、多極化，助推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這是多邊經濟體系沿著其既定目標不斷演變的積極成果，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26]。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口號，操弄民粹主義，試圖以單邊主義代替多邊主義。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應當堅定不移地推動以多邊貿易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當前WTO雖面臨重重困難，但擁有三大不可替代的優越性:第一，有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使全球貿易有規可循，遏制貿易保護主義，保障了國際營商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第二，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是公平、公正的基石，保障所有國家享受公平待遇；第三，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保障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不容許以強凌弱。美國試圖以霸凌主義拖垮或推翻WTO多邊貿易體制，制定反映“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規則，我們必須對此作堅決的斗爭。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要看到依然有許多國家需要全球化的社會大分工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發展。一些對全球化持有異議的國家也并不是要退出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而是希望能夠通過規則的改變為本國發展爭取更多利益，緩和前一階段全球化中積累的矛盾。中國應團結大多數國家，明確WTO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保護某個經濟體的利益優先，壟斷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特權，也不是回歸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格局，而是彌合分歧，找到最大公約數，適應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不斷走向貿易自由化，從而保障全球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擴大世界經濟規模,實現效率與公平并重，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WTO要真正發揮作用，所有成員都必須展示最大的善意，嚴格履行各自的義務。中國作為多邊主義的捍衛者和推動者，要以身作則，繼續實行自主減稅、自主開放，以“一帶一路”為紐帶，幫助較不發達國家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繼續辦好“進博會”，讓世界各國共享中國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紅利；在與一些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研發補貼的爭端中,堅持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協商解決或訴訟解決，以維護WTO的權威和規則的嚴肅性。當前，我國開放發展面臨的國際形勢較以往有很大不同，疫情之后挑戰更加嚴峻，我國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制造業體系，有最龐大的消費群體以及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讓跨國企業“難以割舍”；中國充足熟練的產業工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物流服務體系以及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決定了中國依然是許多跨國企業投資的首選[27]。我們應樹立積極和包容的戰略思維，提高開放質量，努力推動國內經濟轉型，以和平發展的姿態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公平、互利、共贏、普惠的方向發展。

作者:解鋼 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