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生態哲學構建現代生態倫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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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人類面臨環境和生態危機的時候，人們重新審視人和自然關系，認識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時，還必須承擔人對自然進行保持的道德義務和道德責任。因此，我們必須擴展道德功能的領域，把傳統道德調整人和人之間關系擴展到調整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關系，重視道德保護環境、保護自然的功能。中國傳統哲學中豐富的生態思想內涵和西方生態倫理構建過程中的東方轉向和，說明中國傳統生態哲學隊當代生態倫理的建構具有重要的啟發。

一、現代生態倫理學的興起及其東方轉向

現代生態倫理學是在人們反思人的自然的關系中產生的。生態倫理學興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早期，英國哲學家邊沁第一個主張把道德范圍擴大到動物，他認為感受苦樂的能力是獲得平等權利的根本特征。1864年，美國學者喬治•帕金•瑪什在《人與自然》一書中首次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然保護問題。1923年史韋茲出版《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一書，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后來又提出把道德關懷擴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對所有生物行善。（《敬畏生命：50年來的基本論述》）1933年，萊奧波爾德（AldoLeopold）發表了《大地倫理學》一文，提出將倫理作為輔助手段管理自然，拓展傳統倫理學到自然領域的觀點，并在1949年出版的《大地倫理學》一書中提出了生態倫理學的概念，創立了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人與大地的關系，人為人是自然界共同體的成員，應該承認人以外的實體固有的權利，并且確立了生態倫理的科學基礎和價值取向。上個世紀6、70年代以后，由于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帶來的對全球生態危機的更廣泛共識的形成和世界生態運動的深入，生態倫理思想也走向系統化。1979年，哈格洛福、羅爾斯頓等人創立了《環境倫理學》學刊，成為該學科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牌。1986年泰勒(P•W•Taylor)的《尊重自然》一書問世，他主張生命體由于各具其“固有的價值”，自然界的存在并不簡單地是我們開發利用的對象，也不能將自然生物僅僅當作是我們利用和消費的資源。美國學者羅爾斯頓1986年出版了《哲學走向荒野》一書，論證了生態倫理學的合理性，呼吁應當將所有地球上的自然存在——大氣層、巖石圈、地質層、生態圈等都看作是與人具有同等價值和生存權利的存在，應當將道德權利賦予這些存在物。納什（R•F•Nash）在1989年出版的《自然的權利》著作中指出權利不是人的特權，還應包括動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無機物體。1992年日本倫理學家丸山竹秋發表《地球人的地球倫理》一文，提出地球倫理學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環境保護）為最大和最終目標。生態環境倫理道德的建構，標志著人類道德的進步和完善。它超越了以往狹獈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視野，積極擴展倫理的范圍，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納入到倫理關懷的范圍，用道德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新時代人類處理環境和生態問題的新視角、新思想，也是人類道德的新境界。在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構建過程中，學者們不斷反思西方文明模式，反思人對自然的粗暴統治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他們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咎于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本體論、人類中心主義的認識論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他們以現代環境運動作為其現實基礎，以現代生態學作為其科學依據，以后現代主義及其它人文主義的思想作為其理論來源，力圖建立一種包括人、自然乃至宇宙在內的整體主義的生態價值觀，用生態倫理來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構筑現代生態倫理的過程中，由于看到西方主流思維方式的狹隘性，現代生態倫理學家在尋求構筑生態倫理的思想資源時，紛紛把目光轉向了東方文化，他們認為東方文化特別中國傳統哲學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思想。著名學者F.卡普拉(F.Capra1938——)認為佛教、道家、儒家、禪宗等中深蘊有各種生態智慧，他曾說了一個廣為流傳的評價“在諸偉大傳統中，據我看來，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它強調在自然的循環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潛在兩者的基本一致。”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創始人施韋茲和羅爾斯頓等也十分推崇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尊崇自然、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老子、莊子、孔子、荀子、墨子、孟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有關著述經常出現在他們的著作中。施韋茲說：“屬于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學派的中國哲學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語言談到了對動物的同情。老子(公元前6世紀)學派的列子認為，動物心理與人的心理的差別不很大，即沒有象人們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楊朱(應是‘程朱’，指程顥、程頤、朱熹)反對動物只是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見,主張它們的生存具有獨立的意義和價值。”國際環境倫理學會主席、美國哲學家羅爾斯頓指出，東方傳統文化思想對倫理學的理論突破有所幫助，“在這方面似乎東方很有前途。禪宗佛教有一種值得羨慕的對生命的尊重。東方這種思想沒有事實和價值之間或者人和自然之間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剝奪了它固有的價值,它只有為工具的價值,這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而增加的價值。自然界只是人類開發的一種資源。但是禪學不以人類為中心的。它不鼓勵剝削資源。禪宗佛教懂得,我們要給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去剝奪個體在宇中的特殊意義。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學和生命的神圣統一起來。”

源于西方的生態倫理學的這種轉向，說明了我國傳統生態哲學思想和現代生態倫理追求具有內在一致性。通過挖掘和梳理我國傳統文化的生態倫理思想，能夠對現代生態倫理的構建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和啟發。

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儒、道、釋、法、墨各家都有深厚的思想資源，盡管各家學說分立，但是也有著共同的特征：以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為基礎，倡導人與自然和諧，關注生態、珍惜生命。天人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哲學以崇尚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為基本精神，對人與環境關系的高度重視形成了中國文化的生態傳統。

伴隨科技進步和西方社會工業化的發展，人們享受著更加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危機，生態危機就是自上個世紀中期以來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人們對自然無節制的開發和利用，導致環境污染、資源和能源枯竭、生物多樣性減少，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全球環境二千年展望》的報告指出，地球上的植被、土地已遭嚴重破壞，全球80％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或被破壞。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面臨生存環境惡化和精神上的漂泊的雙重困境。雖然人們采用了法律、技術和經濟等手段來治理環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這些辦法治標不治本。環境問題的烽煙四起、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憂慮、回歸精神家園的內在需求，使得許多西方學者開始從思想層面對這種掠奪式的發展進行深刻反思，現代生態倫理學的產生就是這種反思的成果之一。

[摘要]在尋求解決西方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和構筑環境倫理的過程中，生態倫理學進行了東方轉向。中國傳統生態倫理具有豐富的蘊涵，“天人合一”的整體生態觀、萬物平等的生態價值觀、惜生愛生的生態倫理準則都可以為現代生態倫理構建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中國哲學關照內心、重視感悟的思維方式也可以擴展現代生態倫理學的空間。

[關鍵詞]生態危機，生態倫理，天人合一，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