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兩國市場經濟轉型策略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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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俄羅斯經濟轉型的制度安排；中國經濟轉型的目標；經濟轉型與有效的社會政策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家政體上由共產黨一黨執政轉向多黨議會制、經濟體制上由集權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建設時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權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所內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脹、戈爾巴喬夫領導原蘇聯進行改革、老百姓往往是從比較中作選擇、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需要有多元主體的競爭機制、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羅斯的這種轉型，對現存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中國曾照搬了原蘇聯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模式、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提高效率的機制、權力資本擴張、貧富差距在擴大、市場秩序混亂、鄧小平主張，讓一部分人通過勞動先富起來、民主問題法制化、民生問題制度化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關鍵詞：轉型國家不同制度安排價值取向研究

中國與俄羅斯，都曾實施過大體相同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在上個世紀末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卻有著不同的轉型策略和基本進程，根本原因是兩個國家對轉型的最終目標定位上，有著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羅斯經濟轉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羅斯在轉型起點就有了明確的制度選擇：一是要在國家政體上由共產黨一黨執政轉向多黨議會制；二是要在經濟體制上由集權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樣的制度安排，顯然是要徹底拋棄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模式，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

斯大林從1926年開始，領導原蘇聯進入了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建設時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權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經濟的手段排擠非公有制經濟，讓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家所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取得絕對的壟斷地位。據原蘇聯1937年的統計資料，公有制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占99.8％，在農業總產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據這些資料，宣布原蘇聯在這一年已建成了社會主義。二是用行政權力下達經濟計劃指標并管理經濟，最高權力機關是蘇共中央，由國家計委和經委負責計劃制訂、實施和檢查，產供銷和資金一律按行政系統安排。這種帶有強烈權力色彩的集權計劃經濟，在一個時期的確也發揮了某種效應：從1927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國家財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這和同期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經歷著的世界性大危機形成了明顯的對照。①

但是，這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所內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脹，高速發展的工業和日益衰退的農業以及潛在的工人和農民的矛盾日趨尖銳。進入20世紀50年代，矛盾日益顯形，國家通過行政權力對農產品實行高征購、低價格的政策，使原蘇聯農業一直處于停滯不前甚至衰退的狀況。另外，經濟結構畸形發展，為抵御外國敵對勢力的包圍并長期進行軍備競賽，政府集中投資發展國防工業體系，使得消費品工業極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滿足。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附以極權的政治體制，培植了一個權貴官僚主義階層，這個階層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日趨尖銳，在體制內累積、積聚了深刻的多重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戈爾巴喬夫領導原蘇聯進行改革。當時以“加速”為目標，優先發展機器制造業，但實際效果卻是加劇了工業與農業及食品工業的矛盾。②當時，我在原蘇聯莫斯科大學等高等院校訪問研究，他們對“市場社會主義”繼續進行批判，“短缺經濟學”被看作是異物，就連“競爭”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講壇之外。1987年6月，原蘇共制訂了《企業法》，調整國家與企業的利潤分配辦法；1988年6月，轉向政治體制改革；1990年5月，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當時有以漸進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進為特色的“500天計劃”，也有以“500天計劃”為基礎的“總統方案”，但都突出了價格自由化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隨著政治紛爭與社會動亂，原蘇聯經濟日漸衰退和混亂，1991年12月，直接導致了原蘇聯的解體。

在短短的幾夜間，舊體制轟然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歸根結底是一個發展問題，老百姓往往是從比較中作選擇。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發展比別的國家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這從根本上點破了東歐劇變、原蘇聯解體的經濟、社會、政治等多種原因，但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型，也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

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需要有多元主體的競爭機制，要打破原集權計劃經濟體制中國有資產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局面，重新配置國有產權和建立新的企業制度。20世紀90年代初，葉利欽實施了“休克療法”，在1992年1月2日，放開了80％的批發價格和90％的零售價格，允許建立各種小企業，允許公民自由從事貿易活動。盡管這些措施比較快地扭轉了商品短缺，但卻同時推動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惡化，經濟嚴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為目標。1992年6月11日國會通過了有關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案，用18個月的時間將國家所有權分散給大部分的大企業，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價出售給企業的職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給企業外的投資者。到1994年，實行私有化的許多企業中，財產的所有權基本上被經理和管理人員所擁有。這種“先所有、后交易”的產權改革，事實上是培育了一個新的財產所有者階層。

市場經濟的運行當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當時俄羅斯思想界普遍認為：俄羅斯現有文化不具備使經濟增長和保障世界福利標準的潛力，因此，“一定要把原來的那個國家機器搞散架”。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院長尤·阿法納西耶夫說：“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原蘇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還有黨的壟斷。應當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羅斯轉型的定位在一開始就很明確：要將原有的國家政體、國體徹底摧毀，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體制和政府機構。俄羅斯一些思想家還認為，新政府必須是一個小政府，減少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干預；而要扭轉經濟萎縮、實現經濟復蘇和增長，最簡捷的路徑就是縮小政府職能。因此，他們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視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標。葉利欽建立的新政府面對市場經濟，在一段時間內無所作為，價格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肆意攀升，惡性通貨膨脹將老百姓的儲蓄，幾乎洗劫一空。

俄羅斯的這種轉型，對現存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俄羅斯媒體對此也毫不隱晦，他們承認：俄羅斯沒有通過轉型而優化經濟結構，反而使國內生產總值在20世紀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現代科技、民用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等方面，幾乎被排除出世界競爭市場，俄羅斯面臨著淪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國家的危險。新生的權貴階層與廣大社會民眾也出現了新的矛盾：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評了俄羅斯的轉型，認為是簡單地照搬了美國教科書中新古典經濟學一種學派的理論，過分迷信市場經濟的功能。但楊小凱教授認為：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憲政制度的轉變，而建立新的游戲規則的長期利益與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慮長期因素。④

普京執政后，調整了轉型的基本思路，尋求市場經濟運行與公正理念結合的途徑，發揮能源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經濟效應。同時，強調并嚴格界定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政府不對經濟作過多干預，但要保護產權、保障平等的競爭條件；要減低稅負、統一稅率，改革金融體系；要實行現實的社會政策，優先發展衛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強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普京把保護私有產權看作是建立有效經濟體制和良好經營環境的根本條件，從而逐步建立了一種國家可控制的市場經濟或者說是符合俄羅斯地域價值觀的社會市場經濟。這相對于葉利欽的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另外，普京政府比較葉利欽時期，還采取了兩條硬措施：一是改革聯邦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擊金融寡頭。政府懲治金融寡頭的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

在新的經濟模式下，從1999年開始，俄羅斯的經濟出現了轉機，連續多年都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的勢頭。2006年，世界銀行發表了有關轉型國家經濟增長的報告，報告說：俄羅斯的經濟增長符合窮人的利益。媒體據此評論說：⑤俄羅斯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而居民貨幣收入年均增速達10％—12％。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于保健醫療、教育事業、居民住房、人口增長、困難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學生、兒童等等弱勢人群，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隨著經濟增長，俄羅斯最低生活標準由俄羅斯各聯邦主體制定，但每一季度都進行調整，用于評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為制定補助金、補償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項。⑥民選的官員，拼命討好選民，除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之外，俄羅斯政府補貼、救濟項目，共有幾百項之多。這種情勢下，在經濟恢復了的俄羅斯，要想當窮人，還不容易做到呢！這樣的評論，當然未免有點過分，因為俄羅斯還有很多深層次社會矛盾。但不能否認，俄羅斯轉型的社會經濟效果，已漸漸顯現，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的。

二、中國經濟轉型的目標定位

中國曾照搬了原蘇聯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國傳統自然經濟的色彩。上個世紀50年代中后期，左的錯誤思想開始抬頭，決策層似乎淡忘了曾引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不僅定位中國已經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還把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作為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構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礎；實行“大體平均”的分配原則；長期對外封閉；把指令性計劃指標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統一生產，統一分配，統購統銷，票證消費。這是一種計劃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這種體制下，盡管也集中全國的物力、財力干了幾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義膨脹、家長制橫行，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使中國丟掉了20多年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人民群眾長期生活在票證、定量供應的最低生活水平線上。

經過“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國人民，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對中國式的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階段，重點是在農村。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支持來自實踐的經驗，克服各種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普遍發展。同時，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1979—1984年大約提高了54％，農民從中收益頗豐，使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農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不僅開辟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新來源，而且還安排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闖出了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改革的重點轉移至城市，這主要是國有企業。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成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現在回頭重新認識這一時期的改革，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突出了“包”字：在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上，以調整利潤分配為主線，相繼實行了生產經營責任制、利改稅和承包制；與企業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實際上也是“包”字當頭。相比之下，價格體制改革則由以“調”為主不失時機地轉入以“放”為主，逐步放開了生活消費品價格。但對生產資料的價格在一個時期內仍實行“雙軌”制，這種價格體制對生產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數手中掌握物資分配權的官員，按計劃價買進，再按市場價倒出，“價差”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敗的條件。

1989年的政治風波后，市場化改革曾一度中斷。1992年初，市場化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發表了重要談話，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個有利于的提出，掃除了市場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礙。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做出了大體描述，其中有兩點最重要：一是力求通過價格信號對企業的銷售、供應和生產進行導向；二是國家通過經濟政策、經濟法規以及各類經濟參數對市場進行調節，彌補市場的缺陷。⑧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徹底打破了社會主義與私有制不相容的傳統觀念，把非公有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聯系了起來。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還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觀點是，強調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他們把這里的“社會主義”作為定語來對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這就再次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研究拉向了計劃和市場是手段還是社會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實際上，就經濟的一般運行來說，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⑨因此，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完全可以大膽地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和管理方法。

中國市場化改革是根據實踐經驗，一步步摸索推進的，俗稱“摸著石頭過河”。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算起，我們用四年多時間取消了農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雙層經營的管理體制；用十多年時間消除了計劃定價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價格形成機制；用二十多年的時間發展多元市場競爭主體，并推動國有資產存量調整，培植市場競爭機制。統計顯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國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臺)注冊企業3130.4萬戶（含個體工商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5.7％；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23780.4萬人，占全國城鎮就業人數的84.0％；非公有制經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量58265.9億元，占全社會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62.3％；非公有經濟（不包括規模以下私營企業及個體工商戶）實現工業增加值3.93萬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總額的49.3％；在全國40個傳統工業行業中，私營經濟已在27個行業中經濟比重超過50％，在輕工紡織、普通機械、建筑、運輸、商貿服務等行業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經濟（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額33523.6億元，占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43.9％；非公有制經濟（不包括港澳臺及國有控股企業的非國有部分）共繳納稅收總額12666.84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不包括關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的33.6％。就經濟總量而言，2006年，非公經濟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5％左右。⑩非公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越來越大，但還屬于粗放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公有制經濟在質量上卻得到了提高，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并在先進行業中居主導地位，依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多層次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在法律層面上奠定了市場主體混合的、多元的競爭機制，就使得國家集權控制全社會經濟運行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主要是：國家不再對企業經營承擔無限責任，企業也不能再吃國家的“大鍋飯”，國有企業已逐步成為法人實體；個人對社會成果的分配，不僅勞動者以社會必要勞動即勞動貢獻來衡量，而且各種生產要素也有償參與社會價值的創造、實現和分配；農村不再是城市工業化資金積累的來源，而是全力發展城鄉商品關系，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加快農業現代化的建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統一的國家政權組織內，一級政府，一級事務，各自有了獨立的財政收支權限；隨著多元市場主體的逐步形成，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市場體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匯率、稅制也適應國內外市場的需要而逐步市場化。這種狀況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已初步奠定，要想讓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復歸，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不能最終建立，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不能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發揮作用，從根本上說，取決于是否能按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1978年，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結構中，公有制經濟占99.1％，非公有制經濟占0.9％，而在公有制經濟中，國有經濟占56.2％，集體經濟占42.9％。黨的十五大依據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加快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給國有經濟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進一步提出了明確的原則，這主要有：繼續努力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的新形式，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同時還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成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主要表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而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的改組，除通過市場組建以資本為紐帶形成的大企業集團外，還可以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也即通常所說“抓大放小”；支持、鼓勵和幫助城鄉多種形式集體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為主是集體經濟發展的新形式；健全財產法律制度，依法保護各類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并對它們進行監督管理。

但是，我們仍處在由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的漫長過程中。近百年的歷史以及俄羅斯轉型的實踐說明：市場經濟對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提高效率的機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個讓社會毀滅的機制。就世界范圍來說，有兩種市場經濟，一種是良性的，一種惡性的。(11)我認為，我國的現行市場經濟體制還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比如：現行的權力結構，還更多的是代表著部門利益甚至地區利益，不同權力部門都在試圖控制生產過程和生產領域的資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過政策設計，將部門利益法制化。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這種情況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團；而現行的資源分配體制，也還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財政資金的分配以及銀行貸款，沒有完全擺脫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微觀競爭機制的不對稱，就是由此而產生的。處在壟斷性行業中的國有獨資企業，其所占有的資源、所獲得的利潤，濃縮了中國當今現行資源控制和分配結構的現狀。

三、經濟轉型與有效的社會政策：關注民生

中國有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但社會主義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有著不同的變化。

鄧小平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總設計師。1980年4月，他在會見外賓時指出：“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12)他還多次講：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一切要從這個實際出發。黨的十三大按照鄧小平的思想，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個理論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后來，鄧小平又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1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觀依據。

鄧小平按照“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推進市場化改革，把市場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對外開放。先讓一部分人通過勤勞致富先富裕起來，然后達到共同富裕，引領中國開創了探索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的實踐。一代領導人執政后，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在強調黨要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同時，根據勞動者大多數已逐步成為有產者的事實，允許私營企業主和民營企業老板中的先進分子加入共產黨。同時強調說：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應該扎扎實實地搞好眼前的各項工作。(14)

市場化改革雖然使國家綜合實力增強，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是權力資本擴張。首先是貪污、受賄、腐敗問題。中國搞市場經濟的起步點是著眼于經濟發展，盡快改變居民貧窮、國家經濟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視了與市場相關的立法建設。市場準入權由政府的官員通過行政審批行使，且又對行政權力缺乏監督與制約，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輿論的監督，這就給官員的貪污、腐敗和受賄提供了可乘之機，官員的權力向資本轉化。有研充報告估計，上個世紀90年代，貪污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約達GDP的17％左右（胡鞍鋼，2001）。官員的超常消費和執法犯法引起了民憤。

二是貧富差距在擴大。世界銀行對此進行過測算，198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這以后持續上升，2001年達到0.45，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線。如果按基尼系數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列，中國屬于當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國家之一。如果考慮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計算基尼系數，肯定將遠遠高于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15)還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從1.5萬億增加到近4萬億元，但社會福利制度建設卻相當滯后，人們被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座大山，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中國經濟雖然在高速增長，但窮人卻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

三是市場秩序混亂。假冒偽劣、信用缺失、行業壟斷、管制錯亂等，嚴重地侵犯了消費者權益。

在市場化改革起步時鄧小平曾經主張，讓一部分人通過勞動先富起來。但那時，他似乎沒有預見到勞動致富后的剩余資金一旦轉化為資本，資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差距會快速擴大。勞動致富與資本發家，原本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思維方法。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語重心長地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16)鄧小平晚年所思考的問題，是很實在的，而這正是社會各個階層所深深憂慮的問題。

如果說俄羅斯轉型的教訓是在一個時期過分迷信市場經濟，那么中國轉型的教訓也許是忽視了盡快實施一套有效的社會政策，并由此構建經濟健康轉型的社會安全網。(17)新一代黨的領導，面對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矛盾日漸激化的局面，仍然堅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重申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繼續堅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方向，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但更加重視政府對市場的導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擺在重要位置，明確政府改革的目標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切實解決公共服務投入不足、覆蓋面不廣的問題，特別是著力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解決關系國計民生的一些社會公共事業，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問題。政府面對市場經濟，主要是制定公平競爭的規則，公共信息等，從而為社會、經濟、文化和公眾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確保市場競爭的有效性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作用。政府職能的新定位，是新時期如何執政的一個全新理念，使實施有效的社會政策有了主體。另外，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實施的《物權法》，能比較好地維護市場的微觀基礎。

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內涵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在長期存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有兩項主要任務，除了要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外，還要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人類發展的歷史證明：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逐步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18)公平、正義、科學、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這種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所以，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安排，它同時也是一種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將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納入對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認識，這是思想解放進程中的一個亮點。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所曾忽視的問題，甚至在一個時期還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會主義一詞的初始含義，首先是對社會不公正的反抗和對民主平等的追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堅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關注民生。這使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按照我們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認識，必須關注民生，注重社會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問題法制化。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要政府多一些責任，給公民多一些權力，讓社會多一些監督。

民生問題制度化。民生問題涉及人們的衣食住行，讓人民生活得快樂和幸福。但是解決民生問題，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和領導人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在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中，關注民生，重視社會政策的有效性，這是中國在新時期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一個新的亮點。中國與俄羅斯的轉型理論和實踐說明，集權計劃經濟體制是不成功的，計劃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但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如果過分迷信市場而政府無所作為，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忽視有效的社會政策，也會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實施有效的社會政策，是為經濟、社會健康轉型構建一個牢固的安全網。社會主義不單單是一種制度安排，其所內含著的公平、正義、民主、人道、自由、平等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相互依存，實際上是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的一種體現。

本文系提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德國阿登納基金會于2007年8月在北京聯合舉辦的“中德對話：社會市場經濟和諧發展”國際研討會的論文。會議對論文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作者根據會議討論和評論對文章進行了修改，在此對會議主辦方和評論者表示深深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