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否定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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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消費決定并創造生產”取代“生產決定消費”否定之一

生產和消費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在生產和消費這一對矛盾中,生產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處于支配的地位;消費不是消極地被生產決定,它對生產也有反作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此作了完整而科學的闡述:一方面,“生產生產著消費:(1)是由于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2)是由于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3)是由于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馬克思,恩格斯,1995)。另一方面,“消費從兩個方面生產著生產:(1)因為產品只是在消費中才成為現實的產品……;(2)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1995)。可見,生產和消費相互依存。然而,為了防止庸俗經濟學家把生產和消費的地位等同起來,馬克思在此又進一步強調:“無論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作一個主體的活動或者許多個人的活動,它們總是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費,作為必需,作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的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個過程借以重新進行的行為。”(馬克思,恩格斯,1995)在此,馬克思明確指出了:在生產和消費的相互關系中,是生產決定消費,而不是消費決定生產。然而,在鮑德里亞看來,這一關系不僅不能成立,而且得出相反的結論。鮑德里亞認為,隨著西方消費社會的到來,消費不僅構成整個經濟生活的主導性邏輯,而且成為當代世界的根本特征,“生產主人公的傳奇現在已到處讓位于消費主人公”(鮑德里亞,2008)。從此,他認為不僅消費的對象與生產沒有關系,而且消費也最終決定或創造著生產,這從以下三個方面可以得到驗證:第一,從消費所處的地位來看,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的消費從先前相對于生產而言的被動吸收的地位,轉變為一種建立或設定關系的主動模式,即消費從滿足需要的程序中解放出來,也即在一種主動的關系中,形成了一種系統性的活動模式,形成了對“物體系”的全面性的回應:消費不是與生產相對的被動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種建立人與物之間、人與集體和世界之間關系的主動模式,這種模式是系統性活動的全面性回應,并且在此模式之上,建立了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以至整個社會體系。至此,消費成為支配整個經濟社會結構的主要力量。第二,從消費的對象來看,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的消費對象和范圍近乎無限伸展。傳統消費主要表現為對物的享有、使用和消耗。但在消費社會,“財富的數量和需要的滿足,皆不足以定義消費的概念:他們只是一種事先的必要條件”(布希亞,2001)。可見,在消費社會里,被消費的對象不僅包括琳瑯滿目的各色物品,而且包括人與物品之間的關系結構本身,且這種關系已延伸到歷史及傳播與文化關聯的所有層面,以至最后所有與此關聯的東西,包括思想、理念、文化、感情等都成為消費品。這也就意味著物品具有一個外在的并具有意義關聯的關系結構,物品本身被表達為這個意義體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費不再是因為它首先具有物質的特征,而是因為它更顯示出是一種“符號”,是一種“個性化”的處于符號差異體系中的意義對象。隨之,人們的消費從傳統對“物”的消費轉入消費社會對“符號”的消費,從而使消費與生產的關系走向了“斷裂”。第三,從消費的功能來看,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的消費創造著生產。傳統社會的消費過程是消費物體的過程,但在消費社會中,消費過程卻成為創造生產的過程。一般而言,伴隨著生產能力的提升和物質財富的增加,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應當隨之提高,否則生產將難以為繼。消費對生產的這一作用顯而易見。由此,鮑德里亞將消費的作用無限放大,認為1929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是因為資本家“不知道如何使人們消費。……1929年的危機表明了令人窒息的時刻:問題不再是生產,而是流通”(鮑德里亞,2005)。為了進一步強調消費的作用,鮑德里亞接著說:“消費是為了重新生產。在消費中的花費實際上是一種投資,從總體上看什么也沒有浪費。甚至當焚燒咖啡樹根時,當大量的財富在戰爭中被浪費時,這個體系也不能停止使消費轉向更大的再生產,它落入到了生產、積累、獲利的必然性中。”(鮑德里亞,2005)可見,鮑德里亞認為消費社會具有特殊表現和特殊作用的消費對生產具有決定性作用并能夠創造生產。

二、以“符號價值”取代“勞動價值”——否定之二

馬克思通過對勞動二重性學說的分析,克服并糾正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理論的不徹底性,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這一理論不僅揭示了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人類勞動,而且揭示了商品的價值量(包括物化勞動轉移價值和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顯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量)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計量的。在鮑德里亞看來,在傳統的生產社會中,人們的消費主要注重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功能性,即消費的對象是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的物品;這種被消費的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這種商品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即其價值是依據商品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的價值量來確定的,而且以商品的使用價值為載體。但在豐盛的消費社會里,消費所關注的焦點已經不是物品的使用價值本身,而是“符號”所代表的象征意義,因而人們的消費從傳統對有用性物品的消費轉入對符號的消費。而當我們所消費的物品,一旦把它作為一個符號來消費時,對其價值(量)的衡量,就不能從生產該物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勞動價值)出發,而必須通過其符號價值來衡量。所謂符號價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為一個符號進行消費時,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以及其他因素來計價的,而不是根據該物品的勞動價值(量)來計價的(孔明安,2002)。符號價值與物品的勞動價值(量)有時是髙度不一致的,也就是說,從勞動價值(量)的角度看,一個商品由于所包含的勞動價值(量)很少因而其價值中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它被作為符號進行消費,那么其符號價值可能大大超過其勞動價值(量),可見,符號價值可以脫離勞動價值(量)而獨立存在。比如一雙名牌皮鞋,其中的物化勞動轉移價值(量)和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量)可能不是很多,但因為其品牌是名牌,它的符號價值可能相當高。因此,伴隨著消費社會的消費從傳統的關注使用價值的物質性消費轉變為脫離使用價值的純粹符號的消費,對消費品價值的評判也將從原來的客觀價值評判轉變為主觀價值評判。這種主觀價值評判十分注重符號象征、個性差異、品牌檔次以及偏好稀缺等主觀因素在消費品價值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至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鮑德里亞的所謂的符號邏輯體系中被徹底“顛覆”乃至被“推翻”。

三、以“符號象征的社會分層”取代“經濟關系決定的階級差別”——否定之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階級差別的實質根源是以財產關系為核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說,決定階級的根本因素是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恩格斯在1888年《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的注釋中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做了一個最具本質的定義:“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并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馬克思,恩格斯,1972)可見,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決定各階級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等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雇傭與被雇傭關系。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兩個特殊現象”,“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馬克思,1975)。資本家階級就是這樣通過利用生產資料的占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來發財致富的,而工人階級除了自身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自身生存并養家糊口。為了進一步揭示這一關系,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另一個方面:價值增殖過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而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馬克思,1975)只有實現了價值增殖,資本家階級攫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目的才能達到,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所在。但鮑德里亞卻認為,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只存在資本家階級,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里,生產不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消費成了消費社會演進的主流力量。因此,傳統的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基礎之上的階級關系和階級差別因變得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不復存在。由于現代消費社會巳經不僅僅是一個商品和物體的世界,它巳經成為一個符號的世界、符號的王國,因此,對消費社會的分析,只能從符號入手,因為每個人或物體,它其實就是一個符號,有著它應有的位置。這個社會是由符號來決定社會分層和社會差別的,每個人在社會中有著自己的編碼,有著自己的層級。因此,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巳不再是局限于生產領域,而是更多地體現在消費領域,構成社會矛盾的基礎也不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再是來自生產的支配。“簡而言之,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不再是‘獲得最大的利潤’與‘生產的理性化’之間的矛盾(在企業的主層次上),而是在潛在的無限生產力(在技術結構的層次上)與銷售產品的必要性之間的矛盾。”(鮑德里亞,2008)由于符號的消費可以是一種建立關系的主動模式,不僅僅可以體現人與物的關系,而且還可以體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消費自身也可以建構一套社會關系,可以體現人的地位、層次,可以標志高低貴賤;并且,不同的消費符號所代表的是不同的關系理念,這種不同的關系理念包含著不同符號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品味、個性等諸多差異,所以,消費社會的消費意味著特權而不是平等。消費社會的來臨,從表面上看來,人人都可以在消費中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都可以自由地購買自己的消費品,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因為,“消費并沒有使整個社會更加趨于一致”(鮑德里亞,2008)。對符號的消費本身就是建立在差異、個性和不平等的基礎之上的,因為符?號之所以能成為消費品被消費,原因在于其具有社會區分的意義,在此意義丄,消費社會的消費本身就會“重新產生等級和階級特權”,從而‘‘也確定了其社會結構”(鮑德里亞,2008)。具有強大購買力的消費者,通過符號消費的方式,“從炫耀到審慎(過分炫耀),從量的炫耀到高雅出眾,從金錢到文化,他絕對地維系著特權”(鮑德里亞,2008)。所以,鮑德里亞認、為,在消費社會中,“無論財富的絕對量多少,都含有一種系統的不平等”(鮑德里亞,2008),這種不平等和特權是消費社會的內在機制,與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邏輯沒有任何關系。

四、鮑德里亞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源

探究鮑德里亞通過對消費社會的消費邏輯和消費原則的分析,形成了對當下社會特征的一個基本判斷:消費決定或創造生產、符號價值呈現以及社會分層的符號象征和符號決定。雖然這些思想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見解十分獨到,但由于其脫離了分析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辯證方法,也形成了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誤讀和曲解。在此,我們將從根源上對其進行深入剖析。

(一)鮑德里亞的分析越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范圍、脫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后發展為“市場經濟”)的分析構成了他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基礎。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成為基本環節;生產者生產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獲得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在商品交換中獲得價值和剩余價值(現實中也稱“利潤”)。但在波德里亞看來,伴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汽車、冰箱、洗衣機、電視和家具等曰常生活所使用的“物”被符號代替,其價值也將由原來的勞動價值轉化為了符號價值。從此,物品的價值變得與生產過程毫無關系;符號交換既沒有使用價值,也沒有價值。由于符號價值成了商品的最重要的價值,所以,生產活動不再是現代社會的基礎。這里鮑德里亞地地道道地犯了兩個重大錯誤:一是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中商品的使用價值偷換成一般物品的有用性概念,并將能體現消費者個性、身份以及偏好的某些特殊物品當作一般物品;二是徹底逃脫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語境和邏輯的限制,馬克思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始終與客觀的人類活勞動的凝結結合在一起的,用符號價值來界定商品價值,從而使商品價值變得十分主觀、?難以衡量且缺乏存在基礎。

(二)鮑德里亞的分析背離了娜性分析原則

鮑德里亞雖然深知生產的發展促使"匱乏的生產社會”向“豐盛的消費社會”的轉變,但他卻完全否認生產邏輯和消費邏輯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生產邏輯在本質上的奠基性作用和決定性影響。為了批判馬克思的生產邏輯,鮑德里亞在《生產之鏡》的開篇帶有極強諷刺意味且毫不負責任地寫道:“一個幽靈,一個生產的幽靈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處支持著沒有約束的生產浪漫主義。”(鮑德里亞,2005)其實,馬克思從來沒有孤立地理解和規定生產,即使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也從未貶低過消費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意義。任何一個經濟時代,生產和消費都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消費社會也同樣不能例外。鮑德里亞極力推崇消費邏輯以及否定生產邏輯的做法嚴重違背了經濟生活的整體性原則。雖然消費社會的符號象征意義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或欲望體系日益重要地成為其重要特征并日益深刻地影響和支配著生產,但‘‘消費社會”的生產和消費仍然不能不是一個有機統一體,而且在這個統一體中,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仍然不能不是當代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一味將消費、“符號價值”等從整個經濟生活中抽象出來并使之獨立化,從根本上說只能構成一種本末倒置、無“根”的消費邏輯。

(三)鮑德里亞的分析立足現象、琉于本質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雖然也揭示了經濟生活中物與物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但其主旨在于揭示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性質和本質內容。而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符號指認的消費的分析僅僅是對消費社會的物與物、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社會現象變化特征的分析,他始終沒有對最本質的且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進行分析。即使不同的消費符號所代表的不同的關系理念包含著不同符號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品味、個性等諸多差異,但這只能是符號象征的社會分層,始終不能從根本性上把握這個社會分層背后的經濟關系根源,從而使其消費社會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懸于空中,難以向經濟根源和經濟現實深入。這可能也是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之整體的理論重建經常只是徘徊于文化一意識形態層面的主要原因。

作者:冒佩華王朝科單位: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