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煌言詩歌風格論文
時間：2022-07-18 10:06:00
導語：張煌言詩歌風格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張煌言，字蒼水，是晚明詩壇大家。其詩歌大都以抗清復國為主題，被稱為“詩史”，既是他抗清斗爭中嚴酷而艱苦生活的記錄，也是他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戰斗意志和忠烈精神的寫照。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人。他既是抗清斗爭中的民族英雄，也是晚明詩壇大家。煌言一生為國事奔波，大部分詩文稿在戰亂中遺失了，幸存下來的僅為其被困在臨門小島時(1662年)親手整理的殘稿，有詩詞三卷，名奇零草；奏疏、書信、檄文等一卷，名冰槎集，這些綴合的詩文，內容慷慨激昂，較全面反映了當時抗清斗爭的艱苦，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煌言忠貞不渝的愛國情操，既是一部抗清斗爭的血淚史，又是一曲蕩氣回腸的正氣歌。南雷文定三集云：“宋明之亡，其傳之忠義，與不得而傳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險陰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則文文山、張蒼水兩公為最。”清人全祖望云“尚書詩古文辭，皆自丁亥以后，才筆縱橫，藻采繽紛，大略也于華亭一派。……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必凄楚郁結，獨尚書之著述，噌宏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豈天地問偉大，固不容以常例論耶!”(全祖望鮚琦亭外編)
明末許多抗清志士都能詩，但反映戰斗生活和反抗民族壓迫的作品僅僅是他們全部作品的一部分，因為戰斗只是他們生活的局部。然而煌言不同，從26歲參加武裝抗清斗爭一直到被害，戰斗是其生活的全部。他的詩文幾乎都是以抗清復國為主題的，是他在抗清戰斗中嚴酷而艱苦生活的記錄，也是他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戰斗意志和愛國精神的寫照。煌言作品被譽為“詩史”，首先在于其詩歌是一幅天然的歷史圖卷，許多歷史事件都表現在他詩歌中。全祖望云：“尚書(張煌言)之集，翁洲(舟山)、鷺門(廈門)之史事所證也。”(全祖望鮚琦亭外編)戊子四月，御史馮京第自舟山起航赴日本乞師，煌言有詩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壬辰年四月，張名振受命圍攻漳州，煌言曾“過覘之”，有詩我師圍漳郡，余過覘之，賦以志慨、閩南行；壬辰年六月，煌言將至金門朝魯王，阻于颶風不果，其有詩：擬向平臺一問津，驚濤無奈拍江濱。去留轉覺隨龍子，來往何能逐雁臣?似放沉湘猶戀主，非關河朔肯迎賓。緣知歧路風波惡，決計尋山學隱淪。
壬辰年十二月，煌言隨張名振移師北向，有詩《師次嵋島，諸勛鎮行長至禮;余以服制不預，志感》;癸巳九月，長陽王術桂力辨于成功，及相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故煌言又與張名振會合，復駐平陽沙，煌言有詩《人吳》、《人吳見雪，忽憶車駕南巡》、《癸巳除夕》;甲午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數復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駐崇明。煌言有詩為再入長江、師次燕子磯))等。丁酉至己亥年問，煌言率領部隊出入于長江下游一帶，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組成敢死隊，與清朝軍隊展開了英勇的戰斗，從清軍手中奪回了舟山群島，又先后策劃了幾次對長江的襲擊，和鄭成功的部隊聯合作戰光復了江蘇、安徽的“四府、三州、二十四縣”近30座城池，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在這場戰斗中，他有詩為(王師北發草檄有感、舟次三山、五月既望行營恭祝監國魯國魯王千秋有感、會師東歐漫成、師次觀音門、師次蕪湖，時余所遣前軍已受降))、師入太平府、姑熟既下，和州、無為州及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廬江、舒城、含山、巢縣諸邑相繼來歸、驛書至，偏師已復池州府、師入寧國府，時徽郡來降，留都尚未無復、得徐罔公信以交行詩見寄等。是年，鄭成功部隊因輕敵被清軍大敗，損失慘重，被迫撤回了廈門，煌言孤軍作戰，陷入清兵包圍之中，所率部隊皆在夜中走散，煌言在抗清義士的保護和幫助下，終于回到了浙江寧海，在那里，煌言重招舊部，迅速建立起抗清武裝，其有詩為濱海居民聞余生還，成為手額，且以壺漿相響，余自慚無似，何以得此于興情也、生還四首、島居八首等。庚子年，張煌言在寧海的林門(或作臨門、蜊門)集結部隊，和鄭成功取得聯系，準備聯合對清軍再次發動進攻，煌言有賦詩為庚子元旦駐師林門))。煌言的詩，真實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際江浙一帶抗清的史實，見證了那段動蕩飄搖、戰亂頻繁的歷史，如果把這些詩作連接起來，就可以看成是歷史的再現了。當然，“詩史”的“善陳時事”絕不局限于“陳時事之大者”，它還要求詩人記下時代背景下細小的生活面，并把歷史的哀感頑艷寓于詩中。煌言的詩不乏平常事、普通人，這些人或許無從考察其姓名、生卒年月;或許就是歷史長河中最為平凡的一員，總之他們是根本無法進入正史記載的，但煌言還是用詩來反映他們，寫他們的悲慘遭遇，寫他們的辛酸內心。如《拓婦津》:
拓婦死津頭，津亦名姑婦。少女相經過，風雨不得渡。或為蓬垢顏，竊恐逢彼顏。古云粥倉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婦愚，雖死猶弗悟。
其詩歌也寫戰亂給家人帶來的深痛災難。如(以答內子獄中之寄》，既有早年離家為國奔波，竟連累妻兒盡皆入獄的辛酸，也寫自己絕不妥協的抗清意志，把自己在戰火中的內心世界一一展開，浩然壯氣，令人不敢逼視。《代內人獄中有寄》、《聞家難有慟四首、顯甥奔至都是這種寫法。他的有些詩，雖不是直接寫時事，只寫個人或家庭的辛酸悲慘，但由于人或事都遭逢著戰亂流離，個人之痛、家事之悲就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了，“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從認識歷史的真實面貌來說，這些“陳時事之小者”的詩也具有“詩史”的意義。
“詩史”固然直陳時事，但并非可稱為“詩史”的就只有“直陳時事”。煌言詩的“詩史”性質，也絕不僅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實。史實只有歷史事件，而煌言詩則提供比事件更為廣闊具體，也更為生動的內容，以其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了動蕩年代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隱含著深刻的歷史批判性。如組詩挽楊玄石侍御、侍御室人從容就義、挽楊瑤仲廣文，從詩中能夠看到的，有“五君子之難”楊氏一門兄弟娣姒同死義的史實，也有楊氏一門遭難的原因，還有作者對此的態度。
當然，煌言也認識到了詩歌的現實作用。奇零草自序》中，他對被“后世至今名為詩史”的杜甫，很是推崇，說杜甫雖“流離蜀道”，而“不廢風雅”；煌言也把自己的詩歌看作是“思借聲詩，以代年譜”。因此，煌言并不象他同時代的較多文人那樣，把詩歌作為炫示文才，獵取功名的手段，或者只作陶冶個人性情，以及應酬交際之用，而是有意識地把詩歌當作史筆來寫的。就以詩記史、以詩證史這方面來說，煌言的詩歌堪與杜詩媲美。
煌言詩的詩史性質，決定了其寫作方法較之別人有較大變化。明朝詩歌，從開國到亡國，曾經幾度變化，從臺閣體、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競陵派，到東林、復社諸君子，從歌功頌德、獨抒性靈、抒寫理想懷抱到清議時政，變化不小。張煌言的詩歌作于明末抗清救亡之時，一洗某些詩人的卑弱習氣，而備寫民眾疾苦、關心國家安危，與詩門大家杜甫遙遙相對。
煌言詩大都用敘事手法來寫時事。詩的敘事手法起源甚早，詩經、樂府都用過。并經過詩圣杜甫這一高峰，其以五、七言古體寫時事，即事名篇，把敘事手法發展到新的高度，給后人留下了大量可供參考借鑒的藝術技巧。煌言于此則繼承了杜甫的“詩史”筆法。煌言詩敘事，既有整體過程的粗筆勾勒，也有局部事件的工筆細描，實際上就是通過細部刻畫來達到敘寫事件的整個過程。如汾洲行，詩篇將戰爭、亂離與災難等場面一一顯現，“五六年問風云變”，廖廖幾字勾勒出易代之際風云突變狀況，選擇下筆細描的都是普通細小的場景，如“孤城”、“萬騎”、“炮聲”、“城頭甲士”、“援師”、“裹創”等等，但正是這些細小的描寫，將戰爭慘烈逼真地烘托出來，進而反映出戰爭的整體面貌，于是詩的概括性便凸顯出來，故事性也隨之被沖淡，而真實色彩則得到極大的加強。
當然，煌言詩中的排律并不多，更多的是五、七言律詩、絕句，在這些短章小作中，詩的細部刻畫不再是精心刻畫、精雕細琢，而是通過部分典型細節構成大場面，形成大畫面。如追往八首(其三)，概括了斗爭的幾個階段，從清兵南下給美麗江南帶來了深重災難，寫到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清斗爭，再轉入轟轟烈烈抗清斗爭退潮后的感嘆。從大處著筆，把危難困苦的社會現狀形象描繪出來，而詩人不屈不撓、矢志報國的堅強決心也躍然紙上。“迂腐的學究把‘詩史’當唐吏、宋吏、明史、清史讀；可詩人并沒真的把詩歌當唐史、宋史、明史、清史寫”。_l。詩人創作詩歌時，并不只是作客觀冷靜的敘事，更多的可能是于詩句節骨眼上插進自己的聲音，他們或抒情、或議論，宣泄著自己內心的情感。“這些抒情可能程式化，議論也可能不怎么高明，可有如水分和血液，畢竟使過于干枯的身體顯得富有彈性和活力。善于感事抒情，不僅使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一大批出色的詠史詩和懷古詩，而且使著力于紀時事的‘詩史’保持詩歌特有的藝術魅力，不曾變成有韻的史書”。E’／3oillT~!EI甲辰八月辭故里，這是作者被捕后解送杭州途中經過故鄉鄞縣時寫下的。有國亡被俘、押解杭州等史實的敘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閏位在于闐”；又有作者殉國之志的抒發，“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還有作者希望能夠葬在西子湖畔，并告慰鄉親說自己的靈魂永遠不會離開生我育我并曾經在那里戰斗過的浙東故土，“慚將素手分三席，擬為丹心借一枝”。可以說亨字都是真情實感的吐露，那種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堅貞之情，使我們看到一個人自覺地走向死亡時的真實心態，看到了一種完美的人格，一個真正的英雄，聽到了一支人世間最壯美的歌。又如生還四首)(其一)，整首詩寫與清兵作戰突圍生還后收拾殘部的情景。寫了戰況的轉折，寫了戰爭的慘敗結局，寫了自己的脫險，寫了敗后的心理，也寫了江東的父老鄉親，這些都是細部描寫，而通過這些要表現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經歷，它也是一種心境，更是一腔壓抑極久渴望渲泄的悲憤。煌言詩中既有客觀的真實敘述，也有主觀的強烈抒情，作者已把兩者匯為一爐了。其實煌言的相當部分詩作中，是很難區分出哪部分應歸為敘事詩，哪部分應歸為抒情詩，如閩南行；更有部分詩還雜以議論，如野人餉菊有感、舟山感舊》等，這些詩融敘事、抒情、議論于一體。“記述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畫面，而抒發的是一已情懷。”)
煌言詩在敘事、議論、抒情之時，善于熔鑄前人詩句，信手拈來，而天意渾成，毫無生僻凝滯之感。生還))(其一)中“生還非眾望”系是從杜甫羌村三首之“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和喜達行在所三首之“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化而來；“死戰有誰歸”句是從唐代王翰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化出；“包羞心事違”句是從唐朝杜牧題烏江亭)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化出。追往九首))(其三)中“長驅．胡騎幾曾經，草木江南半帶腥”是從杜甫(垂老別“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化出。此外，煌言詩也善于用典。如“江東父老見”(生還四首其一)出自史記·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招魂部曲稀”(生還四首其一)是化用楚辭中招魂)篇的意思；“前茅獨讓棄儒生”(師次觀音門)是化用西漢武帝時遷諫大夫終軍的典故；“須眉誰復嘆新亭”(追往九首))其三)化用世說新語·言語“過江諸人”的典故；“椎飛博浪沙先起”(追往九首其三)出自((史記·留侯世家中“張良募力士以鐵椎擊刺秦始皇”；“弩注錢塘潮亦停”(追往九首))其三)出自宋朝孫光憲壯夢瑣言“使軍士以五百弓弩射住錢塘江潮頭”。
煌言在奇零草序自序中感愴寫道：“余于丙戍始浮海，以今十有七年矣!其問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響動心脾。或提架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虜南征，寂寥低唱。……年來嘆天步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侯。”生逢清軍人關、明朝國勢陸危的動蕩時期，煌言一向就以忠義自矢，危局如斯，正如他所言:“劍氣終當開日月，履聲早已傍星辰”(《贈盧牧舟大司馬}})，“伏匿那能忘鐵馬，潛游猶覺負銀魚”(《間行雜感》其二)。
煌言之詩，“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奇零草》中多是感懷家國的寂寥低吟、義士抒志的慷慨長歌，如《海上二首》，詩中概括地回憶了作者數年之前就“仗劍浮身”為家操勞，現近寄居海上更是出生入死，艱苦卓絕。面對“屈指蒙塵”、士卒損傷、國破家亡，他感到十分沉痛；然而又想到這只是暫時的情況，在仁人志士的合力抗擊之下，大明江山一定會恢復的，“龍池一日風云會”、“螭龍豈是池中物”這兩句慷慨縱橫，筆力千鈞，擲地有聲，體現了煌言忠貞愛國之心，匡濟時艱之愿，表現出積極樂觀、磊落使氣的英雄氣概，豪氣橫放，震古爍今，成了人人爭相傳誦的名句。又如北還入浙偶成，這是一首用生命和熱血譜寫的愛國之歌，充分顯示出了煌言的忠肝義膽、錚錚鐵骨、松貞霜潔的民族氣、愛國精神和立志為國為民而戰斗到底的頑強斗志；完美地塑造了一位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形象，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好詩。“其文激憤而高亮，沉雅而痛快，其詩痛而不摧；郁而愈壯。公之詩文自可垂于天壤也。”l3圳此評甚是得當。
采薇吟中詩詞并不多，僅28首詩、6首詞，但這些詩詞將煌言抱節守志、重義輕身的忠烈之情，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百蟲恒嗚秋，百鳥恒鳴夏。人生百歲間，炎涼倏代謝。”(擬古)“荒洲小筑笑焚馀，結構新茅再卜居。性僻故貪鷗鷺侶，地偏猶逼虎狼墟。”(I、居))“所志豈榮名，擔負庸可卸”，煌言念念不忘的是抗清復明之重任，面對艱辛國事，他感懷抑興、憂心忡忡，雖然三更半夜，寒月凄清，而無法入睡。又如寫于寧波獄中的((被執歸故里》，“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所貴一寸丹，可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對山河變色、人事全非的故國家園寄以凄婉的哀思。
在押解途中，張煌言寫下將入武陵表明自己節操，將19年來的抗清，濃縮成“忠貞”二字，這高亢的歌聲，表現了煌言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面對清廷的多次招撫，他正色回道：“國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又如其詩“不堪百折吊孤臣，四顧蒼茫九死身。難挽龍髯空負鼎，姑留螳臂強當輪。”(答趙廷臣其一)“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答趙廷臣))其二)也都表現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英雄本色。“雖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采薇吟))中的放歌，也是為后人所注目的。
詩作于作者在武林獄室中，悵憶故國家園，回首崢嶸歲月，抒發壯志豪情，慷慨激昂，堪與屈原離騷、岳飛滿江紅比隆。從中可見，身遭家國之痛的煌言決心以南宋抗元大臣文天祥為榜樣，合生取義。并樂觀地預料自己將化作日月星辰，浩氣長存，從而賦予全詩以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統一的色彩。
煌言之詩，既是晚明江浙一帶抗清的縮影，也是其情感的真實流露。無論是對自身經歷的事件的敘述，還是其慷慨悲壯的人格意志的抒發或孤立無語、悲愴抑郁的商羽之聲的感慨，都有著強烈而深刻的情感底蘊，這種情感的動因便是忠君愛國的憤慨激昂和亡國之悲的深切哀痛，反映在詩中就使得他的詩“其氣昌明而宏偉，其辭贍博而英多”。
也正是因為這一強烈的主觀情感的流露與抒發，使得煌言雖無意于以詩為業，卻在晚明詩壇上印上了閃閃發光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