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融霸權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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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后，世界形勢總體而言趨向和平和穩定，西方大國用政治的對抗和經濟的合作取代了傳統的軍事對抗觀念，地緣政治論也逐步被地緣經濟論所取代。進入90年代后，金融霸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控制世界經濟金融、剝削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形式，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最近，復旦大學著名國際金融學家陳觀烈教授呼吁警惕世界金融霸權（1998年12月25日《經濟學消息報》），令筆者頗受啟發。在此沿著陳教授的思路對金融霸權的實質、條件、形式及其影響作粗淺的分析，并希望對次話題感興趣的專家學者多題批評意見。

金融霸權及其本質

霸權（Hegemony）是一種“霸主權”或“盟主地位”，尤其是指特定聯盟或邦聯中的某個國家或民族的統治或領導地位，有時也作霸權國推行的支配性的政策或強權政治。“Hegemony”一詞在古希臘本來具有“領導性（leadership）”的含義，但在征服了馬其頓之后，又加上了“支配（domination）”的意思。因此“霸權”含有暗示巨大權力的剝削、壓迫性質的雙關語氣。

金融霸權（Financialhegemony）是霸權國憑借其壓倒優勢的軍事、政治、經濟和金融實力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并將自己的意志、原則或規則強制性地在整個體系推行，從而獲得霸權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并不存在金融霸權，因為金融本身就是一國經濟的核心。本質上，金融霸權是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而軍事霸權與經濟霸權是金融霸權的基礎，沒有雄厚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根本談不上金融霸權。用武力冒險無法獲得的利益可以通過金融市場上非暴力的市場競爭而獲得。在傳統金本位制下，英國曾占據金融霸權地位，迫使世界各國經濟遵守“貨幣體系規則”，使得英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世界貨幣的供應。而當代只有美國才稱得上是“金融霸權國”，與以前的霸權國不同的是美國通過與其他發達國家間的政策協調組成了一個“霸權集團”如七國集團，但美國仍占據主導地位。

金融霸權的作用與影響金融霸權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1、金融霸權維持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相對穩定，這可以參照經濟霸權主義的“霸權穩定論”。“霸權穩定論”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P?金德爾伯格（P.Kindleberger）于70年代初提出的，他指出：“世界經濟要想保持穩定，必須擁有一種''''穩定器''''，即某個國家要能負責為虧本商品提供市場，讓資本穩定地（不是逆循環地）流動，而且當貨幣制度呆滯不靈陷入困境時，它能為提供清償能力建立某種再貼現的機制”。在匯率浮動和資金市場一體化的世界上，霸權國“還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管理匯率結構，并對各國國內貨幣政策進行一定程度的協調”。該理論表明，如果沒有霸權國建立并管理國際社會體系，當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讓位給經濟民族主義勢力時，國際經濟就會動蕩不穩。

因此金融霸權有以下作用：制定國際經濟競爭規則和政策協調、執行國際經濟競爭規則、穩定世界經濟、促進經濟發展、控制危機。2、金融霸權國（或集團）利用其霸權地位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國際貨幣體系是一種由金融霸權國生產的公共產品（publicgoods），其他國家不能只“搭便車”，必須付費。這種費用是金融霸權國通過剝削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收取的，具體地說，這種剝削是通過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開別國金融市場，利用其貨幣的特權地位、攻擊性的金融投機和國際資本流動實現的。這將在下面做詳細論述。3、霸權國地位更迭時給國際金融市場帶來動蕩和不穩定。根據金德爾伯格的理論，霸權國的主要作用不僅僅是日常維持該體系的運營，而且在于控制危機局面。

在一戰前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由于英國的金融霸權國地位發揮的作用而大大緩和，二戰后，由于英國的日漸衰落，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尚未完全確立，形成了一個金融霸權真空，導致了30年代國際金融體系崩潰和大蕭條。但這并不意味著要為金融霸權唱贊歌，反而應該警惕，因為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發達國家利用金融霸權實現金融侵略和剝削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以往金融霸權為軍事霸權服務，剝削性并不突出）都更突出，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深遠。

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三條都與金融霸權有關：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球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而相應地“控制高科技軍火工業”和“控制航天工業”則分別退居倒數第一位和倒數第三位。

金融霸權的剝削形式

作為金融霸權國，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投機資本、衍生金融工具和其背后的政治霸權、高科技力量確立了自己的金融霸權地位，并主要通過以下三種形式實現對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

1、美元霸權，即利用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權地位。目前，美元仍是無可爭議的國際貨幣，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4％、外貿結算的48％和外匯交易結算的83％。美元的這種特權地位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首先，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使美國獲得數額巨大的鑄幣稅，從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幣者的資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約有半數美元（約3750億美元）在美國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獲益15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0.2％。其次，分享其它國家經濟成長的成果。美國相對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或干脆是不負責任地償還它們。美國可以通過美元的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僅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間美元貶值就減少了美國約三分之一的債務。第三，轉嫁危機。當美國出現經常帳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直接增加貨幣發行量避免信貸緊縮和信心崩潰帶來的經濟危機，把部分損失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轉移到世界各地。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并沒有給美國經濟帶來實質性的衰退，但發展中國家卻深受其害。這也是為什么其它國家（如1997年的東南亞各國）出現持續的經常帳戶逆差就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而美國經歷了幾十年的巨額經常帳戶赤字而安然無恙的主要原因。

2、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戰后，經濟自由主義的影響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興起使得國際資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國與國之間流動。盡管經歷了發達國家之間為主的資本流動和發達國家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過程，但發達國家無疑是國際資本的主要輸出國。追逐超額利潤是國際資本的本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為國際資本提供了良好的環境。1990－1996年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資本總額達11705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但也同時帶來了風險和剝削。金融危機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一個國家的過程中，處處都留下國際資本特別是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流動的痕跡。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目前在全球貨幣市場間流動的國際投機資本即國際游資至少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總GDP的20％，每天有相當于1萬億美元的投機資本四處游蕩，尋找歸宿。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表現出極強的投機性、無序性和破壞性，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國際投機資本的無序流動造成的。經過近三十年的自力更生，東南亞國家經濟已初具規模，為資本增值創造了良好環境，金融自由化更為國際投機資本的無序流入提供了渠道。在無序流動中有一個惡性循環，資本的流入破壞了原有的資金平衡，造成通貨膨脹壓力，為抑制通貨膨脹，東南亞國家必須提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又進一步使國際投機資本趨之若鶩，使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結出膨脹性的果實。投機資本的大舉進駐一度使這些國家喜形于色，但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投機資本便一窩蜂地進入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投機泡沫開始膨脹。大量投機資本的流入必然造成配套本幣的匱乏，誘使本幣升值，繼而導致經常帳戶的逆差，為未來的貶值打下了埋伏。當投機者們看到時機成熟，便“不經意”地捅破泡沫，帶領投機資本如潮水般地涌出，造成在短期內無法彌補的資金真空，導致貨幣的過度貶值。這樣，東南亞國家“破產”了，國際投機資本卻滿載而歸。

作為金融霸權國的美國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頭號債務大國，但從來沒有看到美國為此而擔憂，更不會發生類似于80年代初期拉美式的債務危機。相反，美國從中受益匪淺，這一方面得益于美元的特權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由此帶來的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金融大改革后，美國利用美元的獨特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資金運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甚至無成本的資本輸入和高回報的資本輸出使得美國獲取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中的大部分利益。

所以，只要美國需要資金，可以隨時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從容不迫地達到目的；所以，美國強烈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其金融市場，實現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金融自由化，以使其資金自由進出這些國家；所以，當發展中國家出現所謂的“某某奇跡”時，美國便輸出資本，流入后者的股市、匯市等短期資本市場。這些資金的流入在別國吹起一個個經濟泡沫，制造出虛假繁榮，一旦時機成熟，美國便通過各種手段將資本回收，當然攜帶著豐厚的利潤。在過去的一年里，以各種形式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約有7000億美元，其中由東亞地區轉向美國的外資就超過3000億美元。這些資本簡單的一進一出，給美國帶來的是經濟增長，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卻是苦不堪言的危機。

3、攻擊性的金融投機。目前，美國有1萬多只共同基金擁有近4萬億美元資產，3000只對沖基金擁有4000億美元資產。其中對沖基金無疑是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場興風作浪的急先鋒，尤其是索羅斯及其量子基金，共同基金也一改以前的穩健作風加入投機的行列。1997年9月，美國股票總市值為12萬億美元，每日平均交易額為450億美元，即使這些共同基金、對沖基金動用幾十、上百億美元在美國股市折騰也不一定有什么作為，但到了泰國、馬來西亞甚至香港、新加坡的股市，無疑于大象跳進游泳池，無論做多還是作空，都足以掀起驚濤駭浪。

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去年的香港金融保衛戰都是美國的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在作祟。它們調度巨額投機資本，配合輿論聲勢，運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體投機策略，先攻陷外匯市場，然后利用各個金融市場間的內在連動性獲取驚人的投機利潤。香港之所以沒有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并非單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預措施，主要是俄羅斯金融危機使得這些國際炒家無暇自顧。在現行的國際金融市場“游戲規則”下，國際炒家的風險與收益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只要操作得當，幾乎總處于無往不利的只贏不輸地位。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略有油水的新興市場國家都已經被美國的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悉數鬧了個遍，這些國家也無一例外地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有報道證實，眼下的巴西金融動蕩中，對沖基金也脫不了干系。攻擊性的金融投機是金融霸權對發展中國家侵略和剝削的最外在的方式。

4、美歐銀行資本大肆低價收購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作為東亞金融危機也可以說是南方金融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企業倒閉、破產成為普遍現象。當金融霸權國炮制出金融危機后再殺一個“回馬槍”，以“地價”收購東亞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而這時后者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東亞揮淚大甩賣的過程就是金融霸權的實現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被剝削的過程。金融霸權的必要條件：金融自由化由以上可以看出，金融霸權國要達到金融侵略和剝削的目的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即開放的金融市場、巨額的國際投機資本和操縱別國金融市場的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和投機技巧）。其中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實現金融霸權的必要條件，這也是霸權國所極力推崇和推行的。霸權國打開別國金融市場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其霸權地位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其金融市場，二是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變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國際資本流動要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后者不僅加速了國際資本的流動，也導致了國際資本流動的無序化。

所謂“無序”一方面指國際資本特別是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超出了經濟運行和調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指國際投機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肆意掠奪。半個世紀來，在所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極力推動下，促進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一直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津津樂道的。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時所定的章程中沒有“資本帳戶自由化”的條款。不僅沒有，而且基金協定還賦予各國“資本控制”(capitalcontrol)的權力。

60年代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弗萊明－孟代爾（Fleming-Mundell）定理也部分地表達了這一思想。該定理說明，在“資本流動”，“貨幣政策自主性”和“固定匯率”三個條件中，最多只有兩項能夠同時滿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且爾和里根上臺為標志，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干預主義經濟學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這一潮流的有力推動下，國際資本流動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體系似乎已經初見雛形。憑心而論，資本的自由流動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即使現在被國際投機資本攪得焦頭爛額的東南亞國家當年創造的奇跡也沾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光。

但這并不等于說國際資本流動真的就無可挑剔，在價格充分浮動、資本充分流動的條件下，風險也隨著資本特別是國際投機資本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而在各國游蕩，隨著國際資本的膨脹而膨脹。而其中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投機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國際投機資本又完全不受發展中國家所控制。然而，就目前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限制國際投機資本過度投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還在極力推動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進程，并一度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發生危機并非投機資本的過度流動而是流動不夠。1997年在香港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IMF提出了修改IMF章程的設想，其目的是要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列入IMF章程。在東南亞國家被國際投機資本的惡意流動和投機搞得心煩意亂的時候，IMF討論修改章程，推進資本帳戶自由化進程無疑招致各界的議論。以發達國家的官員為代表的支持派大唱贊歌，因為這符合它們的利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和金融危機受災國要求加強對對沖基金和國際投機資本加強監管的建議漠然視之，甚至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推進金融自由化。

1997年12月13日，世界貿易組織102個成員國簽訂了“金融服務貿易協定”，在以下方面達成協議：允許外國在國內建立金融服務公司并按競爭原則運行；外國公司享有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取消邊界服務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比例超過50％。不難看出，該協議生效后最直接、最大的贏家將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亞洲國家在遭受金融風暴蹂躪踐踏出現了嚴重危機后，不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苛的借貸條件時，“經援”便變成了化緣式的乞討。IMF向泰國、印尼、韓國、俄羅斯等受災國提供的援助，絕不是“免費午餐”，一個重要的藥方就是，被援助國必須承諾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允許外資更大程度地參與金融產業。援助的結果是，這些國家的金融機構紛紛倒閉，外資尤其是美資金融大鱷，龍驤虎視，等待下一次最好的機會進行蠶食鯨吞。難怪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要指責美國藉IMF貸款之名，行“經濟殖民主義”之實，企圖操縱別國經濟。而韓國人也認為，美國意圖透過IMF操縱韓國經濟甚至將1997年12月3日視為本世紀初日本入侵實行奴化以來的第二個國恥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論上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透過提供短期貸款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時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加上該組織的極大部分資金來自美國，令人不得不懷疑美國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幕后策劃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貸款給有經濟問題的國家時，對貸款國規定甚嚴，必須要他們做到合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游戲規則。

結論

如同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外圍理論，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也同樣處在中心－外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金融霸權國處在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在外圍，金融霸權在中心國內部的更迭（如歐元挑戰美元）并不會改變這個體系。中心國與外圍國的關系是主宰與依附、主導與順應的關系，這也決定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也決定了兩者屬于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金融霸權已成為目前危害發展中國家金融健康運行的最大威脅，如何防范金融霸權主義，增強本國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是發展中國家刻不容緩的跨世紀課題。作為發展中國家，不能因為金融霸權的存在而割裂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經濟金融的相互依存畢竟是大局，但也不能機械效仿西方特別是美國模式，盲目地走金融自由化道路，否則未享其利，先蒙其害。要避免金融霸權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最關鍵的一點是阻斷剝削的渠道，即在本國經濟尚不能有效抵御外部沖擊時，不要過早開放本國金融市場，適度的資本管制是必要的。馬來西亞、臺灣、韓國、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紛紛出臺資本管制措施，也說明了這一點。對于中國而言，在金融自由化和所謂的資本主義思潮的全球化面前可以靜觀待變，不必完全進去或謹慎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