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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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在理論上所作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將歷史學從迷亂混沌的狀態中拯救出來，使歷史研究成為一門科學。在這以前，歷史學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歷史的迷宮內徘徊，我國數千年的文明，雖然產生了象司馬遷那樣“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戚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的歷史學家。但是，卻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夠揭示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必然使歷史學發生一場深刻的革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歷史唯物主義的陽光開始照射到歷史研究領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者撰寫的《史學要論》，是我國第一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著作。這部著作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開辟了道路。以后，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鄧初民、胡繩等同志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相繼撰寫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從而使傳統的中國史研究領域，面目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史學擊敗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挑戰，取得了勝利，從而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強大生命力。

全國解放以后，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廣大史學工作者繼承和發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幕的優良學風，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中國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由于“左”傾思潮的干擾，史學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現過片面性、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使中國史研究出現了部分的失誤，十年內亂期間，史學界成了、“”破壞搗亂的重災區，許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被迫害致死，歷史唯物主義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義泛濫，形而上學猖獗。“”大搞影射史學，他們把數千年的中國史歪曲成什么“儒法斗爭史”，借用歷史的亡靈，為他們丑惡嘴臉涂脂抹粉、妄圖實現他們的反革命迷夢。他們倒行逆施，搞得史學園地百花凋零、毒草叢生，粉碎“”后，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春天才又回到了我們的史學園地。

六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我國產生、發展的歷史事實嚴峻地告訴我們：當前，要把中國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準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史研究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對于史學工作者來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門不可缺少的必修課。

本文的目的：試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討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過程中的一些粗淺體會，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討論。

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他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作了概括性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2頁)馬克思在這段著名的論述中，把復雜的社會形態看作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同時，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總和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諸要素的普遍聯系中，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所構成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同上，第82頁)。列寧在說明馬克思的上述經典表述時指出：“馬克思究竟怎樣得出這個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來，并把它當做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列寧選集》第一卷，第6頁)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要求對于以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為己任的社會科學來說，必須把研究生產方式為主要對象的經濟科學看作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石。同樣，對于以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為己任的歷史科學來說，必須把研究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為主要對象的經濟史科學看作是一切歷史科學的基石。

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是人類認識史上的重大飛躍。馬克思一經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以后，就用于指導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馬克思的光輝著作《資本論》，就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優秀成果。馬克思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發展、滅亡的客觀規律，以其畢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所說：“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同上，第37頁)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實踐告訴我們：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要求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研究中，必須把經濟研究置于首位。那么，同樣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也要求在歷史研究中，為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必須把經濟史研究置于首位。

因為，“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24－425頁)但是，在我國傳統史學中，中國古代經濟史是一個被忽視的領域。因此，我國傳統史學不可能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只是從以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不斷傳播，歷史唯物主義日益為史學研究者所掌握，中國古代經濟史才逐漸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史研究的實踐證明：要在理論上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就必須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實踐中，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當前，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領域中，還有不少有待揭開的歷史啞迷，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問題。為什么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科學的解決?究其原因，大多數是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薄弱有關。譬如，關于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之所以長期爭論不休，至今還需繼續討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還沒有能夠把先秦兩漢這段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態透徹地闡明，還沒有能夠把中國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轉變時期的經濟變革的全過程揭示出來。顯而易見，在沒有把決定社會變遷的經濟關系研究清楚之前。歷史的分期問題是不可能真正地得到解決的。再如，關于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問題，這個問題固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但是農民起義、農民對地主的階級斗爭，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而經濟利益是直接由現存的生產關系和人們在其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因此，要正確論述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就必須認真地系統地全面地研究農民起義前后社會經濟關系的歷史狀況及其變動。如果仔細地考察一番決定農民起義爆發的動因——經濟關系，那么就會發現作為歷史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系的運動必然替社會發展開辟道路，被迫揭竿而起的農民，他們是這種經濟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如果對農民起義前后的社會經濟關系作一番比較的研究，那么就決不會得出“農民戰爭非但沒有推動歷史前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歷史的進步”(《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3－24頁)的結論，顯而易見，在沒有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清楚社會經濟關系之前，農民起義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是很難加以正確論述的。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如要揭開歷史的啞迷、解決歷史研究中的難題，把中國古代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那就必須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正如劉大年同志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文中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根據目前的情況，是否也可以考慮從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難而又最重要的內容方面來尋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覺得應當狠抓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光明日報》1981年2月17日)毫無疑問，這段話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導意義。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應當狠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總而言之，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這不僅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古代史研究水平的實踐的需要。

二、準確理解生產關系的科學范疇，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

生產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之一。列寧說：“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列寧選集》第一卷，第8頁）可見馬克思所提出的生產關系這一科學范疇，不僅對于創立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對于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馬克思提出生產關系這個科學范疇，曾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對生產關系的具體歷史形態和運動規律作了詳盡的研究。他指出：“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3頁)所以，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范疇的生產關系不但適用于現代社會的研究，而且也適用于歷史上所有社會形態的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是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的科學。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準確理解生產關系這一科學范疇，對于推進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以往我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對生產關系這個科學范疇的理解，往往依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下的“定義”。生產關系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頁)斯大林的這一“定義”是否準確地把握了生產關系這個科學范疇的實質?這是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界正在討論的問題。但是，在以往經濟史研究的客觀實踐中，斯大林的這一“定義”往往把人們對于生產關系科學范疇的理解引入片面性、簡單化、公式化的歧途。它很容易使人們忘記了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生產過程的環節中人們相互關系的研究，并且人為地把生產關系的研究與生產力因素割裂開來。同時又使對所有制形式問題的研究脫離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具體環節，片面地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在斯大林這個生產關系“定義”的影響下，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出現了片面性，使得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著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地租、賦役等分配形式問題的圈子打轉——固然，這些問題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它束縛了人們去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

目前，要推進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工作，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就必須從對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定義”片面理解的框框中解放出來，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對生產關系這一科學范疇所作的一系列論述。

什么是生產關系?依據馬克思的論述：“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2頁)這就是說，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生產關系是與生產力緊密相連的。而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有機組成的總體。所以，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就包括在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人們相互關系。馬克思在具體論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及其相互聯系之后說：“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人們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相互關系不是平列的、沒有聯系的、各自孤立的幾個要素，而是有差別的、相互聯系的、共同組成生產關系有機整體的各個環節。因此，對生產關系這一科學范疇的深入理解，使我們明白：要正確地把握一個具體的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系，或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生產關系，一方面必須把生產關系與生產力聯系起來加以考慮，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過程中分析研究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又必須分析生產關系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人們相互關系及其內部聯系，對它們進行綜合的考察。

正確理解生產關系的科學范疇，有助于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對以考察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科來說，歷史上所依次發展變化的各個時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都是經濟史研究工作者的廣闊天地。

首先，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出發點和基礎。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其它諸方面最基本的關系，它決定人們的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同時，物質資料的生產發展史、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系發展史，不僅是經濟發展史的基干，而且也是社會發展史的主線。中國古代經濟史學科，首先必須研究中國古代農業史(這里指廣義的農業，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等)，因為農業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產部門。其次，必須研究中國古代手工業史，因為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手工業是僅次于農業的一個生產部門。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中，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進步，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轉變，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國古代農業史和中國古代手工業史的過程中，必須著重研究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中的人們相互關系，研究農業生產資料和手工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問題。除此之外，還需要研究農業、手工業中工具的發展、分工的形式及其發展，研究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生產組織形式。譬如，在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中，生產組織是一個個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家庭。對于作為生產組織的家庭的研究，在過去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還是一塊尚來開墾的處女地。除了研究農業、手工業的生產之外，還需要研究它們的再生產過程；除了研究簡單再生產過程之外，還需研究它們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如此等等。

第二，關于分配及分配關系，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范圍中就不是僅僅表現為對地租形式的研究，還有手工業內部生產者與剝削者之間的分配形式，也是應當研究的。僅就地租而言，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及其演變與相互關系和聯系中國歷史的具體情況對地租的具體形式諸如分成租、定額租等的研究也有深入展開的必要。此外，各種不同的分配形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對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動有何影響等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同時，從再分配的角度對歷代賦稅、傜役的考察，是深入研究歷史上各階級、各階層相互關系及其經濟地位的基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過程是歷代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斗爭的主要劇情。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里的再分配對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同樣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第三，關于交換及交換關系，也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在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里，既存在非商品性質的交換，又存在著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即流通。我們既缺乏對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內部各成員互相交換活動和勞動產品的非商品性質的交換、交換關系的研究，又缺乏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商品交換的研究，更缺乏對非商品性質交換與商品交換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如此等等，都是有待開拓的新的研究領域。就以流通領域的研究狀況采說，建國以來，我們還沒有正式出版過一部專門關于中國商業史研究的專著。可見，在很長時期內，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忽略了對商品流通領域的研究，然而，這是我們了解封建社會的一個多么重要的領域！在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里，盡管不存在普遍的、頻繁的商品流通，商品經濟并不是主導的生產形式，但是，自然經濟并不絕對排斥商品流通，恰恰相反，不管多么純粹的自然經濟，它都需要商品流通作為它的補充形式。特別到了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對立統一，成為封建經濟結構中的—個主要矛盾，這是一個新與舊之間的矛盾。在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與自然經濟的逐漸衰落，這種量變的不斷積累是封建經濟從肯定向否定轉化過程的主要內容。一旦這種量變的不斷積累達到一定的關節點，就必然出現從封建經濟關系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質的飛躍。同時，在這種量變的過程中，還必然出現部分質變，使封建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它的客觀階段性。所以，對于商品經濟與商品交換的研究，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古代的商業如何從原始社會后期“日中為市”的萌芽狀態，發展到明清時期具有城市、鎮市、集市系統的繁榮的商品交換，是中國古代商業史研究的主要課題。其中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鄉之間、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各類市場的形成、變遷和發展，商人資本的作用、發展及對市場的控制、商業利潤的來源及其在剝削階級之間的分配、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內外貿易的關系、封建國家對商業的統制，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專題。

最后，消費及消費關系，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往往是—個被忽略的環節。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生產過程的終點。它與生產是相對立的兩極，然而，它們又是同一的，消費的結果一方面是“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3頁)，即“生產”人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消費又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同上，第94頁)。如果說生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起點和基礎，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表現是人類勞動能力(包括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不斷提高。那么，作為“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的消費，作為“生產”人的勞動能力的消費，就必然成為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這樣重要的方面，對于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來說，現在卻還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處女地。中國古代史上各個時期的消費模式，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的名種消費形式、水平、結構，集體消費與個人消費的關系，奢侈消費與一般消費的關系，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如此等等，都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

對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科學范疇論述的理解，不能滿足于僅僅只是把生產關系理解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方面的人們相互關系，而更重要的還是把生產關系理解為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方面的人們相互關系的總和，即由這些方面(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有機整體(系統)。同時，在組成這個有機整體(系統)的各要素中，生產是最基本的、決定其他一切要素的要素。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之間的一定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經濟史的研究過程中，不但要深入研究生產關系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要素，更要研究這些要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不但要深入研究這些要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更要研究由生產這—要素所決定的這些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構成的生產關系有機整體即系統。

這樣，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生產發展時，除了研究生產這一要素之外，還要研究生產對于分配、交換、消費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系的決定作用、研究分配、交換、消費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系對于生產的反作用。同樣，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分配、交換、消費的發展時，除了研究分配、交換、消費的本身之外，還要研究生產對它們的決定作用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們對生產的反作用。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生產關系就不會是一幅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種各不相關的“顏色”塊所組成的單調、貧乏、枯燥的圖畫；相反，它是由這四種“顏色”融和起來的、生動的、色彩繽紛的歷史畫卷。只有在這樣的歷史畫卷中，才會給人們對經濟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以一目了然的認識。所以，對生產關系這一科學范疇的準確理解，必然不斷地為更深入的研究開辟道路，就會開拓更多的新的研究領域。

為了說明把這種生產關系科學范疇理解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要素及其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即系統，對于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新領域的意義，這里僅以被人們最易忽略的消費要素為例，進行論述。

我們在研究封建社會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消費形態時，除了研究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消費形態及其相互關系之外，更需要研究這種消費形態對生產發展的反作用及其和分配、交換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譬如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奢侈性消費，一方面受當時生產發展水平為制約，另一方面它又對生產起著一定的反作用其中封建皇室的奢侈消費，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有礙擴大再生產的發展，有時甚至有礙簡單再生產的維持。但這種奢侈消費卻為官營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某些動力。因為，“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作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4頁)。中國封建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優秀工藝、歷代官營手工業所生產的精美的手工業產品，固然閃爍著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之光，但是沒有皇室的奢侈消費需要，官營手工業的這種發展是不可思議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又促使它去更殘酷地剝削勞動人民，由此影響著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這種供封建統治階級奢侈消費的奢侈品，無論是直接由地方進貢或直接向生產者掠奪、還是通過市場購買來的，都必然影響到當時的交換形態。元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曾經造成元代海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可見，對生產關系各要素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為我們揭示出經濟歷史運動過程中更多的內在客觀聯系。

綜上所述表明：準確地理解生產關系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對于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的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永遠不封閉自己發展的道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范疇的生產關系也是如此。任何范疇都是客觀世界各種物質存在形式相互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它一方面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又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歷史過程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范疇的生產關系也是如此。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實踐相結合，必然為開拓更廣泛的研究領域開辟道路，同時，又必然為豐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開辟道路。新研究領域的出現是層出不窮的，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三、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重視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

把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理解為一個具有各種復雜聯系的有機結構的系統運動過程，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這一基本觀點所體現的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往往被人們所忽視。

恩格斯在論述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進步對哲學革命的影響時指出：“由于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指出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系，而且總的說來也能揭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1～242頁)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以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人類社會聯系的清晰圖畫。正如恩格斯所繼續指出的那樣，“在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領域里一樣，應該發現現實的聯系，從而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為自己開辟道路的一般運動規律。”(同上，第242～243頁)可見，用系統的方法揭示社會系統中各要素的現象聯系，從而發現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的重大意義。

那么，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呢?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的考察，在整體的考察中把系統的多層次性結構與系統的序列性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即把考察對象橫的聯系與縱的聯系相結合)，并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

首先，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對象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把握。整體性是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任何整體都是可分的，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不同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即系統。馬克思說過：“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恩格斯也說：“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同上，第三卷，第492頁)。這就是說，譬如經濟史研究所考察的對象——歷史上各個時期發展著的生產方式，并不是幾個要素或局部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系統。四肢和軀干的簡單總和，決不是活人。系統內部的各個要素不是相互孤立的、各不關聯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生產關系的發展、社會經濟的運動不是它的組成要素各自獨立的運動，而是一個有機系統的整體運動。系統中各個要素，“它們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正是這種相互作用構成了運動”(同上，第492頁)。

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握系統的多層次結構。多層次性是系統方法的又一個基本原則。世界是由系統構成的，系統是普遍存在的。從微觀的角度來考察每—個構成系統有機整體的要素，其本身又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所構成的系統(即子系統)，而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每一個系統，其本身又是更大的系統之中的一個要素。由此，系統就呈現出多層次性結構的特征。世界是無限可分的，系統就有無限層次的結構。在研究生產關系發展的歷史過程時，不僅要考察組成生產關系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系這一層次，而且還要把生產關系置于生產方式這一層次，將它與生產力聯系起來進行考察；不僅要把生產關系置于生產方式這一層次來進行考察，而且還要把它置于社會形態這一層次，將它與上層建筑聯系起來進行考察；不僅要把生產關系置于社會形態這一層次來進行考察，而且還要把它置于自然一一社會形態這一層次，將它與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聯系起來進行考察。

再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所要研究的對象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任何系統都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系統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系統由于其所組成的要素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而處于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動態之中。表現為相對靜止狀態的量變一旦積累到發生質變的關節點，就會在舊系統的消亡中產生出新系統。舊系統的消亡與新系統的產生是系統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演進的序列關系。這種序列關系表明：新舊系統之間、高級系統與低級系統之間，既有質的區別所表現的更替性，又有新系統對舊系統，高級系統對低級系統的揚棄和繼承發展所表現的連續性。歷史發展就是這種更替性和連續性的辯證統一。新系統、高級系統的形成和發展總是把舊系統、低級系統加以揚棄，從而把它化為自己的“根據”或“前提”，并使之成為從屬于自己的因素。把它包含在自己之中。所以歷史的發展必然是系統的擴大、豐富和日臻完善。馬克思指出：“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現有的生產發展過程內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內部，并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235-236頁)列寧在表述馬克思的這一唯物史觀時說：“……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種生產關系體系都是特殊的社會機體，它有自己的產生、活動和向更高形式過渡即轉化為另一種社會機體的特殊規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389頁)。可見，注意事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序列關系，抓住更替性與連續性的辯證統一，是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不僅要對研究對象作定性的分析，而且還要作定量的分析。因為任何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它不但有質的規定性，而且還有量的規定性，質一般要通過量才能來表現。所以，只有對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作定量的分析，才能準確地把握系統的質。馬克思曾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作了詳盡、深刻的分析。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經常運用數學的方法，對若干經濟范疇之間的關系作了定量化的分析。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是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必然會替總體研究開辟道路。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任何一個對象；置于其特定歷史條件的生產方式整體中去進行研究。這種系統方法排斥那種把概念和事物做簡單比較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加例子的敘述方法。譬如有的論者為了說明春秋戰國之間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的觀點，引證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例子來加以證明。并且說：當時的社會“變成一個為營利而自由競爭的社會”(《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頁)。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在處理上述問題時，首先必須把春秋戰國之間的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這一研究對象置于當時的生產關系整體中加以考察。商品經濟的發展首先以社會分工的發展為前提，以自然經濟的衰落為基礎。在社會分工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在自然經濟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時候，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上述研究對象置于當時的生產方式，與當時的生產力聯系起來加以考察。那么問題就會進一步明瞭化。在農業還是決定性生產部門的春秋戰國之間，農業生產的糧食平均畝產量達到“歲兼美惡，畝收一石”(《管子·禁藏》)的水平。五口之家的農戶，治田百宙，年產量為一百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漢書·食貨志》)所能提供的剩余糧食只有十石。由此可見，當時農業生產中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比例關系為九比一，就是說九個農業人口僅能養活一個非農業人口。按此比例，當時非農業人口因受農業生產率的制約，決不能超出社會總人口的10%。在這些占社會總人口10%的非農業人口中包括剝削者、統治者、軍隊士卒、手工業者、商人及他們的家屬。其中手工業者與商人的數量是很少的。因此，在這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在這樣的人口構成中，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要有突出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司馬遷關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和“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話，只不過是一種含有夸張手法的文學語言。由此說明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就不可能準確地運用史料，以得出科學的結論。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不但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所研究的任何對象置于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整體系統中加以考察，而且還應把它們置于特定的社會形態系統、特定的自然一一社會形態系統等各個層次中加以考察。研究它們與生產力、上層建筑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們與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從而揭示它們的一般歷史發展規律。否則，是難以揭示經濟史發展客觀規律的。譬如，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問題的討論，有的同志認為：明清時代封建政權所施行的各項政策，對經濟基礎產生了巨大的帶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進展遲緩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認為主要原因是舊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及其牢固性(參見《經濟研究》1981年第9期第77頁)。毫無疑問，雙方各自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論證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雙方的觀點從其本身研究領域的層次來看，都是正確的，都有可取之處。可是，他們并未從社會形態、自然一一社會形態系統的更高層次中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入手，聯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來研究經濟基礎、來研究生產方式，那么就會發現舊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及其牢固性正是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下，才能發揮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阻礙作用。同樣，封建政權所施行的各項政策，甚至包括整個上層建筑，只有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作用，才能發揮其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阻礙作用。恩格斯指出：“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他又指出：“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478頁)因此，明清時期的封建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牢固性和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封建上層建筑，兩者有機地結合所產生的作用與反作用，以及當時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人口因素等的影響所產生的一種合力，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礙作用。這才是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認為：不僅要重視經濟基礎對于歷史發展的作用，而且更應重視由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一個總的合力”對于歷史發展的作用。因為經濟基礎對于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正是在這個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表觀出來的。所以，要揭示經濟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必需進行經濟史的總體研究。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不但要揭示系統的層次性即橫向聯系的過程，而且要揭示系統的序列性即縱向聯系的過程。中國古代經濟史所研究的生產方式是中國古代史上各個時期依次發展變化著的生產方式。處在每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都是生產方式歷史發展過程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由于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這個環節與它前面的環節和后面的環節都有著不同的歷史特點。同時，這個環節又與它前面的環節和后面的環節具有一定的聯系。這種更替性與連續性的統一，就是系統的序列性關系。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排斥對中國古代經濟史作靜態的考察。有的著作如《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規律性，這無疑是一次開創性的嘗試。但是，它沒有注意封建生產方式在長達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發展、變化，在提出它的每一觀點之后，用不同歷史時期的史料去作證明，這就缺乏歷史感，抹殺了封建生產方式系統的序列性關系。馬克思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論》中，并不是把生產方式當作幾個方面的靜止形式的總和來研究的，而是當作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歷史過程的總和來研究的。在《資本論》中，邏輯的展開和歷史的進程是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所說：“我們不能把它們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頁)所以，靜態分析的方法，是與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格格不入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最后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總體研究中，要注重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結合。對于定量分析，史學界的老前輩、已故的史學家梁方仲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他編著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為進行定量分析作了準備。這是因為確實可靠的數字材料是進行定量分析的基礎。由于我國傳統的史學不注意數量概念的精確性，史籍所記載的數字材料缺乏可靠性，這就為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定量分析帶來極大的困難。所以，我們今天既要克服不重視定量分析的傳統，又要防止定量分析中的主觀隨意性和不嚴謹的態度，特別是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各種數據。估計要講究科學性，要有可靠的史料根據和正確的邏輯推導。如果在定量分析中失去精確性、可靠性和科學性，那么這種定量分析都很容易變成沒有意義的數字游戲。盡管要進行定量分析是很困難的，但是科學總是在克服一個個困難中前進的。為了進行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我們必須在定量分析上下苦功。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啟迪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科學研究以新的認識：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是客觀事物內在的整體運動過程。過去人們將它分解為單獨的各個部門，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并非取決于它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發展和科學研究的深入，必將在分門別類研究的基礎之上，出現對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總體研究，是當代科學發展的新潮流。它將把永遠不斷地向著絕對真理彼岸前進的人類智慧之舟推向新的里程碑。

在新的歷史時期，史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是開拓，是創新。為此，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正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熟練地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繼續進行探索。在這個學習與探索的過程中，需要史學界的同志們共同努力。本文僅對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探索作了一次嘗試，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歡迎同志們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