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翻譯與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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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時節(jié)，來自全國翻譯界和教育界的約170名莘莘學子與24位名聞遐邇的翻譯家和教育家匯聚于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院，進行了一場幾近軍事化的學術對壘和教學切磋。在短暫的十天時間里，學員們蓄勢待發(fā)，情緒高漲，教員們則“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種與傳統(tǒng)的學術研討和教學模式大相徑庭的新路向，給中國翻譯和教學界注入了一種新的理念論文。

一、關于翻譯研究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地想起學術名篇“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tǒng)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xié)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xié)《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zhèn)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這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tǒng)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fā)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據此，他在文中對傳統(tǒng)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tǒng)和挑戰(zhàn)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tǒng)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fā)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yǎng)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文化，亦與、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tài)（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tài)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tài)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的牽引應以培養(yǎng)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yōu)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yōu)”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tài)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譯界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qū)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yǎng)。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yǎng)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tǒng)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tài)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tài)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tài)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fā)現，統(tǒng)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fā)現，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fā)了一張“調查表”，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另有少數各行各業(yè)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象。

從統(tǒng)計數據的分布情況，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仍以筆譯教學為主，口譯仍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師素質而言，50%的人從教時間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從未參加過翻譯教學培訓，教師的知識更新和培訓問題已成當務之急。翻譯的課程設置失衡，課時偏少，每周4小時以下、6小時和8小時的比例為4：2：4。在翻譯教學手段上仍顯落后，雖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學中逐漸引入了磁帶、錄像帶、VCD、powerpoint或多媒體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從未使用過電教設備。在問到“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要求、與實際相結合的先進教材。學員們普遍反映，現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來出版的《英漢翻譯教程》、《口譯教程》等市場出售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者使用的比例為2：1。這一情況，與1996年南京全國首屆翻譯教學研討會上反映的問題相吻合。這說明，五年來，翻譯界和教學界仍未把教材建設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這種不正常的“執(zhí)著”引起了中國譯協(xié)《中國翻譯》編輯部的高度注意，他們正在醞釀在不久的將來物色得力的專家編撰嶄新的教材，給中國學界填補這一空缺。相信熱情的學術界會同心協(xié)力，共助這一力作早日鑄成。

這次講習班的帷幕在軍科院的軍號聲中隆重開啟，又在軍號聲中徐徐降落。對于精心策劃的組織者——《中國翻譯》編輯部來說，他們又在琢磨新的培訓將如何更加切實有效、更加周到細致。而對于學員們來說，講習班的豐富和精彩、緊湊和有序、務實和高效，帶給了他們終生難忘的回憶。來自湖南的印曉紅認為，此次，就猶如“站在一個巨人肩上，俯瞰譯界眾多理論和實踐的一次大討論”。廣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語言說：“味道好極了！有‘恨晚’和‘勝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機會，當然還想來！”而來自合肥的任靜生更把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薈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國翻譯的合格嫁衣”的《中國翻譯》編輯部，一定會把這件嫁衣越織越美。就像學員們送給帶病堅持戰(zhàn)斗的編輯部工作人員的“中國結”，新的培訓班也必將隨著時代的和歲月的變遷，織入更新更濃更美的中國情結。