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問題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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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海問題的由來及現狀

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無論從南海諸島的考古發現還是從歷史典籍，都證明了這一客觀事實。在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社會也都承認中國隊南海諸島的主權。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地質考古發現我國南海地區儲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后，相關的周邊國家開始蠶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島礁。而1982年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上獲得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更加刺激了這些國家對南海諸島的分割占領。這些國家利用《海洋法公約》中的某些對其有利的條款，在南海領土主權問題上與中國公然抗爭，大大提高了南海問題解決的難度，從而逐漸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勢。目前，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在中國政府管轄之下。南沙群島雖然主權屬中國，但189個已有命名的島、礁和暗灘、暗沙中，中國僅控制著9個島礁，其中包括臺灣控制的太平島，大部分島嶼都不在中國控制之中。有關國家搶占我南中國海島礁約50個。其中越南占據著南沙的29個島礁，菲律賓占據9個，印度尼西亞2個，馬來西亞搶占9個，文萊1個。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些國家開始分別在所占據的島礁上修建飛機跑道，建漁港、燈塔和旅游觀光點，并紛紛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開采南沙地區的油氣資源。一些國家自從涉足這一海域后，短短十幾年時間，已從南海獲取了重大經濟利益，有的甚至從貧油國變成了油氣資源出口國。到90年代末期，這些國家已經在南沙海域鉆井1000多口，發現含油氣構造200余個和油氣田180個，僅1999年就年產石油4043萬噸、天然氣310億立方米，分別是我國1999年整個近海石油年產量和天然氣產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經有200多個油氣田，超過1000口油井被東南亞國家勘探和開發，每年開采的石油超過5000萬噸。各國對中國漁業資源的掠去是驚人的，并且還經常抓捕中國漁民。90年代東南亞的中國威脅論風囂塵上，也是中國開始關注南中國海時，中國所處的地位十分被動。主要島嶼除太平島為臺灣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馬等國手上。

對于東南亞相關國家來說，南海問題主要包含著主權、領土、資源之爭。但對于中國來說，則更事關國家崛起的大業。綜觀近代世界大國歷史，海洋權益與其興衰緊密相關——荷蘭、英國都是借海洋而登上歷史舞臺，俄國彼得大帝發動對瑞典的戰爭、數次瓜分波蘭以獲取出海口，美國的領土擴展到太平洋東岸，才有了今日美國。今天，美國無疑要借南海問題遏制中國的發展，而一個國家海洋權益的強弱，事關一個國家對海洋權力的爭取、保護能力。中國的崛起，解決南海問題是題中應有之意。

其次，南海問題事關國家安全。對于中國來說，南海具有重要的戰略地緣價值，它是我國東南部戰略防御的前哨陣地和華南地區的海上屏障。獲得對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國的戰略防御縱深向南推進數百海里，對于保障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有重要意義。南海問題不解決，則中國與東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也將長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對于中國的海上貿易安全有重要經濟意義。

二、中國政府南海政策的執行阻力分析

中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一貫政策是“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關于政策的提出、發展等與本文關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論述）。這一政策使爭議雙方有可能將注意力放到經濟的優先發展上來從而有利于將雙方引向和平解決爭端的軌道上來，“共同開發”也可以避免南海問題被美日等國利用。為此，中國在經濟、外交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簽訂了中、菲、越《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發表了中越雙方《聯合新聞公報》，但從目前南海各國所發生的事端來看，這些條約、公報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沒有實質的約束作用。

中國的政策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我認為，其原因在于：

1.大國的介入，南海地區國際形勢復雜。南海各相關國家為造成既成事實，加緊對南海資源的開發，借助美日等國家的力量抗衡中國；其次，南海是重要國際貿易通道，主要各國（美、日、印、歐）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地區不穩定、中國的崛起，美國加緊對中國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糾纏，國際形勢復雜。[1]

2.南海爭端復雜。南海的爭端，不僅僅在于南海相關國家對南海的資源開發，更在于對我主權的侵犯，使“主權在我”的前提形同虛設。各國在所占的島嶼上修筑機場、跑道、燈塔，并通過各種海基法案，無視本國政府的一再警告，肆無忌憚地侵犯我國主權。

3.南海各相關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共同合作，抗擊中國，使中國面對一個國家利益集團，外交上十分被動。

顯然，要解決南海問題，必須排除或者最大可能減少美、日等國的干預，加強軍事建設，分化瓦解東南亞各相關國家，爭取各個擊破。

三、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經濟政策

通過發展對東盟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加大東盟各國對我之經濟依賴。

歷史上，德國首相俾斯麥曾經用經濟手段達到加緊聯系德意志諸邦、孤立奧地利的目的，并最終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了德意志聯邦。今天的歐盟，也正走著通過市場的統一走向政治的統一的進程中。古今歷史的經驗表明，經濟決定政治，市場的統一使雙方休戚相關、產生共同利益，最終導致政治上的統一。這是值得我們在南海問題上進行借鑒的。我們當然不需要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達到與南海各相關國實現政治統一的目標，但通過發展東盟與我國的經濟貿易，可以大大加強南海各相關國的在華利益，從而增強其對華的經濟依賴。這對于中國在南海爭端較為不明顯的時代，可以隨時約束相關國家在此問題上不輕易作出冒進的政策舉措。而日后在南海爭端激化的情況下，則也給中國增加了一份籌碼，中國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對南海各相關國家進行經濟制裁，這對于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的相關國家來說，將造成極大打擊。

但是增加根據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中國與東盟各國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稟賦差異不如東盟與美國那么明顯，中國于東盟處于同一國際市場梯次，傳統經濟領域的經濟分工與合作對東盟吸引力不大。在國際社會，我國生產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玩具等）甚至與東盟相關國家存在競爭的局面。因而中國政府應在非傳統經濟領域與南海各相關國家展開合作。中國應當積極與東南亞努力建立共同開發海洋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開發的合作機制，在不同的國際市場梯次中實現進一步的合作。以“海洋開發為例，如果各國能夠從海域管轄權劃分、油氣田勘探開發、資金投入、技術開發、產品加工等多個層面探討對爭議海域油氣資源的共同開發問題,那么在外部環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問題爭議各方將很可能在海洋資源開發領域形成多領域、深層次的合作。”[2]一旦這種合作形成，經濟的力量將把東盟與中國緊緊捆綁。而隨著南海相關國家在這一領域經濟利益不斷擴張，它將很難離開南海。而中國根據現有的南海開發狀況，保持對南海資源的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國在南海爭端激化時游刃有余，處于相對優勢的地位。

其次，中國應加強同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歐盟等的經濟聯系，因為當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輕易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發展與中亞、俄羅斯、非洲的友好關系，保證石油進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較純粹軍事行動的政策而言，使用長久而漸進的經濟政策顯然不損國力，不傷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國際輿論對華的指控和世界大國對華的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爭端中，美國絕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區外角色。中國欲解決南海問

題，首先必須排除或者盡量減少美國在此區域的干預和對我國在南海行動的阻撓。在地緣經濟、政治戰略的影響下，出于對海上貿易通道、南海油氣資源等的考慮，美國積極干預南海問題。美國通過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軍事合作，加強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爭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導權，以南海問題為契機打壓中國的崛起。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合作展開的軍事演習更顯頻繁，“肩并肩”、“金色眼鏡蛇”、“卡特爾”等的展開，使中國南海的周邊環境急劇惡化。中國的崛起必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排擠美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因而美國與東南亞的軍事合作，其戰略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即構成東南亞-臺灣-朝鮮半島三位一體的“環形島嶼鏈”，從而達到壓縮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戰略空間，遏制中國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關國家也正好借美國之力打壓中國，雙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國實力的增強和在國際上政治大國地位的確立是無法遏制的，美國急需中國在諸多重大國際事務中對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認為，中國對于美國的外交政策應當由如下構成：1.盡可能發展與東盟各國的友好外交關系，如召開“東盟外長會議”、“東盟首腦會議”，發展“東盟10+3”等經濟合作，排擠美國在此區域的勢力；2.在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對美國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問題上對我國的支持。

此外，因盡量發展海軍，弱化美國在此區域的軍事優勢。

對于日本，則首要應在外交上承諾保證其南海貿易航線的安全，以此力爭其對南海問題上持中立態度。

明治時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經說過：“在實力相當時，外交就是力量；在實力懸殊時，力量就是外交。”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決定外交政策——從這一點說，我們發展海洋軍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戰艦艇、建造航母的確已是燃眉之急。軍事上的支持對于此類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外交談判的勝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國在南海問題相關談判中的最主要目標是確立中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我們必須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個擊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對南海資源的開發為誘餌，逐一展開對南海相關各國的外交攻勢，力求通過經濟和軍事上的壓力，迫使其對南海（尤其是南沙諸島）主權歸我的外交要求達成妥協。之所以必須采取各個擊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東盟相關國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達成外交一致，這對于中國在外交談判桌上的形勢將極為不利，一個國家對抗一個國家利益集團，其信息之不對稱不言而喻。畢竟對于東南亞相關國家來說，少一個分蛋糕的龐然大物顯然更加符合其國家利益。

談判期間可派遣漁民和漁政船在有爭議的海域展開大規模捕獵、巡邏行動，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對我軍民傷亡，則可借此加大對相關國家的外交壓力，并博得國際輿論之同情，減少國際輿論對華政治壓力。同時，在歷史和法理兩個維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國對南海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取得國際輿論對華支持。

待主權問題解決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機收回部分開發權，或者真正實現“共同開發”的既定政策，其底線是中國必須在南海擁有大部分利益。

3.軍事政策

首先，應加快建設航母、新型核潛艇和大型海上作戰艦艇，加強遠洋作戰能力。綜觀二戰以來海戰經驗，以制空權奪取制海權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以中國目前的海空軍實力，尚不具備遠洋作戰的能力（嚴格來說，打擊海盜并不算是遠洋作戰），完全無法與美國抗衡。一旦美國介入南海事端，則中國將處于極端劣勢的地位。中國海軍之所長僅在近海作戰（有沿海空軍、陸軍和二炮部隊的支援），而遠洋作戰，非有航母不可。中國一日無航母，則一日不可輕易與日美交惡。

其次，中國若對東南亞相關國家中的某一國發動戰爭，考慮到唇亡齒寒，相關國家極有可能相互聯合，共同抗擊中國海軍在南海的軍事行動。而美國、印度等國出于對華遏制政策的考慮，日本出于對海上生命線安全的考慮，極有可能出兵干預，屆時中國將處于極端惡劣的軍事環境，這對于中國的經濟建設、海軍發展將是一場災難。戰爭只因當是政治的延續，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南海問題可以說是下策。

第三，與南海各相關國家展開廣泛的非傳統安全的合作，促進軍事互信，通過軍事合作，打擊該海區的海盜，展示中國海軍實力，對南海各相關國家產生威懾作用。

當前中國所能采取的僅僅是一些“準軍事”手段，比如，海洋漁政船巡航等，這樣能在目前能力范圍內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維護我國主權，并且比較經濟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應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各領域加強與臺灣地區的友好關系。

第三次“陳江會”簽署三協議、發表一個共識，宣布將開通兩岸定期航班、就大陸資本赴臺投資達致共識，兩岸“三通”已經全面實現。大陸與臺灣關系的友好發展，可以逐漸打破美國對華的軍事遏制，而且，兩岸的友好發展將大大有利于南海問題的解決。大陸應力求與臺灣達成共識，在軍事上加強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島駐軍，這對于南海相關國家的威懾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強全國人民的海權意識，保證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有足夠的群眾基礎，減少在非正常時期的輿論壓力和政策執行難度。

以上4個政策，當然是不能割裂來實施的，其中經濟合作和軍事建設將貫穿整個南海問題解決的過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點，造成敵我軍民沖突、獲取國際輿論同情是外交輔助，排除或減少美日壓力是關鍵，與臺灣達成政治和解與合作、喚起民眾的海權意識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應當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最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郭淵：《冷戰后美國的南中國海政策》，載《學術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劉中民：《海權問題與中美關系論述》，載《東北亞論壇》，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權益與中國崛起》，載《理論界》，2005年6月

[4]范曉婷：《對南海“共同開發”問題的現實思考》，載《海洋開發》，2007年12月

[5]劉中民：《被覬覦的島嶼》，載《海洋世界》，2007年10月

摘要：自1986年以來，我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一貫堅持“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但從今日南海局勢來看，這顯然是中國的一廂情愿，中國在南海的島嶼大量被東南亞國家侵占，傳統的“九段線”早已不復存在。海權問題歷來是重大的戰略問題，維護海洋利益和海洋主權，是中國走向世界、成為真正的大國的必要步驟。南海問題絕不僅僅事關資源、領土或者主權的問題，更在于大國戰略的實現、保證國家崛起的空間與長久的國家安全。因而，南海問題所面臨的也將不僅僅是東南亞國家，更在于美日印等國家。本文試圖論證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四大政策相互配合解決南海問題的可能性與優勢。

關鍵詞：南海問題；政策；配合；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