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是科學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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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來讀一下新三層樓的寓言：

從前有個大官，非常聰明。到了美國，看到極其美麗壯觀的三層樓。第一層是學術自由，第二層是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第三層是世界一流大學，那真是說不盡的莊嚴壯美，雍容華貴，里面點綴著輝煌的諾貝爾獎，令人生出多少羨慕和贊嘆。心里便想：我們也有許多的學者，錢也有一些，我為什么不造這三層樓？

于是通過決議，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召來學者，開始建造。大官在邊上看學者的行動，心生疑惑，終于開口詢問：“你是在造那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嗎？”學者說：“是啊，我們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現在正在做第一層：學術自由和相關建設。”

大官說：“我不要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學者答到：“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礎：學術自由沒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

大官堅持說：“我不要（我反對）下兩層的學術自由和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我只要第三層樓：雍容華貴的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你們立刻給我拆了學術自由的基礎，一定能夠造出第三層樓----世界一流大學的。”

現在，清華大學正在拆學術自由的基礎，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學的空中樓閣：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秦暉，由于進行了“自由”的學術研究和“自由”的教學，已經被限定不得帶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貼也被扣了60%。這是對學術自由的破壞，是對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的破壞，也是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破壞。

毫無疑問，科學家、學者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也必須服從社會的整體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領導。但政府的領導也不能夠讓政治干預、破壞學術自由，也就是干預、破壞學者的自由研究。破壞了學術自由，必定破壞正常的科學研究標準，和帶來中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不學無術的外行領導內行、支配內行等等問題。本文主要是討論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所謂科學研究標準就是一個確定什么是科學研究，什么不是科學研究，什么樣的研究是不能夠被接受為科學研究的，什么科學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標準而已。

在有起碼的學術自由的情況下，某一學科的具體的科學研究標準是非常專業化的，是由研究相同專業的學者們自己決定的。但如果嚴肅認真的學者的研究，因為不合權力的意，就要不許帶研究生，扣教授津貼，學者都要生活的，這樣下去，就會使得曾經在中國一再出現的情況重演，學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權力的要求，權力支配科學研究標準。這樣的研究，就是唯上、唯書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學研究。這樣，也就沒有了真正的科學研究標準。

中國本來就只有很可憐的一點點學術自由，再把這可憐的一丁點學術自由的基礎破壞，怎么可能有第二層的高水平、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又怎么可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涌現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諾貝爾獎）？

中國為何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曾經是一個熱點話題，但中國本世紀出現過夠格得諾貝爾獎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結晶牛胰島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雖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為何中國再未能出現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國是否得到諾貝爾獎并不重要，但中國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創造則非常重要。

愛因斯坦曾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

在歐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統的實驗，才能在以往的認識和系統實驗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來自經驗的科學理論，有了嚴密的邏輯推理體系，才能依照理論作出嚴謹、全面、徹底的推理以得到嚴格的結論和預見，加上了數學方法則得到精確的推論和預見；由此以及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又進行進一步的系統實驗、解決問題、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發展科學知識。

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對科學的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隨著科學知識的增進與發展，在舊的科學理論不符合實驗結果等情況出現后，就會有科學家創造出新的，更正確也更準確的科學理論來代替它。就這樣，一輪又一輪的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形成了良性循環，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確），更準確，現代科學就這樣在歐美飛速發展起來了并且繼續這樣發展。

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科學，是指系統的實驗和結果，理論立足于系統的實驗基礎或可重復的切實可靠的經驗基礎，并具有嚴密推理的體系等科學知識的總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體到每個學科地說科學研究標準，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學研究，實驗必須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理論必須建立于經驗基礎之上，經驗基礎必須真實，必須有嚴密的邏輯，例如與公認的概念意義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須明確界定其意義，提出的論點必須進行論證。沒有創新的但卻是必須的科學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創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系統的實驗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推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因此，中國古代令世人震驚的創造性成就只能歸因于古人非凡的創造性。與我們偉大的祖先相比，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只能夠說是缺乏創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難道上蒼僅僅賜給我們祖先非凡的創造才能，卻剝奪我們的創造能力？我們就這樣知道自己愚蠢、無能、缺乏創造而繼續愚蠢下去？

長期的貧窮落后絕非一日可以改變，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國在兩彈一星這些關系國家安全的項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學家、技術專家，等等。

但本文只討論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科學的破壞，加上現在中國的大學、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活動都還缺乏學術自由，出版自由，導致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很有問題，與世界科學不合拍。

中國的自然科學，科學研究標準存在著難以明確指證，卻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條”的缺陷，理論上過分注重“確證”和理論的“可靠”，卻常常忽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在實驗上易于忽視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學還可以說是有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純粹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注經式學術傳統死灰復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碼的對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學術規范的遵守，抄風太盛、炒風太盛，基本上連起碼的科學研究標準都不存在。當然，我國的杰出科學家們并不存在這種情況。

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都是科學傳統的一部分，是在長期的科學活動中形成的。中國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學傳統，只存在科學的萌芽以及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是由留學歐美的丁文江、胡適、竺可楨、翁文灝等人在中國艱辛草創的。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受到巨大外來影響的、歷時僅有三十幾年的中國科學傳統，太容易因為政治因素對科學活動的影響，導致中國科學傳統的扭曲，使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不再與世界科學相吻合。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自然科學與技術事業的重視和努力使得中國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得到了飛躍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使注經式的學術傳統變本加厲，并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帶來了諸多問題。

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向少有人提，但這一場所謂的春風化雨式的運動，卻實實在在是中國科學悲劇的開始。從學理上說，凡是希望科學昌盛的執政黨與知識分子都根本不應當進行、參與這樣的運動。科學的堅實根基在于與實驗者無關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還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復的實驗結果，科學的發展需要新理論和它的推論以及相應的實驗。

只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這一切，即保證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否則，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階級的立場”，“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改造（抹殺）嚴肅認真學者的不同的思想和聲音，就能夠以同樣的理由改造、抹殺不合于主流理論、思想的實驗結果和新理論、推論、實驗，這樣就使科學的堅實根基與發展都被破壞。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雖然基本上是在個人的政治思想領域，但隨后很快就以同樣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過了這個界限，進入了科學領域如經濟學、遺傳學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壞了學術自由，閹割了科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學術自由。一旦學術自由受到限制或喪失，科學就能夠以“立場”、“態度”、“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理由，變成“社會主義的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資產階級遺傳學”等一系列冠以“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各種科學理論、推論和實驗，就不再是科學。不為求真的目的、僅僅滿足權力要求，無視科學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學研究”也就是注經，甚至是惡劣的學術打手，而不再是科學研究。

從歷史結果上看，對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改造，運用政治權力要求（強迫）知識分子表明與政治權力相同的立場和態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場與態度，伴隨著組織清理（即強迫不服從的知識分子失業），就用政治權力在思想理論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地位，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也就是權力的要求，隱含著權力決定了學術，而后的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等措施只不過是出于形勢需要的來自政治權力的隨時可以收回的恩賜。這場運動，也是中國知識界“官本位”的開始。

當我在史料上看到，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始作俑”的倡議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先生時，我略為吃驚，為那一代科學家和中國科學的命運感到悲哀。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上，不惜一切代價堅守住了科學的底線，還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卻與他當年為了改造中國的理想所倡議發起的思想改造運動有一定的關系。為什么馬寅初先生后來能夠為科學而不惜一切代價，當初卻提議進行破壞科學的堅實基礎和發展的“思想改造運動”，并砍斷了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注：我之所以對馬寅初先生的行為僅僅是略為吃驚，起因于我對胡適著名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思考，胡適對科學方法的約簡到了不準確的地步，我認為這樣不夠科學的約簡是不允許的。科學方法因不同的研究類型而不同，主要的應當是在已確立的經驗基礎上作出大膽的假設，通過嚴密的推理或計算得到結論，用全面的實驗來驗證。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懷疑那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科學素養。當然，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得到的結論。并且我看不到胡適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適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斷有誤。我認為較準確的簡約表述應為“經驗為基礎，大膽作假設，推理并求證。”）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這本是一大優點，能夠吸取創造者、杰出者的經驗教訓，學習別人的長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文明的進步和歷史上人類的光輝閃耀之處在于創造者、杰出者的奮斗與成功，而不是別的。歷史就是創造史，否則不過是人類愚蠢和災難的記載。但對于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人來說，最大的困難、痛苦是：中國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幾百年來，西方才是創造者，各方面的創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國人只有很少的創造。

因此，從中華文明、中國歷史的創新、發展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現代中國的歷史，發生在西方。令中國人痛心、加劇困難的是：讓中國人明白這一切的情況，少數是靠善意的交流、學習，大多數則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槍炮和無數民眾的死難、用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掠奪，才迫使中國人認識到中華文明的落后。

與此有關，中國始終未能成功地主動適應并參與創造世界大趨勢：以人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國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歷史包括自己的歷史的意義。因此，中國人總以為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認同中國學術歷史甚至中國歷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國的創造史。因此，中國人始終很難真正認同世界科學傳統——西方科學活動中形成的歷史傳統。

這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非常強，反而常常成了一個缺陷。因此，中國的歷史學，面對我們古代的孔丘、司馬遷等偉大的創造者，歷史學的“道”早已經失傳。

思想改造運動沒有在中國共產黨剛奪取政權，迫切需要鞏固政權時進行這種大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運動，而是在朝鮮戰爭勝利，中國共產黨和的威望空前高漲的時候進行，說明朝鮮戰爭的勝利這個政治影響是決定性的。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古代中華文明的輝煌燦爛而驕傲自豪，也沒有一個中國知識分子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災難深重而痛苦萬分；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時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主張“革命救國”并參加革命活動，不惜犧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主張“科學救國”，在書齋、實驗室中潛心研究學問。但就在朝鮮戰爭前幾年，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有美國、蘇聯的支持，全民抗日，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敗于日寇，有一半的國土被日本鬼子占領。幾年后，貧窮落后、剛結束內戰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這是對比何等鮮明的巨大勝利，是中國對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勝利，當時來看，事實證明了“革命救國”的正確和成功，導致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被這個勝利沖昏了頭腦。

以為首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因此自以為能夠“教日月換新天”，不計代價，改造中國，改造知識分子自然不在話下。當時的知識分子，第一流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去了臺灣，剩下的除了如陳寅恪這樣堅如磐石的極少數例外，大都為了那無比美好，事后全部無比悲慘酷烈地破滅的希望，喪失了定力，真誠地自我責備、自我批判，懺悔，自覺而真誠地或者被迫地參加了這場破壞科學與教育----中華萬年大計的政治運動。

其實朝鮮戰爭的真正成果，只不過是確定了中國東亞第一軍事強國的地位，但這只是幾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確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夠繼續進步，這一成果必定會喪失。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苛責前輩科學家、學者，但現在不可再犯同樣的錯誤。

有些經歷過這些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在大徹大悟后，奇怪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內，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為什么如此“愚忠”？我覺得，除了朝鮮戰爭的勝利、缺乏科學傳統和良好科學造詣、對歷史感悟不夠真實確切等原因以外，還與中華文明喪失儒學軸心，卻未能夠建立、自主地產生自由、民主、科學新軸心密切相關。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創了軸心時代[1]，在漢代確定了儒學為中華文明的軸心，儒家學說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認識、方法、觀念、理論，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大約兩千年來幾乎都如此。在清代，中華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一再失敗，儒家學說終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識分子那里，過于陳舊的儒學已經被推翻，不再是中華文明的軸心，但中華民族卻也喪失了文明的軸心：以胡適為首的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學為新軸心，身體力行，卻未能夠產生出自己的創造性的進展與理性的新設計；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信奉馬克思主義還有把人不當人、當政治工具的法家學說，不惜犧牲（包括自己的犧牲）地鬧革命；以為首的國民黨，成了西方和中國儒學傳統的怪異混合體；但中國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占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過著與千百年來沒什么區別的生活。因此，這些知識分子的理念都是與大多數人無關的漂浮的理論和觀念。

中華有約兩千年的軸心文明史，有統一的語言、統一的文字、統一的價值，等等。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自覺認同統一的文明軸心。中國是在與西方戰爭中不斷失敗的情況下拋棄了儒學這個原先的軸心，面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對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勝利，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自以為掌握了真理，應當重新改造中華，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也自覺認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運用反復的政治運動這個辦法，以及對農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復地強迫要求幾乎每個知識分子站對立場，表明態度，真正地在中國全面鏟除了以前的儒學傳統，也在知識分子中暫時鏟除了自由、民主、科學的軸心，確定了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績是使中國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還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至于它的最慘痛無比的代價，三大浩劫：陷害右派運動、三年人為慘禍、大革文化命，我們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導致了撥亂反正，中國終于沒有了政治運動。但沒有了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就出現了思想解放運動，知識分子有了起碼的自由，中華文明的新軸心----馬列主義、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中華文明又一次喪失了軸心，成了相互沖突的馬列主義、思想、不把人當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學怪異的混合體。從蘇聯、東歐巨變來看，未來中華文明的軸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學，但自由、民主、科學要成為中華文明的軸心，成為普通人的思想、認識、方法、觀念、理論，又是一種生活方式，由于中國社會存在太多的困擾，肯定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思想改造運動后，歷次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反復念“緊箍咒”、逼迫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監獄、甚至誅殺知識分子，使得政治權力曾經長期地成了學術問題的最終的裁判，政治權力對重大的學術爭論擁有最終的裁決權，扭曲了科學研究標準，科學精神，學術問題常常成為政治問題，政治權力決定了是非標準，少有人敢踏入與雷區無異的學術“禁區”。這一切在“陷害右派運動”和“大革文化命”中達到了悲慘的頂點。求真、說真話變成了犯罪，真誠的意見變成了惡毒的攻擊，罪惡的攻擊，述說自己的一點見解、或者真知灼見甚至會被殘暴地殺害，如張志新、遇羅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馬克思說：“科學的大門就是地獄的入口，……”，這話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時就知道了，但長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這是中國曾經真正出現過的實際情況。

建國后的三十年中，還由于馬列主義變成了桎梏人們思想的教條，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基本上不能夠說是真正的社會科學，沒有真正的科學精神、科學傳統、科學研究，當然，社會科學所喪失的嚴格的科學研究標準和科學精神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的沉重負擔和問題。例子之一就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有組織的全國性的大批判使中國的人口壓力無比沉重，帶來了許多可怕的后果，如計劃生育變成中國第一難，農業出現近于破產的危機，失業率不斷提高等等。雖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復了科學研究標準，但由于還缺乏起碼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事件”等的干擾，中國人文學科的科研標準遠未達到與世界科學相符合的地步，還不能夠說是科學的標準。以至于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也沒有非常富于創造性的理論指導，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政治權力之腳粗暴踏入科學領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學都被破壞。

政治與科學的關系，主要就是其實行者----統治者與學者的關系。關于這一點，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過很精到的評論：先知可以拿起劍，建立國家，成為國王；但國王不能夠自己去做先知，為民眾確定道德，這肯定不會成功。統治者拿著刀劍，能夠逼迫學者說假話；用高官厚祿利誘，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夠做官，可以讓知識分子去研究假知識，假學問；這辦法對付國內的知識分子，使他們不起來反對政府很有用，但這樣的國家與追求真知的西方國家相競爭，就會一再失敗。可以說是一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運動反復的強迫方法，暫時地確定了中華文明的新軸心，但他絕對沒有做到“為萬世開太平”，我想這一點誰都做不到。

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應當說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并產生自己的科學研究標準，關于這一點，舉幾個例子也就夠了。

前些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社會科學界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提倡者竭力提倡學術規范，反對者則刻薄地貶之為“占坑規范”，覺得所謂的學術規范不過是首先占據學術地位者用來限制別人的規矩。本人贊成朱學勤的觀點，朱學勤“把學術規范落到實處”，大致五條[2]：

“1.選題之前盡可能全面地檢索中外文獻；

2.論述觀點注意形式邏輯，不要前后矛盾；

3.立論必須有據，概念必須界定，不能武斷臆測；

4.引文必須注明出處；

5.論著附有文獻索引，涉及西學者，中、西文索引齊備；”

朱學勤列舉完后，“內心隨之出現的是三條悲哀”：

“1.這些要求是初入學門的基本紀律，與其把它們說成是‘學術規范的框架’，不如把它們稱為‘學術紀律的底線’。因為它們是做學問形式上的起碼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應為：技術性的起碼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這樣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沒有完全落實，以致今天還要為這樣的要求大聲疾呼；

3.一些學界朋友將這樣的最低要求作為最高綱領或者是較高綱領來奮斗，用心良苦，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90年代的學術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科學界還在糾纏于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一些人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是在把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要求、技術性要求，當作從事學術工作的較高標準或最高標準。至于更高的實質性的科學研究標準，還沒有進入學術界中心議題。

清華大學是中國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是中國科學的重鎮，從秦暉的事情來看，看來經歷了反右和這兩次空前的浩劫，還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聽從權力的號令迫害、批斗別人，最終必定自食其果，或許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來還是有些人不知道，學術自由是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破壞科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學術自由，只能說是缺乏起碼的科學素養的行為。

在中國現代科學的發源地之一，中國第一理工大學的清華大學，就在前不久，都出現如此破壞學術自由，如此破壞中國科學的事情，真是悲哀；

現在中國的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抄襲、剽竊等學術腐敗現象極其泛濫，如北大的王銘銘事件等等。這進一步說明科學研究標準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學術規范的編寫教材、撰寫綜述論文，介紹和（或）評價了最新研究成果的應該是低水平的學術研究。但連最新成果都沒有介紹的、不過是抄來抄去的教材編寫和論文，就連學術研究都不是。因王銘銘事件，我在新語絲網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還有權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晉升指標給北大的官員如系主任、學院的院長等，下面不報，教授晉升指標就作廢，這樣，官員不做任何學術研究就能夠晉升教授。這樣的情況，有一絲一毫的科學研究標準的影子嗎？

中國科學的重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竟然如此，說明至少中國社會科學的ABC----權力與學術自由與科學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連科學研究標準都基本上不存在，還奢談什么世界一流大學和諾貝爾獎？

中國的大學等科研部門中，眾所周知的是晉升職稱、獎勵等問題上，是看數量，看、專著的數量，看等級，即的刊物的等級，次要的是專家評議。而美國主要是看論文質量，看專家的評價。在一個有良好科學研究標準的國家，評價科學研究的成果當然應該看質量，看成果的創造性，重要的專家的評議。中國對科研成果的評價卻是要數量、要等級，這又是中國缺乏科學研究標準的表現。

中國的自然科學方面，情況要好得多，因為自然科學不是社會科學，受歷次政治運動的毒害比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教育部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已經足以告訴我們反右和給中國自然科學帶來了什么：

傅鷹說，任何一個黨團員都是“黨代表”，不聽他們的話，就是“”，“”誰受得了！教授寫完了講義，要“呈請鑒核”，一個二年級的學生拿起紅筆勾勾抹抹，這個不要，那個不要，其實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黨”的。

傅鷹說，這幾年科學研究中的浮夸之風不得了。北京大學化學系一報告，就說一年內完成了一千多項科研項目。根據教師的力量與水平，一年之內完成十幾項象樣的研究就不錯了。表面上進展很快，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獻禮，獻禮應該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連次貨都不是，而是廢品。[4]

由這一類歷史資料可以看出，反右，對自然科學界的惡劣影響主要體現在反右進行了一次惡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辦法，在自然科學界短暫地全面確定了權力、政治高于科學，決定科學研究標準，還使許多研究者毫無科學精神，在“科學研究”中浮夸無比卻不受到任何懲罰。

在自然科學中，“教條”對科學研究的危害是較難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學研究屬于常態科學［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態科學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學家“教條”地對待它所依據的范式［6］，教條地進行科學研究仍然能夠產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產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條地對待科學研究工作是沒有指望的。

我以為：貧窮落后的中國，最可能率先出現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領域是理論物理和生物科學。但在理論物理方面，中國的教育、科學大環境，對產生并接受中國的愛因斯坦完全是貧瘠的土壤。中國的大學教材大多較為陳舊，追蹤科學新進展的情況遠不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此，論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為中國注重知識而美國注重創新，實際上，這標志著中國科學界相當的一部分人對科學新進展的“公認”、“確證”的要求過于教條，到了不切實際的地步，忘記了科學本身是在不斷發展的，忘記了為創新做準備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記了作為科學界的一員應當用自己的科學鑒別力去對科學新進展作出鑒別取舍，并顯示了對自己的科學鑒別力缺乏自信。

此外還讓人覺得整個中國科學界在這個問題上顯得有些麻木不仁。雖然每個人都會認為產生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家、民族的光榮，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真出現了類似于愛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視理論的創新經嚴密推理后推導出日后可被實驗驗證的推論的極端重要性，我懷疑僅憑兩條理由便足以拒絕接受并默默地扼殺中國未來的愛因斯坦：

1、新理論雖然來源于可靠的實驗結果，有實驗證據的支持，并且公認的理論無法解釋實驗結果。但與公認的理論相矛盾，又無實驗證據確證。（在歷史上，如果不發表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理論，美國的密立根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電效應理論的實驗，并變成驗證實驗。）

2、此人是一個業余的科學研究者，又沒有碩士博士學位。（沒人會承認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學方法和科學素養的培育，幾乎把科學當成死的知識來傳授。中國的教育非常缺乏從查閱資料、設計實驗、進行實驗、討論、撰寫論文、文章、以及資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學程序、科學基本功的訓練，導致常常看到業余的科學愛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學素養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就貿然去解決他們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徒然浪費自己和他人的時間與精力。中國的各種教育研究雜志，在中國連科學教育ABC都沒有做好的情況下，就奢談、大談創造教育，沒有認識到中國的科學教育根本沒有把學生的科學基礎打好，還起勁地討論如何進行創造、如何教學生創造，這些雜志只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地談論如何建好空中樓閣而已，中國這樣的情況，又怎么可能產生愛因斯坦那樣高水平的業余研究者？

中國大陸在現在的情況下，由于缺乏學術自由，面對歷史悠久的“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如果真的萬分不幸地產生了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他也會因為對自由的熱愛而寧愿做一個管子工，或者沿街叫賣的小販。我在大學一年級還傻乎乎地相信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到了三四年級，以我的無法與愛因斯坦相比的科學素養，以我從科學哲學、科學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學想法，我已經開始用科學驅逐在中學、大學學習的馬列主義哲學垃圾。我在大學里面學習的所謂馬列主義哲學，其實不過是些陳腐的垃圾、廢話。例如：怎樣才能夠獲得真實的感性認識？的畝產幾十萬被餓肚子的人們普遍相信、恐怖的災難卻給大多數人形勢大好的感覺等已經告訴我們，科學的歷史證明了：前提條件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感性認識如何上升為理性認識？是靠直覺。理性認識如何被檢驗？靠直覺把握規律、概念與具有可重復性現象之間的對應。矛盾、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等不過是最多適合于定性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廢話，根本不適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學，一旦用于自然科學必定出許多笑話，記憶里面中確實也出了很多笑話。

學生在中學、大學應當學習的是與科學歷史結合的科學哲學，而不是馬列主義哲學，這樣才能夠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素質。

（我曾經在北京遇到一個用馬列主義哲學否定愛因斯坦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業余愛好者，看完他的論文和某個大學教授的類似論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為他的真誠而笑不出來。我告訴他，科學以是實驗為基礎的，你的實驗基礎在哪里？不能夠靠哲學做基礎的。你有一個牛頓的公式，但要用這個公式統一物理學，解釋全部的現象，必須仔細推理、計算，然后得到結論，全部適用，不能夠你說全部能夠套用、全部適用這一句話就行的。你不能夠說我做了這些，要物理學家做什么？愛因斯坦這樣做了，可沒讓物理學家沒飯吃。你要否定愛因斯坦，就要比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本領還要高，你從你的公式里面產生了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多的可以被未來的實驗驗證的推論嗎？一個都沒有。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經理，別想什么統一物理學了。）

（我覺得：說“用馬列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之類的無知話語以自重的哲學家，比這真誠的業余愛好者還不如，正因為有這些無知的話語反復灌輸，中國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業余科學家”。）

中國的科學傳統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實孱弱。一方面，由于幾千年的注經式的學術傳統和政治運動的影響，對理論創新的“確證”、“可靠”要求過高，不切合科學研究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中國本來就不存在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傳統，現代科學傳入中國后，由于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耗資巨大，由于中國的貧窮落后，中國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難于象歐美各國那樣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導致中國人特別缺乏全面系統地進行科學實驗的意識而不自知，在需要自發地獨立進行嚴格、全面、系統的實驗的地方，卻特別容易疏忽這一點。

大約二十年前，全國的“特異功能”研究熱集中地展現了中國科學實驗傳統虛弱的悲哀。在當時，“特異功能”并非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熱及全國，經久不退，則顯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時疏忽了實驗發現并非是有了“眼見為實”的實驗現象就夠了，科學實驗要求的是全面、系統的實驗去確立實驗發現（可重復性只是全面、系統地進行實驗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異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對科學實驗必須具有不以觀察者為轉移的可重復性，這就是反對科學的堅實根基，連最起碼的科學素養都沒有，沒有資格說是科學研究。

而反對者們［8］也大多不知道以嚴謹的科學研究標準去反對，只是以馬列主義的大道理去壓人，導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滿和反彈。如果沒有后來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標準來反對并成功，這場大爭論就會成為中國科學的莫大悲劇。

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報道：（中央電視臺采訪朱麗蘭時的報道，時間已經忘記了。）中國的科學家率先發現了一個實驗現象，但在此基礎上進行全面、系統的實驗并最后得諾貝爾獎的卻是外國科學家。一個實驗發現，和經過全面、系統的實驗得到的重大發現，在科學上的價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國在教學、科學觀念、體制及經濟基礎等方面上不能更進一步，這樣的情況還會重現。

現在，中國科學的腐敗在全面蔓延。張頌之在《學術腐敗的社會根源》[9]中說：“當代中國學術界的腐敗現象已是有目共賭（賭即睹）的現象，……數十年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及意識統一與控制，可以說把知識分子的靈氣與良知都改造了。這方面的影響多年來已有人注意，如對于學術的扼殺及扭曲等，但是對于思想統一于意識，所塑造的學人道德的淪喪，卻注意不夠。……在黨性原則失范的今天，幾乎是道德真空地帶的學術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強性束縛，也沒有內在的學術規范以自律。假冒偽劣就成為學術界在經濟時代的大爆發。……其次是現行的學術體制自身的弊端。我們的學術體制無疑是教化的產物與機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領導。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今天，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寶。各單位似乎都制定了種種量化標準，諸種行為數量化。……如果說我們今天有學術規范的話，那最基本的規范就是不要違背經旨。經學要求不貴創新，資助了抄襲之風。”

這樣低下的科學研究標準，必定導致科學水準的下降。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1999年度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排名從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報告，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學家的個人努力和夾縫中的機會能夠偶然獲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絕不可能出現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還是老老實實把科學的基礎打好吧。

中國何時才能產生一大批杰出的創造性人物和創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對此能夠有所裨益。

真正的學術自由，徹底否定、認真反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而不是破壞科學的基礎和發展，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棍子；

中國科學需要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歷次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政治權力高于科學研究的遺毒必須肅清，不能夠由政治權力決定科學研究標準，必須由學者自己決定、重建科學研究標準，重視創新，科學才能夠得到發展。大學要以教授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進行理論創造立足于經驗基礎，注重嚴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實驗驗證的預見，而不是堆砌新名詞、使用不嚴密甚至虛假的學術詞語嘩眾取寵；

進行實驗研究時重視理論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統的實驗，而不僅僅是注重可重復性以及得到一個實驗發現甚至僅僅重復外國的實驗就滿足；“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有了這些，或許中華的科技就能夠在更高的科學研究標準上發展。

中國的科學研究標準問題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