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的異端思想成因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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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這是晚明時期名教士大夫們對李贄所下的一方定論。然而，李贄被視為“異端”也絕非偶然，它是由其所生處年代的主、客觀環境共同促成的。

［關鍵詞］李贄；“異端”思想；人必有私論；婦女觀；啟蒙

Abstract:“Sincetheancienttime,noonecancomparewithLiZhiwhoisconsideredthemostanti-Confucianistperson”,thisstatementcomesfromthefeudalscholarbureaucratsofthelateMingdynasty.However,itisnotincidental,foritwascausedbytheexternalenvironmentaswellasLiZhi''''sindividualfactors.

Keywords:LIZhi；ideasof“heterodoxy”；theoryoftheabsoluteselfnessofpersons；ideasonwomen；enlightenment

眾所周知，在思想的綿延過程中，免不了會有少數天才思想家的橫空出世，晚明時期的李贄便是這類天才思想家之一。他的后繼者賦予了他猶如傳說中開天辟地的盤古的文化象征意義。對于這樣一個文化名人，學界對其哲學思想研究頗豐，而對于其之所以為“異端”的社會及個人因素研究甚少，以及對其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因此本文以李贄的“異端”思想為題，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給以新的理解與闡釋。

一、李贄“異端”思想簡述

李贄的“異端”思想大體上來說主要表現在他對人性論、婦女觀、個人自由、豪杰精神以及朋友觀等方面個性化的論述中。而其中，對于人性論和婦女觀的論述尤為激烈。在人性論上，他從“人必有私論”出發，宣揚一種利己主義人性論，把私心看成是人類的本性，進而倡導一種道德不能拂逆人性的“自然真道學”；在婦女觀問題上，李贄特別批判了男女不平等的偏見，提出了“大道不分男女”的光輝命題，對傳統的“女子小人論”、“女子禍水論”、“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展開了全面的批判，在關于女子的“失身”與“獲身”之辯中主張婚姻戀愛自由，在貞操與節烈問題上立場鮮明地贊成寡婦再嫁等。

二、試探李贄“異端”思想形成原因

可以看出李贄的“異端”思想中，幾乎每一點都觸動著社會的敏感神經。因此，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其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他的思想便是“叛逆”、“異端”的代名詞。對于李贄“所以然”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當時特殊的社會大環境以及李贄的個人性格和坎坷的人生經歷等方面加以考察。兩者在歷史的安排下相遇并發生相互作用，使得這一系列反叛思想得以借李贄之口說出。

對于當時社會大環境對李贄倫理思想形成的影響，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以及學術風氣等方面加以考察。

1.政治因素。眾所周知，李贄（1527年-1602年）所生活的年代可以說是大明王朝氣數將盡的時候，一切都顯得飄搖不定。政治上，明王朝正經受著來自自身內部及外部的權力的挑戰。內部閹黨橫行，外部倭寇作亂，皇帝消極怠工，這種消極敷衍的態度像瘟疫似的在整個官僚體制中蔓延開來，而且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向了崩潰的邊緣。而此時正值李贄人生中的最后一個20年，而且其思想的大轉折也發生在這個階段。再者，變動的社會通常會帶來思想上的一系列革新。明末以來中央集權與君主獨裁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這種政治上的‘天崩地裂’同時帶給學術一種新現象：懷疑、蔑視主流意識形態，對傳統價值體系表現出大膽的創新與叛逆”［1］。因此，“異端”思想產生于動蕩社會也是合情合理的。

2.經濟與社會生活因素。明朝后期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人們的社會生活及意識形態也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種種跡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間社會漸漸擁有較大的空間，市民生活風氣也趨向多樣化，倫理同一性的約束越來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來越松弛”［2］300。同時，也有學者考證，晚明江南地區女性自我意識也已開始萌動，她們開始“淡漠貞潔觀念，追求時尚，注重才情”［3］95。這些顯然為李贄追求個性自由，倡導男女平等提供了鮮活的社會支持。

3.學術風氣因素。晚明經濟的發展使得城市、商業、交通以及印刷術和造紙術的發達，知識傳播更加容易，也越來越超出官方意識形態允許的邊界，士紳與市民所擁有的財富資源也使得另外開辟思想表達和知識傳播的渠道成為可能。正是在這種相對自由的背景下，講學風氣盛行開來。對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有學者做過專門的研究，記述從明嘉靖元年（1522年）至萬歷三十年（1602年）各地的講學活動。此時間段內基本上屬于“黨社”運動活躍時期，該時期的學術活動規模龐大以致形成了區域性、社團性的講學特征。我們不難發現，這里所提到的“黨社”運動活躍期（1522年-1602年）幾乎與李贄的一生同步（1527年-1602年）。因此，我們可以說李贄身處一種思想的表達與吸取都相當自由的時期。盡管當時也有幾次官方的禁學運動，但禁學的另一個側面也正反映了當時的那種學術自由化風氣。

另外，儒學世俗化的過程是李贄異端倫理思想產生的主要原因。理學由宋而明經歷了由朱子學到陽明學，再到泰州學派，進而到李贄的“童心說”，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儒學世俗化的過程，到了李贄便出現了“穿衣吃飯即為人倫物理”之說。所以，注重當下社會，關注現實人生變成了李贄關心的話題，他的“人必有私論”、婦女觀等倫理思想的形成可以說正是在這種以“童心說”為理論基礎，在以弘揚個性為特色的陽明后學的精神鼓舞下的產物。

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思想界的變化已為新思想的產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似乎一種足以打亂當下倫理綱常的思想已經呼之欲出，而歷史只要尋找一個代言人將它表達出來而已，而歷史在此就選擇了李贄。

作為促使李贄“異端”思想形成的主觀方面，李贄的個人性格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航海世家的家庭背景是造成李贄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李贄誕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城南門外的一個被稱為“航海世家”的家庭。西方大哲學家黑格爾說過，生存在與“海的原理”密切相關的生活環境中的人自有其不同于內陸之人的性格與氣質，其氣魄大，其性格剛烈，其個性強而酷好自由。因此，可以說海洋環境影響了李贄自立、倔強自信的性格的形成。而這種性格正好迎合了心學流變之下的人們的一種追逐個性的心理。

其次，伊斯蘭文化背景也是影響李贄性格的一個重要因素。李贄的二世祖李弩在航海“西洋”時，不僅皈依了回教，而且還娶了一色目人為妻并將李姓改為林姓，風俗便由此而開。對于作為林系一派的李贄來說，伊斯蘭文化對其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潔癖與好潔心理，二是反對偶像崇拜”［4］。李贄孤獨、好潔、不拘傳統的性格多少都有這兩方面影響的影子。另外，有的學者還提出，李贄主張男女平等，“究其來源與他民族信仰及后母賢淑的家庭背景有關”，“其婦女觀有儒學和伊斯蘭教教義為之來源”［5］。

再次，盡管在同一環境下，人與人的性格還是有很大差異的。盡管受海洋環境及宗教信仰的影響，有些人沉默寡語、安守本分，有些人性情溫和、小心謹慎；也有些人生性剛烈、桀驁不馴。此三者之中李贄當屬第三類人。對于這一點，他自己也坦言“我平生不愛屬人管”［6］“自幼倔強難化”［7］1031等。

倔強與酷愛自由的叛逆性格對于其叛逆思想的形成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同時，他坎坷的人生經歷更是加劇了這一過程。

我們知道，李贄20歲起就離開家鄉獨立謀生，26歲中舉，30歲才開始踏上仕途，出任河南省共城縣的儒學教諭，途中長子病死；34歲時，任南京國子監教官，上任沒幾個月其父白齋公去世，在回鄉守孝三年期間又逢倭寇作亂；37歲時任北京國子監博士職位，上任沒幾天祖父又去世，禍不單行，在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時次子也死了，又回鄉守孝三年，后來兩個女兒也餓死了。可見在每一次仕途出現轉機時，李贄總要受到命運的捉弄。受到命運的如此捉弄，李贄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盡管如此，50歲之前的李贄還是按照儒家的倫理綱常盡自己的責任，婚嫁弟妹，安葬曾祖、祖父和父親，四處奔走，設館教書，糊口四方。然而，傳統框架下的行為并不意味著就是對傳統的接受。對于生性自由的李贄來說，這50年來的生活無異于行尸走肉，難怪他將這段生活看成是真像一條狗的生活。

大凡對現實不滿者常常會滋生出一種反現實的想法，在同傳統的對抗中來填補這種生不逢時的遺憾。晚明的社會氣候孕育了反傳統思潮，而身處該時代的李贄以其特有的倔強性格及特殊的人生經歷將這種反傳統思潮推向了極致，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叛逆的倫理思想，可以說就是客觀的社會大氣候與主觀環境共同作用的產物。

三、李贄“異端”思想的“啟蒙”論

李贄因持有叛逆、反傳統的倫理思想而被統治當局視為“異端”、“洪水猛獸”。但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異端”的另一層意思就是“開啟先河”。或許正因如此，近代有不少學者視李贄的思想為啟蒙，然而，能否稱得上“啟蒙”還是有待商榷的，這是因為：

首先是關于思想的話語權力的問題。一種思想要想得以傳播并產生較大影響，它必須掌握一定的話語權或至少要得到話語權的認可。然而，在中國，思想的話語權一直是被官方壟斷著的。任何外來的或異己的思想要想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生存下去，就必須作出一定的屈服與讓步，否則所面臨的將是官方的殘酷鎮壓。統治當局恃其強大的暴力統治對思想的話語權進行維護，排除并剿殺異己。晚明時期，隨著士人普遍的講學風氣，隨著私學的蓬勃興起，王學很快就成了當時思想界的時尚。同時，承接王學的泰州學派及其后學的一些“異端”思想也漸次形成并“蘊涵著巨大的社會化潛質”［8］。因此，統治當局不得不進行禁學乃至采取更為血腥的手段以殺雞儆猴。1529年何心隱被殺，表明當時那種“追求自然、自由的思想在強調秩序的社會中初次受挫，而1602年李贄的自殺似乎是這一狂飆時代結束的象征性標志，政治意識形態壓縮了民間思想的空間，現實社會秩序的需要也要求思想保持相對的同一性”［2］319。可見，當時以李贄的“異端”思想在社會中的傳播顯然是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樣順利的。

其次，在“異端”思想傳播的主體遭到強力壓制的同時，思想的受體在接受新思想方面也多了幾分謹慎。我們知道，自王學將儒學世俗化之后，經泰州學派及其后人的發展，在反傳統思想在庶民式的講學過程中，吸納了更多的非官方人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這與居于統治階層的“官”對立著，而中國官民二元對立的模式又是以“民畏官”的形式呈現著，官方對民眾的懾服力是不容反抗的。因此，一旦被視為“異端”，其思想要想在民眾中傳播幾乎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再次，盡管當時的經濟生活以及思想土壤都已發生了相應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或許只起到了隔靴搔癢的作用罷了。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晚明江南地區雖然出現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萌動，但是“因為理學，仍未能突破當時的傳統社會模式”［3］95，“由于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轉型時期新的是非標準尚未建立，晚明社會風氣的變異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矯枉過正的局限性”［3］68。所以，嚴格上來說，“啟蒙”思想形成的契機還未成熟。

綜上，我們可以說，在當時環境下，李贄種種“異端”思想的提出，多少顯得有點曲高和寡了。而對于李贄所生處的社會及其創立的“異端”思想，我們基本上認同這樣一種評價，即“李贄是他那個時代的思想家。其時，占統治地位的還是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新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思潮還很微弱。而新的社會思潮又只能從原有的思想材料中尋找自己的理論前提。新與舊尚未充分分化，一切都還在朦朧之中，李贄不可能跳出他的時代，也不可能完全看清他的時代。他竭力要掙脫傳統意識，但拖泥帶水、污跡斑斑。他的確有不少新的思想，但朦朧含混、是非交錯。要找一個干干凈凈、清清爽爽的啟蒙思想家，那李贄不是的，而且這樣的理想人物大約也只能在理想中去找。我們無意于拔高古人，我們要說的只是：他畢竟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敢于推翻百年來的舊案。”［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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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俊才.論李贄思想與明末創新叛逆思潮［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6，（3）：43.

［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劉春玲.論晚明江南地區女性自我意識的萌動［J］.陰山學刊，2005，（4）.

［4］許建平.李贄思想演變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5］姚瑞娥.李贄婦女觀的來源［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182.

［6］李贄.焚書•續焚書［M］.長沙：岳麓書社，1990：183.

［7］侯外廬.中國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吳琦.論晚明“異端”思想的社會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