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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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正在有條不紊的推進過程中。雖然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是還存在內部發展不均衡、金融融合發展程度不高的問題。研究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有效深度融合對促進大灣區經濟的融合發展至關重要，本文從金融一體化、灣區經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融合三個方面進行文獻整理，總結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的理論基礎和研究現狀。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金融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等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城市群。2019年大灣區生產總值高達11.62萬億元，是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是2015年明確提出，之后幾年相繼簽署、出臺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以及2020年年7月31日廣東省印發的《關于貫徹落實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見的實施方案》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政策紅利。2019年廣東省金融業全年增加值為8881.41億元，同比增速9.3%，較2018年提升2個百分點，對服務業的貢獻率為14.9%，提升1.1個百分點，對廣東省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8.2%，提升0.7個百分點。2020年1—5月廣東省金融業的增加值為2455.89億元，上半年同比增速9.0%，在疫情下金融業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2020年6月底中外資銀行業機構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9%①。但是灣區內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均GDP澳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分別為666893元和381870元，而經濟相對落后的江門和肇慶人均GDP僅為63328元和53267元。而作為高水平的城市集群，紐約灣區第三產業占比89.4%，金融業占紐約灣區生產總值比重27.18%，人均GDP高達7萬美元。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業增加值提升比較快，但是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沒有對等增加;灣區內部發展不平衡，經濟一體化程度還有待提升等。本文通過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灣區金融融合等相關方面的理論及文獻進行梳理，豐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的理論研究。

一、金融一體化理論

關于金融一體化的定義界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區域金融一體化做出定義界定，金融聯合運動發展的一種狀態，并將金融資產劃分為可流動性和可替代性兩類，金融市場的壁壘消除后金融資產可以自由流動為可流動性;而區域內金融資產可以完全替代為金融資產的可替代性。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課題組(2007)認為區域金融一體化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解讀:首先，金融一體化是各國或去、各區域金融活動、金融政策以及各自的金融市場相互作用下而形成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第二，從靜態和動態兩個層面進行解讀，從靜態方面看區域金融一體化是區域內金融機構的業務相互交叉，金融業務活動聯系密不可分的一種狀態;從動態層面看，金融一體化是區域內金融業務逐漸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動態過程。最后，金融一體化是逐漸從區域金融結算、匯兌業務合作等初級階段逐步發展到區域間借貸資本自由流動、金融市場逐漸融合的高級階段，最后到區域內使用統一的貨幣，各國完全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國外的文獻主要從實證方面研究金融一體化、經濟發展增速、金融良性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DavidDickinson(2010)認為，金融一體化能更好地促進金融發展，從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達到金融一體化的最終目標。為了衡量金融一體化程度，國外學者Lemmen、Eijffinger(1993)運用各種平價條件對經濟協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利率平價并不成立。Feldstein＆Horioka(1980)運用儲蓄—投資相關性檢驗衡量資本的流動性來檢測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該方法的理論基礎是一國的經常賬戶余額等于國民儲蓄減去國內投資，而資本流動可以分為資本的縱向流動和橫向流動，其中，儲蓄轉化為投資是資本的縱向流動，不同國家的儲蓄會對世界范圍內的投資機會做出反應，都能流向回報率高的地區，獲取更高的收益，而人們趨于逐利性對每個國家內出現的投資機會都會盡可能地參與。在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之間已經沒有必然聯系。我國學者俞穎(2010)認為排除了財政政策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之后，從資金跨國流動角度來講，東亞金融一體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東亞地區的不斷完善其基礎設施和改善資本分配，提高金融體系和金融風險分攤機制運作效率等措施來抵御金融風險，從而推進東亞經濟穩健快速發展。國內區域金融一體化的研究。孫麗霞，梁燕君(2011)認為，區域金融一體化是金融發展水平不同，組織形式各異的經濟區域內金融活動高度聯系，密不可分的一種狀態。鐘毅恒(2006)提出了深港金融一體化主要在于統一的外匯市場、一體化的貨幣市場以及高效的融資中心。魏清(2009)從正規銀行的利率、非正規金融的規模和利率等方面資金價格是否趨同來衡量長三角金融一體化程度，并得出長三角并未實現金融一體化的結論。孟祥林(2010)從京津冀銀行的設立出發，分析了該區域內金融一體化進展程度，并指出存在的問題。德旭、董捷(2015)對珠三角、長三角區域金融一體化進行分析并總結成功經驗，再針對京津冀金融一體化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對比分析，得到必須積極推進京津冀金融一體化。張婷婷(2017)借鑒Feldstein、Horioka提出的儲蓄—投資相關性檢驗，來研究京津翼地區的金融一體化程度，以信貸市場一體化來間接反映金融一體化，得出京津冀三地金融資本分布不均衡的結論。

二、關于灣區經濟研究的文獻

目前國際上有三個著名的灣區，分別是以科技灣區舊金山灣區、金融灣區紐約灣區、產業灣區東京灣區，在推動美國和日本經濟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Walter(1986)通過分析舊金山灣區的經濟和人口模型，得到了灣區未來的經濟和人口演變動態。BayAreaAllianceforSustainableCommunities(2006)認為灣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定要關注環境與經濟之間良性。Volberding(2011)通過分析舊金山灣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在同時期經濟請款個，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動關系。Makarem(2013)通過研究1980年至2010年間舊金山灣區和南加州收入差距背后的制度背景和歷史，得到舊金山灣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在與制度結構。香港是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金融業國際化程度比較高，因此香港大學吳家瑋教授于1994年在借鑒舊金山灣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最先提出了“香港灣區”的概念。隨著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粵港澳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國內學者對粵港澳灣區經濟發展情況的研究也越來越多。魯志國等(2015)運用四維評價體系，從地理、經濟、產業、科技、人力資源等方面對粵港澳灣區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三大灣區進行比較分析，得出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在綜合競爭力上，與世界其他三大灣區存在較大差距，我們還需要繼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伍鳳蘭、陶一桃(2015)在“三力模型”框架下，根據粵港澳經濟發展歷史與現狀進行分析，推演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機制，同時引進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以及東京灣區的成功經驗基礎上提出適合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申勇等(2017)以上海杭州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為例，綜合研究我國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可行性以及優勢，希望通過灣區經濟建設和發展來推動我國經濟進一步騰飛。

三、關于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的研究文獻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明確提出是2015年，因此，以“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為研究對象進行金融融合發展研究的文獻較少，在過去的文獻中基本從粵港澳、大珠三角或泛珠三的角度進行經濟一體化的研究。李曉等(2017)發現，距離因素不再是影響粵港澳一體化的主要因素，粵港澳地區的邊界效應更多地反映了邊界兩側間的各種制度性因素，因此，只有從制度創新角度出發，才能真正提高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水平。覃成林和潘丹丹(2018)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間的產業結構趨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后，發現該區域的三大產業結構趨同明顯，阻礙了其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若要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必須解決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另外，覃成林和柴慶元(2018)從交通網絡建設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影響的層面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與交通網絡的完善也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主要原因之一。很多學者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郭文偉，王文啟(2018)運用空間計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的金融集聚與科技創新力數據，得出金融集聚對科技創新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和行業異質性。彭芳梅(2019)采集了港澳大灣區的11個城市2015—2016年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并通過TOPSIS測算了灣區金融發展水平，再用萬有引力模型測量大灣區城市間金融聯系程度，最后用空間面板杜賓模型分析了大灣區金融空間發展和聯系，以及如何影響大灣區經濟建設①。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外研究者都認為灣區經濟可以推動國民經濟飛速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較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因此我們學者更應該加強對灣區經濟建設研究，特別是作為“經濟運行的血液”的金融行業的融合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郁萬榮 王永勝 單位:中山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