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周期性經濟危機及應對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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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2－1963年,經濟復蘇。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機壓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放松了政府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控制,允許農民搞“三自一包(這種以放為特征的經濟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聯產承包責任制’了)”,因此,農業生產全面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財政形勢有所好轉。

此時,由于中央領導人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線斗爭越來越明顯；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無法解決基層階級斗爭問題,因此“”正處在孕育階段。

1963－1966年,高漲期。國家在經濟形勢初步好轉后,增加了對工業的投資,使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緊接著財政赤字再次出現……隨后,1968－1972年數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無法解決的高失業率。

此后即是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盡管非經濟因素作用在這個階段上明顯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僅僅只是把危機期的陣痛延長而已。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后,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一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一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于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時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結束,后集權主義體制(PostTotalistarianSystem)缺乏準軍事化的國家動員機制,無法再象60年代初一樣迫使城市人去農村來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監獄暴滿。

1982－1983年,復蘇階段。由于全國范圍對農村土地的再分配和農產品自由市場的開放,糧食產量每年創歷史記錄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總增加量約為75億噸。中國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同時,農業產值也提高到工農業生產總值的40%。

1984－1986年,高漲階段。工業產值增長幅度加快,同期財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約100億元。其中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稅”之后形成的國有資產“單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國家壟斷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財政投資的無償,相對于較高的物價水平而言,任何單位獲得投資本身即是意味著吃進利差；又由于單位內部“利益同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一般有40－50%會以各種渠道轉化為消費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產性建設投資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資和消費雙重膨脹壓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轉化的超發貨幣量終于引發出全面通貨膨脹危機。

第三次經濟危機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機爆發。以1988年夏季大搶購為表象的全國范圍的通貨膨脹危機和1989年的社會政治危機相繼發生,如果可以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影響來分析政府決策,則可以看到從1986－1988年在使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強行壓減投資消費雙膨脹未能奏效的情況下,政府于1988年末開始連續大幅度調高利率,以此吸納社會即期貨幣,減輕通脹壓力,存款利率跳躍式地升高70－80%。而同時貨款利率又在行政強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銀行多年出現400多億政策性虧損,最終沖入財政變成赤字。然后,高額赤字壓迫政府改變決策行為,相應調高貨款利率,危機又惡性循環轉嫁給企業。這種流量資本調節的極端性措施是在不觸動存量資本的情況下運作的,必然由于企業產權虛置而造成極端性后果,即：銀行高利率造成企業資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動資金貸款最多的商業企業被迫減少資金占用,改購進為代銷,向生產企業轉嫁成本負擔---生產企業如法炮制,緩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業轉嫁產品成本占壓資金負擔---連鎖負債迅速波及全社會。

對1988年通貨膨脹缺乏經驗和規律的認識,在經濟調節和行政控制上都反應過度,是第三次經濟危機造成重大損失的主觀原因。不僅貨幣政策過度調整是連鎖負債的內在原因,而且市場政策的過度調整也是當時“市場疲軟”的內在原因。

中國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兩極化的市場”：既無資本、技術、勞務、物資等要素市場,也無住房、保險、醫療、旅游、教育等社會消費市場。十億民眾可以進入的只是一極高檔大件消費品,另一極基本生活消費品這樣的“翹翹板”形的“兩極”消費品市場。為了抑制通脹發生時本屬短暫的對高檔商品的搶購,政府在大幅度調整存款利率的同時還大幅度調高以彩電為代表的大件消費品價格,另加高檔消費稅,使等量貨幣的市場購買力大幅度下降,幾乎一瞬間就人為地關閉了兩極市場的一極。翹翹板一頭空了,而另一頭,據測算早在1986年大多數農業主產品即已受到“市場需求制約”,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費品市場開始呈現疲軟之態。

1990－1991年,經濟蕭條階段。政府采取向國營大中型企業傾斜政策,投入1500億貸款,但此時的連鎖負債已達2000億之巨,同期國營企業庫存產品占壓資金也已超過1000億元。另據統計,國營企業虧損面已達74%,遂不得不將“全面傾斜”改為“點貸解扣”。

國營企業連年虧損,造成以國企稅收為主要來源的政府財政連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試圖財政、外貿收權不果；接著以財政解困為目標,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繼出臺。其效果之一,即蕭條階段財政取消農產品購銷補貼后的農村市場也走向全面疲軟:以往國營流通部門憑借財政補貼,壟斷性地占有農業主產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當1990年取消購補,銷補暗轉明之后,國營流通部門的直接反應是立即大幅度減少購進和庫存,同時挪用銀行專項資金用于高利潤經營。這一行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不再有“蓄水池調節”,導致各種欺行霸市和價格波動無序化并且隨時誘發社會動蕩,經濟矛盾日益社會化。

“菜籃子”等與是否穩定相關的問題漸漸成為各級政府分外重視的主要矛盾。其間接作用,一是二億多小農戶無法適應原有的國營大買主市場份額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農產品賣難”再次普遍發生,農民收入隨之連續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60%以上的消費額并且一向穩定的農村,隨之出現全面市場疲軟。二是農業比較收益過低的老問題在農產品“賣難”和農民收入連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