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城鄉關系觀評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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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是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他所著的《國富論》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斯密在這部巨著中對城市的產生和城鄉關系做了較為全面的論述。時至今日，斯密的觀點對于我們認識現階段中國城鄉關系的現狀以及推動城鄉協調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對我國現階段城鄉差距的認識

城鄉差距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在我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城鄉差距體現在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2006年末達到了3.3：1，如果再算上城鎮居民享受到的一些非貨幣性的福利收入，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會更大。對于城鄉產生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普遍的一種看法是，這是由于我們建國以來實行了強化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政策，主要是戶籍制度、偏重城市的發展政策等造成的。

斯密在《國富論》中關于城鄉關系的分析對于我們認識現階段我國城鄉差距過大有很重要的借鑒作用。在斯密看來，城鄉各自分工的程度不同、交易效率有高低之分，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獲利有厚薄之區別，因此生產要素自然會向都市聚集，城鄉差距由此產生，這是市場發展必然帶來的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回顧我國城鄉發展的歷史，建國之初，我們為了早日實現國家工業化，因而采取了偏向城市的發展政策，使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愈發明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圍繞著有利于資本積累來進行的，因此盡管通過“剪刀差”使廣大農民對新中國工業化付出了巨大犧牲，但是就當時全國的整體情況而言，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被壓縮得非常低，從整體情況看，城鄉差距還不是十分明顯，城鄉居民收入處在普遍較低基礎上的可接受范圍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不斷深入，特別是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10多年來，市場經濟的框架基本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強，城市相比農村而言的優勢十分明顯，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遠遠高于農民。從一定意義上說，城鄉差距的擴大也正是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推進的結果。特別是，我國在推進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原有的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依然存在，甚至在推進改革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剝奪農民的事情時有發生，農民應有的權利得不到保護，這些更加劇了城鄉差距。

上述分析可以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產生城鄉差距的天然屬性，二元結構的存在甚至是固化，使這種差距越拉越大。

城鄉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作用

斯密是一位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他非常迷信市場，在城鄉發展上始終強調市場的作用。他強調要通過工商業的發展來積累資本，進而使資本回流到農村，促進農村的發展。但是這樣的一種回流在他看來是市場作用的結果，而且前提條件是都市的資本利潤降低了。從我國的實際看，城市化的發展還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過程，城市發展帶來的聚集效益和規模效益從總體上看，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城市的資本利潤都是一個上漲的趨勢，城市化仍然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因此，單靠市場的作用，等到都市的資本利潤降低了再來促進農村的改良和發展顯然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

事實上，斯密的貢獻在于，一方面，他認識到單靠農村自身的力量發展，是無法實現農村的改良和進步的，關鍵還是要靠城市工商業的支持，這一思想其實也體現到了我們現在所堅持的“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中。另一方面，他意識到對農村改良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而斯密的不足在于他根本沒有重視政府在促進農村改良和進步中的作用。這也難怪，按照斯密的觀點，政府是浪費的、腐敗的、無效的，并且是對整個社會有害的壟斷特權的授權者。同時，他也看到了政府的有限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指出了政府的三個主要功能，一是保護社會免遭外來入侵；二是建立司法機構；三是建立和維護私人企業家不可能從中獲得利潤的公共工程和機構。由此可以看出，斯密對政府的干預活動是有限制的，在促進農村改良和進步中根本沒有考慮發揮政府的作用。

斯密的這個觀點和以此為基礎的政策措施在今天看來是需要商榷的。從理論上看，農業是弱勢產業，在我國，農民還是一個弱勢群體，如果政府對農村的發展不給予支持，那么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可能很難改變，甚至還有進一步深化的趨勢；從實踐中看，即使是當今美國這樣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對農民、農業依然有很高的補貼，何況是我們這樣一個農民還占一半以上的大的發展中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對農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無疑是適時的、正確的。但從斯密強調市場重要性的觀點中，我們也要認識到，推動農村的發展，基礎仍然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加強農村建設與推進城市化的關系

按照斯密的觀點，農業的基礎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原因在于農業不僅提供著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而且還從根本上制約著城市的發展，進而影響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在斯密的視野里，盡管他強調了農業在“自然趨勢”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對城市和城市產業發展帶來的高效率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而且從他所定位的城鄉關系和對財富增長的追求看，我們判斷，他認為城市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城市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如何進一步鞏固好農業的基礎定位，建設好農村，同時又順應分工不斷深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積極推動城市的發展。在斯密的二元經濟結構萌芽思想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依靠市場的作用，盡管這一過程充滿了困難和不確定性。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城鄉如何協調發展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有的人把新農村建設和推進城市化對立起來，要么過分強調這些年城市化進程中消極的一面，片面否定城市的發展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而對在現有財力下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困難估計不足；要么仍然片面強調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視農村發展滯后、農業基礎不牢這個短板，對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視而不見。

其實，按照斯密的理論，我們不僅要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不斷夯實農業生產的基礎，而且還要遵循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互動規律，進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為整個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需要注意的是，在新農村建設中，要注重提高農業內部以及與城市產業的分工效率，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在城市化進程中，要兼顧農村、農民的利益，同時，要發揮好公共財政在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