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學、文化反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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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文化？從本質上說，人類雖是自然的產(chǎn)物，但文化卻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種與自然相對的非自然體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類超脫動物性的一切活動的產(chǎn)品。文化發(fā)展的動因來源于人類的精神，文化產(chǎn)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

文化本身的范圍不易界定，拋開政治、經(jīng)濟的層面不說，人們習慣上至少將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倫理學（包括民俗學）作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們都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在這五大要素中，科學和哲學是人類對真理的追求，是人類理性思維的花朵，倫理學是人類對善的追求，文學藝術則是人類對美的追求，此四者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但這些認識尚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對知識。只有宗教，特別是從各種具體的宗教中抽象出來的元宗教精神，則是超越時空界限的“全”，是人類心靈的完整狀態(tài)，是超越人類理性的非理性體驗，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無限境界，是人類對絕對的宇宙本源的悟解。

近代學者有以美學（文學藝術）或德育（倫理學）代替宗教的想法，這是行不通的，文化的宗教、哲學、科學、美學、倫理學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母體，是人類一切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的資源，是文化的最高層次。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和社會倫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來的，并以宗教信念為支柱才能發(fā)展。

（二）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學和道學都隱含著元宗教精神，這可從老子《道德經(jīng)》和孔子的《論語》中表現(xiàn)出來。《道德經(jīng)》講“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尊道貴德，不棄人，不棄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對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鄰，儼兮若客，這類元宗教精神體現(xiàn)了宗教家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論語》也講“祭神如神在”；“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風必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嘆鳳鳥不至，見獲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見儒學亦敬天而畏天命，懷有誠惶誠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懷。

宗教是對人生的終極關懷，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類生存的最終價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們?nèi)祟惿娴臋嗬庾R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產(chǎn)物。無論西方或是東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為支往的社會倫理觀念和人生價值信念，皆可歷千萬年而不衰，亦非靠權力誘導制造的短期政治行為所能取代的。李約瑟博士說：“科學、宗教、歷史、哲學與藝術創(chuàng)造是我們?nèi)祟愓J識宇宙的五種經(jīng)驗形式，如果誰對這個或那個方面缺乏認識，他就不能算是一個完美的人。”（《李約瑟與中國-序》）

現(xiàn)代西方科學和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僅西方，東方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科學和道、儒二家哲學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學源于宗教更不必說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類童年時期非理性思維活躍階段的產(chǎn)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劃等號的。這種巫史文化包羅在道學之中，而中國的古代科學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據(jù)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考察，中國科學就是從道學中孕育出來的。儒家的禮樂，本來是巫史祭天祀祖時的宗教儀式，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為任何民族的科學和哲學的發(fā)展，必須有一批科學家和哲學家去忘我探索，這和儒生讀經(jīng)求官的人生動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種價值觀和人生信念為基石。自然界及科學技術乃至形而上的哲學真理本身并給不出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判斷，因為價值判斷乃是以人為主體抉擇的。人的主體作出價值抉擇，又須有一種信念，深信科學和哲學探索事業(yè)有價值，才肯為之忘我奮斗作出犧牲。

在中國，這種信念歸根結底來源于對“道”的終極信仰。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中國哲學史上的諸家學說，說穿了，都是古人對天地之道的忘我追求，他們揭示道的奧秘的理性思維是建立在對道之本體存在的非理性終極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學和哲學的迅猛發(fā)展，其驅動力亦來源于上帝創(chuàng)造的宇宙具有內(nèi)在理性的信念，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別是《舊約》創(chuàng)世觀的傳統(tǒng)，又受古希臘柏拉圖哲學的孕育。

對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學家推進科學前進的最高驅動力，牛頓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劃時代的天才發(fā)現(xiàn)，也是依賴對宇宙理性結構的信仰，依賴于要理解宇宙中一點一滴理性的渴望。西方科學史家w·C·丹皮爾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一書中注意到三者的關系，論述了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牛頓、開普勒那代科學家獻身科學的動機來源于上帝創(chuàng)世的宗教信念，他們相信上帝創(chuàng)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運動三定律發(fā)現(xiàn)后不去爭發(fā)明權，而是首先給上帝寫贊美詩。日本學者佐藤進教授也認為，“哈密頓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義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運動守恒定律是根據(jù)神的單一性原理推導出的結論。①

1940年愛因斯但在美國紐約舉行的“科學、哲學與宗教大會”上說：“有科學而無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學，有宗教而無科學則是失明的宗教”。這段話后來成了人們廣泛引用的名言，其實宗教和哲學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三）

在上一個世紀末，中華民族由于清帝國的腐敗、封閉而至于落后挨打，痛感到開放變法和引進西方先進科學、哲學的必要。中華民族的許多有識之士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在中國重復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歷史使命，反對神權，掃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紀以來，對于中國大多數(shù)民眾來說，講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說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文化更確切一些。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內(nèi)地又照搬了前蘇聯(lián)反宗教、無神論、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科學”的旗號和“馬列主義”乃至政治斗爭融為一體，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上的是非之爭往往被引導成政治上的路線之爭。

自50年代至“”期間，某些打著“科學”旗號的“理論權威”往往以哲學思辨代替科學實驗，甚至以政治斗爭的需要來閹割科學和哲學，于是出現(xiàn)了“真理有階級性”的命題，思辨出“物質無限可分”的無法證偽的原子模型，表演了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鬧劇。這些“理論權威”不僅是名符其實的偽科學家，而且是欺世盜名的偽哲學家。

因之，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代偉大領袖同志早在“”期間就告誡全黨，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他斷言“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提醒人們要善于識別那些“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

（四）

人們知道，西方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科學家曾為打破基督教神學的黑暗統(tǒng)治爭奪科學的生存的權利而斗爭，1600年天主教會法庭曾對布魯諾施以火刑，1633年又對伽利略進行了野蠻的宗教審判，因之西方18世紀出現(xiàn)反神權的思想啟蒙運動是具有特定歷史條件的，馬克思早就把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體制稱為“家長制的權力”，在這種家長制政體中君權政治一直擺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僅是君權政治的工具，中國民眾需要爭民權而抑君權，因之不能正確理解西方社會文藝復興時期爭人權而抑神權的文化背景，反而對啟豪注意者對基督教中人權等價值觀的世俗化解釋覺得很合口味。

西方文化將人和自然處于對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認為人類進步的標志就是以科學的力量認識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識即權力”的口號，促進了近三百年來西方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當自然科學叩開20世紀之門時，人們普遍相信牛頓、拉瓦錫等人奠定的科學大廈已經(jīng)完美無缺，以后不會再有驚人的新發(fā)現(xiàn)了。1900年4月27日，英國物理學家凱爾文勛爵（即威廉·湯姆遜）躊躇滿志地宣稱，物理學的天空已明朗潔凈了，只剩下兩朵“烏云”，一朵“烏云”聯(lián)系著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另一朵“烏云”和麥克斯韋---玻爾茲曼能量均分學說有關。然而，正是這兩朵“烏云”在20世紀釀起了一場空前的暴風雨，誕生了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

人們知道，西方的思維方式是以形式化的邏輯體系為基石的，因之數(shù)學化便成了判定所有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如經(jīng)濟學）是否發(fā)展成熟的標準，在19世紀末，數(shù)學、邏輯工具也日益完善，亞里士多德的演繹科學的理想近乎實現(xiàn)，人們期望著全部數(shù)學定理的形式化。然而，20世紀以來，哥德爾不完全定理證明在形式體系中完備性和一致性不可得兼，由此打破了西方追求完美的邏輯形式化體系的迷夢，在量子力學領域內(nèi)，海森堡發(fā)現(xiàn)了測不準原理，使決定論的物理定律變?yōu)榻y(tǒng)計性的幾率描述，愛因斯坦和維特根斯坦在陷入苦惱時終于發(fā)現(xiàn)人類的理性是有極限的，愛因斯但推崇直覺在科學發(fā)現(xiàn)中的作用，維特根斯但認為理性限度外的東西就不要用語言去描述它。這樣，自6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哲學的研究進展，后現(xiàn)代思潮和非理性主義興起，展開了對神圣化了的脫離人文文化傳統(tǒng)的工具理性統(tǒng)治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另外，西方自工業(yè)革命以來形成一種信念，認為大自然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類可以在征服自然中獲得經(jīng)濟的無限增長和盡情的物質享受，而不須向大自然支付什么。高科技發(fā)展帶來的社會進步是不可停止的，人類社會沒有增長的極限。然而“科技萬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但也同則帶來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這種大自然的報復終于延伸到文化層次，人成為科學技術產(chǎn)品的奴隸，環(huán)境污染的危機帶來人類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種社會病。因之，自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人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意識覺醒后，中國道學回歸自然的生態(tài)智慧受到許多西方有識之士的歡迎。

人們看到，本世紀西方社會的科學觀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和劃時代的進步，這個進步的最有意義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揭露了“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潮奴役人類的危險。這樣，20世紀與其說是科學的世紀，不如說是在科學面前恢復人的尊嚴的世紀。

更為有趣的是，本世紀末期有關人的生命潛能和所謂“超心理學”的研究由于同舊的科學理論范式相沖突在科學界引起一次次爭議，人們發(fā)現(xiàn)在這個學術領域還被一片烏云籠罩著。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某些權威機構投資研究人體生命潛能和異常心靈效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俄羅斯字航之父齊奧科夫斯基和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都支持人體科學和心靈潛能的探索，這大概并非由于他們不懂“馬列主義和自然辯證法”，也決非像某些出盡風頭的偽科學家含沙射影地暗示他們對科普知識的愚昧和無知！

現(xiàn)代科學對于宏觀的宇宙和微觀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而對于人本身，人的大腦及其精神活動，對于生命和心靈的本質卻知之甚少。這個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宗教三者相互交叉的領域，古代宗教家的心靈體驗和修煉實踐需要從現(xiàn)代科學和哲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現(xiàn)代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對中國內(nèi)丹學及心靈異常現(xiàn)象的研究成果將會得到高度評價。生命科學將成為21世紀的帶頭學科，現(xiàn)代生理心理學、心身醫(yī)學、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科學將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五）

然而在中國，由于我們照搬了西方的現(xiàn)代科學及20世紀之前的科學迷信，廣大民眾對于科技促使人類最終進步并造福人類這種啟蒙主義者制造的神話深信不疑，面對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想會給自己帶來生態(tài)破壞等災難性的后果缺少根本的反省，而是迫不及待地實行以西方工業(yè)化為模本的現(xiàn)代化。

在宗教上，中國的思想家更是缺少睿智的反思和元宗教意識，對宗教的文化功能認識不足，仍然把宗教的全部功能都視為“鴉片”。再由于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鴉片戰(zhàn)爭，鴉片的含義不僅是麻醉劑，而是一種禍國殃民的，全國人民恨之人骨。特別是我國由于長期受前蘇聯(lián)反宗教、無神論宣傳的巨大影響，多數(shù)人缺少宗教學知識，學術界也有一些人認為宗教信仰是愚昧無知，是“傻子遇到騙子”，從而把宗教同科學、哲學對立起來。

近幾年某些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繼續(xù)堅持西方文化中心論的頑固立場，散布西方早已過時的“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思潮，危言聳聽地打著“反偽科學”的幌子否定宗教學的學術研究成果。他們將道教斥為“封建迷信”，將內(nèi)丹學斥為“偽科學”，將術數(shù)學斥為“精神垃圾”，迷惑了不少群眾。他們無視黨的宗教政策，其輿論導向錯誤地把宗教等同于迷信活動，認為反迷信就要反宗教，連研究宗教的學者也橫加迫害。

在這方面我國曾有過歷史教訓，宗教學的研究時緊時松地受到批判封建迷信政治運動的沖擊。從50年代后期中國大地泛起跑步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狂想，到“”十年浩劫，《憲法》規(guī)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為“封建迷信”，宗教學的研究被劃為禁區(qū)，不僅宗教界愛國人士深受其害，而且連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者也不遑寧處。

社會實踐證明那種認定宗教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反動、落后意識形態(tài)，企圖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或做法，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和非常有害的。

（六）

人類文明都不能沒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例如西方人的“上帝”，中國儒家的“天”，佛教的“佛”，伊斯蘭教的“真主”乃至老子的“道”，這種一切價值之原的超越世界是文化體系的支點，它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無限的本體，而對無限本體的終極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點。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諸如國家、民族、圣人、領袖、科技、教派、主義、學說等，皆不能承擔人的終極信仰。一個國家或民族一旦將有限之物誤導為信仰對象，往往會產(chǎn)生狂熱的偏激情緒，造成仇恨、殘殺、壓迫等可怕的后果，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經(jīng)驗反復證明了的。

信仰不含歷史規(guī)定性及局部利益的無限本體，則可產(chǎn)生一種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一種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識，從而發(fā)現(xiàn)人類心靈深處的良知，為社會造成一種慈善和寬客的價值觀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倫理素質和生存質量。對無限本體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而對有限之物的信仰則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對象的不同確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限。

“元宗教”不同于被統(tǒng)治階級利用的具體宗教，盡管統(tǒng)治集團以把某種具體的宗教利用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對無限本源的信仰情懷卻是統(tǒng)治者無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于對無限本體的敬畏和信仰，是對人類“原罪”和現(xiàn)世罪惡的反省及人類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現(xiàn)世的具體宗教，但又體現(xiàn)在現(xiàn)世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歷史上，當統(tǒng)治階級蛻變?yōu)樯贁?shù)人的利益集團的專制政權時，都不約而同地將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從而滋生出許多罪惡現(xiàn)象而貌似有理。試想一個國家或民族，人們?nèi)鄙僭诮痰木次泛托叛銮閼眩瑳]有對罪惡的省察意識和自我良知的發(fā)現(xiàn)，不畏天道，不畏倫理，不畏法律，統(tǒng)治者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民眾僥幸行險不擇手段地謀取私利，社會必然充滿各種傷天害理的罪惡，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渴望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權力的神圣光環(huán)，人民僅將其視為世俗權力的壓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張”。如此摒棄宗教而空談“法治”，則社會上僅有“權力崇拜”而無“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無人自覺遵守，人民的正當權利得不到神圣的保障，法律終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如此看來，在市場經(jīng)濟的時代里，人的宗教信仰情懷實際上是法治社會的基礎，一個缺乏元宗教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進入現(xiàn)代法治社會的。

另外人們還須認識到，宗教信仰自由乃是人類根本的自由，是人類異于禽獸的文明標志。宗教信仰自由關乎著人的尊嚴，是人的價值主體性的基石，是人作為價值抉擇主體的標志。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則沒有基本的人權，人格的尊嚴便可被任意踐踏，更不可能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其他一切自由，也談不上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宗教信仰自由乃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前提，我國的思想界必須對此樹立起清醒的認識。

（七）

本世紀以來，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投入了教會的懷抱，另一方面是學術界一些人認為宗教是野蠻人的迷信殘留物，該由科學啟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在題為《論神秘現(xiàn)象的心理學及病理學》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每個人都有一種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傾向的觀點。榮格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物質文明的進化并無法掩飾人類內(nèi)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靈特征。他得出結論：現(xiàn)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惱，是由于缺乏元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個人的潛意識中，不僅蘊藏著他的個體從胎兒、幼兒到童年時期的記憶，而且還包含著他的種族發(fā)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歷程。童話、神話、幻覺、夢等等表現(xiàn)出來的原始宗教意識是每個人本能所具有的，換言之徹底無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沒有發(fā)現(xiàn)哪個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個民族缺乏終極的人生價值信念是難以長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千年興旺的秘密隱藏在宗教之中。過去，我國由于缺少實事求是的宗教學理論研究指導，學術界在宗教學的認識上缺乏高度和廣度，甚至使群眾陷入信仰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從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元宗教精神進行了自閹式的毀壞。中國幾千年來儒家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不僅同政教分離的現(xiàn)代社會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熱中摻雜進政治因素，也成為造成社會動亂的隱患。宗教問題是和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歷史上民眾的宗教信仰渠道堵塞必然導致“邪教”叢生，“妖言”流傳，民心沸動，而宗教革命的出現(xiàn)往往又催發(fā)社會革命，這說明“宗教無小事”。

今天，我們要使整個社會長治久安，就應當理順黨的宗教政策并促進宗教革新以適應現(xiàn)代化的進程，使宗教信仰真正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像同志說的那樣，“利用宗教教義、宗教教規(guī)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③“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注：

①佐藤進：所謂科學技術是什么？三一書店，1978。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5。

③《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