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德玉技術過程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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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德玉教授是我國較早開展技術論研究的學者,在30年的技術論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在《論技術》、《技術選擇論》等著作中,同陳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闡述了技術的動態過程論思想。在同日本學者進行比較技術研究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了技術過程論思想,并結合國內技術創新實踐,拓展了技術過程論思想,開辟了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新領域。今天,比較全面地回顧和評述遠德玉教授技術過程論思想的發展歷程、主要貢獻和理論特色,對于我們將來能在一個比較高的起點上從事技術論或技術哲學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技術過程論的研究脈絡

遠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遼寧省臺安縣人。1953年畢業于阜新煤礦學校,同年考入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采礦專修科學習。大學畢業后,留校做院刊的編輯。當時,陳昌曙教授寫成的科學家故事經常在院刊刊登,“”中遠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責為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樹碑立傳而受到批判。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遠德玉教授開始接觸科技史,閱讀了一些科技史的書籍,并進一步對科技史產生了興趣。1970—1975年,遠德玉教授在采礦系教改組工作,其間對工程技術的一般規律進行了探討。

粉碎“”后,東北工學院成立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室,1978年春,遠德玉教授來到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遠德玉教授參加了在華中工學院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技術史學術會議,并向會議提交了論文《科學技術史中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同年,遠德玉教授到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在查閱日文雜志時,發現了日本《技術與人間》雜志刊登的關于技術論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資料室同志的幫助下,他詳細查閱了相關的日文書籍。回到學校后,遠德玉教授向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老師匯報了關于日本技術論的研究動向。接著,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閱并復印英文、俄文、法文資料,專門組織有關老師翻譯,后來結集出版,這便是1980年第5輯《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該輯研究資料對國外有關技術論、技術科學、技術史與技術管理方面的文章進行了介紹,成為全國最早發表技術論的譯文集。后來,遠德玉教授還同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師編譯了1985年第2輯《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對國外技術哲學的發展概況、技術論的歷史爭論等進行了介紹。

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的文章中認為,應該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需要從不同角度開展技術論的研究［1］。1983年,遠德玉教授完成論文《關于技術本質屬性的探討》,該文從過程論的視角分析了技術的本質和屬性［2］。1984年10月,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在安徽黃山舉行,遠德玉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不同時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明確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3］。

1986年,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遠德玉教授與陳昌曙教授合著的《論技術》一書,該書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在該書的后記部分,作者這樣寫道:“它雖然由我們執筆完成,但應該說這是東北工學院自然辯證法研究室集體智慧的結晶。……日本技術論學者的著作給了我們很大啟發。特別是日本帝京大學教授、東北工學院名譽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給了我們很多教益”［4］323。在此,遠德玉教授明確表述了他的技術論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也許是由于受到日本技術論影響較深的緣故,遠德玉教授比較主張用“技術論”而不是用“技術哲學”來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陳昌曙教授、遠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學者星野芳郎、林武等開展了“中日技術發展與遼寧技術改造戰略思想研究”,這是他們與國外學者合作研究的第一個課題,《中日企業技術創新比較》是中方研究報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資助,東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則以“中日技術發展的政治經濟背景”為題完成了研究報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資助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技術發展的政治經濟背景》。中日雙方的比較技術研究,加快了中國學者對日本技術論的了解,同時也促進了遠德玉教授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陸續承擔遼寧省和沈陽市關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實證和對策研究,并開展校企之間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陳昌曙教授與遠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術選擇論》一書,由遼寧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遠德玉教授執筆完成“企業在技術選擇中生存和發展”、“技術發展戰略的選擇”兩章的內容,在該書中,他初步區分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提出企業技術活動的中心環節,是如何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實現經濟增長,即做到技術創新［5］。

1991年,陳昌曙教授主持申報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我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動力和能力研究”獲得批準,遠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結題報告完成。但由此啟動的技術創新研究卻一直繼續下來,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遠德玉教授開始招收“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導下,先后完成16篇“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方向的博士學位論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畢業)。

2001年,遠德玉教授承擔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九五規劃基金課題“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研究”,2004年8月結題。該課題對技術過程論思想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在技術過程論的基礎上分析了技術與產業的關系,從而把技術、產業技術、技術創新與產業聯系起來。2005年末,遠德玉教授同丁云龍、馬強共同完成國家“十五”出版重點選題《產業技術論》,對產業技術這一技術的最終狀態進行了整體的深入研究。

二、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

關于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觀點,是遠德玉教授在1981年參加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時提交的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中首次提出來的。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我國也應該像日本、蘇聯和美國技術界、哲學界對技術的整體研究一樣,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從不同角度大力開展技術自身規律的探討,即開展技術論的研究,包括技術體系學的研究和技術社會學的研究兩個方面［1］。

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也許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這個命題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有的學者認為,說技術是一個過程不過是一種空泛的議論,難道一切事物不都是過程嗎?說技術是一個過程又有什么確定的、特殊的意義呢?對此,遠德玉教授在許多場合都進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在安徽黃山舉行,遠德玉教授向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該文可以看做是對三年前提出的技術過程論的補充,也是對技術過程論批評者的回答。

遠德玉教授提出,技術是一個過程是在對既已存在的有關技術的定義分析基礎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義往往是從一個側面對技術作的“靜態分析”,通過對技術的靜態分析,認識構成技術的要素,對于理解什么是技術是有益的,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可以著重從某一種要素來說明某種類型的技術活動。然而,這些說法只是指明了技術的某一個方面,而不是技術的全部,也不是技術的本質。技術乃是一個由諸多要素構成的、有內在聯系的系統,而且是一個動態系統,是作為過程的技術［4］52－53。“技術作為一個系統,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這是認識技術本質時的基本觀點,而且也是符合現代系統論的思想的。”按照系統論的觀點,任何一個系統都有輸入和輸出,輸出是輸入的結果。技術作為一個系統輸入的是物質、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運動過程中,經過處理和控制,輸出的是經過加工改造了的物質、能量和信息。技術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實現從輸入到輸出的轉變。而物質、能量、信息的變化和運動都需要時間的積累,都要有一個演化過程,因此,“技術必然是一個動態系統”。只有把技術如實地看做一個系統或過程,才能揭示技術的本質和特征,并且為技術論的研究打開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國科技成果產業化研討會上,遠德玉教授發表《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一文,又對有關技術是一個過程的非議進行了公開回答。文章指出:“當科學技術成果商品化的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并廣泛開展技術創新研究之后,技術過程論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術本來就是表現為多種形態的,知識形態的,物化形態的,有形的和無形的,潛在的和現實的,從發明到一品技術再到多品技術。技術形態的轉化就是它向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也是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技術之所以需要和可能進行創新,就是因為技術本來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技術創新實質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技術形態的轉化過程。”［6］因此,“對技術作靜態的考察,只是關注技術的一種形態,或關注技術的一個要素,或關注技術的最后結果,因而是片面的。當然,這里絕沒有否定靜態考察的價值。在特定條件下技術便有特定形態,對特定形態的技術作靜態考察是必須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術的全部,技術的全部乃是多種技術形態的總和”［3］。

在《論技術》一書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含義進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術是指發明、設計本身就是一個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全面理解技術,必須看到無形技術與有形技術、潛在技術與現實技術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無形技術與有形技術、潛在技術與現實技術只是技術過程的不同發展階段,它們各有其自己的特點,如果只對技術作靜態分析,就會引發關于技術本質的各種爭論。②技術是指技術軟件與技術硬件只有在動態過程中才能結合起來。技術軟件是在同硬件的結合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結合的過程中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技術系統。因此,技術是軟件與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③技術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們有目的地使知識、能力、物質手段結合起來變革自然,創造出人工物;在人們創造人工物的過程中,又會總結前一階段的經驗,從而產生出新的知識,積累新的經驗,獲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斷反復和反饋,技術就不斷進步,由低級發展到高級［4］62－65。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技術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為所設定的目的尋求手段的過程,又是有了手段尋求新目的的過程。目的與手段的矛盾是技術實踐活動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統一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統一,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不斷變化,并可以說明技術發展是一個無限的歷史過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遠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產業技術論》中進一步把技術的基本內涵概括為:技術存在于動態過程中,技術是一種過程性的存在。這樣的概括有助于把技術是過程性存在同技術是實體性存在、知識性存在和活動性存在區別開來［7］7。遠德玉教授曾經提出,關于技術的存在形態,人們往往只注意了技術的結果,并把技術的結果看成是技術本身。這樣的后果是把技術看做一種靜止的實體。正像人們只能從新陳代謝的過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質一樣,人們也只能在主體因素與客體因素相結合的過程中了解技術的本質。必須把技術看做是人類從主觀到客觀的一種實踐活動,技術是一個人類實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2］。總之,技術不僅存在于發明活動和過程中,還存在于技術創新活動和過程之中,更存在于生產與產業活動過程之中。如何把發明與創新、技術與生產統一起來理解技術,則是當代技術哲學與技術社會學研究的重大課題［7］5。三、作為中日技術發展比較的引申與技術動態過程

的展開的技術創新關于技術創新的研究,是開展中日技術發展比較的結論,更是技術過程論的邏輯結果。

早在1983年7月,東北工學院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就特別邀請日本帝京大學教授、技術評論家星野芳郎來華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講學,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戰后技術發展的歷史經驗。1986—1989年,陳昌曙教授、遠德玉教授同日本學者星野芳郎、林武等開展了“中日技術發展與遼寧技術改造戰略思想研究”,中日雙方學者通過多次互訪與多次到中日企業生產現場的考察,較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術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在《中日企業技術創新比較》一書中,遠德玉教授介紹了研究得出的幾點基本結論:一是中國在技術、經濟上與日本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國與日本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現在批量生產技術的落后以及基礎技術的落后;三是技術存在著不同的類型,只有企業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術,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騰飛［8］3。根據日本學者森谷正規對技術水平和技術開發能力水平的界定［9］,遠德玉教授把技術水平和技術開發能力水平的總和稱做技術實力,提出技術實力可以用發明的潛力和水平、樣品制造技術的潛力和水平、開發的潛力和水平、批量生產技術的潛力和水平來表征,據此得出結論:中日之間技術實力上的差距是由技術開發的潛力和水平的不同而開始出現的,日本在技術開發的潛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國,而且在生產技術尤其是批量生產技術方面的水平更是強于中國。中國生產技術的落后突出地表現在基礎技術落后,而基礎技術是支持整個生產技術的基礎［8］17－23。遠德玉教授還描述了中日技術實力方面的現實狀況:中國在發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樣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國在技術開發能力和水平(即發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個數量級,在生產技術水平方面則要相差兩個數量級［8］26。產品開發與樣品制造是技術創新的前期階段,其創新能力對后續創新的成功與否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差異性是中日在生產技術方面出現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從中日技術發展的比較研究,必然會引向對技術創新的研究。

更為重要的是,技術創新是技術過程論展開的必然結論。在技術過程論看來,技術的形態包括:技術構想、技術發明、設計、試制或試驗、生產技術、產業技術等。由主觀技術構想、創意而產生的技術發明是技術的初始形態,必須經過設計、試制和試驗加以客觀化、物質化,才能納入到生產勞動過程中去,成為生產技術。然而,單一的生產技術仍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因為它只能完成產品生產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必須有許多與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產技術才能形成產品和服務;只有多種生產技術的綜合,即完成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或形成產業技術,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10］。也就是說,技術發明只是技術的初始狀態,通過創新使其產業化變為產業技術,成為技術的最終狀態,才能真正發揮技術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會合乎邏輯地過渡到技術創新的研究,因為技術創新實質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技術形態的轉化過程。

從過程創新的角度,遠德玉教授把技術創新的內容理解為包括技術本身的、經濟的以及管理的創新的結合。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本身的過程創新,包括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又包括該項技術同相關的一系列技術結合實現體系化的過程;其次是經濟的過程創新,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決策與經濟行為的創新;再次是管理的過程創新,它使得生產過程中技術的諸要素、生產力的諸要素得以完善地組織、協調、平衡和配置,實現生產經營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的整體優化。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成果的商品化,使技術變為直接生產力［6］。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呈現為某些階段性的連續的漸進過程,因而研究不同階段的創新特征、內容和方法,對于人們弄清技術創新的規律和規則,并按照這些規律和規則進行創新,從而縮短從發明到商業應用的時間,就是極為有益的。正因如此,遠德玉教授積極倡導進行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并提出了創新工藝研究的課題,包括如何對技術的、經濟的、管理的三類過程創新的結合及其階段性的研究,如何認識創新的內容隨著創新階段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規律,如何探求創新過程不同階段所采用的創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術創新的特質與功能》一文中,遠德玉教授提出,技術創新是一種創造自有知識產權包括創造出專有技術、專利技術、商標、商譽等等的技術經濟活動,能否創造出自有知識產權是技術創新與單純的技術改造、技術引進相區別的根本標志;技術創新過程是多種知識的組合,諸如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產品商標、企業商譽以及專有技術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才能獲得壟斷利潤,并從自有知識產權的轉讓中獲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11］。

技術創新是發明成果在商業上的應用過程,是發明成果發生轉化的過程,是技術發明變為生產技術和產業技術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技術的目的性在變化,技術的各種要素在變化,該技術與其他技術之間的關系在變化,而不是固定不變的發明成果在商業上的簡單應用。當產業技術生成變為產業中的技術,并成為產業的一個要素之后,技術的生成與轉化過程便結束了,作為技術的創造活動結束了,但又開始了產業的創造過程［7］25。產業技術的系統化不僅要考慮技術本身的結構和功能系統,還要考慮生產要素的供給系統,更要考慮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喜好和習慣等多種要素［7］27。對此,遠德玉教授在《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田字型模式與動力機制》一文中,通過田字型轉化模型說明,科學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需要經歷:①橫向的三個階段的轉化過程,即科學原理向技術原理的轉化,技術原理向技術發明的轉化,技術發明向生產技術的轉化;②縱向的三種形態的轉化過程,即科學形態從科學原理→技術原理→技術發明的轉化過程,技術形態從技術原理→技術發明→生產技術的轉化過程,人的目的性從抽象到具體的轉化過程。因此,從技術發明轉化為生產技術是技術的體系化和社會化的過程［12］。

在《產業技術論》一書中,遠德玉教授進一步討論了田字型轉化模型中的橫向轉化過程,認為該過程大致包括如下三個階段:自然因果性向技術原理的轉化,技術原理向技術發明的轉化,技術發明向產業技術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只有達到功效性要求的發明,才有了轉化為產業技術的可能性;而產業技術才是技術的完善化形態,也是技術體系化的標志［7］16－18。

遠德玉教授認為,產業技術是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是多種生產技術組成的系統。產業技術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①產業技術是體系化了的技術;②產業技術是社會化了的技術;③產?業技術具有直接生產力功能;④與生產技術相比,產業技術是具有獨特性的技術。他提出,以為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技術就是產業化了,從而中止了創新過程,將使創新半途而廢;以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生產技術,只要引進過來不經過生產條件的重新組合就可以完全應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術創新［10］。因此,正確理解產業技術是完整準確地理解技術創新過程的關鍵。承認技術過程論,必須承認技術形態論。技術本來就有多種形態,產業技術是技術完善化的形態。只有產業技術,才能制造出產品和服務,并形成現實生產力,真正顯示出技術的社會功能。以技術作為整體來研究的技術論(包括技術哲學與技術社會學)如果不研究產業技術,便難以揭示技術的本質、屬性和功能價值［7］1。

總之,技術創新不僅是技術產業化的過程,而且是技術商業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這三個過程的統一。技術創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規律性技術原理進行產業化的過程,又是按社會經濟規律的社會建構過程。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是技術創新研究視角改變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確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同經濟學的和管理學的技術創新研究區別開來的標志。

四、啟示

以上簡略地回顧了遠德玉教授從事技術論研究30年的歷程,并對其技術過程論思想進行了簡要的評析,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啟示。

啟示一:堅持研究路徑的一貫性才能少走彎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遠德玉教授在談到《產業技術論》一書的撰寫經過時說,一個研究者不能既在東山養鳥,又想去西溝釣魚,總要有一個比較確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徑。研究路徑的慣性使得研究既有階段性,又有連續性［7］1。遠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術論研究歷程中正是這樣走過的。從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到把技術看做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并探討技術的本質屬性、技術的社會價值與技術觀,再到探究技術論的研究領域與性質;從戰后中日技術發展戰略思想的比較研究,到中日企業技術創新比較研究,再到產業技術論的研究;可以說,無論是對技術的宏觀思考,還是對技術的微觀分析,他都堅持了這一基本的研究路徑。

啟示二:努力追蹤國外學術研究前沿才能在一個高起點上展開研究。陳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視了解歐美技術哲學發展的動態,不盡力追蹤學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見解,乃至幾乎不能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13］。遠德玉教授的技術過程論思想是在借鑒和吸收日本技術論思想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由于所學外語為日語,因此他能夠直接閱讀的外文文獻便是日語資料。早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術論”的名稱,40年代前后,圍繞技術的本質,日本開展了技術論的論戰,因而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技術論資料。通過與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術論學者開展中日技術的比較研究以及閱讀日語文獻,遠德玉教授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術論發展的前沿,從而為自己的技術過程論思想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啟示三:不斷夯實技術史的基礎才能拓寬技術論研究的視野。遠德玉教授對于技術論的研究是在技術史的基礎上展開的,“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就是在全國第二屆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國第三屆技術史學術討論會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1983年10月)提交的《技術史與技術論》一文中提出,技術論既可以說是技術史的現代化部分,又有時論的特性。技術史和技術論是相互促進的兩個獨立學科,技術論要以技術史特別是近代技術史作為基礎,技術史的研究必將促進技術論的研究。同時,技術論的研究成果,也為明確技術史的研究對象,解決技術史的分期,探討技術發展的規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關于技術創新史研究的斷想》(未公開發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僅要研究發明應用的社會史,還要研究創新過程的社會史,即研究發明成果的產品化史、商品化史、產業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術史和技術創新史的沃土,認真研究歷史中的技術和歷史上的技術創新,理性地概括我國技術發展實踐和我國技術創新實際,才能找到適合于中國的技術發展理論和創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適合中國歷史發展的技術創新理論。

摘要:在閱讀科技史文獻和日語技術論文獻的基礎上,遠德玉教授在國內率先提出“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這個觀點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闡述。在同日本學者進行中日技術比較的基礎上,遠德玉教授從技術過程論轉入技術創新的研究,把技術創新看做技術產業化、商業化和社會化的過程。上述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國技術論和技術創新哲學的理論基礎。從技術過程論的研究脈絡出發,對遠德玉教授的技術過程論和技術創新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回顧和評述,并得出了三個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遠德玉;技術過程論;技術創新;過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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